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武当神祀兴衰与元明政治经济宗教

中国道教名山、武当内家拳发祥地武当山，位于鄂西北丹江口市（原均县）南部。武当山属巴山东段支脉，耸峙于鄂、豫、陕、川交界处，长江南绕，汉水北，东瞰江汉平原之西陲，北接秦岭之南麓。重峦叠峰，绵亘八百里。

武当山历来祀奉北极玄天上帝。宋真宗因避尊祖赵玄朗讳，改玄武为真武，号称“北极真武帝君”。武当山又名太和山。郦道元《水经注》载：武当，一曰太和，一曰参上，一曰仙室。《荆州图·副记》载：东晋咸和年间，历阳谢允弃罗令，隐遁武当，故此又名谢罗山。明代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赐名为“太狱太和山”，明嘉靖年间世宗朱厚复尊称为“玄狱太和山”，以冠五狱之上。

武当山山势雄丽，风景幽奇。俗称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十池、九井、三潭。主峰天柱峰，海拔1612米，拔地耸天，金童、玉女峰躬身屈体，如小儿双承膝下。五老峰体连巅岐，象五位老人扶杖蹒跚。天马峰风鬃雨鬣，如奔马昂首嘶鸣。蓬莱第一峰云烟缥缈，宛若迷蒙仙山……七十二峰嵯峨错列，一一躬身转向天柱主峰，形成“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的奇特景观。在宗教盛行的封建时代，这里自然成为人们推想的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居。按道藏典籍讲，这里确实属于神侣往还的洞天福地。

“古来多少神仙侣，为爱名山去复还”。这是唐代著名道士吕洞宾隐居武当时所写《赞太和山南岩》的诗句。武当形胜，千百年间确实引来无数羽客高士。据《太和山志·卷四》载，自周至明，计有120多位逸士僧道隐遁武当，修真炼性。其著名者周有尹轨，汉有阴长生，晋有谢允，唐有吕洞宾，宋有陈抟，明有张三丰等。其人其事，在汉、唐、宋、明各朝史志上均有记载。

武当山所在的丹江口市，原为郧阳地区均县。据编纂于清朝乾隆九年的《太和山志》说：“其地于秦汉时置县立郡，自宋元又置军分路，皆武当名”。这个说法为《均州志》和1983年编辑的《均县地名志》所证实。西周封藩，均县为古麇国。战国时属楚，为楚郢都之前哨。秦设郡，这里置南阳郡武当县。汉代沿袭秦制。晋划归荆州顺阳郡。南北朝时为雍州始平郡所辖。隋代开皇五年（585）设州，这里始名均州，下辖武当、均阳两县。唐天宝元年升均州为武当郡，乾元之年恢复均州。宋代属京西南路襄阳府，设武当郡、武当军，下辖武当县、郧乡县。元从宋制。明成化十二年（1476）成立郧阳府，郧乡县划归郧阳，均州仍属襄阳府管辖。清承明制，民国改均州为均县。

考《太和山志》，武当神祠宫观建筑在唐代前均无记载。卷六元代《五龙灵应宫碑记》上说：“唐贞观中（638年前后），均州守姚简祈雨是山，五龙观，即其地建五龙祠。宋真宗时升祠为观。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始建五龙宫。”据此，唐代贞观年间的五龙祠，恐怕是武当神祠宫观建筑之始，这已为考古实物所佐证。1990年初，武当山文管所工作人员在展旗峰后坡大岩洞深处发现唐代三元庙遗址，为唐初期宫观建筑遗物。其后历经宋、元、明各代数百年间，这里的宫观建筑日见增多，至今保存下来的还有十八盘宋代仙灵遗址、仙侣岩下宋代陈抟讲习经文的诵经台构建筑及碑碣、紫霄宫后元代太子岩石殿、南岩天乙真庆宫石殿、琼台石殿及元代大德年间天柱峰顶古铜殿等。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在北建故宫的同时，大兴土木，南建武当，全面规划，增扩旧制，使武当山神祠宫观建筑一改往日容颜。

