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世祥其人、其学、其时

钱理群

《叶世祥文集》编委会的朋友约请我作序，我是欣然应命的。因为叶世祥是我最看好的学者之一，对他的英年早逝，我一想起就要扼腕长叹。记得他1998年到我这里作访问学者，我曾经对当时只有二三十岁的他们这批研究生、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作过一个题为《沉潜十年》的演讲，特意谈到像我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以及“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学术界最活跃的这一代学者”知识结构上的某些不足，因此期待更年轻的一代，“‘沉’下十年，二十年，从头读起，或许（至少说还有希望）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而我说的“沉潜”，是指“沉静下来，即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我还谈到“真正的学者是最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他们对人与人的世界，对宇宙的生命，以至非生命，都会保持浓厚的兴趣，甚至孩童般的好奇心。对他人，特别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着最通达的理解”（文收《我的教师梦》）。从那以后到现在，十六七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的期待还是过于理想化了：并没有出现引发“根本性改变”的一代学者，但沉潜十年而成器的学者还是有的，叶世祥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就是我格外珍惜他的原因。

但由于我和他接触并不多，谈不出更多的内容，只有根据这回阅读文集及追思录的感想，谈谈“其人、其学、其时”。

我首先读的是追思录：最关注的，还是“其人”。这是师友们眼里、心中的叶世祥：“一口带着浙江方言的口音让他保留了浓厚的乡土气，脸上总是挂着憨憨的笑容（另有朋友回忆说，那是‘灿烂的笑容’）让他无法保持与人的距离感，他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叙话，让他无法展现冷傲孤高的面孔。他不装，不世故，不玩深沉，他是一个快乐的性情中人，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说，是个生活中的审美主义者”，“尤其是一个愿意体接人生盛宴的快乐主义者”，“世祥要是穿越到古代去，当然未必会是阮籍、嵇康这样翻青白眼的傲慢名士，但很可能是刘伶、向秀这样适性逍遥的人物。我这里不是说他可怖的酒量，或者豪饮的逸兴，我是指他那种随意、温润的对任何人事的亲和态度”，因此，他“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为人师，为人友，为人学生，为人同事”，都能给人以“温暖”（朱国华）。朋友们赞赏叶世祥身上“人文关怀与‘士大夫’情结的完美融合”，说他的“责任感，使命感”，他对“中国民族的现代性”的关怀，“悲天悯人的情怀”，都“与古代的‘士大夫’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如果给他以时间，他一定会是未来中国文艺学界一位非常具有创新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般的知识性的理论家”（胡友峰）。作为一个“独立自主，不流世俗的学者”，他总是“我行我素”，“另辟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地”（赵宪章），“他写文章常是率性而为，不去苦‘做’”，“他的带着体温的思想文字里浸透着清明的忧郁”，他做的是“快乐的学问”，“示范了一种积极的生命态度”（傅守祥，孙良好），是“一个智慧和能量都有余裕的人”（张晓剑）。而他自己则说：“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这样说来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快乐的”（《快乐的学术人生》）。他还说自己在确立“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的选题之初，“那兴奋的心情就如同要到一个心仪已久的胜地去旅行”（《〈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后记》）。

叶世祥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变换角色的过程”，“每一阶段在特定的情境下演好与你相称的角色，你的一生就顺顺当当地过去了”（《戏剧意味的形而上关照》）。叶世祥的一生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他所扮演的“人文学院院长”、“研究生部主任”、“副校长”的角色。这其实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可惜这方面的回忆、讲述并不多。一位老朋友文章里提到，在一次通话里，对叶世祥的“入世”表示担忧：“不知是不是好事？”回应是一句话：“总得有人当吧”（程绍国），在无奈中也是含着对教育与学术的担当。另一位朋友则把这看作是叶世祥身上的“士大夫情结”的一个表现，因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指那些对国家、民族有使命感、责任感，并在政府担任一定职务的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文化生活的主要创造者，同时也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遵循者、发展者和传播者”（胡友峰）。但叶世祥担任的是教育行政工作，他有多少政治参与的权利与权力呢？

因此，叶世祥的主要角色还是教师与学者。这就要谈到“其学”。学界同行这样评价这位“独立自主，不流世俗的学者”的学术特点，说他从事的是“不合时宜”的“另类”研究（孙良好）。这大概是事实，他的两个主要学术贡献都是如此：他在鲁迅研究“审美缺席”的情况下，写出他的《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一书；又在学界面临“审美主义的式微”的困境时，奉献了他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这是最能显示他的学术眼光、胆识和学养的。

