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库姆风云

1978年1月5日，在复兴党（Rastakhiz或Resurgence Party, 1975年2月由巴列维国王创立）大会上，司法总监胡韦达告诉新闻与旅游大臣大流士·胡马云（Dariush Homayoon, 1928—2011），自己手头有一篇文章，需要马上发表。很快，胡马云就得到一个黄色信封，信封属于司法部门的专用信封，里面是一篇签字发表的文章。胡马云把文章从信封里拿出来，交给了《消息报》（Ettela'at）副主编阿里·巴斯塔尼（Ali Bastaini）。当看到这篇文章是攻击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时候，《消息报》出版人法尔哈德·马苏蒂（Farhad Masudi）提醒胡马云，胡马云立即转告复兴党总书记阿穆泽贾尔，阿穆泽贾尔又询问司法部有关人员，最后弄清，这是巴列维国王的授意。就这样，1月7日，在美国总统卡特德黑兰之行的6天后，这天也是伊朗妇女废除头巾的纪念日，一个化名为艾哈迈德·拉什迪·穆塔拉赫（Ahmad Rashidi Motlagh）撰写的《伊朗与黑色和红色殖民主义》一文，在伊朗《消息报》上刊出。这篇由巴列维国王亲自授权的文章疯狂攻击阿亚图拉霍梅尼。没想到，《消息报》在要么发表，要么报纸停刊的选择中发表的文章，竟成了引爆伊朗政治大地震的导火索。

巴列维国王为何要与阿亚图拉霍梅尼过不去呢？这还得回到伊朗的历史中去找寻答案。1902年9月24日（伊斯兰教历1320年朱马达·阿赫勒月20日，伊朗历1281年6月30日）[13]，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 1902—1989）出生于伊朗圣城库姆西北方，距其160公里的中央省霍梅茵小镇的一伊斯兰教学者世家。其家族是第七代伊玛目穆萨·卡齐姆（Musa al-Kazim, 745—799）的后裔。据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哥哥说，他们的曾祖父赛义德·丁·阿里沙是伊朗东部呼罗珊省尼沙布尔的著名阿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也不知何时，他们的祖上从尼沙布尔迁至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小镇肯托尔，并在此定居下来，继续从事在什叶派穆斯林中的宣教工作。祖上最著名的要算哈米德·侯赛因了，他曾写了有关逊尼派与什叶派比较的多卷本著作，借此探讨伊朗的民族特性。曾祖父过世后，笃信苏菲主义的祖父赛义德·艾哈迈德·穆萨维举家离开克什米尔，来到德黑兰。1830年左右，他们一家又迁至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和纳贾夫一带。在此，穆萨维结识了霍梅茵知名人士优素福汗，并接受其邀请，决定定居霍梅茵。在霍梅茵，穆萨维负责当地的宗教事务，并与优素福汗的女儿结婚。他们育有两男三女，其中赛义德·穆斯塔法就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父亲。从此以后，尽管赛义德·艾哈迈德不再与印度有什么关系，由于其祖上的原因，他们仍被称为“印度人”。

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父亲也是知名阿訇，他与著名的宗教学者、《群著之精华》一书的作者阿亚图拉罕萨里的孙女哈吉亚结合，生了三男三女共6个孩子，阿亚图拉霍梅尼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在阿亚图拉霍梅尼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其父因与一地主争夺水源，被对方雇佣的打手活活打死。父亲去世后，阿亚图拉霍梅尼由其母亲和一个姑姑抚养。在他十五岁那年，母亲和姑姑也相继撒手人寰。他与哥哥一同生活，同时，也得到了他舅父的照顾。

阿亚图拉霍梅尼受过的启蒙教育像当时大多数伊朗儿童一样，是在亲属或清真寺中完成的。他的母亲、姑姑、舅父和哥哥都把追求知识作为培养人的主要目标，积极支持、辅导他学习。聪明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勤奋好学，且悟性极高，7岁时，他已能背诵大多数《古兰经》的章节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亚图拉霍梅尼开始学习逻辑学、法理学、教义学等，他还在舅父的指导下学习阿拉伯语。他曾回忆说，在舅父米尔扎·马赫穆德的指导下，学习伊斯兰基础科学，大哥阿亚图拉帕桑底德教授他贾拉尔丁·萨尤梯的阿拉伯语法、辩证法等，在阿卡·沙赫·贾法尔和米尔扎·马赫穆德指导下学习基础课程，在阿卡·纳贾菲·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指导下学习逻辑学，在伊斯兰法学家阿布·卡西姆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伊斯兰教法。

1920年，19岁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来到阿拉克，在此接受高等教育。由于阿亚图拉阿布德·卡里姆·哈伊里曾在阿拉克执教，这里成了著名的宗教中心。在此，在沙赫·穆罕默德·阿里·布鲁杰迪的指导下，他学习伊斯兰教法原理，在沙赫·穆罕默德·古帕耶加尼的指导下学习辩证法，在阿拔斯·阿拉基的指导下学习伊斯兰教哲学。

1921年，在阿亚图拉卡里姆·哈伊里的感召下，阿亚图拉霍梅尼移居圣城库姆。在这里，他向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阿迪布·德黑兰尼学习更高级别的阿拉伯语修辞学，向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基·安萨里和米尔扎·赛义德·阿里·雅梯里比·卡沙尼学习伊斯兰教法基础课程。为了进一步研究伊斯兰教法，他还听了阿亚图拉沙赫·阿巴德·卡里姆·哈伊里的课。他还向赛义德·阿布·哈桑学习哲学，向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沙赫巴迪学习数学（包括算术和天文学）。不过，在库姆，对阿亚图拉霍梅尼影响最大的应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沙赫巴迪。在其指导下，阿亚图拉霍梅尼学习伊斯兰神秘主义哲学等课程，并培养了自己的政治热情，这对其以后的人格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这种精神和人格，使他在国王时期成了带领伊斯兰法学家们公开反对专制政权的一面伟大旗帜。

在库姆，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学习的过程中，写出了《黎明前的祷词注解“与拉阿束加鲁特的谈话”注解》《拜功的奥秘》等书，这些有关伊斯兰哲学、法律及伦理的著作，显示出他对哲学、诺斯蒂主义等主题的独特兴趣，而这些都是在神学院里遭反对、质疑的学问。

1936年，阿亚图拉布鲁杰迪来到了库姆，阿亚图拉霍梅尼又从他那里学习了不少知识。从此以后，阿亚图拉霍梅尼开始在库姆教书，主要教授教法学、法理学、神秘主义和伊斯兰伦理学等课程。他还到法齐雅宗教学院（Fayziyah Seminary）、阿扎姆清真寺、穆罕默迪叶清真寺、萨迪格学院等地从事宣教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把伊朗民众推向深渊。占领者为了给驻军发饷，强迫伊朗议会通过法令，大量发行纸币。其中一次就发行了7亿里亚尔，一夜之间，伊朗民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20%。从1940年6月到1942年底，短短两年半时间里，伊朗人的生活费用上涨了4倍，这使本已穷困的伊朗下层群众雪上加霜。加之盟军对伊朗产品的征用，使伊朗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让人们接受这一现实，一些人从世俗化的立场批判宗教，于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42年出版其第一部著作《揭秘》（Kashf al-Asrar），对当时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1959年，霍梅尼成为阿亚图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社会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和政治调整期。1958年和1962年，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和北也门的巴德尔王朝相继被推翻，埃及和叙利亚积极推行泛阿拉伯运动，加快改革步伐，大力宣传推翻君主制。在国际上，美国为了确保其“冷战”前沿阵地的稳定，敦促其第三世界盟国进行改革，这正好与巴列维国王建立地区霸权主义的愿望相一致。于是，巴列维国王推行所谓不通过暴力流血的“白色革命”，以振兴伊朗，稳固统治。“白色革命”首先从伊朗的土地改革入手，巴列维国王要借“耕者有其田”之名剥夺伊朗宗教机构的地产，以便从经济上切断伊朗宗教力量的财源。鉴于国王目的明确，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库姆呼吁宗教界人士起来反对国王的改革计划，并呼吁抵制巴列维国王使其“白色革命”合法化的全民公决。1963年1月22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发表公告，谴责巴列维国王和他的“白色革命”计划。他在公告中呼吁民众抵制1月26日的全民公决。一时间，从库姆到德黑兰，再到其他城市，人们高喊口号“全民公决违背伊斯兰”，进行抗议[14]。伊朗民众积极响应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号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巴列维国王不得不于1月24日亲赴库姆。不但宗教人士和人民群众拒绝迎接国王，就连库姆的最高行政官员法蒂玛·马苏玛圣陵园的总监也响应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呼吁，拒绝迎接国王，他为此而丢了官。

3月14日，巴列维国王在达兹富尔军事基地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民族革命……没有流血……正以最快的速度前行。”[15]对此，3月20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库姆的阿扎姆清真寺对学生发表讲话说：“你们时刻准备着进监狱；你们时刻准备着参加战斗；你们时刻准备着被打压和遭污辱；你们时刻准备着为捍卫伊斯兰和独立而忍受艰难困苦。”[16]

1963年6月3日是伊斯兰教什叶派重大节日之一的阿舒拉节，当天下午，阿亚图拉霍梅尼在法齐雅宗教学院发表演说，他把巴列维国王与倭马亚王朝残害伊玛目侯赛因的哈里发叶齐德相提并论，并警告说，如果他不改弦易辙的话，人们将会高兴地再次看到他离开伊朗。他警告巴列维国王说：“你现在已经是四十又三的人了，已经是足够成熟了。不要按别人的指示行事。别不用脑子了，好好考虑考虑你的归宿吧。你应从你父亲的命运中吸取教训。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听听我说的，听听伊斯兰教法学家怎么说，听听伊斯兰学者怎么说。正是他们在寻求国家与民族的福祉。”[17]6月5日凌晨3点，一群突击队员冲进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家，并将其带到了德黑兰的卡萨尔监狱。

6月5日破晓，阿亚图拉霍梅尼被捕的消息首先传遍库姆，而后传到了其他城市。在库姆、德黑兰、设拉子（Shiraz）、马什哈德等地，示威者与军队发生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首相艾米尔·阿萨杜拉·阿拉姆（Amir Asadollah Alam, 1919—1978）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有86人死亡，150人受伤。几乎没有人接受这些数字。一个美国观察员称：“无论实际总数是多少，这无疑是不知道的，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肯定达到了数千人。”[18]直到6天后，伊朗全国的秩序才得以恢复正常。事后，示威游行的两名组织者塔雅德（Tayyed）和伊斯迈尔·哈只·雷扎伊（Ismail Haj Rezai）被处决[19]。自由运动的领导人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 1905—1995）和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莱加尼（Mahmoud Taleghani, 1911—1979）分别被判处10年监禁，自由运动其他领导人分别被判处1—6年徒刑。赫尔穆特·理查兹（Helmut Richards）曾说：“1963年骚乱的平定是国王与其反对派之间关系的转折点。”[20]其实，这次事件成了伊朗历史的又一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在美国支持下的国王专制制度不断加强，阿亚图拉霍梅尼作为反对派领袖，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在卡萨尔监狱待了19天后，阿亚图拉霍梅尼先是被转到了伊斯哈拉塔巴德军事基地，而后又被转到了德黑兰的达沃地亚隔离区。尽管政府用屠杀的方法对待异见分子，但首都德黑兰和其他城市还是出现了要求释放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游行示威活动，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一些同事还专程从库姆抵达德黑兰，表达对其支持。迫于压力，1964年4月7日，巴列维国王政府将阿亚图拉霍梅尼释放。这次经历不但没有改变阿亚图拉霍梅尼对巴列维国王政府的看法，反而更坚定了他的反政府决心。获释后第三天，他再次发表讲话，其中谈道：“今天，还不是庆祝的时候，只要这个民族还沉浸在‘6月5日起义’的悲愤之中。”“6月5日之所以是国难蒙羞日，那是因为用我们民族的钱购买的武器却用来专杀人民！”[21]

1964年4月15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在艾阿则姆清真寺发表重要演说，其中谈道：“如果有人污辱我，打我耳光，打我儿子的耳光，以伟大的安拉发誓，我并不乐意有人起来对抗，保护我们，我知道有的人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有意在我们的阵营中制造分裂。”“因此我们要用生命来捍卫伊斯兰，为拯救压迫者不受暴力的专制统治，我们必须提防私欲的教唆。”“我在这里谨亲吻一切宗教权威的手，亲吻一切在库姆及其他地方，马什哈德、德黑兰等无论任何地方的宗教权威的手，亲吻一切宗教学者的手，我们的目标比这一切还崇高，我谨将我的兄弟般的手伸向全体伊斯兰的各个民族，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一切穆斯林们。”[22]

认识到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不妥协态度，巴列维国王试图通过在宗教人士间制造分裂来孤立他，巴列维国王未能如愿以偿。在纪念“六月五日起义”一周年之际，伊朗的全部伊斯兰高级宗教学者在一份纪念文件上签字。

1964年秋天，伊朗与美国签订军事协定，将豁免权给予在伊朗的美国人。这激起了以阿亚图拉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朗民众的极大愤怒，阿亚图拉霍梅尼号召人们起来与国王政府进行全面对抗。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法蒂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他从未看到过阿亚图拉霍梅尼如此愤怒过。阿亚图拉霍梅尼称这一协议出卖了伊朗的独立与主权，换来的2亿美元贷款只是给国王及其支持者带来了好处，在国会中投赞成票的人都是伊朗的叛徒，巴列维政府是非法的。

1964年10月26日是巴列维国王的生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决定借这一天把全国著名的宗教学者召集到库姆，以表达伊朗宗教界对国王给予在伊朗美国人治外法权的不满。在第二天的集会上，阿亚图拉霍梅尼大声疾呼：“我们的尊严遭到践踏。伊朗的国格丧失殆尽，他们把伊朗军队的尊严踩在脚下。他们向议会提出一项新的法案，在该项法案中叫我们与维也纳协定掺和在一起，美国的军事顾问及家属，还有他们的技术人员、职员和服务人员……无论在伊朗犯什么法都得到保护。”[23]“先生们，我警告你们！伊朗的军队啊，我警告你们！伊朗的政治家们，我警告你们！伊朗的商人，我警告你们！伊朗的宗教领导人和伊斯兰的权威，我警告你们！宗教学习中心纳贾夫、库姆、马什哈德、德黑兰、设拉子的学者、宗教学生，我警告你们！”[24]“这个国家的腐败现象太多了，此时我无法都呈现给大家，将这些告知你的同事是你的义务，将这些告诉人民你也义不容辞。伊斯兰教法学家一定要让人民知道。”[25]“伊斯兰的宗教领袖们，拯救伊斯兰吧！纳贾夫的宗教领袖们，拯救伊斯兰吧！库姆的宗教领袖们，拯救伊斯兰吧！”[26]