明永乐十年（1412），成祖朱棣任命心腹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工部侍郎郭进为总监，大建武当宫观。他们每日役使三十万军民工匠，动用江南九省钱粮税赋，花十余年时间，建起净乐、迎恩、遇真、玉虚、紫霄、南岩、五龙、太和等八宫，元和、复真、真武、迥龙等十观，三十二庵堂、十二祠及三十多道桥梁、十多座亭台，形成从古均州至天柱峰顶140华里长的建筑线，建筑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宫观殿堂二万多间。仅八宫达6150间，形成三十三处建筑群。明代诗人洪翼轸的诗“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道出了绵长宏大的建筑布局。明代嘉靖年间进士、诗人王世贞的《武当歌》，更是极言建修武当的艰难浩繁和武当宫观的壮丽。他写道：“……是时岂独疲荆襄，雍豫梁益皆为忙。少府如流下白撰，蜀江截云排豫章。太和绝顶化城似，玉虚仿佛秦阿房。南岩宏奇紫霄丽，甘泉九成差可当。十年二百万人力，一一舍置空山旁。”他认为，建武当不仅使荆州、襄阳等江南人民受苦，也使陕西、河南、山西、四川的人民受累。皇室库藏的钱财像流水一般花费，蜀江、汉水筏放的巨木堆积如山。十多年二百多万人力的艰辛营建，换来了金碧辉煌的建筑群。太和宫雄踞武当绝顶，像佛祖圣城一般宏丽，玉虚宫仿佛秦始皇建的阿房宫那样雄伟壮丽，南岩宫飞楼悬壁，幽奇清绝，紫霄宫福地仙馆，洞天殿阁。这些宫观楼台，只有那汉代天子的甘泉宫、唐代帝王的九成宫才可以比美啊！

明代武当山的鼎盛，不仅从客观神祠建筑的规模可以看出，还可从在庙道人数量、朝廷委派的驻庙官员品阶、身份上略见一斑。

明朝洪武十五年，明朝在设立各级道教管理机构的时候，专门对三处重要的道教宫观作了具体规定：一是明初首都南京的神乐观（其实是明皇室的家庙）；再一处是全国道教教主张天师所在的江西贵溪龙虎山上清宫；另一处就是武当山，派驻提点一人。《太的山志·卷四》载：明代“太和山宫观以百计，道士以千计。”皇帝派遣的驻庙道官“提点”实际多达22人，均为正六品官俸。仅八宫在册道士及“提点”分布如下：

在明代县令七品、太守六品、府台五品的官秩中，武当宫观住庙道官的官阶是不低的。明朝廷还规定以钦差官监派驻武当山，设官铸印、品阶多在正五品以上，地方州县长官听武当山总官监的节制。据《明宫史》“司礼监外差”条：“南京正副守备太监一员，关防一颗。天寿山守备太监一员，关防一颗。凤阳守备太监一员，关防一颗。湖广承天府守备太监一员，关防一颗。太岳太和山，即武当山也，镇守太监一员，关防一颗，辖均州等处。”南京为明初皇都，天寿山为明辖皇陵，凤阳为明太祖朱元璋祖坟陵地，湖广承天府安陆为明世宗父兴献王封地。而武当山，与这些至关重要的地方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司礼监委派的是镇山守备太监一员，给大印一枚，并直接受辖均州等地。这些特殊政治待遇，使得武当山行政管理权高置于地方政权之上。

在经济上，朝廷对武当宫观神职人员十分宽厚。八宫四百名廪食道士人划给田亩，徙外地失掉土地的农民去耕种，共迁徙无地农民550户，每年收获粮食3700多石（每石合当时新秤400斤）。另据《均州志》卷七“田赋”上说，均州知州年俸银为80两，县学教员年俸银27两，而武当山仅八宫的扫夫银就需240两。明朝还把武当山西部山地，即八百里官山赐给武当宫观。这些地方有耕地2万亩，山林24万亩，其全部田产农作物充作宫观用度。这就使武当宫观的道官和神职人员不仅有了政治上的较大权力，还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为武当道教的兴盛和神祀活动的勃兴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初叶，国运昌隆，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一个不长的“中兴”时期，史称洪、永、熙、宣之治。在这个时期和明朝前半页，武当山宫观建筑和神祀宗教活动达到鼎盛，这是与明初的政治、经济、宗教的发展分不开的。

