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乡村男孩

在谢尔曼部队袭击之前，母亲的家庭一直非常富有，家境好得甚至让她从来不用自己穿衣戴帽。然而，等到父亲的诊所牢牢地确立声望时，母亲已在教人弹钢琴、学唱歌，一节课收取25美分的报酬了。她还卖牛奶和黄油，这都是泽西种乳牛产的，家里的那群乳牛是父亲的一个骄傲。

不过，母亲依然保持着一个奢华的生活习惯。她总是坐在床上用早餐。每天早晨，我和三个兄弟会恭敬地站到她面前，接受她的仔细检查。“让我看看你的手指，让我看看你的耳朵。你刷牙了吗？”一番检查下来，常常意味着我们又得往洗脸池子跑一趟。

那时候，卡姆登镇是个约有2000人的镇子，黑人差不多占了其中一半人口。独立战争时，卡姆登镇由高恩沃里斯（Cornwallis）勋爵的军队占领着。镇上有一处旅游景点是一个女人的坟墓，她叫爱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先前随其心爱的高恩沃里斯将军来到美国。当附近的沃特里河上涨漫流过来时，镇上的黑人经常说爱伦的鬼魂有力量阻止洪水漫上她的坟墓。

有一个事实让卡姆登人引以为傲，那就是这个镇子为当时称为南方邦联战争的内战贡献了六位将军。就像给南方各地带来贫困一样，战争也使卡姆登经济维艰。不过，我现在想不起来我们家真正遭受过什么经济上的困厄了。

我们住在一个舒适的大房子里，物质上的东西大约不比任何邻居家少。父亲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体现为货物和劳务：一捆木柴、一大包棉花、一车玉米、几只鸡、一匹小雄马、一头牛犊，或在他的田里干一天的活儿。我们吃的蔬菜、水果和浆果都是自己种的，有些要晒干，有些要腌起来，都是为了冬天食用。院子里种了一些李子树和核桃树，还有一棵桑树。当桑树不结果时，我们的黑人保姆米纳娃总是叫我们拿一根细软的柳条抽打桑树，这样我们来年就肯定能吃上桑葚了。

食糖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我们家在搬到北方之前，我从不知道食糖除了褐色还有别的颜色。秋季，我们每个人都采集山核桃和核桃。糖果、橘子、香蕉和葡萄干之类的，只有在圣诞节这样的时候才能吃到。我们平常要买的东西大概就是布料、咖啡、茶叶、食盐和香料。书籍、杂志以及查尔斯顿的《新闻信使报》（News and Courier）都是非常珍贵的物品，在居民中一家一家地相互传阅。

草莓节和马戏团到镇上巡演是激动人心的重大时刻。当地还有个剧团，他们在卡姆登的镇政厅把莎士比亚剧作搬上了舞台。有一次，剧团演出威廉·特拉福尔斯（William Travers）的《我心爱的凯瑟琳》（Kathleen Mavourneen），母亲担纲主演，纳森·巴鲁克（Nathan Baruch）叔叔扮演剧中的那个反派角色。当戏演到一个高潮场面时，那个坏蛋拿着匕首威胁女主角。母亲踡身退缩着，纳森叔叔挥舞着匕首，这个场景吓得我实在受不了。我从座位上猛然站起，哭喊道：“哎呀，纳森叔叔！不要伤害妈妈！”台上的演员一下子惊得差点儿忘了词，我也被人推搡着赶出了戏院。

我小时候既腼腆又敏感，算得上是一个过分依恋妈妈的男孩子。我吃饭时总是坐在母亲的右手边，我至今还记得为了得到这一特权，我与兄弟们争得很凶。我结婚后便要求妻子坐在原是我母亲坐的地方——让我坐在她的右手边。

母亲教我们演讲术，大我两岁的哥哥哈特维格在这方面展现了很好的天赋。实际上，他后来就做了演员。但对我来说，站起来背诵诗文是很折磨人的煎熬。

我从未忘记在曼内斯·鲍姆家中的一次灾难性经历。母亲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房间中央，催促我说：“乖孩子，给我们说点儿什么吧。”

我吓得魂飞魄散，但还是用唱歌的声调开口说起来。这件突发的事情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之中，现在我仍然能引述当时费力朗诵的那首诗的开头几句。那几句诗源自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霍恩林登》（Hohenlinden）。