面对阿亚图拉霍梅尼猛烈的抨击和人民群众的热情，巴列维国王害怕再次爆发人民运动，于是，他决定放逐阿亚图拉霍梅尼，让他从伊朗民众的视线中消失。1964年11月4日凌晨，伊朗突击队的特遣队再次包围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住所，并将其逮捕。这次，他们直接将他送到了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机场。鉴于巴列维国王政府与土耳其政府的友好关系，巴列维国王决定将其流放土耳其。流放的理由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存在，威胁到了“人民的利益、民族安全、独立和领土的完整”[27]。就这样，在警察和军队的监护下，阿亚图拉霍梅尼被送上了一架军用飞机。此次飞行的目的地是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到达后，他被关在安卡拉的巴瓦尔帕拉斯奥特利旅馆的514号房间，由伊朗和土耳其官员联合看守。11月12日，阿亚图拉霍梅尼从安卡拉被转移到了布尔萨，在此，他又待了11个月。

1965年10月5日，阿亚图拉霍梅尼离开土耳其，先是到伊拉克伊斯兰圣地萨马拉、卡尔巴拉等地。1周后，他来到了什叶派圣地纳贾夫，开始了他在此13年的漫长生涯。在纳贾夫的岁月，阿亚图拉霍梅尼在谢赫安萨里清真寺（Shaykh Ansari）潜心治学，向来自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等国的青年学子讲授伊斯兰教高等教法学系列课程。阿亚图拉霍梅尼最精彩的教学应算是1970年1月21日到2月8日发表的13个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围绕伊斯兰复兴这一主题，从对伊斯兰辉煌的历史文化回顾，到伊斯兰衰落的原因，重点谈了伊斯兰教法学家领导下的伊斯兰复兴。他对未来伊斯兰世界理想的领导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伊斯兰社会的领导人是（为了避免造成穆斯林之间的差别）不让他的兄弟阿基尔[28]（Aqil）从国库中取得半点额外财富、为了收回贷款而告诉先知的家人‘如果你不还贷，你将是巴尼·哈希姆[29]（Bani Hāshim）家族第一个被砍手的人’的人。我们需要像他们这样的统治者和领导人，用法制来代替个人的愿望和好恶，能够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差别；把自己的家人与其他人一视同仁；即使自己的儿子偷窃，照样砍掉他的手；即使自己的兄弟姐妹贩卖海洛因也照样被处死（而不是在自己的亲戚把大量的海洛因带入国内而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却把只有10克海洛因的人处死[30]）。”[31]他的学生将其整理，以《教法学家治国》的书名出版，它成了近代以来伊斯兰复兴的重要文献之一，不但为伊朗的社会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也为整个当代世界伊斯兰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一个社会的大发展是在综合平衡中实现的，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统治不是随着伊朗经济的腾飞而有所淡化，反而日益加强，尤其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钳制思想、僵化理论来实现表面上的和平与稳定，这严重违背了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互动中发展的历史规律。其结果在伊朗出现的理论发展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思想远远高于其他思想，在伊朗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危机中，阿亚图拉霍梅尼为众望所归，这是专制君主巴列维国王所没有料到的。

在1978年1月7日攻击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文章中，作者拿其祖上的“印度”背景称其为非伊朗人和外来者，称其为“共产主义阴谋家”[32]，是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是黑色殖民主义（指英国）和红色殖民主义（指苏联）掠夺伊朗人民的工具，是一个神经质的诗人[33]。文章大肆诋毁阿亚图拉霍梅尼，称：“正是代表封建贵族的阿亚图拉霍梅尼起来反对符合伊斯兰的政府、法律和革命，但对他来说，所有其他支持这些法律及其尊严的伊斯兰宗教学者都是被保护的。”[34]

此时的巴列维国王正沉浸在“白色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他要通过外交展示伊朗的实力，积极进行外交斡旋。1月7日，伊朗国王巴列维前往埃及访问，与埃及总统萨达特（Mohamed Anwar el-Sadat, 1918—1981）探讨中东和平问题。巴列维国王在阿斯旺发表的讲话中说，埃及正在做我们认为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事情。萨达特则赞美巴列维国王说：“王中王展示了伊朗和埃及在建立和平上的真正亲密合作。”[35]法国《费加罗报》则评价说：“国王的访问被认为是目前（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36]离开埃及，巴列维国王又来到沙特阿拉伯，与哈立德国王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会谈。国王以实际行动去实践他“复兴伊朗”的梦想。为了实现巴列维国王和伊朗人民的愿望，他还积极购买武器。1978年1月8日，美国记者博纳德·温洛布（Bernard Weinraub, 1939— ）在纽约时报撰文称：1977年头9个月，美国对外军售为113亿美元，其中一半销往伊朗[37]。这是巴列维国王要借石油和美元把伊朗的军事实力打造成世界第五大军事强国的强军计划的一部分。

当天的《消息报》于黄昏到达库姆，看到报纸上的文章，人们马上回想起1971年巴列维国王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埃里克·鲁洛说的一句话：“伊朗人民瞧不起霍梅尼这种外国血统的人，因为他出生在印度，他还是一个背叛收养他的国家的卖国贼。甚至据说他还是个英国雇佣的间谍，他还受伊拉克的雇佣。”[38]当库姆神学院师生们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做出反应。那天晚上，库姆神学院学生聚集在一起，互相传看。他们又通过手抄的形式，把报纸内容传向库姆其他地方。学生们还约定：第二天上午，在学院的课堂上提出抗议。当晚，8个激进独立的教师也聚集在一起。他们认为，应对诽谤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行为做出集体反应。一个普通老师告诉同事说：“发表这篇文章的人是想看我们的反应，如果我们不做出回应，这将意味着政府的胜利。”[39]他们决定罢课一天以示抗议。这些激进的老师只教少数课程，对学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库姆神学院有影响的是6位著名的阿亚图拉，要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时间已太晚，决定第二天早上去见他们。1月8号，学生们知道了罢课的决定。一位参与者回忆说：“在老师的建议下，同学们说：‘让我们去问问宗教权威人士，宗教界的神学老师，看看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有事请教权威学者，这是伊斯兰教的学术传统。激进的学生们从一个宗教权威的家里到另一个宗教权威的家里。在路上，学生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还打了两个在他们看来是政府帮凶的人，并打碎了几家银行的玻璃。警察试图用拖拉机和警棍驱散学生，但没有出现严重伤亡。而后，示威者到达预定的目的地，等待阿亚图拉们的到来。

当激进老师的代表来到哈伊利（Hairi）的家，要求他参加罢课时，哈伊利立即向他的高一级别同事打了电话，他们同意罢课一天。稍后，当学生再找到他的时候，他拒绝了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他说：“当然，我对侮辱尊敬的阿亚图拉霍梅尼非常愤怒，我谴责它的所有方面。我知道必须采取措施，我也正在行动，但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事情必须是和平的，而不是用这种方式，要在阿扎姆清真寺（Azam Mosque）里解决，或者像法齐雅宗教学院中进行。”大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Kazem Shariamadari, 1905—1986）也持同样的谨慎态度。学生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说，他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给政府官员打了电话。最后，他说：“我继续这样做。我希望他们（政府官员）不再重复这样的侮辱，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40]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礼萨·高佩叶贾尼（Ayatullah Muhammad-Riza Gulpayigani）同情抗议者，他说：“你们要继续保持团结，继续和平示威游行，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有些人感到失望，他安抚说：“几年前，我给议会打电话，但人家一点也不在乎。”只有阿亚图拉希哈布丁·纳贾菲-马拉什（Ayatullah Shihabuddin Najafi-Marashi, 1897—1990）深受感动，他在讲话中哭了。他说，他已经向德黑兰国王政府写了信，表示抗议。他多次表达对示威游行的支持。

在伊斯兰社会，宗教领袖具有很高权威。与很多宗教和派别一样，伊斯兰什叶派亦实行教阶制度，从低到高依次为：毛拉（阿拉伯文Maula的音译，指一般宗教学者）、阿訇（波斯文Akhund的音译）、乌里玛（阿拉伯文Ulama的音译，伊斯兰宗教学者的总称）、穆智台希德（阿拉伯文Mujtahid的音译）、霍贾特伊斯兰（Hujatal-Islam）、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从下到上，教阶越高，教职数目越少。毛拉通常要经过伊拉克的纳贾夫、卡尔巴拉或伊朗的马什哈德、库姆等地宗教学校的长期教育，精通《古兰经》、圣训、伊斯兰教法和神学，然后才能获得“乌里玛”的称号，意即“有知识的人”。“霍贾特伊斯兰”意为“伊斯兰教权威”“伊斯兰的证明”。作为伊斯兰宗教领袖“霍贾特伊斯兰”一般只授予德高望重的穆智台希德，地位仅次于阿亚图拉。乌里玛之上，属于高级宗教权威。“穆智台希德”意为“勤奋者”。他们能够根据《古兰经》、圣训进行推论、演绎伊斯兰教法。他们发表的个人见解可以作为法律上的判断标准，所以他们在穆斯林中有极高地位。

1月8日的罢课延续到了第二天，数以百计的库姆神学院学生和神职人员走上街头，表达愤怒，他们来到马苏麦广场（the Haram of the Masumah），这时一些商店关门，商人们加入了示威游行者队伍。然后，他们到宗教学者家里。午后，游行示威者来到了警察局附近，当时有两辆卡车作为路障放在路的中间。警官下令清理道路，示威者向前行进，警察视学生为抗议，学生称，警察在挑衅。于是，有人用石块投向了银行的玻璃、警察局。警察先是对空鸣枪，抗议者四处逃散。下午5点左右，当示威者再次聚集在一起时，军警开始对赤手空拳的示威游行者进行袭击，一些人中弹身亡。示威者抬着遇难者的尸体，高呼“安拉之外别无神灵”的口号。军警的袭击持续到晚上9点，整个库姆的广场和街道上，随处可见遇难者的尸体[41]。奥地利学者努斯鲍默称，“军队用暴力结束了这场游行。官方报道，9人死亡，但实际上却有70人躺在棺材里。”[42]中国学者姚明君在其《好懂的世界格局（4）·中东的诱惑》中称：“‘库姆惨案’造成约70人死亡，400人受伤。”[43]惨案中的具体死伤情况，说法从5人到300人不等。除了“70人”说之外，还有“5人”[44]说，“6人”和“至少6人”说[45]，“7人死亡，多人被捕”说，“8人死亡（其中两人为警察，6人为抗议者）”说，“10至70人”说，美国驻伊朗外交官的报告，“先是20—30人，以后又改称14人”说，“6死9伤和20人死300多人伤”说，“至少12人”说，“80至90人”说，“100多人”说，“300人”说等。“库姆惨案”的消息传到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等地，这些城市爆发了罢工、罢市等活动。消息传到叙利亚、科威特、黎巴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一些大学师生宣布支持伊朗的抗议运动。“库姆惨案”成了伊斯兰革命的起点。

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纳贾夫发表讲话，强烈谴责巴列维政府。他在讲话中说：“我对这一悲剧，这个大悲剧中我应该哀悼的人五味杂陈。我应该将他们提供给最尊贵的先知，愿和平与其同在，提供给无过失者，愿和平与其同在，提供给第十二伊马目，愿和平与其同在，或者提供给伊斯兰社团，给穆斯林，给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被压迫者，或者我应该将他们提供给伊朗的被压迫民族或者库姆受尊敬的人。”“伊朗觉醒的民族正在被掠夺和背弃，它历经了很多悲剧，在这些面前，它毅然坚定不移并且牺牲生命。这些人既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却用机枪向人民射击，据我们得到的材料，他们杀死了70人。然而，从不同的报告和不同媒体的报道得知，有100人被打死。最普遍的数字是100—250人死去，而来自欧洲或美国的电报则说300人被打死。所以，至今也没有准确的死亡数字。”[46]“现在，人民已经起来反对他，反对这个曾说全国都同意他的这个人，每个人都投票支持他血睲的白色革命。然后，库姆的起义传播到德黑兰，到呼罗珊、阿塞拜疆、卡尔曼、阿瓦士、阿巴丹，现在，伊朗全国都在进行抗议。整个民族都起来反对这个曾经宣称每一个人都支持他，国家希望他，人民支持他的人。如果有一天，美国人的刺刀拿开了，朝臣们自己会维持这个人活着。卡特应该找一天去测试一下，让这个虚弱的国家单独存在，让这里的人民单独存在，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听到的是这些组织无非是在欺骗人民。”[47]“我希望所有的阶级，不管是乌力玛或穆智台希德，宗教学生或是市场的商人、买办，军官或是公务员，被这个邪恶的人深深刺痛的人团结起来，我们的政治组织不是独立地工作，而是彼此协作，就像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48]“我希望所有的阵线团结一致。如果这个民族的所有力量都团结到了一起，那么，不公正的人将被解除武装，牛的角将被折断。”[49]

按照伊斯兰传统，人去世后，要在24小时内下葬，40天以后对其进行悼念活动。这种葬俗应该与阿拉伯人的对外征服战争有关。在战场上，人们不可能把人的遗体保留太长时间，迫于战事，对阵亡士兵草草安葬，继续与敌人战斗。战争取得胜利后，当活着的人分享战利品时，再祭奠死去的同伴，以慰亡灵。

1月9日，伊朗取消了两周前做出的因袭击伊朗外交使团而对意大利和丹麦的贸易制裁。美国一家法院就1977年11月巴列维国王的外甥大流士·巴列维·希尔叶（Darius Pahlavi Hillyer）在高速公路上殴打警察一事进行审判。

1月11日，美国记者理查德·维他京（Richard Witki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根据1974年协议，格鲁曼公司（Grumman）向伊朗出售80架F-14战斗机。文章称，这一武器交易是“帮助拯救公司的犯罪行为”[50]。

当晚，王后法拉赫前往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参加晚宴，200多名抗议者聚集在酒店外，他们高呼口号：“国王是法西斯刽子手！”“打倒国王！”[51]1月12日晚，在纽约希尔顿饭店（the New York Hilton Hotel），法拉赫王后正在发表演讲时，突然闯进了两支抗议队伍，每支都在千人以上[52]。

1月13—15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克莱门特·约翰·扎布劳基（Clement John Zablocki, 1912—1983）访问伊朗。扎布劳基会见了宫廷大臣、前首相艾米尔-阿拔斯·胡韦达、陆军司令格拉姆·礼萨·爱资哈里（Gholam Reza Azhari, 1909—2001）和伊朗战争部副大臣哈桑·突法尼（Hassan Toufanian）等人。在与扎布劳基的会谈中，巴列维国王表示支持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和平倡议，认为以色列不会做出积极反应，所以，要用石油为武器，对以色列施压，加快中东和平进程[53]。

1月14日，德黑兰大市场关门停业。1月14—15日，伊斯法罕商店为悼念库姆遇难者，关门两天。接下来的几天，这里的大市场也关门停业。大不里士的警察逮捕了几名试图破坏政府建筑物的年轻人。这里还举行了支持巴列维国王和政府的示威游行。