元代蒙古族奴隶主入主中原，实行奴隶制、半奴隶制统治，终其97年间，始终贯穿着战乱和社会动荡，是中国封建社会阶级压迫严重、民族矛盾激化、生产力遭到空前破坏的时期。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之后，针对元朝统治下全国普遍穷困、人民逃亡、社会残破、经济凋敝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让人民休养生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政治上，明朝首先取消了一切歧视、压榨汉民族为主的各项制度和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严刑苛罚，实行各民族人民无差别的待遇，严禁俘获、拘留、投靠、买卖奴隶婢庸，还严惩贪官，罚抑强豪，畅达民意，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同时，明初在经济政策上，一是大力号召人民开垦荒地，允许据为己业，大量迁徙人多地少地方的人民去新垦区，边区垦田给以田地、耕牛、种子、农具，免收租税。又下令全国的军人实行屯田，规定统一的地税，开发水利，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起来。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耕地总面积达到了850万顷，屯田面积达到89.3万顷。各省、府、州、县均要设立“济农仓”或“社仓”，每年从官府粮行买粮储备，以防灾年，对灾荒地区实行官赈。又由于大量奴隶的解放，给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大批劳动力，再加上明初在扩大国内外市场、平抑税收等政策上加以优惠，各种手工业及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全国除北平、南京、杭州、广州等大都市外，又出现常州、扬州、荆州、成都、开封、太原、桂林、武昌等三十余处二等都市。纺织、造船、瓷器、冶铁、竹木加工等行业均大大发展起来。政治上、经济上政策的实施，使明代初期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明史》载：“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是发栗赈贷……。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盈溢……幼农务垦辟，土无蓑芜，人敦本业。”

武当的兴盛，又与明代崇奉道教有关。

佛、道两大教门，在中国流传深广，都是统治者用来维系反动统治的工具。佛、道势力的消长，往往与当朝统治者的倡导和社会斗争密切相关。佛教在宋元时期是占统治地位的第一大教。在宋代，佛教中的小乘宗特别发达，宋太祖赵匡胤提倡佛教，修废寺、造佛像、求法印经，至宋真宗时，全国僧尼达46万余人。其后徽宗时又提倡道教，立先生、处士等道阶26级，置道官26等，一一比于朝廷官员。在武当山修炼二十多年的著名道士陈抟，被宋太宗封为“希夷先生”。

到了元代，蒙古族奴隶主迷信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教，王公、大人、公主、驸马的宅第乃至皇宫，每年用于奉佛的钱财达到惊人的数字。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廿七年六月一部金字经书用赤金3240两（《元史·世祖本纪》），仁宗写一部金字经书更用了3900两赤金。宫中日常供佛也浪费惊人，仁宗延佑四年共用面粉43.95万斤，香油7.9万斤，酥2.18万斤，蜜2.73万斤，香蜡、供果在外。佛会每三日一会，延佑年间每会日杀羊万头，元至24年五台山作佛会33次，25年大护国仁王寺设54会。

元朝统治者为维护皇权统治，努力禁止蒙古人、色目人汉化。但他们又深知，要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巩固其统治，必须适应汉族和广大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科技文化，更要利用汉族人民中普遍流行的道教作为精神鸦片。所以，元朝在崇敬佛教的同时，也虔诚地祭祀北极玄天上帝，重视道教的作用。元代开国皇帝忽必烈除了重用道教全真派的首领丘处机等人外，还下令在武当广建宫观，先后建了五龙宫、紫霄宫、南岩宫、太子岩石殿、金顶铜殿等宫观殿堂，使武当香火比宋代隆盛了许多。

