二 文献回顾与评述

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与风险预警机制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文献。就内部控制框架的发展来说，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即内部牵制阶段（20世纪40年代之前）→内部控制两要素阶段（大约20世纪40年代～80年代）→内部控制结构三要素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五要素阶段（1994～2004年）→“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的八要素阶段（2004～2013年）→重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五要素阶段和“协调风险与战略和业绩的企业风险管理”阶段（2013年至今）。一些标志性成果主要形成于美国，美国COSO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进入21世纪后，我国也迅速加入了对内部控制相关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对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主要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公司治理理论发展和重大舞弊案例推动，进而发展到积极主动地研究内部控制理论，制定相关规范，并切实用于企业实务。近年来，又将内部控制理论研究与规范建设推进到政府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小型企业。

（一）关于内部控制理论框架的研究

在内部控制理论框架方面，大致可分为五个视角：一是公司治理视角；二是经济学、管理学视角；三是结合信息化环境视角；四是结合文化和社会视角；五是其他视角。

在公司治理视角方面，郑海英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环境缺陷直接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突出表现为控股股东与社会公众股东之间的权利失衡。杨雄胜将公司治理理论和管理控制理论运用于内部控制的研究。许新霞和王学军分析了公司股权结构高度或相对集中下的内部控制框架问题，提议站在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公平角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做出评价，以此防止侵害小股东利益。张宜霞从企业整体效率的角度研究企业内部控制的范围和性质，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分为企业治理控制、企业管理控制与作业控制三级。

在经济学、管理学视角研究方面，刘明辉和张宜霞借鉴了系统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内部控制的内涵、控制权的分配和优化、内部控制的外部效应及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问题。孟焰和王志成认为企业高层经营者与中层经营者之间同样存在不完全契约所导致的代理问题，并在此框架下探讨了多会计主体企业资金内部控制问题。谷祺和张相洲认为内部控制机制包括制度控制、市场控制、文化控制三种类型，提出了健全企业组织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议。程新生以科学决策和效率经营作为核心基础，以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为纽带，构建了治理型内部控制。张先治和张晓东认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着较强的需求并呈现出层次性，提出以管理控制为主导来建立内部控制系统。贡华章认为财务管理内部控制框架包括全面预算管理和资金集中管理、债务集中管理、会计核算集中管理，即“一个全面、三个集中”。王海林构建了价值链内部控制模型，并分析了价值链内部控制的机理和过程。李心合构建了由控制环境、目标与预算、风险识别与应对、控制程序和方法、信息及沟通、绩效评价与激励、监控七项要素构成的价值导向内部控制框架。林钟高和徐虹从分工和控制权配置理论的视角，将内部控制分为治理层面控制、管理控制与财务报告控制。谢志华认为组织关系（分为纵向的监督关系和横向的制衡关系）特征决定内部控制的本质，进而决定控制的结构；制衡关系表现为平等的双方的相互牵制和制约的结构，监督关系表现为高层对低层的单向控制结构。杨清香认为构建内部控制概念框架应当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结合，内部控制的本质属性构成了框架的逻辑起点，本质、对象、主体、目标、方法、规范和环境等要素构成了内部控制的内容。10樊行健和肖光红认为以控制环境、控制活动、监控与评价为基本要素的内部控制框架体系更符合我国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的三段式管理模式。白华构建了内部控制的方圆结构，他认为组织的管理是文化管理与制度管理的结合；企业内部控制有三道防线，分别是各有关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风险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审计委员会领导下的内部审计部门。周卫华认为内部控制系统架构应当从企业全局的角度来研究并整体规划，包括业务架构、应用架构、数据架构和技术架构四个部分。

关于结合信息化环境视角的研究方面，陈志斌分析了信息化生态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的变化趋势，提议借鉴先进的内部控制框架来构建信息系统环境中的内部控制机制。王海林对IT环境下的企业内部控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内部控制系统及其工程实施体系、评价体系是内部控制模式不可分割的三要素。

在结合文化和社会视角研究方面，王竹泉和隋敏基于人性假设、企业理论、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视角，提出了“控制结构+企业文化”的内部控制要素二元论。王海兵、伍中信等提出了人本内部控制的概念，构建了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以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的人本内部控制战略框架。李心合将内部控制的研究需要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确立了“以风险防控为目标、以运营管理层为主体、以内部牵制为核心机制”的内部控制框架。