1月26日，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H.沙利文（William H. Sullivan, 1922—2013, 1977年6月—1979年4月为美国驻伊朗大使）在打给美国政府的电报中，对伊朗的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和判断：1月14—15日两天，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接受了3名外国记者的采访，采访中，他公开批评政府，这是自1963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对政府是一种挑战，但穆斯林没有形成牢固的反国王联盟。在这两天，马什哈德、阿巴丹、阿瓦士、迪兹富尔、霍拉姆沙赫尔、舒适塔尔、赞坚等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很多人不再相信政府的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没有与反政府人士联系，鉴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的排外情绪，如果阿亚图拉们不能很好地控制追随者，很可能让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者浑水摸鱼[54]。

1月30日，教育部一官员因向苏联出售情报而被处以死刑。

1月底，伊朗国王巴列维允许自由作家访问美国。

1978年1月，巴列维国王出版其新的专著《走向伟大文明》，第一部分对伟大文明作了系统阐述，第二部分为“当今世界”，第三部分为“革命时代的伊朗”，第四部分为“通向伟大文明之路”，第五部分为“我对伊朗人民的忠告”。为了扩大影响，专著翻译成英语，在伊朗英语报刊《德黑兰杂志》（Tehran Journal）从1月到3月连登36期。巴列维国王在书中称：“一种所有人类文明的最佳元素一起被利用，以确保物质和道德水平的最好和最高标准以及所有社会成员精神和智慧的最佳状态的文明……伊朗文明的特殊力量源自其与其他文明融合、从其他文明中吸取精华，从而创造出更完整和全球性文化的能力。同样，这也是伊朗明天伟大文明之所在。”[55]

2月2日，巴列维国王访问印度，60多名在印度的伊朗留学生和数百名印度学生反对巴列维国王访问印度，并与警察发生冲突[56]。

2月3日，沙利文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首次使用“革命”（revolution）一词，他有理由相信，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宗教运动“比它的捣毁者更能使我们相信其组织良好，有进步意义，能够抵御共产主义。它植根于伊朗人民而不是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其他意识形态”[57]。

2月8日，美国一年一度的世界人权报告出台，其中谈到4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它们分别是伊朗、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58]。

2月10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查尔斯·伍德鲁夫·优素特（Charles Woodruff Yost, 1907—1981）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提出，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是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国家[59]。

2月18日，“库姆惨案”发生后的第40天，伊朗12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其中大不里士的规模最大，示威游行者与军警发生的冲突也最为激烈。大不里士是阿塞拜疆省的省会，这里也是当时伊朗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导人大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的故乡。这里的宗教领导人计划在清真寺举行一场悼念活动，为40天前库姆的逝者举行祷告活动，以抚慰“库姆惨案”中殉难者相关的人。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清真寺。警察包围了清真寺，阻止人们进入。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膨胀，警察朝天鸣枪。愤怒的群众高呼：“阿亚图拉霍梅尼万岁！”“处死国王！”这是这次伊朗群众运动中伊朗人第一次喊出“处死国王”的口号[60]。愤怒的民众点燃了警车，袭击银行，火烧电影院，进攻酒吧，还冲击了在大不里士的复兴党总部，烧毁了停放在那里的15辆警车。在其他地方，巴列维国王、法拉赫王后及其儿子的画像被焚烧。前来镇压运动的车辆被推翻，军队向人们开枪，直至深夜12点，局势才平静下来。大不里士的冲突造成了10—500人死亡[61]，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政府报道的数字是6人死亡，125人受伤[62]，这就是“大不里士惨案”。随后又有几百人被捕。示威者抬着遇难者的尸体，高喊：“这是现政权的又一个受害者，‘萨瓦克’的又一桩罪行。”[63]3月30日、5月10日，这样的悲剧在轮番上演。鉴于此，巴列维国王政府把1月8日的事件称为2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负责议会事务的国务大臣哈拉库·拉姆博德（Holaku Rambod）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说：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分子是造成大不里士历时两天流血“骚乱”的罪魁祸首，共产党和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者在大不里士搞起了“骚乱”，“这些破坏者不是伊朗人”[64]。

国王在接受英国BBC记者采访时称，库姆事件和大不里士事件是共产主义与反动势力结成神圣联盟的结果[65]。据阿什拉芙公主回忆，在大不里士惨案中，有约100人被打死[66]。在国王看来，大不里士惨案，标志着其权力削弱的开始[67]。大不里士惨案发生后，巴列维国王撤换了阿塞拜疆省的总督，开除了大不里士警察局长。

为了配合卡特的人权政策，巴列维国王宣布了新自由化措施，提出了包括给妇女更多自由的新自由化纲领。

赛义德·贾瓦里公布了一份伊朗的人权宣言。

2月19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在纳贾夫的谢赫·安萨里（Shaykh Ansari）清真寺发表讲话说：“就在我们在这里聚会之时，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伊朗所有的主要城市已经戒严：德黑兰、大不里士、马什哈德、库姆。一些城市完全戒严，如库姆。在其他城市，市场和其他活动中心已经关闭。我们已经得到消息，除了少数与政府有联系的商人外，德黑兰的大市场已完全关闭。”“库姆的宗教学习中心已经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库姆人民和值得尊敬的宗教学生已经用他们勇敢的双手，用他们在历史上少有的勇气与政府及其代理人进行战斗，并做出了巨大牺牲。”“库姆是伊斯兰的行动中心；库姆是伊斯兰运动的中心。这场运动从库姆，从城市本身，从学生，从宗教学者，从教师（愿真主支持他们所有人），从信仰伊斯兰的战士组成的群众开始，传播到了伊朗的各个角落。”“我们正遭受伤害并继续受到伤害，所有这些不幸都是由签署《人权宣言》的政府和大声宣称人的自由权的政府一手造成的。过去，给我们带来不幸的是英国。现在，一边是苏联，一边是美国。我们所有的灾难都是由这些帝国主义者造成的；如果他们停止支持伊朗政府，人民就能活下去。伊朗政府授予美国顾问绝对豁免权而得到的只是几美元的回报。现在伊朗有多少美国官员，他们得到了巨大收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财富进了美国人的口袋，就是还留下了少许，也到了国王及其帮凶手里。他们在国外购买豪宅，把人民的钱变成自己在银行的存款，从而导致民族处于贫困状态。与此同时，他们却不断重复说：‘伊朗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与美国，至少与日本处于同一水平（或许比日本还要发达些）。’这种荒谬的说法使得他们自己的道德败坏已是人人皆知。就连街角的杂货店店主都会告诉你：‘国王在讲废话。’但他却厚颜无耻地侃侃而谈：我们对此无能为力。”[68]

法拉赫王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政治反对派、学生们以及在市场上的商人阶层首次与宗教集团联合起来，共同要求国王给予更广泛的言论自由并且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对于我们而言，这次联合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些政治反对派、学生和商人要求政体和社会整体快速西方化，但是这些毛拉和神学家们的要求恰恰是相反的……”[69]

同一天，伊朗关闭了驻肯尼亚内罗毕的大使馆。

2月21日，伊朗复兴党副总书记马哈茂德·贾法里安在复兴党会议上说：“在大不里士造成破坏的破坏者并不是伊朗人”，“伊朗现在是而且向来是俄国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诱饵”。在西方人士看来，这次事件有其深刻的宗教背景。依据有二：一是库姆的宗教领袖沙里亚马达里在事件中呼吁人们结束暴力；一是在大不里士首先受到攻击的是酒店，其次是电视机商店和电影院，这些都是正统的什叶派穆斯林所不能接受的。它表明，宗教界反对官方的旨在实行现代化和非宗教化的改革。当天，伊朗军队借助军车和机枪进入大不里士。

2月22日，巴列维国王向卡特总统表示，他同意在民事法庭而不是在军事法庭审判被捕者。他还提出了加快自由化进程，建设开放社会的理念。

2月27日，在民主德国，14名伊朗留学生占领了伊朗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当警察驱逐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边退却，一边高呼口号：“打倒伊朗国王！”“伊朗国王是个法西斯分子！”

为了从思想上根除外来影响，复兴党组织了一系列的声讨会，抨击“马克思主义国家”“共产党国家”破坏伊朗的“安定”和“前进的步伐”。有人说：“红色殖民主义者想破坏（伊朗）人民需要的机关、组织和他们的生活用具，以便使伊朗人民倒霉，成为他们手中的不能自主的工具”[70]。

当天，美国记者伯纳丁·莫里斯（Bernadine Morris）为《纽约时报》撰写的特别报道中称：意大利知名时装品牌华伦天奴的创始人华伦天奴·格拉瓦尼（Valentino Garavani, 1932— ）亲自从罗马飞往巴黎，再飞往德黑兰，展示为法拉赫王后制作的礼服[71]。

阿亚图拉霍梅尼在纳贾夫向阿塞拜疆人民发表讲话说：“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安慰值得尊敬的大不里士民众，刚刚丧失亲人的母亲和痛苦的父亲。我能说的就是对这些接二连三的大屠杀的谴责。”“看不见的真主希望人民反对国王及其政府的声音响彻整个国家，这些声音将更加响亮。”“让高尚的、可贵的、可爱的阿塞拜疆人民知道，在争取公正、独立、自由和捍卫《古兰经》的斗争中，他们并不孤立。像设拉子、伊斯法罕、阿瓦士，尤其是宗教机构的中心和伊玛目萨迪格（Imam Sadiq）的据点的库姆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大城市德黑兰，已经将其声音汇入了他们的声音之中，在反对巴列维家族的斗争中，他们已经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72]

3月5日，以处理暴乱方法不当为由，巴列维国王处理了一批警察和“萨瓦克”官员。他宣布，他正与荷兰和联邦德国（西德）政府就购买护卫舰和潜艇一事进行谈判。

3月6日，由于民主德国不愿处理伊朗在民主德国的留学生，巴列维国王宣布召回伊朗驻民主德国大使及其随员。

3月13日，伊朗政府宣布，根据伊朗议会通过的新法律，将释放包括261名叛国罪和颠覆政权罪在内的1200多名囚犯。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巴列维政府称，这是“黑红联盟”在做事，并将动荡混乱的局面皆归为此[73]。

以色列驻伊朗大使乌瑞·卢布兰尼（Uri Lubrani, 1926— ）和以色列外交官、情报官员、时任“摩萨德”驻德黑兰情报站负责人的鲁文·默拉夫（Reuven Merhav, 1936— ）前往伊朗南部的基什岛拜访巴列维国王。他们两人访问巴列维国王的目的是要劝说他在财政上支持以色列的一项计划，也就是防止黎巴嫩的什叶派势力坐大，这将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政府皆带来不利影响[74]。

3月16日，伊朗议员呼吁责难政府官员在处理上个月大不里士骚乱中的不当行为[75]。伊朗政府宣布重组大不里士的“萨瓦克”分支机构。这引起了伊朗人的普遍担忧。

3月25—27日，英国国防大臣弗里德里克·威廉·马利（Frederick William Mulley, 1918—1995）对伊朗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马利会见了巴列维国王、宫廷大臣胡韦达、外交大臣卡拉巴里（Khalatbary）、阿齐米将军和总司令艾兹哈里将军，并于离开时发表公告，强调伊朗与英国关系的重要性。在新闻发布会上，马利强调英国支持伊朗的军队建设[76]。

3月29日，警察在伊朗石油城市阿巴丹和首都德黑兰分别逮捕了3名散发传单和4名分发磁带的学生。

3月30日，“大不里士惨案”发生后第40天，伊朗又有55个城市出现群众性示威游行，其中15个城市出现了民众与军警的冲突，尽管此前巴列维国王曾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第三次流血事件的发生，但还是造成人员伤亡。冲突最激烈的雅兹德（Yezd）市在穆罕默迪雅（Muhammadiyyah）陵墓举行群众集会，然后，人们涌向街头，高呼口号：“阿亚图拉霍梅尼万岁！”“处死国王！”，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打碎了一些银行、电影院、酒吧橱窗上的玻璃。第二天，在阿亚图拉萨杜基（Saduqi）的号召下，举行集体罢工，人们聚集在清真寺。在清真寺里，宗教领导人强烈要求被流放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释放包括阿亚图拉蒙塔泽里（Hossein Ali Montazeri, 1922—2009）和阿亚图拉塔莱加尼在内被关押的政治犯，结束专制统治。会后，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向示威者开枪，又造成了一些人死伤。在雅兹迪有两人被打死。在卡兹文，一个在大街上散发传单者被打死[77]。

3月31日，在圣城马什哈德，40多人进攻银行、酒吧等地方，警察逮捕了6人。另有80个蒙面人进攻火车站，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德黑兰的祷告中，当领祷人提到“阿亚图拉霍梅尼”时，下面发出了一阵响亮的欢呼声。

4月1日，警察又逮捕了正在散发传单和录音带的1名教师和4名学生[78]。

随着冲突日益升级，大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请求巴列维国王逮捕具有激进思想的伊斯兰领导人，以平息事态。他还向巴列维国王提供了一个名单，称一旦这些人被处理掉，伊朗的局势将走向稳定。巴列维国王不同意这一解决方案，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危机[79]。在沙里亚马达里提供的这份名单中，有萨迪格·皓哈利（Sadegh Khalkhali, 1926—2003）。皓哈利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学生，他早年曾参加由伊斯兰领导人赛义德·纳瓦卜·萨法韦（Sayyid Navvab Safavi, 1923—1955）于1946年创立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游击队”（Fada'iyan-e Islam）。1955年，萨法韦等主要成员被处死，该组织也被取缔。在伊斯兰革命过程中，其成员积极支持伊斯兰革命。1979年2月24日，皓哈利成为新成立的伊斯兰革命法庭的庭长。经他的手，以“在地球上传播腐败”和“反对真主”的罪名，判处了上百名旧政权官员死刑，包括巴列维国王时期任职最长的首相艾米尔-阿拔斯·胡韦达和“萨瓦克”前领导人纳马图拉·纳西里（Nematollah Nassiri, 1911—1979），因此人称“绞刑法官”。他不顾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反对，炸掉了耗资20亿美元的巴列维国王为自己建造的陵墓。1979年5月，他在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时，他建议把波斯湾改名为“伊斯兰湾”。2003年，纳兹拉·法塔赫（Nazila Fathi, 1970— ）为其去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中，引用了皓哈利2000年出版的个人自传中这么两段话：“我杀了500多个亲近王室的罪犯、数百名库尔德、贡巴德和胡齐斯坦地区的叛军、还有许多毒贩。我从未对这些判决感到遗憾和愧疚。我认为我杀得少了，有更多的人应该被杀掉，但我没有抓到他们。”[80]

4月2日，复兴党左翼领导人阿布多尔马基德·马基迪（Abdolmajid Majidi）批评未能利用开放政治气氛的人，他批评一些人只会窃窃私语而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还提出了一个“防止颠覆综合计划”，以中止目前伊朗暴力事件日益升级的局面。复兴党在大不里士纠集数千名工人、农民和贵族，举行拥护政府的示威游行。针对马基迪的讲话，4月4日，《消息报》发表评论说，希望将语言转化为行动，并铲除一切干预伊朗事务的外国人的黑手。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伊朗两位资深的异见人士评论说：巴列维国王的“百花齐放”“臭了”[81]。