太阳低垂在椴树上，

白雪皑皑一片苍茫；

急速奔流的伊塞河，

像那冬季一样昏黄。

我刚刚背到这儿，父亲便抬起手来，一根指头按在鼻子边，学我的样子发出这样的声音：

啊-嘟哆儿-哒！

父亲一嘲弄，我就背不下去了。我冲出房间，穿过黑夜跑回家里，本来我平时是很惧怕黑夜的。我哭着渐渐地睡着了。

在后来的几年里，父亲经常告诉我，他对自己开的那个小小玩笑懊悔不已。这个小插曲几乎毁了我想在公开场合掌握说话技巧的希望。在此后数年中，只要站起来说话，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啊-嘟哆儿-哒”！

有一次，我把这件事说给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听。起先，他安慰我说：“太多的人喜欢说话，却很少有人喜欢做事。他们大部分人说的什么，世人都不在乎。我甚至不愿建议你去学怎么说话。”

我可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就男人而言，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拥有自己的观点差不多一样重要。

后来威尔逊总统帮我改善发表演说的技巧。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期间，一天晚上，他花了足够多的时间给我演示该如何优雅地打手势而不应莽撞粗鲁地做动作。“要这样，”他打着手势解释说，“不是这样。”说着便用手猛地往前一推，示范说明他讲的要点。

其他朋友也给我提供了帮助。我有个习惯，说话时几乎总是咬牙切齿，声音从唇缝间钻出来。赫伯特·贝雅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经常会说：“啊，天哪！张开嘴巴！”1939年，有人请我就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ⅩI）的谢世在广播里发表简短的颂扬演说。我一边发表讲话，斯沃普一边做着表情，提醒我要“张开嘴巴”。

* * *

我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在威廉·沃利斯（William Wallace）夫妇开办的学校上学。学校离我家大约一英里远，哈迪和我步行上学，我们带的午餐用一块有图案的圆形纸巾包着放在一只锡盒子里。在那个时代，“纸巾”是垫在婴儿身上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好词儿。

沃利斯夫人经办的事情现在大概就叫带学前班吧。所谓“教室”就是她家里的厨房。我趴在地上学习英文字母，她坐在旁边给自己的婴儿喂奶，或在一旁准备中午吃的饭。沃利斯先生主持高年级学生的教学，也管理学校本身的事务，这些他都是在另一座房子里进行的，那座房子里备有长椅和面上开裂的粗制课桌。

沃利斯先生是个极好的老师，尽管他使用的一些教学方法现在看来很可能让人受不了。要是谁上课搞小动作，不专心听讲，尺子就会落下来打谁的掌指关节或掌心。老是玩忽学业或犯有其他严重违规行为，准会遭到一顿噼里啪啦的痛打。教室的一角立着一根柳条，随时可以动用。我不记得不断更换的柳条曾经用在自己身上，但正是在沃利斯的学校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柳条是由一个人的良知挥舞的。

一天下午快要放学时，我看到一个男孩把半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留在课桌里。商店里买的这种糖果非常稀有，深受我们的喜爱，我动了心，无力抵制诱惑。我与一个要好的同学一道谋划着要搞到那块糖。

等学校放完学空无一人的时候，我们俩偷偷溜回来。我们在房子下面慢慢地走过，用手使劲把地板上一块松动的木板顶开，扭着身子钻过去。我们拿到那块糖，离开教室，走到一棵树下把它吃掉了。

一种负罪的感觉几乎立即袭上心头。甜蜜的薄荷糖味儿在嘴里好像是酸苦的。很奇怪，在我后来的人生中，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次又一次浮现于我的脑海中。

当我刚开始在华尔街打拼的时候，有一次，作为那个时代投机大师之一的詹姆斯·基恩（James R.Keene）请我调查一家新公司即布鲁克林煤气公司（Brooklyn Gas）的股票承销情况。经过调查，我深信这是一家值得投资的公司。然后，一位与这家公司股票承销团有关系的年轻男士主动提出给我1500美元的“佣金”，让我提交一份美言这家公司的报告。

当时的1500美元在我眼里可是很大一笔钱，但那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立即闪现在我的脑际，这笔钱我不能拿。事实上，这笔钱让我感到害怕，我担心这只股票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于是重新实地做了调查。在给基恩先生的报告中，我说到有人主动提出给我那笔“佣金”。