关于叶世祥对鲁迅小说形式研究的贡献，我当年写的序言里已有过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我在序言最后提出一个“从鲁迅小说这样的经典的形式研究入手，建立鲁迅小说诗学”的期待，我认为，叶世祥的研究提出的许多“具有理论生长点的分析与概括”，“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有了这样的一个开端，‘鲁迅小说诗学’的建立，就走出了理论倡导的阶段，成为可以操作、讨论的对象了”。现在，已经过去了十数年，后继研究仍然寥寥无几，鲁迅小说诗学的建立还很渺茫。最近我又提出了研究“鲁迅杂文诗学”的倡议，这是因为叶世祥20世纪90年代初就发现的鲁迅研究“审美本体的迷失”，至今还没有引起鲁迅学界的注意，我们也只得一再呼吁。叶世祥这样的先行者的寂寞，是让我备感悲凉，不能不引发无限怀想的。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叶世祥虽然后来转移了研究方向，但他依然情系鲁迅小说形式研究，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就是刊载在《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2期的《〈药〉：一个故事的四种写法》。我当时就注意到了，并摘抄在我2014年9月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读》一书里；这已是叶世祥逝世一年零两个月之后。这一次看《叶世祥文集》，才知道叶世祥还写过《重读鲁迅》，对鲁迅小说作文本细读，这都是非常适合中学生阅读，应该介绍给中学语文老师的。

关于叶世祥《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的学术成就，马大康先生的序言已作详尽、精当的分析，我只略作几点发挥。

我首先注意到叶世祥的学术选择。如论者所说，叶世祥是从审美主义的角度“透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马大康），以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勘探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韩雷）的。这是和我以及我们那一代人完全不同的选择。叶世祥曾如此评论我们那代人的研究动力和方式：“是思想解放思潮中对反封建问题的重新逼视和对知识分子自身严峻处境的直面反省，使他们酣畅淋漓的激情在鲁迅小说中勉为其难地找到一种‘嫁接方式’。”（《〈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后记》）这是一种启蒙主义的思路与姿态，在20世纪80年代鲁迅与现代思想、文化、文学研究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叶世祥和他们这样的年轻一代就要另择新路：选择了审美主义。在我看来，叶世祥选择审美主义，首先是与他的个性和他的个人生命存在方式相关的。这就是前文所说，他自己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审美主义者，更准确地说，他本性就是一个任情适性之人，由此引发了他对审美主义的向往；而他的审美主义研究又反过来提升了他对审美人生的自觉追求：这样的学术研究与自我生命存在的纠缠，是最能显示叶世祥的研究特色的。这恰恰又是启蒙主义的一代学者的追求，这就是叶世祥与我及我们这一代学人学术路径不同而心相连的更为内在的原因。当然，这更有时代的原因。于是，就注意到叶世祥的成长背景。叶世祥有这样的自述：“在无数个冥思苦想的间隙里频频回望我刚刚踏上文学研究之路的80年代，奔涌而至的那个传奇岁月的时光碎片，就让我对‘审美’有着不同寻常的言说渴望。就文论而言，我觉得没有比‘审美主义话语的勃兴’更能概括20世纪80年代的审美传奇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以下引文未特别标出者，均引自本书）就像叶世祥的同代人李怡所说，“在20世纪80年代，正是一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审美’追求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奠定了我们走向学术的甚至也是走向人生的最基本的态度”。这里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来概括，是要说明20世纪80年代审美主义思潮的混乱；叶世祥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也有过这样的反省：其中的“喧闹”、“浮躁”、“虚张声势”正说明其“缺乏学理”的特点与弱点，而盛行一时的“审美救世论”更是“虚妄”。或许正因为如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80年代的浮华和激情成为历史痕迹”，“审美主义话语走向式微”，也成了一个趋势，而且更有人借机否认80年代的新潮。就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叶世祥挺身而出，一方面为80年代那些“给（文论）这块几近荒芜的园地带来勃勃生机和活力的‘追新族’们”辩护，说“给予再怎么高的评价都是不为过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学术理想辩护；同时坚守审美主义思想的研究，而且注入了他所说的“新理性主义”的精神，以弥补80年代审美主义研究学理不足的弱点，进而将审美主义研究推向新的水平与高度，表现了一种极为难得的学术定力。