在其他视角研究方面，杨周南和吴鑫将工程学方法运用于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构建了内部控制工程学。黄新銮、梁步腾和姚杰在比较中美内部控制法律框架差异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当建立一个以《公司法》为主导，以《证券法》《会计法》《审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为支撑，以《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为主体，以分行业内部控制指引为指导的内部控制法规体系。王海妹和张相洲依据开放、自然管理控制观探讨了内部控制及其规范体系所需的调整和变化。栾甫贵构建了我国破产清算企业内部控制架构。马颖提出以合同法等为法律背景，以过程控制为导向建立企业合同内部控制系统。滕晓梅认为内部资本配置活动属于与治理层和管理层相联系的有助于战略定位和战略实施的控制活动，进而构建了内部资本配置活动控制指引和内部成员企业绩效考核指引。徐虹和林钟高建议企业应当根据组织结构和信任水平特征来设计或者选择相应的内部控制方式及其实现路径。崔永梅和余璇将并购交易分为决策、接管、整合及评价四个流程，构建了一套包含控制目标、执行主体、监督主体、控制内容与控制方法的并购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吕敏康和许家林依据专家系统的原理，结合内部控制五要素及特征，设计了一个基于知识库的内部控制专家系统模型。

（二）关于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

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关系研究方面，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三者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即独立论。如阎达五和杨有红认为，内部控制框架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是内部管理监控系统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内部控制框架在企业发挥内部管理监控的职能。杨有红和胡燕认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理论基础虽然均是委托代理问题，但是两者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两者思想上的同源性与产生背景的差异性是对接的基础，公司治理规范的创新是实施对接的途径。董月超认为风险管理是对内部控制的继承与发展；风险管理的决策决定了内部控制重点，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决定了风险管理是否有效；内部控制的动力来自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内部控制属于企业的管理范畴而风险管理则属于企业的治理范畴。二是认为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环境因素，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组成部分，或者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即包含论。如李连华认为两者关系不是简单的主体与环境的关系，而是嵌合关系，并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制度关联的共时结构是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效果的根本路径。刘宇认为风险管理是一种企业对可能产生风险的因素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的过程，表现为认真分析风险、有意识地承担风险、科学地管理风险、稳妥地获取风险收益。三是认为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就是一个整体，只是考察视角不同导致重点略有差异，应当将其融合，即整体融合论。丁友刚和胡兴国基于组织目标和历史变迁的视角，提出内部控制是企业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并融入企业综合风险管理框架之中。谢志华认为，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是三个先后产生的概念，尽管表述存在差异，但其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控制企业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三者可以整合，以构建基于风险管理的整合框架。

（三）关于内部控制评价方面的研究

关于内部控制评价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评价方法，二是评价指标体系，三是控制缺陷的识别与认定，四是评价信息的披露。

在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研究方面，杨有红认为，内部控制环境评价以及基于评价而采取的改进措施能够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构建，并促进其持续优化。张谏忠和吴轶伦认为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具有关注业务流程和控制成效、由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共同进行、从内部审计人员到业务流程具体执行人员全体参与、用系统化的方法开展评价活动等基本特征；完整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结构包括管理者的支持、研讨会、自我评估报告、行动计划等四个步骤。戴彦认为内部控制评价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断完善并保证其有效实施，他以案例研究为基础，构建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程序和方法。池国华基于管理视角，借鉴业绩评价理论，整合现有的国内外内部控制评价相关标准，构建了一套内部控制评价系统模式。吴秋生和杨瑞平根据不同目的内部控制评价在具体评价活动中所体现的内涵与协作需要，分别提出了外部主体内整合和内部主体内整合的评价方法，合称为主体内整合法。