沃利斯学校的那片场地也是一个没有怜悯心的竞技场，可以考验一个人的个性。你得争斗打架，否则就要作为胆小鬼名声在外了。我哥哥哈迪天生是个好勇斗狠的角色，而我却费了很长时间才学会打架的技巧——在打架时要保持头脑冷静。

我的苦恼主要是太容易发脾气。我身体肥胖，脸上长着雀斑，在男孩子当中身材显得相对矮小——“一团肉”便是别的孩子给我起的外号，每当与人发生争吵时，似乎吃败仗的总是我。遭人打败的羞辱，既没有提升我的自信心，也没有让我的脾气好起来。

有一次，哈迪拿了我的鱼竿跑上街，我跟在后面追，拾起一块石头怒气冲冲地朝他砸过去。看到石头快要砸到他，我又大声呼喊叫他当心。哈迪转过身，石头正好飞过来砸中他的嘴巴。他的嘴唇上留下了一块伤疤，直到他去世时那块疤还在。

还有一回，在看望外祖父沃尔夫的时候，我在早餐桌边突然大发脾气。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了什么事儿我那么气愤，竟猛然探身从餐桌对面一把抓过一块肉来，整个儿囫囵吞了下去。我没把自己卡着，外祖母的责骂却让我噎着了。

卡姆登镇的男孩子分成两派，我们属于“上城”一派，“下城”那帮人被认为比我们更难缠。在分开的派系之后，可能存在着某种更深层的社会冲突，当时我对这种冲突没什么认识。现在回想起来，我说有社会冲突，是因为我们“上城”的男孩子每晚必须洗脚，而“下城人”则不常洗。

两帮人之间的较量非常激烈。卡姆登镇上下两个镇区之间每年会举行一次棒球赛，这总是激动人心的盛事。我们在那座旧监狱后面的一块场地上比赛。在一场比赛中，我试图将球打向三垒。我失了手，和守垒员撞在一起，让他丢了球。这便引发了一场打斗，我照例又吃了败仗。

我们当时的生活有一种哈克贝利·费恩和汤姆·索亚的风格。实际上，每当我阅读马克·吐温的小说，或者看到克莱尔·布里克斯（Clare Briggs）的连环画或韦伯斯特（H.T.Webster）的《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Life's Darkest Moment）时，我对童年生活的怀旧之情总会油然而生。

每年春天，沃特里河上涨，洪水淹没卡姆登的乡野。对大人来说，袭来的洪水是灾难祸患，我们这些男孩子却很喜欢。我们造木筏子，在被水淹没的方圆几英里的乡间探险玩耍。当河水退去时，我们总是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

钓鱼和游泳最好的地方是工厂塘（Factory Pond），这个池塘给马龙（Malone）工厂提供动力，厂里有一台棉花压包机和一台玉米磨粉机，加入教会施行洗礼也在这里进行。在漫长的夏季，我们天天泡在水里。我们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长裤，一边跑近池塘，一边解开衣服的纽扣。一到塘边，我们就从衣服里跳脱出来，扑通扑通地扎进水里，像一大群牛蛙跳了下去。

池塘里有排成一行的第一木桩、第二木桩、第三木桩和第四木桩。我第一次游到第一木桩又游回来时感到惊险刺激，对此我仍记忆犹新。后来，我又设法克服困难游到第二木桩。当我们家搬离南卡罗来纳州时，通过努力我已能游到第三木桩了。

镇上几乎所有的男孩子都常常上树掏鸟蛋，我们还经常相互买卖鸟蛋。哈迪尤其擅长爬树，爬起来又快又利索，可母亲对我们打劫鸟窝总是看不惯。哈迪和我也经常在树林里用前装式猎枪打些小野味。

我第一次学会打枪时一定有六七岁了。我们和父亲有个约定：在父亲的“农场”上与黑人帮工一道摘棉花，我们就可以挣到一点儿钱。挣到的钱就用来买火药。我们把猎枪用的铅砂弹装在一只旧的皮制小袋里，把火药放在一只牛角里，牛角挖得很薄，都能看透。

我们打猎时，跟我们一起去的常常有“尖牙”，它是一条白色的英国大驯犬，是一个病人给父亲的。真正说来，“尖牙”跟着哈迪最感到自在愉快，但它也给我们做伴，任何男孩子得到“尖牙”，它都是亲密的伙伴。它和我们一起游泳，跟随我们去学校。它很会逮老鼠，硕大的爪子在玉米槽下刨地捉老鼠时，刨得尘土飞扬，看着这一幕，我们觉得真是好玩儿。我们在迁往北方时，父亲把“尖牙”送给了朋友。我们与它的离别至今仍是我最伤感的记忆之一。