到了明代，为统治者服务的宗教仍是道教、佛教为主，但其全国性地位发生了变化。明代崇奉道教，取代了佛教的支配地位。明初，太祖下诏在中央设道录司、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层层管理道教事务。尊崇张天师的全国教主地位，又加封张正常、邹元芦、陶仲文等人“真人”尊号，大多支官俸一品或二品，兼授尚书、太师之职，陶仲文还被封为恭诚伯。这些人出入深宫，参与国政，拥有大量土地田产，享有免交租税的特权。明代从开国皇帝起，一直把隐遁武当山修炼的道士张三丰奉为真仙，多年虔请，斋币奉书，赐字封号。除永乐朝大建武当宫观，在嘉靖年间又重修武当宫观，再上禅封尊号。整个明代，皇帝直接派内臣、中官、亲信朝山进香、贡奉祭品难以数计。庞大道观建筑群的兴起和神祀活动的大规模化、经常化，一方面打破了武当山隐逸之士潜心修玄的清幽环境；另一方面，又为道教的昌盛、道藏典籍的辑印、道教气功、武术、医药等发展开辟了天地。据武当文管所1983年前的文物普查统计，仅当时发现的残存于武当各宫观的道教经典约3000多册，又据武当拳法研究会提供的资料表明，自元末明初起始，《张三丰太极十三势》等武功典籍业已流传，武当丹派、松溪派及其他庞杂的武术、道门流派如雨后春笋，武当弟子已遍行全国各地。

明初国势强盛，为武当山的神祀和全国道教活动打开了政治的通道，奠定了经济的基石。明初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哲学、宗教、文化、科技等发展是相符并同步的。但是，明成祖朱棣对于武当山的特别关注，另有其政治需要。

明成祖朱棣是太祖朱元璋第四个儿子，被封为燕王，镇守北方燕蓟重地，王府设北平。在太祖洪武元年、十一年、二十八年总计分封为王的25个儿子中，燕王朱棣“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明史·成祖本纪》），朝中的大臣也说他“智虑绝人，浩类先帝”（户部侍郎卓敬语）。洪武八年，朱棣16岁就学习钻研兵法演练，17岁就治兵凤阳祖陵地，21岁就去藩国拥兵镇守北平。在挥军横扫大漠之北，清扫元朝残余势力的征战中，他直抵迤都山下，生擒太尉乃儿不花、逼元朝丞相投降，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至后屡率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明史·成祖本纪》）朱棣不仅军事才能出众，文才辞章也佳美。洪武二十五年（1392），皇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已65岁，“御东角门，对群臣泣。”大臣们极力主张要按长子嗣位的封建世袭制度办事，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载：“皇太孙生而额颅稍扁，性聪颖，善读书，然仁柔少断。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之嘱对，大不称旨。复以令燕王，语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储，刘三吾曰：‘若然，置秦、晋二王何地？’太祖乃止。”这说明在皇太孙刚立之时，朱元璋就有传皇位给燕王朱棣的意思，但大臣们一是以“正位储极”的道统理论，二是以朱棣前面还有二哥秦王、三哥晋王为由打破了朱元璋的想法。洪武三十一年4月，年届古稀的朱元璋“命燕王率储王防边疆”曰：“朕之诸子，汝独才智，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心，非汝而谁？尔其总帅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奠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明史纪事本末·卷十》）

燕王朱棣文韬武略，才智出众，长期的军旅生活磨炼，握有重兵，据有北防重镇，网罗了大批智士能人，这一切，使他有了觊觎皇位的实力，太祖朱元璋的宠爱更使他权欲火炽。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却被“长子嗣位”、“正位储极”的封建世袭制所击碎。洪武32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登上皇位，改年号为建文。朱允炆听从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计谋削夺势力强大的藩王，不到半年，燕王的兄弟周王、代王、岷王、齐王相继被废为庶人，削夺王爵。连那位在建文元年跑到武当山建醮进香、乞求“济生渡死”的湘献王，也被逼火焚自杀（见1982年出土的金龙及祭祀碑），这正好给朱棣一个借口。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誓师“靖难”，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挥师南下，三年中历经大小七十多次战斗。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燕兵攻下南京，占领皇宫，建文帝逃亡。《明史记事本末》卷十六载：“帝左右唯数人，逐尽闭诸后妃宫内，纵火焚之。綮三子变服出走……”《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兵犯金川门……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朱棣兵破京师，夺了皇侄的宝座，当上明代第三位皇帝，改年号永乐。对自己不符道统的登基，朱棣心中有数，他必欲查出建文皇帝的真实落下，并防止他招集天下兵马，卷土重来，这就引出永乐初年胡访仙、郑和航海的两件盛事。