在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方面，骆良彬和王河流先将企业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分解为三级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然后结合专家打分，确定各指标的隶属度并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以此来评价内部控制质量。陈关亭、黄小琳和章甜也采用了类似方法来评价内部控制质量。韩传模和汪士果基于风险导向、示意结构的递阶层次指标体系，引进AHP系统工程方法，得出了企业针对主要业务流程和关键控制措施、主要风险因素、整体或单项控制目标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健全性和遵循性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杨洁构建了基于PDCA循环的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指标，确立了综合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基于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设计出内部控制指数，旨在定量化地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该指数由五大目标指数形成的内部控制基本指数和内部控制修正指数构成。池国华提出了编制和发布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的设想，并从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等方面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系统。李连华和唐国平从内部控制效应的传递路径和效率形成过程出发，在分析内部控制效率的概念内涵外在特征、形成路径、组成要素等的基础上，结合内部控制的目标维度、控制要求设计了相应的测度指标体系。林斌、林东杰、胡为民等将内部控制五大目标划分为基础目标、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三个层级，并选取与其对应的指标，同时将内部控制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作为两个重要的修正指标，以此构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内部控制指数。

在内部控制缺陷识别与认定研究方面，杨有红和李宇立认为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是评价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关键；缺陷认定是一个过程，必须解决缺陷识别、缺陷严重程度评估、缺陷认定权限划分、缺陷应对措施制定、缺陷对外披露五个环节的问题。王惠芳从理论前提、衔接规范制定思路及内部控制缺陷程度区分等方面重构了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的基本框架。田娟和余玉苗认为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与认定是评价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关键问题，并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识别与区分方法。丁友刚和王永超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存在着很多问题，进而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质量。

在内部控制评价信息披露研究方面，周勤业和王啸从披露性质和内容、审计验证、评价依据及责任主体等方面研究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相关问题。杨有红和汪薇研究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方红星、孙翯和金韵韵对沪市非金融业上市公司2003～2005年年度报告中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总体水平较差，但逐年好转。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课题组指出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制度的建立，必须以对企业内部控制有关信息实行强制性披露为前提。崔志娟认为高管层通过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向外部利益相关者释放内部控制质量的信号，但高管层具有选择性披露的倾向。张继勋等发现，上市公司详细披露内部控制能明显降低投资者感知的重大错报风险，从而提高投资的可能性。方红星和戴捷敏研究发现：降低代理冲突和传递信号不仅是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主要动机，而且是其自愿提高鉴证信息披露质量（扩大鉴证范围和提高保证程度）的主要动机。佟岩等认为企业披露自愿信息可以获取部分竞争优势，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包含的专有信息比较有限。李颖琦等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执行内部控制评价强制披露规范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样本公司对参考指标的遵循程度低于50%；公司规模或财务状况与其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两类指标的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卢晓宇和梁成发现，高管层利益、公司价值等因素是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主要动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越强、声誉越高，面对的内部控制缺陷风险越大，则越可能出具非标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洪峰等发现，在强制披露的背景下，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审计报告的信号传递效应出现衰减；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意见具有一定可靠性；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结论的可靠性仍然较低。

（四）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与实施机制的研究

设计良好的内部控制只有得到良好与有效的实施，才能发挥其效用。哪些因素会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如何建立内部控制的实施机制，以促进内部控制有效实施？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