尽管我们干了很多胡闹的事儿，也惹来了很多麻烦，父母却极少惩罚我们，顶多训斥一顿。我不记得父亲或母亲打过我的屁股。父亲往往更严厉，但每当他好像要惩罚我们时，母亲总会加以阻止。我现在仿佛还能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医生，别对孩子那么凶，他们会不喜欢你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感受过屁股遭到一顿痛打会带来有利影响。我们的黑人保姆米纳娃就不赞成循序渐进的教育方式。她年老时，常常到我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里看我，眉飞色舞地告诉我的北方客人，因为我犯坏，她常常用木板子打我。

说真的，我以前站在米纳娃的身边，对她的右手总感到敬畏，我的兄弟也同样惧怕她，但她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给我们讲的故事和唱的歌儿。

米纳娃满脑子都是不开化黑人的迷信观念。在她看来，树林、水面、田野，实际上连我们自己的院子和花园里，都居住着幽灵，都会闹鬼。她有一次解释说，黑人不喜欢在木屋上装玻璃窗，是因为幽灵可以透过窗子看进去。

正是从米纳娃那儿，我听到了关于兄弟兔、兄弟狐、兄弟龟以及其他动物的故事，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后来将这些动物作为角色，写进他的系列故事书《拉姆斯叔叔》（Uncle Remus）。

米纳娃经常唱一首哀伤的歌，唱的是一只名叫波雷姆（Bolem）的狮子，它丧失了尾巴。我现在好像还能听到她的声音悲伤地反复吟唱：

波雷姆，波雷姆，我的尾巴在哪里？

波雷姆，波雷姆，我的尾巴在哪里？

接下来，脱离了躯体的尾巴回答：

波雷姆，波雷姆，我在这里。

波雷姆，波雷姆，我在这里。

波雷姆丧失尾巴的悲剧和它对尾巴永不懈怠的寻觅，就像确有其事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有很多次，一想到波雷姆四处游荡的尾巴，我在夜间就无法入睡。

我对米纳娃的爱如同她对我的爱一样深切。直到她去世，见到我时她从不忘记紧紧地拥抱我、亲我，因为我始终是她的“宝贝疙瘩”。

她自己有一大群孩子，尽管从来没一个丈夫。她总是告诉我母亲说：“贝尔小姐，我又犯了个错误。”我们经常与她的孩子以及附近其他黑人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我尤其记得米纳娃的儿子弗兰克（Frank）。无论钓鱼还是打猎，他都胜过所有我们这些孩子；他还会诱捕鸟儿，对这种本事我非常羡慕。当我长大理解了将白人和黑人分开的巨大社会隔阂时，心想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啊！我不明白弗兰克怎么就不如其他人好。

* * *

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秋季的一天，哈迪和我在我们家房子的阁楼上翻箱倒柜。我们要找个地方储存每年秋天像松鼠一样收集来的坚果。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用马皮盖着的大木箱，这箱子看起来可以存放坚果。一打开，我们就发现父亲在南方邦联军队中穿过的制服。我们往箱子深处翻找，拉出一件带蒙面罩的白色长袍，袍子的胸口绣着一个深红色十字架——这件衣服是爵士头衔三K党党徒的正装。

当然，今天的三K党是一种偏执和仇恨的丑恶象征，这反映了它在20世纪20年代的种种劣迹，当时，它获得了相当大的力量，尤其在南方之外活动更是猖獗。我有充分理由了解到现代三K党的品性，因为我曾经是它仇视的一个攻击对象。

但是，在战后重建时期的南方，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由纳森·贝福德·弗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将军领导的三K党看起来可是一群英雄，他们进行斗争是为了将南方从投机提包客胡作非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对于我哥和我来说，想到父亲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的形象便在我们年轻人的眼中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我们兄弟俩查看那件衣服时太专注了，连母亲走上阁楼楼梯的脚步声都没听见。母亲非常生气，给我们好一顿责骂，还叫我们发誓严守秘密。这真是一个重大秘密。三K党已经被联邦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政府提供大量赏金，让人们证明那些党徒有罪，并把间谍撒向南方各地，以图发现哪些人是三K党的成员。我们从阁楼上走下来，心里觉得自己长高了好多。