4月4日，伊朗驻苏丹大使因挪用14万美元的公款被逮捕。

4月5日，德黑兰报道，美国一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美国人要在伊朗东南部的恰赫·巴哈尔海军基地建设港口。

4月6日，伊朗政府宣布破获了一起苏联间谍案，案件牵涉到了85岁的伊朗退休军官，这是4个月间第二个卷入间谍丑闻的伊朗将军。

4月8日，迈赫迪·巴扎尔甘在首都德黑兰的房子遭到了炸弹袭击。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地下委员会宣布对爆炸负责[82]。

4月9日，由首相阿穆泽贾尔亲自挂帅，在大不里士进行了由20万人参加的支持政府的示威游行。在首相30分钟的演讲中，不时为“国王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在演讲中，阿穆泽贾尔承诺：加强在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源投入，研究农产品价格，向农民增加农业贷款以改进农业生产设施，在大不里士解决5千套住房，对大不里士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改造[83]。

在首都德黑兰，两个反对派领袖——人权委员会主席卡里姆·桑贾比（Kareem Sanjabi, 1904—1995）和该组织创始人迈赫迪·巴扎尔甘——的住处遭到了炸弹袭击，他们的住处遭到全面破坏。

听说雅兹迪（Yazd）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反政府事件后，卡拉吉（Karaj）卡兹尔·黑萨尔（Qazil Hisar）监狱的政治犯开始绝食，这进一步引发了德黑兰大学、艾米尔·卡比尔（Amir Kabir）大学、民族大学（现贝赫什蒂大学）的示威游行。两天后，伊朗科技大学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4月12日，大不里士大学的学生组织示威游行，一个学生被打死。伊朗与苏联在德黑兰签署协议，修建从康干（Kangan）到阿斯塔拉（Astara位于阿塞拜疆）1240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中的488公里，预计1980年建成时向苏联输气约170亿立方米。

4月13日，沙利文向华盛顿提交了伊朗的人权报告。其中谈道：伊朗法律没有对“萨瓦克”的职责和预审法官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意味着“萨瓦克”可以任意捕人。“萨瓦克”可以监视军事司法官员的行动。伊朗尚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伊朗作家协会。巴列维政府称，在文学领域，只有亵渎宗教信念或攻击人民的材料才会受到限制，许多文学俱乐部可以自由写作和出版其作品。伊朗人权问题上最薄弱之处是公民的政治自由。在伊朗的历史上，没有守法的公民因其政治信仰被起诉。事实上，我们已经从各种渠道听说，有的人仅仅是拥有某些书籍，甚至是在德黑兰书店公开出售的书籍而被逮捕[84]。

4月14日，前首相阿萨杜拉·阿拉姆（Asadollah Alam, 1919—1978, 1962—1964年任首相）去世，他不仅是20世纪伊朗不被人注意的才俊，更重要的是他与卡瓦姆·穆克·设拉子（Qavam Al-Molk Shirazi）家族的关系。卡瓦姆·设拉子家族是法尔斯省乃至整个伊朗的名门望族。数世纪以来，他们服务于众多伊朗国王。同时，也多次遭到迫害。以艾哈迈德·卡瓦姆·扫塔纳赫（Ahmad Qavam Al-Saltaneh, 1882—1955）为例，五度出任首相。20世纪初，卡瓦姆·穆克团结了包括卡姆瑟（Khamseh）在内的多个组织，加强了地区的稳定[85]。礼萨·汗为了加强与地方贵族的关系，以利于社会稳定，不但把巴列维国王的孪生妺妺阿什拉芙·巴列维（Ashraf Pahlavi, 1919— ）公主嫁给了卡瓦姆·穆克·设拉子的儿子阿里·卡瓦姆（Ali Qavam），还下令阿萨杜拉·阿拉姆印娶了卡瓦姆·穆克·设拉子的女儿。在这样的婚姻安排下，阿萨杜拉·阿拉姆26岁就当上了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的总督，29岁就成了摩萨台内阁中的农业大臣。阿拉姆的父亲在世时，他们已是伊朗东呼罗珊省省会比尔詹德（Birjand）地区拥有土地最多的大地主。据说，阿拉姆向农民分发他的财产，坚持其仆人与其家人吃一样的食物。有一次，当一个刺客在他的门口被逮住时，阿拉姆给了他40美元，然后把他痛打了一顿，把他光着屁股送到了大街上。阿拉姆是巴列维王朝任职时间最长的大臣。

4月22日，伊朗政府以反对政府为由逮捕了包括65名年轻人在内的83人[86]。

4月24日，美国国务卿居鲁士·罗伯茨·万斯（Cyrus Roberts Vance,1917—2002）要求对伊朗情况进行详细的评估，沙利文的结论是政府“强硬对待”反对派，努力化解“反对派的政治行动”。伊朗的自由化运动将不会受到反对派运动的影响，将继续进行。沃伦·克里斯托夫致信沙利文，表示美国国务院赞成其观点，并敦促他致力于伊朗首相阿穆泽贾尔在与反对派打交道时放弃“强硬策略”。

4月27日，美国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2004）访问伊朗。

4月28日，英国保守党主席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1925—2013）访问伊朗。她在有400多个商人参加的午餐会发表讲话说：她希望“领导一个伟大的国家”，并强调她对国际事务，尤其是非洲之角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感兴趣。她还说：“我们反对没有权力限制，直接或通过代理人一味限制他人自由的政权。”她称伊朗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力量，巴列维国王是世界上最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87]。

5月初，伊朗著名导演阿里·拉菲伊（Ali Rafiei）将恺加王朝纳赛尔·丁国王（Nasser ad-Din, 1931—1896, 1948—1896年在位）时期的改革首相米尔扎·塔基·汗·卡比尔（Mirza Taqi Khan Amir Kabir）搬上舞台。卡比尔在纳赛尔·丁国王执政最初的4年里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改革，但被国王免职，后又被暗杀。演出在德黑兰城市大戏院举行。

5月4日，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阿亚图拉霍梅尼，问：“国王的亲以色列政策是你反对现政权的原因之一吗？”他回答说：“是的，以色列占领了穆斯林人民的土地，已经犯下了无数罪行，国王保持与以色列的政治关系，给予它经济支持就是反伊斯兰和穆斯林利益的行为。”[88]

5月6日，伊朗警察逮捕了23名参加示威游行的反对派大学生。据《纽约时报》报道：在5月上旬的冲突中，至少造成12人死亡[89]。5月8日，在大不里士，有3名学生被杀害[90]。进入5月中旬，伊朗反对派与警察在伊朗的多个城市发生冲突。希腊裔美国记者尼古拉斯·盖奇（Nicholas Gage, 1939— ）称其为“15年来，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所面临的最强烈的反对”[91]。在5月18日的冲突中，又有3名警察受伤，193名示威者被捕[92]。

5月6日，法国《世界报》发表对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采访报告。阿亚图拉霍梅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立伊斯兰政府是他和整个伊朗民族的目标，但眼下整个民族的目标是推翻巴列维王朝。

5月9—10日，按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打给美国政府的电报中的说法，美国使馆积极为库姆宗教领导人沙里亚马达里与巴列维国王之间展开对话而积极斡旋。

5月10日，首相阿穆泽贾尔在由复兴党组织的学生集会上发表讲话称：学生要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伊朗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知识、智慧、虔诚和工作意愿。他提醒说，即使最小的欧洲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必须有强大的军事以抵御外部的侵略。同时，欧洲的历史也表明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因为经济上落后国家在政治上要失去已有的地位[93]。法拉赫王后乘坐一辆面包车视察了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出人意料的是她的身边没有警察。

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巴列维国王只得推迟对东欧国家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访问，并下令警察驱散示威者。

当天，针对政府威胁要对示威游行者予以坚决镇压，反对派准备在德黑兰举行一次全市总罢工[94]。

伊朗国防部与英国政府签署协议，英国为伊斯法罕小型武器弹药厂建设提供技术服务。这是3月下旬英国国防大臣弗尔德里克·威廉·马利访问伊朗的重要成果之一。

5月11日，群众聚集乔梅清真寺聆听了教长两个小时的演讲后，开始走上大街，并向纳赛尔-霍夫罗斯等进发，以冲击只有两个街区之遥的国家电讯中心。他们高呼“打倒国王”等口号。部队向示威者开枪。

政府发表公告，其中谈道：“麻烦制造者将得到严厉惩处。”“看起来，暴徒们以为政府的忍耐是无限的！”[95]宫廷大臣胡韦达发表声明，巴列维国王推迟出国访问，但没有说明推迟出国的原因。由于大学的示威游行，一些大学开始罢课。

伊朗有19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冲突中有100多人受伤。在伊斯法罕，有两家电影院和三家银行被砸。在设拉子，学生先是游行，而后砸银行的窗户，有50个学生被捕。在克尔曼，警察驱散了一千多名示威者。在大不里士，警察驱散了一群呼喊颠覆性口号的示威者。

5月11日，利莎·瑟士德（Lisa Seshide）在英国《卫报》撰文《由于有7人死于宗教骚乱，伊朗什叶派迁怒于国王》。文章写道：“反对派手中的一小盒录音带正在证明比游击队手中的冲锋枪更为可怕。”“它以一篇措辞激烈的反对国王的长篇演说开始，接下去便是长时间的宗教祈祷声，其后是警车警笛的嘶叫声，然后是自动武器嘭嘭拍拍的声音，最后是万籁俱静。这盘录音带是在亚兹德沙漠镇子里录制的，当时有25人被警察打死。它引人注目地唤醒了伊朗有影响的穆斯林教派最心爱的一切，即在政治压迫面前殉道牺牲——这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具有历史性的动力。强有力的穆斯林好像是偶然加入反对国王的运动使局势出现一个捉摸不定的危险因素。伊朗目前正面临着20世纪60年代政治运行以来最关键的时刻”。文中还写道：“国王的问题是所有独裁者共同的问题：如何放松控制而又不失去控制。国王把过去6个月来所发生的骚乱归咎于‘红色反动派和黑色反动派的邪恶联盟’。但是社会的紧张局势，未能满足的经济期望和由伊朗唯一的合法政党所造成的沉闷的政治气氛，其所起的作用比之‘黑色的穆斯林’和‘红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在一起所起的作用几乎肯定还要大。”“尽管表示不满，但是伊朗的反对派仍然分为不稳定的两个阵营。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他们既不信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抱有自由主义见解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欢迎穆斯林的政治吼声，但是对它的根本宗旨持不信任态度。他们对待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的态度尤其如此。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由于在1963年反对国王的骚乱中所起的作用，对许多伊朗人来说，都是一个英雄。目前他居住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贾夫。他把带有煽动性的录音带，和穆斯林告示——类似罗马教皇颁发的训谕——源源不断地越境送进伊朗。”

“鲁霍拉最近颁发的告示使德黑兰的知识分子极其为难。6周前，这个日益被看作是跟伊朗政治脱离接触的极端分子鲁霍拉，命令其追随者放弃恢复宪法统治的要求。他建议刺杀国王（阿亚图拉霍梅尼从未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引者注）。”“反对派的力量始终在于它坚持宪法的立场，但是知识分子反对派要伊斯兰。没有伊斯兰神职人员和他们号召群众能力的支撑，伊朗革命从来没有取得过胜利，包括1906年革命。”

“穆斯林和知识分子们还必须制定一项政治纲领。他们只在反对一人统治方面是联合一致的，但是也许除了要求加强司法和立法以外，双方都没有提出任何可以真正代替国王政策的措施。”“反对派的领袖人物是不存在的，像穆罕默德·摩萨台或者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这样的持不同政见的英雄人物不是死了就是在国外，摩萨台是民族主义首相，（20世纪）50年代初曾迫使国王一度离开王位。”“石油繁荣使国王在政治上赢得了时间，但是说来奇怪，又使政治清算的日子更近了。经济上的奇迹使随时可能表面化的反对国王的情绪暂时沉寂下来了。但是，胡乱花钱和大量挥霍又唤醒了这种反对国王的情绪。在他的臣民看来，那种挥霍浪费正是伊朗经济的特点。”“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最近3年来，国王把所有政治的权力都抓到自己的手里。面对着预料中的经济困难，国王建立了一个只对他个人负责的帝国委员会——一个由经济方面的解难能手组成的机构。由于一切权力都牢牢掌握在王室手中，政治教育被大大地忽视了。许多伊朗人由于在政治上同制度有不一致之处，于是便在传统的反对派穆斯林中去找出路。可以想象，如果允许他们在伊朗社会中发挥较有意义的作用的话，许多人是可以拉回来的。”“一个诱饵是国王对实行自由化的保证，这是一个相当含糊而矛盾的纲领，它使一些一度被取缔了的书籍和报纸又回到书店里来了，新闻出版也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

“西方外交官说，这些日子里国王头脑里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继承人问题。把王位和平地让与王储礼萨的前景并不乐观。现存的机构很少有不是国王亲自建立的。如若有的话，也难能有十分稳固的，在国王去世后，不管是不是和平，这些机构坚强到足以存在下去的，即使有也很少。他热衷于消灭自封的领袖人物。这种做法有毁了他自己的巴列维王朝的危险。”

5月13日，巴列维国王会见伊朗新闻记者，表达了与宗教领导人合作妥协的思想，希望一些宗教领导人远离阿亚图拉霍梅尼，支持国王政府的统治。

他在会见时说：一些骚乱者想把伊朗变成“伊朗斯坦”，“我们不会允许伊朗分裂，外国势力在20世纪初就做这样的打算。伊朗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你们回顾历史，你们会清楚地看到，国家大事是重复的。1907年，伊朗被俄罗斯和英国分割。1945年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波斯文本为贝文和韦尔斯）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了将伊朗分为阿塞拜疆共和国、库尔德斯坦和胡齐斯坦省，就更不用说1919年要把这个国家完全交付给英国了。”[96]接着，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些拿特殊标志的示威者（指一些人拿镰刀和斧头的标志）。国王进一步强调说，当然有一些情况是由对政府官员决策失误的不满造成的，但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没有任何理由对那些不满的人来进行报复。他补充说，最近对“暴徒”的强硬措施并不影响伊朗的政治自由化计划。在巴列维国王看来，一些宗教领导人是支持君主制的，将其视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挑战，保护伊斯兰教的需要[97]。