建文皇帝六月十三日从宫中消失，《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均未作十分肯定的断语。但纪事本末却用了整卷的篇幅，将建文六月十三日出逃，削发为僧，在江苏吴江、湖广襄阳、云南浪穹、四川重庆等地四处云游，浪迹山林的事交代得极为详细。“即为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即为帝祝发……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扑地，俱矢随亡。……九人从帝至鬼门，乘舟至神乐观。……徐王府典韩史彬说：‘不若往来名胜，东西南北，皆吾家也。’于是更主七家：廖平、王良、郑洽、郭节、王资、史彬、梁良玉。”廖平乃兵部侍郎，襄阳人。《明史纪事本末》接着记载了建文帝历经四世，浪迹39年的遭遇，至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已64岁了，举兵复国之志已在困顿潦倒中消磨。“帝适有南归之思，白在实，御史密以闻……于是迎建文帝入西内，程济闻之，叹曰：‘今日方终臣职矣。’去云南焚庵，散其徒。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卷十七节）

建文皇帝的踪迹，在永乐年间是十分隐蔽的。为了查出其下落，朱棣先派遣心腹胡、郑和多次往来云、贵间，后来又让他们改变私查暗访的方法，公开以求仙和通商的身份遍诣名山大川和西海诸国。

《明史·胡传》载：“胡，字沅洁，武进人，永乐元年迁户科都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群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所至，亦间以民隐闻。……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至，急起召入。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次浮海下西洋。至迢疑始释。”

《明史·郑和传》曰：“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至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人，多斋金币。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以次遍历诸岛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为初盛事云。”

明成祖派胡等访张三丰，这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其一，他暗中得知建文帝云游踪迹至江浙、湖广、云贵、川蜀，与民间广泛流传的张三丰四海云游的线路大多相吻合，也至湖广、云贵、川蜀、襄汉等处。特别有一点，建文帝出亡的忠实追随者廖平，乃是襄阳人氏，张三丰归隐的武当山，恰属襄阳府所辖。今把明史记载的张三丰录于下：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欣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唯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日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于兵。三丰与其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觅之不得。后居宝鸡之金台观。一日自言当死，留颂即逝。县人共棺殓之。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乃游四川，见蜀献王。复入武当，历襄、汉，踪迹益奇幻。

永乐中，成妃遣给事中胡偕内侍朱祥斋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缴，积数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进、隆平候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岳太和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终莫测其存亡也。

朱棣立朝十年之后，未见建文帝踪迹，看出其不可能起兵复位的趋势，心中落下一块石头，于是又为自己夺位登基寻找第二条根据——君权神授。

永乐十年，朱棣发出大营武当宫观的第一道圣旨《建紫霄、五龙、南岩》: “唯奉天靖难之初，北极真武玄帝显彰圣灵，始终佑助，感应之妙，难尽形容，怀极之心，孜孜未已。”永乐十年七月“谕官员军民夫匠人等：武当天下名山，是北极真武玄天上帝修真得道显化去处，历代都有宫观，元末乱兵焚尽。至我朝真武阐扬灵化，阴佑国家，福被生民，十人显应。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助威灵，感应至多，不必言说……而今倩些平氏，去那里创建宫观，报答神惠。”

同年朱棣《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建遇真宫》说：“今早命尔等启行，俄有风云雷电自西南而至，其势不徐不疾，显是神灵感应之嘉兆。”（以上均见《太和山志》）