虽然南北内战造成的恶果使经济凋敝，但投机提包客政府当权八年造成的政治影响更是令人激愤，也更加长久。即使今天南方各州都在蓬勃发展，提包客在政治和种族问题上造成的怨愤和敌意仍是缠绵不去的后遗症。

北方提包客保持权力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自身及其共和党南方白人盟友（scalawag allies）对黑人选举投票实施控制而实现的。这种利用黑人作为政治压制工具的做法，加重了奴隶制和内战造成的所有创伤和痛楚。最终，这种做法使黑人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并且很可能让种族关系的改善倒退了1/4世纪。

我童年时代的很多时候，曾在南方邦联军队中服役的白人谁也不允许投票——而所有的黑人都可以投票，即使没几个人会写自己的名字。我们州的参议员是一个黑人，县里稽核员兼教育局长也是一个黑人——尽管在县一级官员中黑人所占的比例从未超过1/3。然而，华盛顿的黑人共和党公开表明自己的意图，就是要让这种状况永远保持下去。

这种专制压人的局面令人愤懑，就连我父亲这样的人也给南方邦联军队里的老战友写信，说到在这样的形势下生活还不如选择死亡。“当我们什么都失去了的时候，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依靠，那就是手中的剑。”父亲在一封信中写道，“生活在这样的暴政和精神、物质的压迫之下，唯有为正义而死的觉悟才能使我们略感幸福。”克劳德·鲍沃斯（Claude Bowers）还在《悲剧时代》（The Tragic Era）中引用了这几句话。

这一问题后来因1876年州长竞选而得到解决，参加竞选的是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将军和当权的提包客州长丹尼尔·钱伯莱（Daniel H.Chamberlain）。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汉普顿在卡姆登镇聚众集会，当时一桶桶的树脂燃烧着，照亮了各个街角。在竞选活动中，人们不停地唱着下面几句话，我们男孩子也跟着一起唱。

汉普顿吃鸡蛋，

钱伯莱吃蛋壳，

汉普顿上天堂，

钱伯莱下地狱。

在我心里，这首歌比别的歌曲更加吸引人，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被允许使用“地狱”这个词却可以免受惩罚。

在后来的几年里，父亲给我讲了很多故事，说汉普顿在面对黑人选民占绝大多数的形势下如何赢得了竞选。汉普顿使用的一个手法是，在选举日当天，将选票分配给一个到镇外演出的马戏团。另一个手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像提包客那样利用黑人头脑单纯、心性朴憨的特点。

那个时候，每个候选人都分配一个单独的投票箱。多数黑人不认识票箱上的标签，但有人教他们根据摆放位置辨认共和党候选人的票箱。当黑人围在投票处时，汉普顿这边会有一个人朝空中放一枪。接下来便是一阵骚乱，汉普顿和钱伯莱的票箱就被调换了。然后，黑人选民急急忙忙冲过来尽快投票。结果，很多人把自己的选票投入了汉普顿的箱子里。

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又一个选举日，父亲不在家，他出门去给人治病了，或是因为政治事务出去忙了——很可能同时为了这两件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医生在参加政治集会之外还常常有自身的医务工作要做。我们听到房子周围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喧闹声，母亲警觉起来，叫哈迪和我去取枪。

我们拿到枪——两支都是前装式长枪，一支单筒的，一支双筒的。母亲叫我们把弹药装上，到二楼阳台上找个合适的位置隐蔽起来。

“不要乱开枪，”她慎重地提醒我们，“除非我叫你们射击。”

我们就那样站着，心里怦怦乱跳，手里的枪几乎和自己一样高，眼睛紧紧盯着一群黑人在街上转来转去。他们喝了低价劣质的威士忌，醉醺醺的，有的要去投票站，有的要去参加集会。

随后发生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只想起看见一个黑人从一棵树后倒下，突然间所有的人都四散逃开。我们跑下楼，奔到那个黑人躺着的地方，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却发现他的头被劈开了，像是被一把斧子砍的。母亲赶紧端来一盆水，给他清洗包扎了伤口。我不知道那个人后来怎样了，但我想他肯定活不长，因为他的头都成那样了。受伤到这种程度并非不常见，而遭受痛苦最多的也正是黑人。