在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朱荣恩等发现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南京大学会计学系课题组调查了我国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实施情况，他们认为，加强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关键是建立规范流程及重点控制环节，重视货币开支审批权制衡制度建设，并考虑我国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现状。田志刚和刘秋生提出将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业务与会计的协同化处理、授权批准的流程控制、预算控制等内部控制方法融入软件功能的会计信息系统系统内部控制模式，以此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力。陈志斌认为惩罚机制、问责制能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杨雄胜认为内部控制成为组织权力制衡的机制；内部控制需要从基于权力控制基于信息观转变；目的是培养员工忠诚；应借助于开放式信息沟通制度建设，通过团队示范作用实现全体员工行为的持续优化。程晓陵和王怀明发现：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董事会实际规模和监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的设立、管理层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杨有红和陈凌云认为，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能够释放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信息，有助于企业外部相关利益者的决策。张颖和郑洪涛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企业的发展阶段、资产规模、财务状况、管理的集权化程度、企业文化以及管理层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是影响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战略目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主要受企业规模和发展阶段两个因素的影响。刘启亮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与地区制度环境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李颖琦和俞俊利认为控股（制衡）股东性质、股权制衡效果等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张继德等认为，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管理层重视、组织结构、资金、人员素质、信息技术和管理成熟度。赵息和许宁宁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隐瞒已经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且国资控股公司管理层更倾向于隐瞒已经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刘霄仑认为，对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实施效果的考核、激励和问责，以及信息平台建设等是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因素。逯东等发现：给予CEO适度的超额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有助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行政任命制度会削弱了内部控制有效性。池国华等研究发现，高管背景特征（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间、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高管的风险意识、经营理念、管理哲学以及价值观等对内部控制具有重要的影响。沈烈等论证并得出内部控制的最佳“土壤”应为和谐内部控制环境，而和谐内部控制环境的核心应是以人为本。逯东等认为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不同。余海宗和吴艳玲发现：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促进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的提高。邵春燕等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内部控制缺陷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度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金字塔层级与内部控制缺陷显著正相关；对终极控制股东的治理可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郑伟等认为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对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李越冬等发现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间具有相互替代作用，即审计费用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缪艳娟等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大型及小型企业内部控制效果均显著好于中型企业，上市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效果均显著好于非上市非国有企业。王金凤等认为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健全是一个循序渐进、开放、系统的过程，需要管理层积极响应和良好的企业文化、细化的规章制度、全体员工参与以及信息化技术手段的辅助等。李文昌和王晨认为，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第一层次，对企业管理控制具有决定性影响；公司治理的关键是建立风险分担机制。谢晖和曹健发现：国有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公司更倾向聘请内部控制咨询机构；聘请了内部控制咨询机构的公司业绩显著提升。董红杰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运作是一个全员参与的系统工程，采用“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工程方法论分别在三个层面（W、S、R）剖析了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风险因素。Krishnan发现具有独立性强、审计委员会财务能力强等特征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小；独立的、具有财务专业知识的审计委员会显著地降低了内部控制重大问题的可能性。Zhang et al．分析表明，审计委员会质量、审计师独立性和内部控制缺陷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审计委员会缺乏财务专业知识，其公司被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大。Doylea et al．研究发现，披露了业务层面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与披露了公司层面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相比，往往具有公司规模大、财务稳定等特点，并且经营活动更加多元化，发展也较后者更加迅速。Goh认为，审计委员会的规模以及拥有财务技能的成员比例与公司矫正内部控制缺陷的及时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公司越能够及时矫正内部控制缺陷。Hoilash et al．发现，那些拥有较多具有会计经验和督导经验以及董事会力量的审计委员会成员所在的公司，根据SOX404条款披露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较低，并且重大缺陷的性质会随着经验类型的不同而改变。Feng et al．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在经济上对于内部管理报告有着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管理决策。Masli et al．证明了实施内部控制监控技术与SOX法案生效后较低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发生率、较小幅度的审计费用增加以及较小幅度的审计延迟增加是有联系的。Hurloiu et al．认为，控制环境是整个内控系统的基础，提供了决定整个内控质量的规则以及氛围，形成了管理企业员工、创造企业愿景以及应对风险的基础；参与者的诚信、道德价值观与能力以及参与者的工作环境影响内部控制环境。Huang发现：独立董事的数量、占比和审计专业背景与内部控制自评报告质量正相关，而独立董事的年龄、报酬和与雇主企业地理位置的一致性与内部控制自评报告质量负相关。Xu ＆ Li基于人本主义视角分析了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的耦合基础以及两者间的互相作用关系，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可以通过内部控制和企业文化的结合来实现的。Xu ＆ Zhou实证分析发现，管理权力集中度和内部控制之间存在两种曲线关系，管理权力集中度增加的程度不同，则内部控制在信贷风险方面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也不尽相同。Chen et al．分析认为，那些审计师任期较长和审计师与客户地理距离较近的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发生率较低；审计师与客户的地理距离和内部控制缺陷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审计师任期的延长而弱化。

在内部控制实施机制研究方面，陈志斌和何忠莲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内部控制标准中的执行机制问题，他建议通过引用信息机制和声誉机制、强调责任主体的落实和检查监督、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和惩戒机制来保证内部控制标准的有效实施。池国华运用战略管理、系统论、管理控制等理论探索解决我国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的思路，最终构建了基于战略导向和系统整合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机制。郑石桥和郑卓如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构建了核心文化价值观对内部控制执行之影响的理论架构，并分析中国内部控制执行的一个典型现象——内部控制选择性执行，其根本原因是作为正式规则的规章制度与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等非正式规则不协调，而又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之支持。李连华等总结认为，企业根据行业特点而有重点的实施风险控制要比全面均衡的风险控制效果更好；实施内部控制的分口负责、民主化管理，通过文化建设增加内部控制的软控制力，要比由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以及单纯依靠硬控制力更加具有控制效率。李小燕等提出构建中国内部控制制度自强化机制，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问题。刘浩等分析认为，内部控制通过改善信息传递和增强合约履行，减少既有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内部控制好的企业，预算执行效果更好。