英国《金融时报》1978年5月15日刊登驻伦敦记者安东尼·麦克德莫特和驻德黑兰记者安备鲁·惠特利文章：《伊朗国王面临的挑战》。

文章写道：“去年10月，主要大学的大部分学生举行了一系列罢课和示威游行。去年11月，正当华盛顿发生反对伊朗国王的示威游行的时候，德黑兰大学也发生了为期10天的示威游行。去年12月初，20多个高等教育的场所大部分不是关闭就是罢课。”“复兴党在每次爆发暴力行动时作为回应就是举行群众大会，以争取虔诚教徒的支持。但是，弄巧成拙，这些群众大会反而很集中地强调说明了这个唯一得到批准的合法政党作为人们真正发挥政治不满渠道的种种局限性。”“抗议运动的宗教因素有时被估计过高了。最近这股反对国王的浪潮大体上可以追溯到1977年10月29日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儿子的神秘死亡。这位什叶派领袖自从1963年（实为1964年——引者注）以来一直流亡伊拉克。在政府报纸《消息报》今年1月7日发表关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一篇文章之后，圣城库姆发生了示威游行，官方称在游行中共有6人死亡。在为这些事件的死难者举行40天哀悼结束时，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不里士相继发生骚乱。又过了40天之后，许多城市也发生示威游行，其中以德黑兰、卡兹文和亚兹德尤为突出。5月7日，即亚兹德的骚乱结束40天后，新的示威游行再度爆发了。复兴党的对策是每隔一段时间举行群众大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是4月9日在大不里士举行的，参加人数达30万人。”“同这股抗议浪潮同时出现的还有对经济和社会的各种抱怨，多半是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快引起的。把乡下人大批迁到城镇去，而对低收入的人来说，城镇的住房又贵又供不应求，人们认为这是发生骚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不里士的流血骚乱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发生的。”“在这种骚乱的背景下，国王的举动受到某种严重的约束。他一面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一副知道什么是对人民最有好处的严父的严酷、冷淡，而又威严的面孔，而让法拉赫王后去成功地扮演政府是慈母的角色；一面关心为他的儿子礼萨王储和继承人而做出永久性的规定的种种问题。这是特别难办的，因为他在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的时候，长期以来采取高压政策，实行个人独裁。”

5月15日，当穆罕默德·巴列维国王的反对者宣布关闭商店，司机和行人不要在大街上行走的命令后，伊朗的军队和防暴警察开始在街上巡逻。

5月16日，一个不明身份的伊朗人打电话称，在洛克希德大厦（Lockheed）安放了炸弹。新闻与旅游大臣胡马云发表讲话，提醒人们不要相信制造动荡局势的流言蜚语。他呼吁学者、作家、商人和其他公民要支持对破坏社会稳定和法律行为的镇压[98]。当天，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与政府官员发生冲突。针对德黑兰大学、艾米尔·卡比尔大学、民族大学、伊朗科技大学等学生的抗议活动，首都德黑兰的大学校长们开始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伊朗媒体发表公告，巴列维国王和法拉赫王后将出访东欧。

5月17日，在“政治犯日”到来之际，法文报纸《德黑兰报》刊登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致伊朗人民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表达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对伊朗人民党为伊朗人民争取自由的支持。1916年，伊朗工人在巴库建立“正义党”。十月革命后，正义党成员返回伊朗参加斗争，1920年，正义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正义党改名为“伊朗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章程。随着美国与英国对伊朗经济命脉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伊朗共产党遭到镇压，党组织陷于瘫痪。1941年9月，53名伊朗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拉蒂马什等人的领导下，在苏联的支持下，重新建党，定名为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1943年发展至伊朗全国。1944年8月，人民党一大召开，通过五点纲领，称该党是工人、农民与手工业者劳动阶级的政党，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制，确保宪法规定的自由。1945年，该党党员有9人被选入议会[99]。1948年，人民党二大召开时，党员已发展到20万人，3人进入内阁。1949年、1953年遭巴列维国王镇压，党的领导人和党员大批流亡国外，党中央总部迁到了德国的莱比锡。1959年，人民党与阿塞拜疆民主党合并。1965年分裂出“伊朗人民革命组织”。

英国首相伦纳德·詹姆斯·卡拉汉（Leonard James Callaghan, 1912—2005）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说：“我们支持伊朗进一步的自由行动——伊朗国王真正专注的事业——我们坚定站在这个国家的立场之上。”巴列维国王对这一表态迅速做出回应，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松必要的军事威慑。”[100]作为英国政治家，卡拉汉有两个“英国之最”。一个是他为英国历史上最长寿的首相，一个是他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曾经出任首相、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四个内阁大臣职务的政治家。

5月18日，尼古拉斯·盖奇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上周在伊朗的一些主要城镇发生了历时4天的流血骚动后，巴列维国王面临着15年来对其执政最强有力的反对。”“然而，这位国王似乎并不感到特别担忧。上周，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打算继续奉行他目前的政策。当全国都在传说即将爆发更激烈的示威时，国王在昨天飞往保加利亚进行国事访问。”“国王最强有力的反对派是由支持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穆斯林传统主义者组成的。”[101]

5月21日，40名伊朗年轻人在诺克斯维尔市（Knoxville）中心外举行示威抗议，他们高举上面写有抗议伊朗压制人权和美国支持伊朗政府的牌子[102]。当晚，圣城库姆的一交通警亭遭到炸弹袭击，警察逮捕了15人。

5月22日，世界作家协会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伊朗政府践踏人权。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帮助说服美国相关官员，拒绝接受伊朗民族大学中心10万美元的赠款，以用于监控美国的伊朗学生[103]。

5月24日上午，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H.沙利文与巴列维国王就伊朗局势进行了长谈，国王表示，他将继续其自由化进程，称其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他认为伊朗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宗教反对派，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职人员”，这些人永远不信宗教。他对阿亚图拉霍梅尼有很深的成见，觉得他是一个难以满足的人。尽管如此，巴列维国王还是希望能通过中介机构与阿亚图拉霍梅尼达成谅解。他还表示，在未来几天，他将到马什哈德拜谒伊马目礼萨的陵墓，借此与宗教领导人会谈，并将此视为与宗教反对派和解的出发点[104]。

伊朗内政部宣布，1979年的议会选举，由于人口的增长，议员总数将由目前的286人扩大到335人。德黑兰将分为45个选区，所有人都可参加特定选区的选举。

5月25日，伊朗西南部马龙（Maroun）油田正在钻探的油井发生爆炸，大火延续五天后，伊朗只得请美国德克萨斯的“红色阿戴尔”消防队（Red Adair's）前来灭火。

5月27日，新闻和旅游大臣胡马云举行新闻发布会，就一些公众关心的问题给出看法，他在会上说：凡宣布忠于国家和君主的人将享受到公平待遇。在回答“为什么伊朗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提问时，胡马云回答说：伊朗政府“邀请所有爱国分子和拥护君主制的人挺身而出，说明他们的情况。”当提及在美国的伊朗学生时，他说，那些违法的被驱逐者不配得到伊朗政府的支持。5月29日，法国的《德黑兰日报》发表社论说，胡马云的讲话把要推翻国王统治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和温和地承认国王统治的宗教人士做了区别，也对国民阵线内的革命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了区别[105]。

5月30日，伊朗反对派领袖巴扎尔甘告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如果国王准备执行宪法的所有规定，那我们就准备接受君主制并参加选举。”[106]

5月31日，德黑兰大学的2000名学生因反对男女合校而发生砸门窗，毁家具事件。在同治安人员搏斗中，至少有100多人受伤。理工大学挂起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巨幅画像。第二天，建筑大学也挂出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巨幅画像。

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拉克纳贾夫的谢赫安萨里清真寺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现在，伊斯兰法中的哪一条在伊朗的政府体系中被重视了？《古兰经》和伊斯兰法律当中大量的内容是关于压迫的，同样也是有关压迫者的，然而，伊朗国王和伊朗政权能说得上是公正的捍卫者吗？社会公正的捍卫者？伊斯兰公正的捍卫者？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和愚弄整个民族吗？巴列维国王及其帮凶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到《古兰经》的价值？尊重《古兰经》意味着把它印出来，为了愚弄人民而分发给他们吗？”“他们是根据宪法行事吗？即使成吉思汗都是按照法律规定行事，像他这样的人和蒙古人也这样做。今天的成吉思汗（指巴列维国王）做蒙古人尊重宪法的事情了吗？他们的选举尊重统一标准了吗？他们的议会候选人有明确的标准吗？他们的议员尊重法律了吗？他们所做的哪一件事可以称得上遵守了宗教法，或世俗法，或宪法？”“他们对我们的教育体系考虑了多少？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为什么伊朗的学校不是全部关闭就是部分关闭？为什么大学的课停了下来？这是因为政府没有让大学独立发展。这些被剥夺了教育机会的学生的诉求是什么？政府应该表现出对学校的哪些尊重？”“我们的军队在美国顾问的领导下服役，后者被赋予了安全豁免权，而前者完全由他们指挥！为什么军队要如此蒙羞？”“专制！伊朗目前就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国王陛下给予我们的是哪种自由？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犯罪。说‘我给予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自由属于人民。法律赋予人民自由。真主给人民自由。宪法给人民自由。在这个世界上，‘我给（自由）’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对人民的愚弄。”“然而，在另一方面，政府已经把所有地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交给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英国的公司，他们以国有化的名义去实施。他们把我们的森林、牧场、水源、河流、地下水等拱手相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文明，在侯赛因殉难纪念日到来的前夕，我们的年轻人被逮捕和关押。”“人们一定要纪念侯赛因殉难日，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喊叫和哭诉，制造动荡，举行示威游行来纪念。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就通过消极抵抗，在家里静坐的方式来纪念。”“同时，国内所有组织，不管哪一支，互相商议，学者与教法学家建立统一战线，军人与商人建立统一战线，学术机关与大学建立统一战线，流动的人与固定的人建立统一战线非常重要。这些统一战线间也应该互相协商，彼此考虑到对方。”“你们必须团结。”“我们有义务团结一致。”“穆斯林必须按计划行动。”“我祈求真主让伊朗人民醒来，衪可以提高他们的觉悟。衪可以保护神学中心。衪可以削弱外国人及其代理人的军队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实现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团结。”[107]

6月1日，伊朗《世界报》刊登巴列维国王在马什哈德的讲话：“如果我们的爱国者不能保护这个国家，伊朗就将完全走向另一面——成为人民党的了。只要爱国者，武装部队和我还在，我们就决不让这种情况发生。”他还批评学生说：“一些人制造混乱，造成学校关门，旨在使伊朗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国家。”[108]当天，胡商·安萨里（Hushang Ansary, 1926— ）辞去复兴党建设派领袖一职。安萨里是1977年接替胡韦达首相的两个人选之一，最终巴列维国王选定了阿穆泽贾尔，安萨里成了复兴党建设派领袖。伊朗裔美国学者阿拔斯·米拉尼（Abbas Milani, 1949— ）引用了安萨里前妻评价巴列维国王的这一任命：“没有任命胡商是国王导致革命的两大错误之一。”[109]

6月2日，查尔斯·霍利（Charles Holly）在英国《苏格兰人报》撰文《什么事情使伊朗国王烦恼不安？》。文中谈道：

“‘我们将不允许伊朗像本世纪初由外国策划的那样，被瓜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在他本人控制下的一党制是防止伊朗分裂的唯一保证。”“伊朗各个城市的骚乱首先是经济和宗教的原因。那些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从伊朗的经济奇迹中获得好处的人深感失望，而虔诚的人对于这些经济奇迹所带来的西方影响也深感不满。”“这位国王看到左翼革命者在土耳其东部煽动库尔德民族主义——而在与之毗邻的伊朗的库尔德人则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少数民族。而且，伊朗的大部分石油蕴藏在他们生活的地区。国王认为这种煽动库尔德人的做法也是苏联的阴谋。他把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看成是莫斯科策划阴谋活动的一部分，这也许不对，但是，他把它看成是对其统治的极大威胁，这是不错的。人们总是常常忘记伊朗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它的波斯人实际上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伊朗的陆地边界很少有某个地方全是波斯人居住的。在边境地区居住的都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和俾路支人。每一族人同边界那边的同族关系都很密切。这些少数民族的任何一种脱离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在伊朗境内的或是在其邻国的，对德黑兰的控制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110]

6月3日，鉴于警方和示威学生间的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伊朗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宿舍被关闭。

6月4日，尼古拉斯·盖奇在《纽约时报》撰文中说：“巨大的石油财富、巨大的军事力量和日益升级的社会动荡在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正在形成统一战线。伊朗国王正面临来自穆斯林神职人员的挑战。”[111]

6月初，在印度的伊朗留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列维国王的高压政策。

6月5日，数千名伊朗留学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纪念1963年6月5日伊朗人民的反抗运动。

6月6日，巴列维国王免除了国家安全情报署署长纳马图拉·纳西里的职务，让他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112]。纳西里在1953年的政变中承担了重要任务，当年5月24日晚10点，他按照巴列维国王的指示，将巴列维国王罢免摩萨台首相和任命扎黑迪为新首相的两个命令亲自交给摩萨台本人，摩萨台将纳西里将军交给了城防司令，并被关入监狱。纳西里因帮助国王推翻摩萨台的政权而声名狼藉。1965年，他接替哈桑·帕克拉万（Hassan Pakravan, 1911—1979），任“萨瓦克”领导人。1979年2月16日，纳西里在经过简短的审讯后，被处死。

6月7日，巴列维国王任命国家安全情报署副署长纳赛尔·穆贾达姆（Nasser Moghadam, 1921—1979）接替纳西里，为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署长。穆贾达姆曾任国王警卫队司令、德黑兰军事长官和国家警察的负责人[113]。

6月12日，伊朗国王巴列维在向院士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政府将继续奉行“自由化政策”。为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出现动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为了悼念40天前死亡的20多位殉道者，6月16日，反对派领导人阿亚图拉卡齐姆·沙里亚马达里号召人们“待在家中，停止买卖”。

同时，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拉克发出呼吁，再来一次已经搞过的悼念仪式。他说：为了对政府提出有效的抗议，再一次地悼念死者是必要的。

6月19日，3名议员脱离执政党而恢复极端民族主义的泛伊朗党，同时另外3名议员说，他们“很早以前”就抛弃了这个执政党，于是，在伊朗议会里出现了两个明显不同的派别。

6月20日，英国情报局局长克莱顿·左库斯（Criton Zoakos）给伊拉克复兴社会党（the Baath Party）副秘书长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ossein, 1937—2006）一份备忘录，其中谈道：“伊拉克领导人必须审判并使伊朗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保持沉默。他指挥反伊朗国王的行动应被逐出伊拉克，因为霍梅尼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代理人。”[114]他还写道：“除非认真考虑以下几点，在‘反共掩盖下’公开地反阿拉伯国家、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与伊朗联盟，否则，伊拉克领导人将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应重新考虑下面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驱使他们搞乱伊朗国王背后的战略目标；第二，卷入这一情报战的地下网络工程。”“什叶派神职人员、所谓的人民党（共产党）、巴哈教派、‘萨瓦克’内部与摩萨德有联系者、伊朗秘密特工攻击伊朗国王的战略目标是结束20世纪50年代使国王上台的权力安排。众所周知，这一权力安排主要是基于亲美与亲英的伊朗政治精英对等地分享权力。”[115]他最后得出结论：首先，结束这种权力分配格局，旨在建立一个坚决反阿拉伯的伊朗-以色列轴心；其次，重整军备，实现伊朗的地区霸权；第三，在石油政策方面挑起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冲突，最终导致“欧佩克”解体。

6月26日，北爱尔兰中东问题专家丹尼斯·马林（Denis Maceoin, 1949—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文《“谁也推翻不了我，我有强大的力量”》，公布了他对巴列维国王的独家采访记录，全文如下：

问：陛下，伊朗最近的示威游行和上街闹事浪潮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否感受到了这一局面的严重威胁？