正是在发生这些事情的背景下，我们发现父亲加入了三K党。父亲的三K党身份并不代表他对暴力有丝毫的喜爱，也不说明他天生就喜欢惨痛的事情。有一次，父亲被叫到一个共和党南方白人的临终床前。父亲回到家里时就说，没有朋友也没有心爱的亲戚过去看望那个临死的人，“看到人们因政治分歧已对人性的召唤变得全然冷漠无情”，实在令人悲伤。

父亲对黑人没有任何偏见，对白人也不怀恨在心。他谴责南北内战，认为责任在双方极端分子的身上，那些人就是不愿意运用理性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父亲觉得，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伟人，要是他还活着，或许可以让国家重新团结起来。

不过，战后南方重建时期政府的统治对父亲来说就是压迫，而他之所以参加战斗也正是为了让南方从这种压迫之下获得自由。黑人陷入这场斗争之中真是不幸，这场斗争也使种族之间结下了仇怨。

* * *

像所有男孩一样，我在童年时期也有自己的偶像。这些偶像似乎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我的亲戚和本地的几个人物当中。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渐渐相信罗伯特·李是所有美德的典范。父亲经常引用他的一句格言，教导我该如何支配自己的行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恪尽职守。你不能超越职责行事，也不能希望少行职责。”

我崇拜的其他杰出人物有博雷加德（Beauregard）、“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和杰布·斯图沃特（Jeb Stuart）这三位将军，他们就像独立战争中的马里昂（Marion）、萨姆特尔（Sumter）和皮肯（Picken）一样光辉照人。在我心中，即使是乔治·华盛顿的形象也没有在沼泽地里战斗的士兵高大。

除了这些军中人物，我最喜爱的就是曼内斯·鲍姆、我的两个叔叔赫尔曼·巴鲁克和乔·巴鲁克（Joe Baruch）以及我的舅公费什尔·科恩（Fischel Cohen）。

赫尔曼叔叔曾因受不了女士谴责的目光而参加南北内战，他是个讲究饮食和社交的享乐主义者，花钱大手大脚不知约束。在给曼内斯工作的时候，曼内斯的杂货店已经发展壮大，成了卡姆登镇最大的一家商店，随后赫尔曼叔叔自己开了一家店。他经常给我们讲去纽约采购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但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每次返回时从不忘记给家中每个人带回礼物。

乔叔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曾在德国乌尔兰骑兵团服役。我们过去常说他“堪称运动健将”，他教我们如何耍单杠和双杠，这些杠子是他在我们家的后院里立起来的。我的姨妈萨拉是母亲最小的妹妹，是个“野小子”，经常从温斯伯勒过来看我们，喜欢与我们在单杠和双杠上比试高下。我记得，当她用脚趾把自己挂在杠上时，我们每个人都惊呆了。

我对费什尔舅公非常敬慕，他是哈特维格·科恩拉比唯一的儿子。他在博雷加德将军手下做过电报收发员，经常滔滔不绝地玩笑着给我们讲在战争中经历的事情。

“是的，”他会说，“在战场上我是个勇敢的军人——我总是位于子弹最密集的地方——待在运弹药的马车身下。”

费什尔舅公会弹班卓琴，总有弹不完的曲子。有一首歌每段的叠句这样唱道：

我宁愿做一个私人家中保镖，

不愿当抬回家中等死的准将。

我记得，有许多夜晚，费什尔舅公弹奏着班卓琴，我都很开心。母亲弹着钢琴，满屋子的朋友一起唱着南方歌曲。有一首歌我已经有70多年一点儿都没有听到了，这首歌的每节歌词结尾都有一句：“钟声为萨拉响起！”

母亲是个有才华的业余演员，因此热切地盼着自己的儿子会弹琴唱歌。在这方面，我们兄弟几个无一例外地让她深感失望。只有哈迪和塞林学会弹拨一点儿乐器，这种乐器还是班卓琴；而我至今连用口哨都吹不成调。

我钦佩当地的一个名人，不过是在心里暗自钦佩的，他就是博根·卡什（Boggan Cash），出身于切斯特菲尔德县知名的决斗世家卡什家族。他的父亲E.B.C．卡什上校在我父亲当兵时所在的那个旅指挥过一个团。年轻的博根年纪不够大，参加不了南北内战，但他想尽一切办法，竭力弥补失去参战机会的遗憾，设法展现自己的神枪手功夫。