（五）关于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

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实施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关探索：一是内部控制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抑制作用；二是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和业绩的影响；三是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四是内部控制对投资和融资的影响；等等。

研究认为，内部控制对违规违法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如杨德明等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佟岩等发现，整体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的概率随着市场集中程度的变化呈倒U型关系；当市场从极度分散向相对集中变化时，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获取一定优势。周美华等认为，内部控制质量越好，腐败越轻，并可以抑制管理层权力诱致的腐败；内部控制则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可以约束权力继而减少腐败。毛新述和孟杰发现内部控制越有效，公司涉诉次数和涉诉金额越低，面临的诉讼风险越低；内部控制的监督和控制环境要素对诉讼风险具有显著影响；内部控制对担保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等导致的诉讼风险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管永昊等认为，使用内部控制框架可以有效地对税收执法风险因素进行分类；风险评估方面税收执法风险最大，其后依次为控制活动、监督评审、信息沟通和控制环境。陈骏和徐玉德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尚兆燕和扈唤实证分析表明，独立董事主动辞职与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显著正相关，并确实传递了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信号；年轻独立董事主动辞职行为的信号更为强烈。

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对业绩具有正向积极影响。如邱冬阳等发现IPO公司上市首日开盘价对于明确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反应。卢锐等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其管理层薪酬业绩的敏感度也越高。方红星和金玉娜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抑制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具有更低的盈余管理程度。叶建芳等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比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有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但内部控制缺陷得到修正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会降低。周守华、胡为民等发现，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的均值显著高于存在缺陷的上市公司，且两者之间的差异在10%的水平下显著。范经华等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较小；公司的内部控制越好，越有助于发挥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肖华和张国清发现，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持续性正向关联，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也正向关联。刘行健和刘昭发现，上市公司普遍采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且内部控制缺陷对公允价值和盈余管理的关系产生影响。李虹和田马飞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好，每股盈余、每股净资产与股价的价值相关性越强。王爱群等的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越大；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协同性更加显著。高厚山和梅建军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视角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降低机会主义动机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其途径是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张朝辉实证研究表明，内部控制无法有效抑制会计选择盈余管理，但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活动抑制作用明显。曹曦文发现，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叶陈刚等发现，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Beneish et al．研究发现，SOX302规定的披露与公布异常报酬有负1.8%相关，且这些公司会经历股权资本成本68个基点的异常增长；按SOX404的披露，对于股价和公司股权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影响。Ashbaugh-Skaife et al．认为SOX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管理评价和独立审计的严令要求使公司成本大大增加，但同时也可以通过降低信息风险将其转化为低成本的股本给公司带来利益；那些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明显有着更高的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和权益资本成本。Su et al．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后其销售业绩增长显著减缓。Al-Thuneibat et al．以沙特上市公司为例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与财务业绩正相关，且内部控制有效性与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的正相关关系非常显著，但与每股收益、利润率的正相关关系却不显著。Li et al．根据SOX404的规定，发现报告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ICW）的公司的估值比报告不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ICW）的公司的估值要低13%。

