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梳过一种马尾辫：头发全部拢到脑后高高束起，然后用大红玻璃丝紧紧勒住。幼儿园阿姨为我梳头时，在我的头发上是很舍得用力的，每每勒得我两只眼角吊起来，头皮生疼，眼里闪着泪花。我为此和阿姨闹别扭，阿姨说，你的头发又细又软，勒得越紧头发才会长得越壮。长大些，当我对农事稍有了解，知道种子播入泥土，所以用脚踩紧踩实，或用碌碡压紧压实，为的是有助于种子生根发芽继而茁壮成长。这时我会想起幼儿园时代我的马尾辫，阿姨似乎把我的头发当做庄稼侍弄了。但她的理论显然是可疑的，因为我的头发并未就此而粗壮起来。
读小学以后，我梳过额前一排“刘海儿”的娃娃头。到了中学，差不多一直是两根短辫。那是文化贫瘠的时代，头发的样式也是贫瘠的，辫子的长度有严格限制，过肩者即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校女生没人留过肩的辫子，最大胆者的辫梢儿，充其量也就是扫着肩。我们梳着齐肩的短辫，又总是不甘寂寞地要在辫子上玩些花样，爱美之心鼓动着我们时不时弄出点藏头露尾、扭扭捏捏的把戏。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高，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低；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很靠前，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紧紧并在脑后。忽然有一阵市面上兴起一种名曰“小闹钟”的发型，就是将头发盖住耳朵由耳根处编起，两腮旁边各露出一点点辫梢儿，好似闹钟的两只尖脚。正当我们热衷于“小闹钟”这种恶俗的发型时，忽然有传闻说这是一种“流氓头”，因为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青年都梳着这种头在社会上作乱。我们害怕了，赶紧改掉“小闹钟”，把两只耳朵重新从头发的遮盖下显露出来。
成人之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对头发的限制消失了，从城市到乡村，中国女人曾经兴起一股烫发热潮。在那时，烫成什么样似乎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头发需要被烫。呆板了许多年的中国女人的头发是有被烫一烫的权利的。我也曾有过短暂的烫发史，只在这时，我才正式走进理发馆。从前，我和我的同学几乎都没有进理发馆的经验，我们的头发只需家里大人动动剪子即可。我走进理发馆烫发，怀着茫然的热望。老实说我对理发馆印象不好，那时的理发馆都是国营的，一个城市就那么几家，没有竞争对手，理发师对顾客的态度是：爱来不来。即使这样，理发馆也总是人头攒动。我坐在门口排队，听着嘈杂的人声，剪刀忙乱的嚓嚓声，还有掺着头发油泥味儿的热烘烘的水汽，还有烫发剂那么一股子能熏出眼泪的呛人的氨水味儿……这人声，这气味，屠宰场似的，使我内心充满一种莫名其妙的羞愧感。好不容易轮到我，我坐上理发椅，面对大镜子，望着镜子里边理发师漠然的眼神，告诉她我要烫荷叶头。我须看着镜子里的我和镜子里的理发师讲话，这也让我不安。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里总叫人有些难为情，特别当她（或他）如此近切地抓挠着你的头发，又如此冷漠地盯着他们手下你的这颗脑袋。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种呆板而又无趣的发型，可是理发师并不帮你参谋或者给你建议。我顶着一头孤独的“荷叶”回家，只觉得自己又老又俗。
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再烫发，一把头发用橡皮筋在脑后拢住，扎成一拃长的刷子。我的同事介绍给我一位陈姓理发师，说他人好技术也好，虽然是做“男活儿”出身，但“女活儿”你提要求他也能剪。我找到了陈师傅所在的理发馆，陈师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五十岁左右，老三届吧，人很敦厚，经常有本地领导同志慕名前来，他理那种程式化了的干部头最拿手。但他的确很聪慧，我提的要求，诸如脑后这把刷子的位置啦，刷子梢儿不要呈香蕉形而要齐齐的好比刷子一样啦，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并不是每个理发师都能达到，可是陈师傅就行。他开动脑筋，过硬的基本功加经验，他成功了。
我的发型好像就这么固定了下来，亲人、朋友、同事都觉得这样子不错，显得五官突出，也有那么点成熟的干练劲儿。谈不到时尚，也绝不能说落伍，而且省事。以至于不知何时我变得必须得留这种发型了。曾有好心同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告诉我：“你若改变发型，必会让很多人不相信你。”这话分量可不轻，吓住了我，却也愈加诱我生出逆反心理，我跃跃欲试，气人似的，非要改变一下发型不可。