答：有些事件是对我的个人报复问题，其次是一些穆斯林阿訇从宗教角度出发对我们的现代化计划所做的反应。共产党人也积极活动。我们这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些反动的组织和左翼分子搞在一起。谁也推翻不了我。我得到了70万军队、所有工人和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我所到之处，处处有支持我的想象不到的表示。我有强大的力量，反对派在力量方面无论怎样都不能与政府相比。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有一些人感到不满，袭击电视转播站，银行甚至学校。左翼和右翼的激进分子联盟将继续下去。

问：你怎样解释反对你执政的浪潮？

答：两年以前，我曾决定，改变伊朗的条件需要一项自由化计划。我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自由增多了，这使他们能积极反对我，由于自由化，我一直没有施展我的力量。从前背叛祖国或参加了共产党的许多人现在都说话了，他们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还获得了保护自己的法律条件。他们甚至对我个人进行攻击。但是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吧。他们愿意让我把他们关进监狱，使他们成为烈士，但是我不会那样做。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衰退，共产党人一直是连人民的最轻微的不满情绪都要加以利用。但是我们正在消灭本国的无产阶级，穷人将发现他们的机会已经到来。他们将可以享受到革命的全部果实。

问：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你执政提出的挑战更难应付？

答：并不是站在反对派立场的所有信教的人都是坏人。我们一直在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接触。然而，左派正在利用局势——局势对那些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被吸收进我们的发展事业的城市贫民，以及对我们的官僚机构完全感到厌倦的人民具有吸引力。爱国的人民和军队决不允许这个国家分裂。但是如果是外来干涉的问题，那么最危险的势力肯定是左翼。

问：在伊朗国外是谁支持你的反对派？

答：我将不点一些具体国家的名字，但是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和颠覆势力在这里积极活动着。国外的一些组织也得到巨额的财政支持。以在美国的伊朗学生为例，只有不到10%的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组织得很好。我们知道他们从一些设在西德的组织那里取得金钱。

问：你是否打算建立一个两党制国家？

答：不。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保健和教育，直到大学毕业。在政治方面，他们将拥有在直接选举中投票的权利。由于有文化，他们会知道什么最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过去，我们实行过两党制，一个党总是主宰一切而排斥少数。现在我们将有一个单一的党，但是在这个党内，将有辩论和商讨的余地，各个派别可以竞赛。将通过选举产生立法机构。每个地点有数名候选人参加竞选。立法机构可以对政府投反对票，如果他们认为政府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话。从村议会到省议会一直到全国议会，人民都有选举权。

问：如果政治示威游行变得严重时，你是否将继续实行严密的控制？

答：自由化将继续下去，我把法律和秩序看作是另外一个问题。任何政府不管其政策如何都有实施法律和秩序的责任。但是如前所述，伊朗演变和发展的进程要求我们社会的自由化继续下去。

问：在伊朗的人权方面，你正在做些什么？

答：我们已经释放了许多政治犯。政治犯人数已由3300人减少至2000人以下。还会有政治犯获释，如果他们悔改的话。

问：你在执行把伊朗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计划方面，取得多少进展？

答：在5年的时间内，我们将生产出钢、铜和铝，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10年之内，我们希望达到欧洲今天的水平。这将是不容易的，但是在20年内，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完全先进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工业体系，不再以石油作为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要知道，在这个时期内我们的人口将增加1倍，为了使我们的每人平均收入增加1倍，我们必须使国民收入4倍于现在的石油收入。

问：如果你出了什么事，你的儿子礼萨王储是否准备继承王位？

答：他的培训时期还没有真正正式开始。他现在已快18岁了，正在学校进行最后的考试。考试之后，他将去美国进行一年的飞行训练。在他回来之后，我们将开始向他传授经验[116]。

6月27日，《亚洲华尔街日报》驻德黑兰记者莫顿·康德拉克（Morton Matt Kondracke, 1939— ）在该报撰文《伊朗：一个“安危系于一人之王国”的变化》。文中写道：“‘查多尔’是一种又长又厚的袍子，颜色通常是深黑色的。”“穿‘查多尔’的人正在增加，甚至在大学校园里也有人穿。”“‘查多尔’再次流行起来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复活的一个象征。这种情况对国王如果说不是威胁的话，也是一种挑战，”“原教旨主义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对西方式的现代化所表示的失望和幻灭，又是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社会恢复熟悉的价值准则的一种尝试。”“土耳其感到，由于它同希腊发生冲突而被西方抛弃了。”“从历史上看，毛拉是国王政治上的盟友，又是其政策上的死敌。”[117]

6月29日和6月30日，在克尔曼沙赫，人们冲出清真寺，砸碎了银行的玻璃。治安人员用催泪瓦斯将他们驱散，并逮捕了15人，其中有一名阿訇。同时，在设拉子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6月，民族阵线中的3位重要领导人——沙赫普尔·巴霍蒂亚尔（Shahpur Bakhtiar, 1914—1991）、大流士·福鲁哈尔（Dariush Forouhar, 1928—1998）和卡里姆·桑贾比发表了致国王的公开信。公开信再次呼吁巴列维国王按照宪法治理国家，结束自1974年以来实行的“复兴党”一党专制；出版自由、释放在押政治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组建新政府。在法拉赫王后看来，这3人公开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前所未有的，背后应该有美国的支持[118]。

7月4日，伊朗国王巴列维下令，禁止王室成员经商，从事营利性商业活动[119]。

7月9日，尼古拉斯·盖奇在《纽约时报》撰文中写道：“在过去20年里，美国向伊朗出售了价值180多亿美元的武器，并帮助它组织和装备了一个庞大的安全体系，这个安全体系使伊朗的统治者巴列维国王能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为了换取这种支持，国王让他的国家承担了保护波斯湾这至关重要的航道的义务——西方国家所有石油的一半以上由此输出。此外，伊朗国王每年为购买武器和为了发展他的国家而购买美国技术所花的钱差不多偿还了美国花在购买伊朗石油上的每一美元。”“这种互利的安排所形成的两国间的关系比之美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更牢固。同时，这种关系也遭到了伊朗国内反对派以及美国人（其中有些人是国会议员）的尖锐批评。”“迈赫迪·巴扎尔甘在解释这些游行时说：‘只要你看到一线光明，你就再也忍受不了黑暗了。’”反对派的一位领导人E. K.拉希吉律师说：“没有美国的支持，国王就不能继续做一个独裁者。”“美国顾问帮助组织安全部队，特别是秘密警察武装，训练这支武装的高级军官，并为他们提供最新式的警察装备，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帮助保安武装驱散示威游行而提供的供应品有：5万枚催泪弹、356000个防毒面具和4300支枪。”“国家安全情报署共有4000多名特务和5万多名拿津贴的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不仅渗入了反对派组织，而且渗入了政府各部以及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大多数外国使团。”“他们几乎无所不在。”“1974年，土耳其侵略了塞浦路斯以后，美国国会便对土耳其实行了武器禁运，作为报复，土关闭了用于监听苏联活动的美国基地。自那以后，伊朗便成了收集苏联情报的中心。同时，还对受苏联影响很大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监听。甚至对中东的友好国家进行监听。”“中央情报局在伊朗国内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侦察武装部队对国王是否忠诚。伊朗国王的权力就是靠这支武装部队来维持的。”“伊朗空军购买了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其中包括141架F-4E、40架F-14A和20架F-14。订单上还有20架F-14和160架F-16，后者将在7年内提供。”“大约有1100名美国军人正在教伊朗人如何使用并维修他们所购买的先进武器。在向伊朗出售军备的（美国）私人公司中工作的美国退休军官的人数是大量的，从而使得帮助伊朗进行军事训练的美国人的总数达到8000人之多，或者说，等于在伊朗的美国人的1/5。”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自从越南灾难结束以后，美国便感到很难再卷入直接的战斗了，即使是为了保卫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和运输线也是一样。伊朗已为我们承担了这一角色。”“迄今为止，还只有一次要求伊朗发挥这样的作用，那是在阿曼。为了镇压在佐法尔南部地区发生的共产党支持的叛乱，几年中，伊朗向阿曼派去了35000人的军队。1977年12月，伊朗和阿曼宣布，为了保卫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将共同负起责任来。这是一条20英里长的海峡，非共产党国家所使用的石油的2/3要经过这里输入世界石油市场。虽然伊朗没有在伊拉克参加任何战斗，但是它帮助抗击了这个长期得到俄国人支持的国家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和卡特尔等波斯湾盟国输出革命的努力。上述国家都位于波斯湾。伊朗也在红海地区推行美国的政策目标，在索马里，俄国人滚蛋以后，它运去了武器。在埃塞俄比亚与莫斯科关系热乎以前，它提供了经济援助。对于苏丹和埃及，伊朗则给予物质上的和外资上的支持。对于萨达特总统的中东和平主义行动，国王从一开始就给以热情支持。美国外交官们认为，阿富汗事态发展——一个共产党支持的派别在这个国家夺权，使美国更有必要与伊朗国王坚定地站在一起。”

伊朗国王对以色列采取支持态度，这是美国外交官提出的认为美国应与其保持密切关系的又一理由：他们指出，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和阿拉伯国家随后采取石油禁运期间，国王继续向以色列和美国供应石油。伊朗首相贾姆希德·阿穆泽贾尔在解释伊朗的政策时说：“我们向想买石油的任何人出售石油，我们不把政治与石油搅在一起。”

伊朗国王能为华盛顿充当代理警察是由于他在阿曼的武装部队的战斗效能，阿曼是伊朗部队唯一受到战斗考验的地方。伊朗军队的作战能力没有得到高度评价。美国军事专家说，武装部队的情况正在好转，首先是在使用国王为其购买的先进武器方面有了改善。但是其他人认为，伊朗空军如果没有美国的直接帮助，就不能作战，而伊朗要战胜像伊拉克这样的死敌，靠的就是空军。一位伊朗将军私下坦白地说：“如果没有美国人维持均势和驾驶我们的飞机，一遇战事，我们只要两天就会瘫痪了。不幸的是，我们本国人没有驾驶飞机的技术。”1980年9月22日，萨达姆发动侵略伊朗的战争，就是轻信了西方人借此进行的宣传。

“对于美国来说，伊朗的价值不仅有着战略上的意义，而且有着经济意义。它在经济上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伊朗购买武器的钱，为实现工业化而进口产品和劳务的钱以及在投资方面的费用、在美国接受教育和旅游等所花的钱加起来便使美国获得相当大的利润。去年美国从伊朗获得60亿美元，付给伊朗的是35亿美元，这笔钱全部花在了购买伊朗石油上。”“当美国人卖东西给伊朗时，他们同时还卖给伊朗劳务（专家），以教会他们操作并修理这些产品。”“反对派中许多人都表示了亲美情绪，因为他们把伊朗实行自由化归功于卡特总统重视人权的结果。”[120]

至于巴列维国王政府是怎样从美国购买武器的，盖奇没有说，不过，美国前驻伊朗大使沙利文作了交代。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军事顾问团来到伊朗，主要充当伊朗采购武器的代理人。“伊朗当局拿出军需采购单，军事援助团就负责用伊朗石油收入所提供的资金在美国购买采购单上所开列的军事装备。那时，伊朗的石油收入似乎是用之不竭的。”[121]按照巴列维国王的计划，到1980年1月，伊朗将拥有一支用最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70万人的常备军，并有F-15和F-16战斗轰炸机作为后盾[122]。巴列维国王的这一军备计划基于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1977年6月，他在接受美国新任驻伊朗大使威廉·H.沙利文递交的国书后，与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长谈，沙利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认为苏联人正在包围阿拉伯半岛，在非洲之角建立立足点，把势力伸进中非，并策划最后夺取对波斯湾石油资源的控制权。他认为苏联人在核武器方面已赶上了美国，同时继续扩充常规力量，其规模终将压倒欧洲。从这一切可想而知，国王认为伊朗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需要美国给予最密切的友好的关注。”[123]

7月10日，复兴党第三派提出反通货膨胀和其他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降低消耗，增加产量，解散行会商会，结束进口垄断，通过加大对高收入阶层征税力度的新税收政策来消除对工薪阶层的压力。

7月11日，伊朗律师协会执行委员会选举进步派哈桑·纳齐埃（Hassan Nazieh）为主席，阿布多尔·卡里姆·安瓦利（Abdol Karim Anvari）和黑达亚图拉·马丁·达夫塔里（Hedayatollah matin-daftari）为副主席。第二天，纳齐埃宣布，律师协会将为争取司法独立和个人自由而努力。伊朗法学家协会也宣布，为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而奋斗，声称取消特别法庭。

7月12日，经济和财政大臣穆罕默德·叶嘎纳（Mohammed Yeganeh, 1923—1995）发表讲话，对该建议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他也含蓄地接受了向富人增税的建议。他说，在伊朗的3万家企业中，只有12000家企业有纳税记录。叶嘎纳批评减税和信贷政策，称这将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从1977—1978年，政府已把通货膨胀率从30.8%降至10.1%。伊朗议会也分裂为建设派、进步派、第三派、泛伊朗派及其他派别，其代表人数分别为140人、50人、40人、7人和31人[124]。

7月16日，在尼亚瓦兰宫，巴列维国王接受了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施密德的采访，内容如下：

问：你把最近发生的示威部分地归咎于马克思主义—伊斯兰联盟煽动的颠覆活动，但是，你的一些国民说，这主要是普遍的不满情绪的自发反映，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答：鉴于去年的世界价格和通货膨胀，他们的说法可能有些道理。可以肯定，在伊朗政府的某些部门中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基本的因素没有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性渗透。

问：你是如何给反对派定性的？

答：我不希望同名字牵连在一起；我的地位很高，因此不适于这样做。我并不把所有信教的人同别人划入同一类。但是，非宗教性的反对派是由西方指导的老间谍组成的。他们是会把这个国家交给共产党人的。他们就是在1953年摩萨台时期把这个国家交给共产党人的民族阵线的人。

问：你是否寻求同反对派的代表进行对话？

答：不是同那些成为卖国贼的人。民族阵线比人民党（已取缔的共产党）更卖国。

问：你不认为你的政府正面对来自这些人的威胁？

答：我看不出怎么会或是将在什么基础上要面对这种威胁。我或者王后走到哪里，哪里就发生大规模的、表示效忠的游行。如果有缺点的话，我们首先要求人民告诉我们，并设法弥补这些缺点。通货膨胀率正在引人注目地下降。薪水是非常高的。凡是参加工作的人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按人口计算平均收入每年为2250美元。此外我们提供免费教育，还有粮食补助。

问：因为你的警察对示威者采取了过火行动，打死了许多人，你是否认为这里的动乱与你有很大关系？

答：情况可能如此，但这不是我的反应，也不是我的政府的反应，那是警察的反应。

问：两年前，你就开始实施自由化计划，为什么？

答：这是我自己的政治判断。我知道，人们不能像15年前一向统治的那样管理这个国家。15年后，情况将会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国家不再有文盲了。我必须使我自己为出现人民参加自己政府这样一种局面而做好准备。