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孙芳城等发现，公司内部控制越好，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被最终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就越低；公司风险评估越好，更能及时地进行风险识别分析和应对，被最终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就越低；公司反舞弊机制越好，会计信息的可采性越高，被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就越低。董望和陈汉文从财务信息内部“生产”和投资者反应两个视角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信息“生产”方面，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提高了应计质量；在投资者反应方面，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盈余反应系数越大。赵渊贤实证分析表明，内部会计控制质量指数越高，可操纵的应计利润越低，会计信息质量越高。Doyle et al．发现在两类公司中这种薄弱的内部控制和低应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显，即存在整体层面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往往应计质量较低，而只存在认定层面缺陷的公司则不太明显；与在SOX404下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比较，在SOX302下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与较低应计质量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Lu et al.（2011）研究发现由于加拿大独特的监管环境，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与应计质量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加拿大实施的监管制度是有效的。Poel and Vanstraelen（2011）以荷兰“遵从或解释”的内部控制环境为基础，研究了内部控制报告与应计质量之间的关系。Goh and Li（2011）以运用SOX法案之前的数据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会计稳健性比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更低。Mitra et al.（2013）使用SOX法案之后的数据则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尤其是存在整体层面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会计稳健性更高。Yazawa使用日本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相关数据发现：相较于披露了重大缺陷的公司，那些没有披露重大缺陷的公司往往是由三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师有较长的管理任期、较低的审计费用，公司有较大的董事会规模、较少的独立董事，以及较大的主力银行参与业务。Nishizaki et al．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日本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对于市场确实是饱含信息量的。

内部控制对公司治理也具有显著影响。如Wang研究了SOX强制执行后，内部控制披露的充分性影响公司对于首席财务官的能力和业绩的评价；首席财务官的薪酬与内部控制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且不会被要求强制离职；在内部控制薄弱的公司中，首席财务官工作失误是一种普遍现象。Johnstone et al．发现，披露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后，公司的董事、审计委员会、高管层（CEO和CFO）更可能发生变更。Ye et al．发现，当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时，股东对董事的不满会增加。Goh ＆ Li发现，在SOX302下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重大的公司与那些没有披露控制缺陷的公司比较，其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公司独立董事更有可能辞职，并且失去更多新的就职机会；劳动力市场对于公司内部控制的失败会施加声誉方面的惩罚；SOX在内部控制方面的规定对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存在约束效果的。Skaife et al．研究发现，与有效内部控制的公司比较，披露了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的内幕交易盈利能力更强，且正向关联出现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前的几年，消失于内部控制问题被补救之后。

内部控制对投资和融资具有显著影响。李万福等发现，当公司很可能面临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境况时，更低的内部控制质量均可加剧该现象的发生；内部控制缺陷更多的公司，对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加严重。方红星和金玉娜发现，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够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郑军等发现，相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而言，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尽管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显著下降，但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却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程小可等发现，高水平内部控制可以有效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张会丽和吴有红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改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现金持有价值。余四林实证分析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帮助上市公司提升投资效率。杨道广等发现，收购方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并购完成当年及其后3年内破产风险增大的幅度越小、并购业绩也越好。朱道宁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收费越低，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存在相互替代作用。Ogneva et al．研究表明，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往往比没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更高。Dhaliwal et al．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其公开交易债务中的信用差价就会少量增加。Rice ＆ Weber研究发现，只有少部分公司承认在他们财务报表错报期间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且报告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与外部资金需求、公司规模、非审计费用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而与财务困境、审计师的努力程度、之前报告过的内部控制缺陷和财务报表重述以及近期的审计师和管理层变动呈现正相关关系。Gordon ＆ Wilford发现连续多年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于权益资本有非常大的消极影响。

（六）关于内部控制审计的研究

我国学者主要从两方面来研究内部控制审计：一是内部控制审计方法；二是内部控制审计经济后果。

在内部控制审计方法研究方面，张龙平等通过对美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历史的梳理，总结出了我国在制定内部控制审计准则时应当重点关注的七大问题。刘明辉回顾了内部控制鉴证的若干重大争论及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所做出的选择，认为只有立足国情、借鉴国际惯例，从鉴证业务三方关系人的现实基础及内部控制鉴证的特点出发才能对这些争论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刘玉廷和王宏探究了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审计中应当正确处理的六大关系，并研究了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测试的范围界定和方法技术、内部控制测试评价的样本选取等问题。

在内部控制审计经济后果研究方面，张继勋等实验检验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不同审计意见类型影响了投资者对重大错报风险的感知及其投资可能性。张宜霞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复杂性与审计收费正相关；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失效的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显著负相关。周守华、胡为民发现，披露规范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大幅度提升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方红星和金玉娜发现：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能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尤其是出具获得合理保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雷英等发现，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有效提高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上市公司在决定是否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时存在自选择问题。