我萌生了剪短发的念头，半年之间曾几次走进美发厅（如今各种美发厅和发廊已遍布各地），又几次借故逃出。我想我这是对自己的发型太在意了，太在意了反倒是在虐待自己了。剪个短发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什么了不起呢剪个短发？于是在那个夏天，去北京出差时，我痛下决心似的走进了住地附近的一间名叫“雪莱”的美发厅。这里环境幽雅，照应顾客的都是些发型、装束均显时尚的年轻人。一位身材瘦高的发型师迎上来问我剪发还是烫发，我说我要剪短发，他立即将我引至一张理发椅上坐好，递上厚厚两本发型图册请我翻阅，另有一位小姐为我送上一杯纯净水。我来来回回翻着书，见里面多是些夸张的富有戏剧性的发型设计，不免心中忐忑，预感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并在这时想起了陈师傅——陈师傅固然老派，却是稳妥的。而我在这样一个时尚和幽雅兼而有之的场面上，不知为什么显得格外孤立和无助。我有些烦躁，翻书的手势就猛了，猛而潦草，像是挑衅。因为我刚刚享受了小姐一杯纯净水的服务，仿佛没有理由站起来就走，我离开的理由只能是他们的态度不好啊。只要这发型师显出一点儿不耐烦，我便能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告辞。但是这位年轻的发型师很耐心，他富有经验地对我说，您留这种发型很长时间了吧，长发换短发一般都得有个心理过程。没关系，您慢慢选择。发型师的话使我的心安定下来，我不由自主把自己的职业告诉他，请他帮我做些参谋。他斟酌片刻，认真指给我几种样子，分析了我的发质，还建议我不要烫头发——尽管烫发比剪发的价钱要高很多。这位年轻人给了我一种信任感，我觉得我的头发不会糟蹋在他手里。
发型师在我的头发上开始了他的创造，我也试着自信地看着镜子里的我。我逐渐看清这新的发型于我真是挺合适，这看上去非常简单的造型，修剪的过程却相当复杂，好比一篇简洁的小说，看着单纯，那写作的过程却往往要运用作者更多的功力。临走时我问了发型师的名字，他叫孟文杰。
以后当我的头发长了需要修剪时，我会很自然地想到孟文杰和他的美发厅。这并不是说，除了孟文杰就没有人可以把我的头发剪好，不是的。孟文杰的确有精良的技术和对头发极好的感觉，他的认真、细腻、流畅和利落的风格，他将我的并不厚密的头发剪出那么一种自然而又丰满的层次，的确让我体会到头发的轻松和人的轻松。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这间美发厅里的几个年轻人和他们营造的气氛，那是一种文明得体、不卑不亢的气氛。不饶舌，不压抑，也没有“包打听”。谈话是自然而然的，时事政治，社会趣闻，天上地下，国内海外……他们是那样年轻，大都二十出头，却十分懂得适可而止。他们也少有“看人下菜碟”的陋习，生客熟客他们一样彬彬有礼。某日我碰见一位言语刻薄的女客正冲孟文杰大发脾气，孟文杰和几位小姐不还口也不动怒，耐心对她做着什么解释。我以为这女客走后他们定会在背后嘀咕她几句——在商店、在公共场所，营业员当着顾客和背对顾客经常是两张脸。但是他们没有，即使面对我这样的熟客，他们也没有流露心里的委屈。我想这便是教养吧，我对他们的技艺和教养肃然起敬。
不过你也别以为这里会呈现一派家庭味儿的不分你我，热情礼貌归热情礼貌，算账时一分一厘都很清爽。没有半推半就的寒暄，或者假装大方的“免单”。这就是平等，平等的时候气氛才轻松。
这是一些不怎么读小说的人，因为熟了，有时候他们也读我的小说。一位姓常的小姐尤其喜欢和我讨论我的小说的结尾。这位常小姐告诉我她擅长讲故事，每当遇到伤心的女友对她诉说自己的伤心事时，常小姐便会讲自己一个比女友更伤心的故事给她听。常小姐说其实我一半都是编的呀，我想只有你的故事比她更伤心，才能让她停止伤心你说是不是？常小姐她实在应该去写小说呢。有时我把自己的新书送给他们，孟文杰往往带着职业本能品评新书，他指着封面上我的照片说：“您耳边这绺头发翘起来了，是上次我没剪好。”假如我很长时间不去“雪莱”，他们也会说起的，计算着几个月了，我应该去了……我知道这不是对所谓“名人”的想念，地处王府井闹市，他们眼前、手下经常流淌着名人和名人的脑袋。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友好心情，我为此而感动。
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除了与你耳鬓厮磨的爱人，还有谁和你头发的关系最亲密呢？正是那些美发师啊。他们用自己诚实、地道的劳动，每天每天，善待着那么多陌生的潮水一般的头发，在那么多头颅上创造出美、整洁、得体和千差万别的风韵，让我想到，在我们的身体上，还有比头发更凡俗、更公开、却又更要紧的东西吗？而美发师这职业，是那么凡俗，那么公开，又那么要紧。多少女性想要改变心情时，首先就是从头发上下手啊。“今天我要对自己好一点，去美发厅做它一个‘离子烫’！”有一回我去镜框店买镜框，听见女店主正对她的熟人说。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陈师傅了，他曾托同事捎话给我，希望我去他那儿让他看看，看我到底剪了个什么样的头，他能不能也学学。
陈师傅的话使我感觉到我对他的一种背叛，还有一点儿凄凉。我的头发“投奔”了一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这本身仿佛就是对陈师傅的不够仗义。不过话也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再可能重复几十年前那被限制的时光，面对头发就永远存在丰富而多样的竞争。
这让人激动，也让人觉出生活的正常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