问：面对最近的抗议，你是否认为需要加速自由化步伐？

答：在我的思想深处大概有些影响。但是，原则上我要说不……我们奉行的是一项明确、固定的方针，尽管……在伊朗复兴党（伊朗的唯一合法政党）内部现在有3派。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话，并且对政府提出批评。

问：在最近几周，一些人宣布他们打算退出或不理会伊朗复兴党而组织自己的分裂出去的政党。这是否意味着你准备允许建立多党制政体？

答：并不是这个意思。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话。我们容忍人们说任何话。

问：将允许非伊朗复兴党参加明年6月的竞选吗？

答：是的，但是大概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组织参加。

问：你考虑的是哪一种政治体制？

答：我们不能照抄西方，因为西方（制度）有它的弱点。我们不能仿效共产主义，因为它不通人情，（共产党人）也有许多弱点：他们在技术上和其他方面是落后的。因此，我们将设法寻找介乎两者之间的某种体制。

问：一些伊斯兰领袖似乎对妇女作用的出现感到沮丧，你将满足他们的要求吗？

答：在这个世界上，落后的国家没有地位。一个三等国家将被毁灭。世界不是慈善的地方。要加入一等国家的行列，全体伊朗人民必须进行生产和奉献自己。

问：你认为，给伊朗带来的最大外部威胁是什么？

答：最大的威胁是西方的软弱。它陷于瘫痪、遍体鳞伤和四分五裂……我正在为我国做必须做的事，而且我们应注意我们的国防。不管这个国家采取什么立场，它将决定东亚和中东的命运。西方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是把自己的内部整顿好。

7月21日，第十二伊马目的出生纪念日，这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重要节日，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及其拥护者安排了大型示威游行活动。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拥护者和“伊朗自由运动”领导人巴扎尔甘以及其他政治领导人呼吁进行和平示威游行。

7月22日，圣城马什哈德动乱又起。当天上午，人们在为一个在车祸中丧生的宗教领袖举行葬礼，以后就演变成了示威游行。接下的几天，情况一天比一天复杂。政府最后出动坦克和武装直升机进行干预。冲突中，至少有40人被打死[125]。

7月24日，伊朗首相贾姆希德·阿穆泽贾尔更换了4名大臣，让复兴党两派之一“进步派”的领导人穆克塔尔德·穆杰德希任卫生大臣，其目的是要复兴党中两个派别都参加政府。另外，他还任命了两个新的大学校长。

当天，穆哈森·皮扎沙普尔（Mohsen Pezeshkpour, 1927—2011）发布了泛伊朗党（The Pan-Iranist Party）的组织条例：

（1）凡是到1974年3月5日还保留在组织负责机构或党的分支机构和泛伊朗党“附属协商委员会”者，现仍保留自己的职责。

（2）党在县、乡、村等机构的负责人或联系人一俟接到此条例，立即同他们负责地区的全体党员和全体“附属协商委员会”成员取得联系。

（3）如某地方的负责人或联系人不在，就由副职任党的负责人和联系人，如副职也不在，就由过去一直参加党的活动和运动的人任职。

（4）任何一个泛伊朗党党员及参加运动的人，一旦收到此条例就应立即通知其居住及工作区的所有泛伊朗党的奋斗者，并根据此命令制定党和运动的活动计划。

（5）所有泛伊朗党成员和“附属协商委员会”成员以及泛伊朗运动的支持者必须向离自己住宅和工作地点最近的负责人或联系人报到。

（6）6月22日宣布的原则，阐明了泛伊朗运动支持者在伊朗社会变化这一关键阶段的斗争战略。这一战略为泛伊朗党的斗争与各种变革势力及其他斗争——它们有三个目标：民族团结、宪法和社会公正的合作创造了愈来愈好的条件。

泛伊朗党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德黑兰大学的两个学生发起，是一个松散的由民族主义作家、教师、学生和社会活动家参与的草根联盟，它是第一个伊朗全国性的政党组织，旨在团结所有伊朗人。1951年，穆哈森·皮扎沙普尔和大流士·福鲁哈尔在行动计划上发生分歧，该党分裂为两派，一派在皮扎沙普尔领导下，继续使用该名称，在巴列维国王的体制内展开工作。一派在福鲁哈尔的领导下，改名“伊朗民族党”（Nation of Iran Party），更具民族主义特征，支持摩萨台的民族运动。福鲁哈尔加入到了20世纪40年代由以摩萨台为首的留法人员组成的伊朗民族阵线（the National Front of Iran）。1953年后，巴列维国王取缔伊朗的政治组织，福鲁哈尔等人主要通过议会斗争发挥有限的作用。

巴扎尔甘建议阿亚图拉霍梅尼只反对国王，不反对宪法和美国。这一建议遭到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拒绝。7月27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发表讲话称：“现在伊朗神圣的运动是百分之百伊斯兰的，它由伊斯兰宗教领导人一手发动，由伟大的伊斯兰民族支持。它直接或间接地由宗教领导人领导。由于这15年的运动是伊斯兰的，它继续或将继续在宗教领导人领导，没有其他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发展下去。”[126]

7月30日，伊朗媒体发表长文，攻击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伊朗与古巴关系自1976年4月卡斯特罗会见伊朗人民党代表团起，开始恶化。

7月31日晚，伊斯法罕的教法学家塔赫里（Taheri）从流放地回到家里，两周后被不明身份的人在其家中绑架，人们怀疑官方介入。

8月1日，伊斯法罕的示威抗议活动继续进行，抗议者烧毁了路障，并向银行和其他建筑物投掷了6枚燃烧弹，警察向人群开枪。美国驻伊斯法罕领事馆遭到袭击，这是第一次。对此，美国驻伊朗外交人员向美国政府发回的电报中称，当下还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排外事件，但伊朗人的排外情绪很容易被点燃[127]。当天，伊朗全国有10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共造成7人死亡，政府逮捕了115人。

8月5日，伊斯兰世界进入斋月，这一天也是伊朗宪法日，巴列维国王宣布，将于1979年春本届议会会期结束时举行自由选举。巴列维国王在德黑兰北部的瑙沙尔夏宫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这是我们国家新的一章，在政治的王国里，我们将拥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多的自由……这就是说，我们将有结社自由，但我们的结社必须是和平的……按照吸收世界上最自由国家的法律制定的新闻法，我们将实现言论与出版自由。当然，我们还进行百分之百的自由选举……”[128]巴列维国王还说：“伊朗的君主制同伊朗的命运是不能玩弄的东西。”伊朗人必须为实行民主制做好准备。通向“真正和负责的”民主制的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他强调必须实行“法制”[129]。他表示要确保人民“在自由允许的范围内像（西）欧民主国家那样享有政治自由”。他强调，伊朗社会仍需要在建立民主政府方面学习很多东西。这种教育必须是一个持续进程。“伊朗的人口在十年后会由目前的3400万猛增到5000万，在20年后增加到6500万。那时，管理我们的社会的方法必须不同于现在的方法。”这是巴列维国王近期的重大政治让步。国王在对他的听众讲话时态度从容、语调温和，他过去很少这样讲话，因为他在公众的心目中一贯保持着纪律严明的形象。他早些时候宣布的政策是，伊朗人要么支持一党制，要么离开伊朗。

8月6日，在伊斯法罕，两名伊朗青年向美国学校的一幢建筑投掷燃烧瓶。在设拉子，200多人冲击伊斯兰学术大厦，由于警察及时赶到而未进入。

8月8日，伊朗司法部发表声明称，根据巴列维国王宪法日的演讲，在可控制条件下的示威游行为合法。

8月9日，伊朗媒体宣布，经过审讯，24名学生获释。另外，13人因4月份参加德黑兰的抗议活动，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被判处3个月监禁。

8月10日，在黑海之滨的夏宫，巴列维国王接见外国常驻记者。他告诉记者，他想使人民党合法化，以便在未来的选举中使人民看清人民党的势力是多么的微小。他宣布1979年6月进行民主选举。即使出现暴力事件，也是不可逆转的。他还说，反对派中主要温和派人物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不反对他，也不反对伊朗的君主制。这表明伊朗宗教派别之间也是有分歧的。人民党开始暗中支持以宗教领导人代表的运动，并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

当天，500人袭击了中部城市伊斯法罕市的一个豪华饭店——阿拔斯国王饭店。他们向饭店投掷自制燃烧瓶和砖块，还试图放火焚烧，但没有成功。保安、警察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4名群众被打死，7人受伤。40多名保安、警察受伤。这次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名宗教领袖被捕而引发的。伊斯法罕是伊朗的第二大城市，政府军于当天晚上对该市进行戒严。

负责戒严的部队司令纳吉宣布了戒严令：

应伊斯法罕安全委员会的要求，国王巴列维殿下批准该委员会在伊斯法罕市实行戒严，以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要求伊斯法罕人民同维持和平部队合作，并遵守下列指示：

（1）在另行通知以前，从1978年8月11日开始，从晚上8点到早晨6点，任何人不得在街道上行走。

（2）禁止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举行4人以上的集会。

（3）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目的携带进攻性武器，包括火器在内。

（4）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鼓动其他人反对维持和平和秩序。

（5）向民众供应用具和粮食的店主不得关闭商店。人民必须在戒严时间之外购买必需品。

（6）凡拟离开伊斯法罕的旅客必须到汽车站或伊斯法罕机场去。

（7）公共汽车必须尽力保证在晚上8点前离开伊斯法罕市街道。

（8）进入伊斯法罕的所有私人汽车必须安排在早晨7点以后进城。

（9）非旅客不能陪同旅客去伊斯法罕机场或汽车站，也不能去这些地方接亲友。

（10）大批的出租汽车已交给全市各警察站。晚上8点之后如有急事叫出租车的人应同市内警察局联系。

（11）要求全体人民同执行戒严法的官员合作，发现集会或示威游行立即向附近警察局报告。

另外，在城市沙赫雷扎和霍拉姆沙赫尔也出现了军法管制。纳贾法巴德的局势也是极不稳定的。

近十多天。此类袭击事件时有发生。在其他地方，如首都德黑兰、设拉子等也在类似事件发生。他们袭击的目标以饭店、银行、电影院为主。

8月12日，新闻与旅游大臣胡马云发表广播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政府之所以做出了对伊斯法罕市戒严一个月的决定，是因为闹事者声言要烧掉该市。“如果某个地区的安全需要这样做的话，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对这个国家的任何地区实行戒严。”在设拉子的冲突中，又有3人被打死。

同一天，西部城市霍拉姆堡也发生了示威游行及暴力事件。它是复兴党总部所在地。人们袭击了8家银行和1家电影院。同一天，在伊朗西北部的城市大不里士和德黑兰北部的小镇卡兹文也发生了示威游行。德黑兰各广场也出现了小规模的示威游行。在10—12日3天的示威游行及所引发的冲突中，共造成了数十人死亡。

8月中旬，阿亚图拉霍梅尼致信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要求他停止讨论宪法与议会，这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反对的，他要求沙里亚马达里“要么行动要么闭嘴”。沙里亚马达里回复说，如果阿亚图拉霍梅尼真的强大的话，他就应该来德黑兰与生活在伊朗的阿亚图拉面对面地谈。他还提出，阿亚图拉霍梅尼远离伊朗，两年前，在纳贾夫的示威游行中，拒绝批评伊拉克政府对示威游行者的镇压。他对自己的顾问说，他不想要国王，但希望有宪法和议会[130]。

8月13日，为了防止德黑兰出现像伊斯法罕那样的事态，伊朗军队开进首都德黑兰。当晚，德黑兰汉萨拉饭店出现炸弹爆炸事件，14人受伤，其中13人为美国人。该饭店以波斯饭菜和装饰著称，大批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常到这里吃饭。军事管制城市扩大到纳贾法巴德（Najafabad）、设拉子、胡马云沙赫尔（Homayunshahr）等城市。

同一天，复兴党的伊朗问题研究小组发表声明：伊斯法罕的骚乱是由于公众的不满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极少数颠覆分子无聊的流氓行径造成的。该小组还敦促政府成立一个由王室委员会的成员、司法部的杰出法官和伊斯法罕地方负责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事件的真正原因。

也是在这天，伊朗《消息报》就最近事态的原因发表社论：《必须以清除骚乱根源来孤立煽动者》。文章写道：“过去15年的经济进步，加上种种社会改革措施，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政治上的成长，从而造成了一个差距，这个差距是无法以安全平平稳稳的方式来加以弥合的。此外，经济发展也不平衡，这是政府已经承认的一个事实。因此，在同一个城市——比如说，伊斯法罕——各种不同集团在所享有的富裕程度方面就有显著差别，成为引起骚乱的一个因素。”“而且这种状况常常由于基础建设和服务事业的不足而恶化，这种不足使得大城市的生活艰难，同时城市化却又使得公民的要求高得不切实际。”“住房价格和租金直线上升。城市的服务业短缺。人们对于缺少出租汽车、交通拥挤和大众运输工具不足怨声载道。”

巴列维国王与美国的罗伯特·E.休塞（Robert Ernest Huyser, 1924—1997）将军等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长谈。在谈话中，国王再次强调其自由化政策，称在一个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国家，只有开放政府，其他别无选择。他说，他不允许宗教的蒙昧主义破坏这个国家，他也不能容忍国家的无序。让他感到困惑的是，他不知道抗议者究竟想要什么。在伊朗过去的20年间，人民生活极大提高，大学实现了免费教育，工人参与工厂的管理，给必需的食品以价格补贴，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得到了确认，通货膨胀由原来的两位数已降至8%。至于谈到眼前伊朗局势的根源，他认为，这是苏联支持的人民党与伊斯兰少数领导人结合的产物[131]。

8月14日，伊朗复兴党“自由派”的机关报发表评论：“问题是要了解，人们为什么要在目前倾向政治讨论，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辩论问题的时候，却选择诉诸暴力。”

当天，坦克和重型装甲车从伊斯法罕市撤出，回到基地。

8月15日，为了缓和事态，巴列维国王宣布两项措施：一是为纪念摩萨台下台25周年，对711名犯人予以大赦。二是下令逮捕企业家霍贾布尔·亚兹达尼，他的金融组织伊朗出口银行遭到示威者几十次袭击。逮捕亚兹达尼的理由是他以非法手段取得土地。

原计划的伊斯法罕艺术节被取消。在上一年的艺术节上，由于表演了匈牙利舞蹈家的裸体舞《人行道上的爱情》而引起宗教界的强烈反对。一个普通穆斯林的被捕引发了一场血腥冲突，冲突中，100多人被军警打死。示威抗议者一度控制了伊斯法罕，巴列维政府宣布在伊斯法罕实行宵禁。