《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详细记载了成祖朱棣起兵靖难的三次激战、情况非常危急，当时临遇大风，飞沙走石，燕兵乘风鼓进，反败为胜的事。《成祖本纪》载曰：“燕兵自白沟河至藁城，三捷皆有风助之。”这个牵强附会的宣传，因巧合而非常蛊惑人心。真武玄天上帝本来是古神话中镇守北方的尊神，《道藏》上讲其祀像为：“披法跷足，黑衣仗剑，踏龟蛇，蹑风云，从者执黑旗。”朱棣硬把征战中和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现象生拉硬扯地联系起来，煞有介事地写进圣旨，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他的皇帝位置，他夺取皇位的经过，都是得到神的许诺、首肯和佑助的，这是神的意志，以此来反证他坐皇位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前面所述派胡访张三丰，其用意之二也在于此。明代皇室把道教等宗教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极力笼络道教中的上层人物、著名人士，利用宗教发挥麻痹人民斗志、消磨反抗精神。另一方面，道教等宗教神祀人员也极力依附皇权，借皇权的力量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张三丰说出：“此山异日必大兴”，把话传给了永乐皇帝，又东躲西藏，不愿露面，踪迹益奇幻。这是一种故弄玄虚，欲擒故纵的方法，为的是更加博得皇室和世人的敬重。

更有甚者，朱棣不仅把自己起兵夺位说成是有玄天上帝佑助，更进一步暗示人们把他和真武玄天上帝相联系起来，极力宣传天人合一、神人合一的迷信说教。

据我们在武当山各宫观考察，现存武当山的大小数百件各种材料制作的真武神像，没有一件鬼狐神怪的形象，都是从解剖学角度与平常人一样按比例的塑像，身躯、容貌相同，衣着有甲胄和袍服的区别，为明代宫廷服饰。特别是八宫之首—雄踞天柱峰顶的太和宫全殿内供奉的真武大帝像，更说明问题。这一组5座神像，真武座像居于正中，两旁分立1.05米高的金童、玉女、持旗、捧剑四座立像。真武座像通高1.87米，重约2万斤，全为紫铜鎏金。天庭饱满，面容丰润，美髯垂胸，身躯伟岸，甲胄鲜明，裙袂飘洒，须发纤毫可数，神态安详威肃。金童捧册，玉女托玺，水火二将执旗仗剑，全为明廷武士和婢女服式。这个真武的塑像，恰恰与《明史·成祖本纪》上对成祖朱棣的仪容描写相一致：“五貌奇伟，美髭髯。”《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载：“史称文帝伏犀日角，皇孙落日偏颅，天生两人，聚于一宫，久无瓦全之理矣。”这一段命相福祸的说教却给我们留下可供探究的线索。清代嘉庆年间进士、湖广襄阳府知府周凯，游武当山曾写过一首长诗《过太子坡》，其序曰“坡在玉清岩下，有庙，居人称其像有明成祖潜邸时貌。按明成祖未尝为太子，亦未尝至武当，此说似不经。然读明史，成祖尝敕建武当……诸宫。于此不啻三改意焉。”王凤洲《武当歌》云：“黑帝不卧玄冥宫，再佐真人燕蓟中。乾坤道尽出壬午，日月重朗开沌蒙。人间大小七十战，一胜业已归神功。……”后人谓靖难兵起自壬午，凤洲此诗实指成祖而言。则庙歌所由来非无据也。

“我思太子名，偶然询乡人，

乃自春秋始，云似明成祖。

今登太子坡，借问所以在何许？

太子知谁似？伏犀日角状如虎。

……

偏颅目络悲疑甚，

何处荒庵问白龙。

坡前古庙同寥落，

犹说燕王当日容。”

由清代周凯的诗可以看出，说武当宫观的真武神像像明成祖相貌，至少在清代就有了，而且流传很广，甚至在下层的士人和乡人均敢传言。在武当山地区流传的许多民间故事中，就有这样的故事：真武神像塑得不好，工匠连连被杀，设计的人反复思考，悟出了道理，他冒死去京师面奏皇上，偷偷地记下明成祖的容貌，结果，按成祖形象描出的真武神像图送进内宫，很快得到批准通过。人民群众的口碑，真实地把成祖的原意揭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