我们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学术定力从何而来？叶世祥逆流而上，坚守审美主义思想研究，原因何在？这就需要看看叶世祥对审美主义的理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三点。首先，他强调“中国古代的审美主义思想并不具有审美现代性”，因为它“在总的价值取向上，企图通过逃进‘美’这个避难所里，回避‘生命本身一切疑问和陌生的东西’，将蓬勃的生命封闭在虚幻的象牙塔中”。这就“使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于安详宁静的和谐境界中总显得消极、显得被动，不像西方现代审美主义那样，总是那么轰轰烈烈，在生命的沉醉中相当积极、相当主动地领受着审美的欢欣”。我读到这里，立刻想起鲁迅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青年必读书》）这联想本身就很有意思，是能够说明叶世祥的审美主义观与鲁迅的联系的。我还注意到叶世祥的另一句话：“我主张要认可生命是沸腾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喧嚣骚动着的巨大能量，目的就是要我们在谈论审美对人生的意义时要清醒地认识到，要以具有尖锐、繁复的内在张力的生命为根基。”如此看重生命的能量与张力，这与鲁迅的注重与实人生接触、做事情也是有内在联系的：都表现了一种关注现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与我们前文讨论的叶世祥自己的人生态度是完全吻合的。

叶世祥对审美主义话语多层面的阐释，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审美追求的几个方面的。比如他强调审美的超越性、独立性、纯粹性，以及感性与自由的审美理想，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审美理想。我认为，他的这一理想在前文已经提到的《戏剧意味的形而上观照》里表述得更有意思，我因此也特别喜欢这篇文章。文章提出，戏剧人生，游戏人生，都是审美人生，“戏剧的意味就在于它凝聚着人类根植于现实而又梦想着超越现实的永恒企图”，而“游戏，使人摆脱了任何目的、任何义务、任何忧虑的枷锁。这种既没有物质法则压力，又没有伦理法则的精神压力，都是自由境界，怎能不让崇尚自由的人类羡慕不已呢”？而如席勒所预言，在人“最后完全挣脱了最低需求的枷锁，美本身成为人追求的一种对象”。我们不难注意到，叶世祥写到这样的审美境界时，是相当动感情的：因为他是在我们在下文要讨论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猖獗的时代，做着这样的超越的、自由的、纯粹审美的人生之梦。这是最能反映叶世祥的人生选择的理想主义的特质的。

叶世祥对审美主义话语的另外两个阐释也很有意思。一是强调审美的“救赎功能”，一是注意到审美在泛审美时代也是“非常富有小资情调的世俗话语中的雅词”。叶世祥认为，前者是一个“如何夯实审美主义的现实根基，让审美救赎之途深深地扎根于现代生活土壤之中”的问题；而后者又涉及审美必须回到从日常世俗生活里吸取“不竭的最有活力的源泉”这样的“常识”问题。这都表明，审美主义对叶世祥的吸引，不仅是其理想性，更有其现实性与世俗性：这背后分明有着叶世祥自己的身影。

说到叶世祥审美主义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马大康先生在他的序言里，有一个相当精当的概括，即重视“历史语境”和“亲身体验”，“用‘心’去研究，用‘心’去思考”。我仅想就“历史语境”再说几句。根据叶世祥的研究，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历史语境，最重要的是“现代稿酬制度和文学商品化进程；现代教育制度所导致的文学学科建制的确立；学会、社团、刊物等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这里显然借鉴了文化研究的成果。这表明，叶世祥虽然也谈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审美主义式微的一个外部条件；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抵制文化研究，而是努力将审美主义思想的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他生前报批的最后的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共生关系研究”就是一个文化研究的课题，这都显示了叶世祥研究视野与方法的不断拓展。