当晚，“萨瓦克”领导人穆贾达姆与沙里亚马达里的女婿阿拔西（Abbasi）会谈。穆贾达姆问宗教界想要什么，阿拔西列举了以下4点：①必须组建新政府。目前的政府应对自1月份的屠杀负责，对人民的要求没有反应；②新政府必须惩治腐败，至少要解决阿里·雷扎伊（Ali Reza'i）、曼苏尔·亚辛（Mansour Yassiai）、贾瓦迪（Jevardi，大实业家）和付拉迪（Fouladi）这样的腐败分子；③阿什拉芙大公主的活动严重违背宗教教规，她必须收敛自己的言行，两位王室成员古拉姆·礼萨（Gholam Reza）和马哈穆德·礼萨（Mahmoud Reza）的金融活动必须被控制，马哈穆德的朋友穆扎法里·简德利（Mozzafari Jandari）不再从事鸦片种植业务；④人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132]。

8月16日，由宗教势力控制的店主协会下令关闭德黑兰的商店。新闻与旅游大臣胡马云发表讲话说，最近的事态发展是有计划的、精心安排的。

8月17日，巴列维国王休假42天后回到德黑兰，宣布赦免194名犯人，其中有62人为政治犯。首都德黑兰出现了“零星的骚乱”。波斯通讯社发表了一篇长达1500字的文章，把目前的局势看成是宗教狂热分子和封建反动分子所为。给“天真和被人引入歧途”的人“有计划地灌输思想”的势力有两种：“第一，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王和人民进行了革命而失去了特权和部分权力的一伙人。第二，根本反对伊朗改革和现代化的一伙宗教狂热分子。”

当天，巴列维国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共产党要把伊朗变成伊朗斯坦的阴谋”，暴乱者“已接到了共产党人的命令”，要把伊朗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他强调：“我自己、爱国的伊朗人和伊朗的武装部队都不会允许他们实现他们的目的。”“不打算放慢自由化进程，只要反对派保证接受议员的誓词，就允许他们参加下次选举。”“王室全体成员不准参加私人或公营企业，也不准直接或间接向政府任何官员提出建议，不管这些建议是为他们自己的工作还是为别人的工作提出来的。”

同一天，一些权威人士还对前一天的新闻评论发表讲话，说它不代表官方。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马哈茂德·拉巴迪发表讲话，断然否认了伊朗新闻与旅游大臣胡马云指责该组织同上周在伊朗制造暴乱的“颠覆分子”有“密切联系”的讲话，他说：“这些指责是虚构的，毫无根据的。伊朗领导人企图通过指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来掩盖伊朗的真正问题”。“伊朗人民无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帮助来认识自己的问题。”

美国驻伊朗使馆向美国政府发回的电报中称：“我们，占绝对压倒多数的外国观察者很清楚，伊朗国王希望带领伊朗走向政治机构的自由化是真诚的。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在长时间反对他的人中间，他的宏伟目标是什么和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是值得怀疑的。毕竟，他以前从来没有玩过民主游戏。他为什么现在想玩？我们相信，答案是他真正的信念，除非伊朗实现政治转型，否则，他的儿子是不能完全继承他的王位的。伊朗国王超过其他任何现代化的君主，真正关心的是王位继承问题。他要为他儿子做必要的准备。在我和大多数外国人看来，他达到了目的。他记得第一年的困难，并得出结论：在伊朗的政治进程中必须为正在扩大的伊朗中产阶级提供空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准备把国家交给他视为不爱国者、反启蒙主义者和与君主制作对的人。对国王来说，君主制的延续不仅仅是简单的自负——他希望巴列维王朝持续下去，继续他的政策。他深信，伊朗的历史证明君主制对于实现其虚构的伟大社会是必要的。”[133]

8月中旬，伊朗驻布鲁塞尔的大使馆一度被伊朗留学生占领。

8月19日，数百万人参加了庆祝“八月革命”——推翻摩萨台25周年的游行，首相阿穆泽贾尔亲自带队。当天的伊朗报纸报道，巴列维国王宣布，在野党可以参加1979年6月举行的议会竞选。

继上一天伊朗东部城市马什哈德一家电影院被烧并造成3人死亡后，8月19日，胡齐斯坦省的阿巴丹雷克斯电影院被人放火焚烧，放火者在地板上浇了汽油，把门锁上，然后点燃，大火造成477人死亡。[134]

8月20日，伊朗停止播放音乐节目，“全国哀悼”。它是伊朗局势动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同一天，在位于德黑兰与阿巴丹之间的设拉子和西部的雷扎耶城，又有两座电影院被烧。近10天来，已有29家电影院和一些饭店遭到袭击。政府称是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者干的。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政府决定关闭电影院至8月27日。

针对阿巴丹雷克斯电影院纵火案，伊朗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巴列维国王和首相阿穆泽贾尔在谴责的同时，表示对殉难家属的慰问，并要求严惩纵火犯。副议长穆哈森·皮扎沙普尔称：“我不知道谁会犯下这一滔天罪行。”宗教领导人称，这是“非伊斯兰”行为。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称：“这种头脑发热的行径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马什哈德的阿亚图拉设拉子也谴责纵火犯。阿亚图拉努里谴责该事件是“不人道的”。赛义德·希贾兹（Sayed Hejazi）博士称，“这种胆怯行为是最为伊斯兰教有文化和有教养的人所唾弃的。”[135]亲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阿亚图拉瓦希迪（Vahidi）也发表了类似声明。8月21日，胡马云呼吁人们团结起来，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并向公众保证，政府将采取更全面的安全措施。民族阵线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谴责这是犯罪行为，为所有的穆斯林和伊朗人所不齿[136]。

8月21日，法新社报道：在法国的伊朗学生联合会发表一份公报，内容有“完全模仿希特勒政权作法的伊朗国王的法西斯政权刚刚犯下了前所未闻的滔天大罪……初步调查表明，在发生事件时，影院的大门被从外面关住了。只有十来个人奇迹般地得以逃命。罪犯不是别人，而是国王的代理人，因此这些罪犯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不留任何幸存者。电影院变成了火葬场。政权的负责人和欧洲的一部分宣传工具企图把这个纵火阴谋归罪于反对派，特别归罪于进步的宗教人士，这些人士一直被说成是‘反动的狂热分子’‘恐怖主义分子’和‘恶棍’……国王的恐怖政权是这次纵火的肇事者。”这个政权在几个月前建立了一个“地下复仇委员会”。

为了调查“8·19”事件，政府与宗教组织分别组成了自己的调查团。

8月21日，近千名示威者高喊反对国王的口号到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和国会大厦前绝食。他们称阿巴丹电影院事件是政府的一个阴谋。提出取消斋月禁令，释放政治犯。

巴列维国王在回答西德《图片报》记者时说：“这次阴谋与1953年的类似。但是今天，爱国者、军队和我自己能够阻止这一阴谋的实现。”“在幕后支持这次严重骚乱的是共产党人。”“我要给人民伟大的文明。阴谋者只能给人民造成恐怖。但是自由化进程将继续下去，速度不减。”

当天，查尔方特（Baron Chalfont, 1919— ）在《泰晤士报》上撰文《伊朗暴乱受谁的指示》，文中写道：“不管外国操纵程度如何，目前动乱的根子在于伊朗本身的政治体制。经过一段漫长的严格的独裁统治之后，伊朗国王在实现自由化方面的初步试验性的步骤具有类似打开压力锅安全阀的效果。”[137]

8月22日，伊朗又发生了两起火灾，一处是伊朗西部一个森林里的一家饭店着火，一处是一家酒厂失火。德黑兰报道：前内政大臣赛义德·迈赫迪·皮拉斯特组建了“宪法维护者阵线”。

黎巴嫩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主席伊马目·穆萨·萨德尔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称：“伊朗革命者并不代表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个各阶层的人民运动。正是这一点使得政府轮番谴责左翼和右翼、西方和东方、阿拉伯人和他们对立的制度，以及最后谴责巴勒斯坦人。它的目标是开放的人道主义和革命伦理学的目标。”

当天，鉴于伊朗和当时加纳[138]的严重局势，瑞士禁止武器出口委员会要求联邦委员会停止向伊朗和加纳出口武器。

8月23日，国王在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爱德华·洛尔采访时说：“我们将走与法国一样的道路，特别是在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方面。我们将仿效你们的做法。经过深思熟虑，我的愿望就是，那是应走的路。”“我是唯一拥有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的权力、力量和权威的人。除我之外的任何人将完全无法控制事态发展。那将是全面的无政府状态。”[139]

当天，数万名在雷克斯电影院大火中丧生者的亲属举行示威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并砸碎了一些商店的窗户。早上发生在阿巴丹的两起大火，一起造成160多家商店被毁，一起为家具店着火，3个孩子在火灾中丧命。

晚上，民族阵线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说：伊斯兰教和民主是伊朗民族阵线的基本信条，该阵线的两大目标是“废除君主制”和“建立民主伊斯兰政府”。他在谈及雷克斯电影院大火时说：“根据我掌握的情况，是政府代理人放火烧房子，烧银行，破窗砸玻璃。”他还引用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话说：“所有证据表明，只有政权的镇压机器的罪恶挑衅拥有组织这样一次行动的手段。”“这样一种野蛮行为是伊斯兰教所深恶痛绝的。”它表明，“伊朗民族阵线”重新恢复活动。伊朗民族阵线成立于1946年，由穆罕默德·摩萨台创立。1953年政变前，民族阵线主要由4个主要政党组成：1946年由伊朗自由主义者卡里姆·桑贾比、古拉姆·侯赛因·萨迪吉（Gholam Hossein Sadighi, 1905—1992）、艾哈迈德·齐拉扎德（Ahmad Zirakzadeh, 1907—1993）及阿拉-亚尔·萨利赫（Allah-Yar Saleh）创立的伊朗党；大流士·福鲁哈尔创立的民族党；穆贾法尔·巴加伊（Muzaffar Baghai）和哈利勒·马利基（Khalil Maliki）领导的劳动党和阿亚图拉阿布-卡西姆·卡沙尼（Seyyed Abol-Ghasem Mostafavi Kashani, 1882—1962）领导的伊斯兰政党穆斯林战士协会。1953年，在英国情报机关秘密情报局的支持下，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推翻摩萨台政权的政变，从此建立起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独裁，受此影响，民族阵线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最高领导人被逮捕，并受军事法庭审判。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大潮中，该阵线重新恢复活力。

8月23日，来自西欧各大学的9名伊朗留学生占领伊朗驻荷兰大使馆6个小时，他们的目的是抗议巴列维国王的暴行，并称“德黑兰的驻外使馆是伊朗特务机构的工具”。他们劫持3名使馆人员为人质，并指控其中两人为“萨瓦克”的代理人。10月19日，他们被判处6个月监禁[140]。

8月24—27日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纪念伊马目阿里去世的日子。

8月24日，停放日本丰田牌小汽车的一个停车场着火，大火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德黑兰第二大啤酒厂发生火灾。在德黑兰和亚兹德城的两家电影院里发现了定时炸弹。

在阿巴丹，由于火灾引起的示威游行已进入第三天。当天的伊朗电台说，一个五人专家委员会得出结论说，消防队的活动延误了，消防人员没有及时找到雷克斯电影院的消防栓。前几天，人们指责消防队的车子没有带水。8月25日，调查小组正式提出了调查报告：死亡原因是：影院缺乏受过训练和负责采取初步救火措施的工作人员；找不到适当的水源，灭火机装备不好；这个地区没有警察和治安人员。

8月25日，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伊朗自由运动的领导人迈赫迪·巴扎尔甘对法新社记者说：“这是一个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加以控制的强大而自发的运动，因为我们受到限制，不能通过报纸或政治性会议来表达我们的主张。”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对法新社记者说：“要是我也像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那样的话，那就会出现大流血。”

伊朗局势的发展，使与之隔海相望的沙特阿拉伯非常警觉。4月底，沙特国防和外交大臣对伊朗进行访问，研究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保护整个地区不受“国内外的颠覆”和“国际恐怖活动”的破坏。8月24日，沙特国防大臣苏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与科威特《政治报》主编艾哈迈德·贾拉拉谈话时说：伊朗事件是令人不安的，但是，军队和警察站在国王一边，因此，少数人不会使局势逆转。他还呼吁“阿拉伯国家支持伊朗国王保持伊朗的稳定”，因为这个国家的稳定对整个地区是重要的。8月30日的《政治报》又报道了沙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萨利赫·萨巴赫接见贾拉拉的谈话：“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伊朗事件。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对海湾地区不利，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伊朗的任何不正常局势对海湾国家，对整个海湾地区的安全都有影响。”“海湾地区的暴力事件，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破坏稳定，扰乱安全，背后必定有大国或者企图从这一重要的石油地区攫取利益的势力在策划阴谋。”“现在全世界都睁大眼睛望着这一地区，我们不要成为那些不愿意我们这个地区安宁的势力的牺牲品。”9月7日，科威特《政治报》发表主篇贾拉拉的社论，其中谈道：“人民中国的意识形态同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却反对伊朗发生任何事变，特别当这种将对它的对手苏联有利的时候，伊朗事件表面上提出的是宗教性要求，似乎同左翼无关，然而，变化以后，摘桃子的将不是宗教人士。”“当人民中国确实认为伊朗保持一个稳定的国家是有其重要性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使其政治内容与之相适应，海湾国家也应该如此。”“海湾国家应该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以表明伊朗局势稳定的必要性，伊朗在海湾和半岛国家的彼岸，德黑兰的任何不正常的风都会刮到海湾国家其他地区。既然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其行动是同其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我们也应该以某种直接的行动促使伊朗稳定。”

8月下旬，伊朗共产党发表公告：雷克斯大火“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国王政权”。

法国《晨旦报》评伊朗局势：“一个强有力的盟国最近挺身而出前来营救伊朗国王。这个盟国就是沙特阿拉伯。由于其影响，这是很重大的……事实上，经常受到同样威胁的这两个国家的首都是紧紧团结一致的。苏联竭力想夹攻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并通过它的卒子阿富汗和伊拉克反对世界第二产油国伊朗。因此这两个西方黑金的储藏所就成了直接攻击的目标。（伊朗）国王的垮台可能为沙特阿拉伯国王敲响丧钟，反过来的情况也一样，沙特国王的失败也可能就等于敲响了伊朗国王的丧钟。总而言之，在宗教方面，利雅得对（伊朗）国王的支持是重要的。这是挫败今后将推动它的带着伊斯兰假面具的什叶派暴乱的最好方法。因为直到得到相反的证明为止，麦加仍然是任何穆斯林、无论是什叶派或是逊尼派的必然的灯塔。”

法国《回声报》评论说：“沙特阿拉伯最近毫不隐讳地支持面临严重国内困难的伊朗国王的政权。这件事在许多方面是令人吃惊的。首先是因为，在政治方面，这个富饶的石油生产国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的伊朗一直被看成是利雅得在世界这一地区的最大竞争者……其次是因为在宗教方面，人们难以理解，伊斯兰原则的凶恶的维护者沙特阿拉伯会不支持不断声称信奉这些原则的伊朗反对派。然而这种态度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是可以解释的。在沙特阿拉伯人看来，（伊朗）国王的政权的功劳在于它推选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针对利雅得来说是很宝贵的。利雅得正带着极大的忧虑看到在阿富汗发生的亲苏政变和在非洲之角发生的各种骚乱。至于（伊朗）国王，他无疑在他向反对派发出的呼吁似乎没有得到响应的时候得到巨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