在我童年时代的南卡罗来纳州，决斗是相当常见的，尤其是卡姆登镇，似乎是一个决斗盛行的地方。我记得曾观看博根进行对靶练习，他在工厂塘的岸边放置一个铁人，突然转身朝铁人射击。有时他会叫一个年龄大些的男孩为他喊口令：“预备！开枪！”

卡什家族卷入其中的一场决斗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这场决斗促使父亲离开了南卡罗来纳州。

在一群人纵酒狂欢喝得酩酊大醉的过程中，卡什夫人的一个兄弟暴打了其中一个人，由此引发纠纷。为了避开法庭的不利判决，卡什夫人的兄弟把一部分财产转移到他姊妹的名下。威廉·沙农（William M. Shannon）上校作为遭殴打者的律师，以推定欺诈罪对卡什夫人的兄弟提起诉讼。

卡什上校和儿子博根扬言说这场官司是对卡什夫人的公然冒犯，于是开始大张旗鼓地对沙农上校进行一连串的侮辱和欺凌。沙农上校为人平和，对自己遭到的凌辱一忍再忍，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事态最终让人忍无可忍，沙农上校便向卡什上校提出决斗。

沙农家与我们家往来密切。他曾是一个领头人，领导人们恢复乡村集市的活力，以此作为激励人们应用更优良耕作方法的一种途径。母亲常常正告我们，说他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模范人物。

这场决斗的时间安排在1880年7月5日，地点在达灵顿的杜博斯桥。父亲不希望有任何枪击的事发生，在沙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决斗时间和地点告知了县里的治安官。治安官答应及时赶到，以防决斗事件发生。

首先到达约定地点的是沙农上校，他的私人医生博纳特作为决斗助手陪着一起来了，随后赶到的是沙农上校的几个朋友，包括我父亲。几分钟之后，卡什上校到了。治安官连影子都没看到。

两位决斗者的助手用步子测量地面，通过抓阄决定决斗者的站位选择以及如何发信号。这时仍不见治安官的踪影。

两位主角站到各自的位置上。一听到开枪的命令，沙农上校就迅速射击。那颗子弹把卡什上校面前的土击得粉碎。卡什从容不迫地细心瞄准后再开枪。沙农倒下。在场的人跑到他身边，发现他已无法救治。

几分钟之后，治安官拍马赶到。

这是美国发生的最后几起致人死亡的决斗事件之一。它产生的持续影响是很大的，卡姆登镇再也没有比威廉·沙农更令人尊敬的镇民了。我记得，有一群人苦着脸，身背来复枪和猎枪，骑着马来到我们家见父亲。在这些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个小伙子，他与沙农上校的女儿订了婚。

父亲把他们请进诊所。一会儿工夫，这些人又走出来，骑上马慢慢走远了。父亲劝他们不要自己代替法律行事，不要杀了卡什。人们群情激愤，要为沙农报仇雪恨。卡什本来在他的生活圈子中一直是个身负众望的人，但此后遭到排斥，命运与亚伦·布尔（Aaron Burr）相差无几了。

这场悲剧也导致立法规定：在南卡罗来纳州全面禁止决斗；任何人只要曾参与过一次决斗即被解除公职。1951年，在詹姆斯·拜耳尼斯（James F. Byrnes）州长就职典礼上，听到他庄严地宣誓自己从未参加过一次决斗，我就觉得好笑。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一直催促父亲到北方去，说那里会有更大的机会。但父亲踌躇不定，直到卡什和沙农发生决斗才决定搬迁；父亲曾试图阻止决斗发生，而真的发生了，父亲还是感到大为震惊。

1880年冬天，父亲卖掉诊所、房子及房后他的那块小“农场”。加上他已有的积蓄，变卖所得使他的现金资产总计达到18000美元，这笔钱是父亲16年来作为乡村医生的全部劳动成果。

父亲先动身去纽约城，母亲随后带着四个男孩跟了过去。我们开始的一段旅程是乘坐自家的旧马车到温斯伯勒，然后换乘火车去北方。我们在火车上随身携带的篮子里装着外祖父沃尔夫做的小甜饼。篮子里的小甜饼吃光后，我们就下火车在通常停靠吃饭的车站吃东西。我们吃的最好的一餐是在里士满，直到今天，这个城市还会让我联想到可口的食物。黄昏时分，我们到了哈德逊河边的新泽西州，坐渡船过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