或许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叶世祥从历史语境的研究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正是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特别是现代教育制度导致的文学学科的建制，使得“审美创造和审美研究在严整的学科建制中成为一种职业”，“审美知识生产具有了现代形态”。这样的“审美研究的职业意识”的确立，对叶世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因此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如他自己所说，只有确立了这样的职业意识，才能“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公开宣告”，要将学术研究“作为终身的事业”，这就需要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献身精神”。这样，叶世祥就与他的研究对象取得了生命存在的契合：他也是为学术而献身的，如马大康先生所说，他“个人的世俗生活”也因此获得了“最为重要的价值”。叶世祥是高度自觉于此的。他特意指出，“中国文化传统几乎先天缺失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而且他这样说，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即便到了现在，腥风血雨的政治阴霾虽已远去，面对阳光灿烂的五彩世界，很多学人的内心仍然难以摆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真想重建学统以支撑人生的自觉者，肯定比还在重温道统、梦想以学历和政见去置换高位，却不真正具备从政才干、更无政治信念可言的所谓学人要少得多。”（叶世祥：《〈九谒先哲书〉：为学统招魂》）叶世祥也因此给自己作了一个历史定位：在众多的“内心总是有太多的喧哗和骚动的中国学人”中，他却是“真想重建学统以支撑人生”的少而又少的“自觉者”中的一个。他在学术上安了身，也就获得了“安心”。他说：“建立在坚实的安身基础上的安心，不至于远离大地而凌空蹈虚，使他们能像在农田里辛勤耕耘的农民一样脚踏实地地在文坛笔耕。”这正是给他自己的一生的最好总结：和他家乡里的老农一样，他“脚踏实地地在文坛笔耕”，最后劳累倒下，又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

他这一生是农民般的充实而问心无愧的，但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他的价值与遗憾都要从他所处的时代来说明。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问题：与“其人”、“其学”紧密相关的“其时”。在某种程度上，叶世祥是生逢其时的：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培育了他；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又给他的学术和人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同辈学者中他是发挥得比较好的，这固然首先是他个人勤奋努力的结果，但时代、社会创造的条件也是不可否认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叶世祥又是生不逢时的。这样的“不逢时”对于叶世祥的意义，又有两个侧面。首先是马大康先生的序言里所说的：“这是弥漫着焦虑和浮躁的年头。人人都为着出名、为着赚钱、为着谋取哪怕一丁点蝇头小利，急匆匆四处钻营，孜孜以求。甚至连本应固守讲坛和学术领地的教授、学者们也耐不住寂寞，被这股旋涡所裹挟，开始寻找并磨练‘诗外’的功夫，蝇营狗苟起来。只有少数人还仍然埋头学术，踏踏实实做学问，叶世祥便是其中一位年轻学者。读了他的新作《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我更确信这一点，也对中国学术的未来还抱了一线希望。”这话说得十分恳切：叶世祥的默默耕耘，在这个喧嚣、浮躁，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的价值也就在这里：他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希望。这一次有这么多的老师、同学、同事、同行、学生来追思叶世祥，编成了这么厚厚的一本《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追思叶世祥教授》，编委会和出版社如此认真、精心地编辑、出版三大本《叶世祥文集》，这都让我深受感动。这说明，不管每个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作出怎样的选择，但大家对叶世祥的看似不合时宜的选择，都是充分认识和肯定其价值的，看到这种历史的承认，是可以增加我们对学术研究的信心的。叶世祥的选择也因此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审视自己已走和将走的学术之路、人生之路。叶世祥的选择当然不是唯一的，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要求大家都走他的路，但相信我们都会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启示，这就够了。

在追思叶世祥时，很多朋友都发出了“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感叹。这就必须涉及叶世祥“其时”的最为严峻的一面。这就是他的同代人所说的：“我们是经历学术体制重压的一代”（胡友峰），“我们有幸生活在今天这样飞速发展的时代，但却不幸生活在如此生硬冰冷的体制之中。过多的申报，过多的审核，过多的评估，过多的验收，其实是形式主义泛滥，行政主义猖獗，加之学术权力的高度集中，学术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得种种学术行为往往需要殚精竭虑却又事倍功半，甚至是做无用功”（姚文放）。“精神自由和生命爱好”就这样“通通被压缩”到几乎为零，“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我们本应该用整个心灵去思考和写作生命的意义啊”！最后，这一代人、几代人中的杰出者，叶世祥也只是“一首没有完成的思想曲”（胡友峰）。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无情现实！

正是叶世祥的英年早逝，引发了我们对当下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教师、学者的生存环境的逼视与追问，“正是在这一生存环境中，人被忽略了，人的生命、人的身心健康被遗忘了”（姚文放）！因此，我们要借叶世祥的文集与追思集的出版，发出一个呼吁：在制订教育、科研规划时，不要眼睛只盯着那些“辉煌的指标”，更要关注实施规划的“人”，我们的老师与学者的生命！逝者已经远行，至少请给还健在的“叶世祥式”的以学术为生命的教师、学者以做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快乐，少用各种行政命令干涉他们，少用各种名利的诱惑骚扰他们，让他们按自己的兴趣、意愿安安静静做学问，让他们活得健康与自在吧。

2015年4月23—25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人文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