（七）关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

以国有企业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其内部控制，主要是鉴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如O'Connor et al．发现，中国国有企业采用西方管理会计与控制之后，可以改善决策制定和提高业绩; Aivazian et al．认为，没有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在公司化后能够提高其业绩；王金丽（2008）、李正等、张秀云、赵璐研究了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特殊问题以及相应的改进建议。王晓霞以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演绎、比较等方法，对国有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中内部审计进行了全面研究与分析。其研究的结论是：当前国企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中审计部门责任过高；国企全面风险管理有效展开要厘清各方责任；内审部门需要明确工作目标和重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课题组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应当围绕“12345（一个首要目标、两大责任主体、三条建设主线、四大基本原则、五项保障措施）内部控制基本框架”进行。徐翔则构建了“122355”（一个基本目标、两大责任主体、两条控制主线、三项运行机制、五大基本原则、五大基础保障）为框架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刘霄仑研究了国有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他建议，应当对公司法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明确增加监事会对治理风险进行监管的责任；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方法、职工代表比例、内外部成员比例应在公司章程中做出具体的规定；企业董事会切实发挥战略决策和运营监督作用，并实施事后问责追究机制；建立企业核心文化，加强道德规范建设。

（八）关于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研究

随着企业内部控制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刘玉廷和王宏阐述了美国加强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设的大致发展进程和一些具体实践，总结了美国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设五大有益启示，这些启示有利于我国开展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设。樊行健和刘光忠以企业内部控制概念框架为基础，结合政府部门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功能特性，构建了一套便于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实践操作的概念框架。张庆龙和聂兴凯通过对国内外政府部门内部控制进行述评，提出了几点建议：①注意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立法与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协调统一；②准确设置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目标；③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机构。刘永泽和张亮在结合政府部门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国家立法为保障，内部审计为辅助，信息披露为抓手，外部审计为促进的内部控制实施机制，保证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机制。刘光忠认为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框架包括概念框架和实施框架；前者包括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定义、目标、原则及要素；后者包括政府部门目标确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实施监督。刘永泽和唐大鹏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概念、范围、目标、要素以及实施机制等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讨论，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的正式执行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撑。田祥宇等针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中国特色、管理特质以及内部控制与监督的关系特点等问题，拓展了相关问题的内涵和外延。

（九）简要评价

我国众多学者从公司治理视角、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从与信息化环境相结合视角、从文化和社会视角以及从其他视角对内部控制的性质和内部控制理论框架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拓展了人们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就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虽然有独立论、包含论和融合论的不同，但都赞同其最终目标的一致性，即实现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提升企业业绩、增进企业价值；在内部控制评价方面，从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控制缺陷的识别和认定以及整改、评价信息的披露等方面研究来促进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及其实施机制的研究，更是直接深入对如何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探索，为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找到了有效途径。许多学者在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直接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建议。

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如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违规违法行为以及对盈余管理的操纵，并能够提升企业业绩和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企业投资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财务报表审计质量等。这有助于增强企业管理层和监管部门推动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实施。

鉴于国有企业在产权结构以及监管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我国学者也以国有企业为对象专门研究其内部控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结论等。如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课题组提出的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12345框架”以及徐翔构建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122355”机制。

国外学者则多以上市公司为背景，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我们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信息质量、内部控制缺陷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内部控制对审计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特征与质量、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质量、公司特征、企业文化甚至公司所处的控制环境等是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因素；内部控制缺陷是影响财务信息质量的因素，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可以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披露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后，对公司治理将产生反向作用，导致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甚至CEO、CFO的变动；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负债成本、内幕交易盈利能力、企业对客户的影响等都与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相关。

显然，近年来学者加大了对内部控制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分析，从内部控制的性质、理论框架深入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因素、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经济后果等；从研究方法分析，从规范研究到案例分析、实证分析；从研究背景来看，大多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但也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内部控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我们发现，就我们选题“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预警机制研究”而言，国内外在内部控制方面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五多五少”的问题：内部控制理论研究多，相关框架、制度、法规建立较为成熟，但风险预警机制的研究少；内部会计控制研究多，其他业务内部控制研究少；理论研究多，实务操作研究少；将内部控制与风险预警机制分别研究的多，结合起来研究的少；基于上市公司的研究多，针对国有企业的相关研究少。为此，我们在本选题的研究中，试图弥补这些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