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为斯民哭健儿”——悼世祥兄

范家进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纪念性文字，想不到是给世祥兄的。思维与笔墨都已被当今的学院体制挤压搓揉得高度规格化，也不知道能否传达内心情感之万一，但还是姑且写下去吧。

认识世祥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次在浙江省内某高校举行的以鲁迅为话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各自在会议上说了些什么，相互间具体谈了些什么，如今已随风而逝不可追寻。只是模糊地记得，我们借此知道彼此都在北京不同的高校求学过，又都在浙江的不同高校工作，而且都共同爱好鲁迅的著作，所以感到相当投缘。

参加这次会议时，我正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鲁迅正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论述对象之一。完成鲁迅部分以后，我曾把论文打印稿寄赠国内几位我所仰慕的，特别是此前就有过一定请益和交往的鲁迅研究名家，其中就包含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时曾投书钱先生请教相关问题，得到先生热情洋溢的回复与指点，又因两校距离很近，也得以不时上门请教）。大约是1998年秋天吧，我忽然接到世祥兄语气相当激动的来信，说他正在钱理群先生门下做访问学者，且刚获批一个关于鲁迅的国家级课题，钱先生向他推荐我和我另外一位同门的有关鲁迅的博士学位论文做参考，因为世祥兄此前和我已认识，所以特地来信跟我道及此事，还跟我说了他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直到2012年12月份我们在杭州见面时（谁想到那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当着另两位朋友的面他又说起此事，还补充了一些细节。说是钱先生借给他论文打印稿时强调他手头只有一份，看完后一定要还给他，世祥兄只好复印了我那论文打印稿的全文。他说那时候复印费是相当贵的啊，而且北大周边的复印店也很少，所以复印件他至今还保存着……

真是言犹在耳，斯人已逝！世祥兄对学问的认真和一丝不苟，对人的热情和赤诚，从这一件小事中就尽显无遗。而且面对世祥兄的英灵，我要直接坦白我的惭愧。因为研究兴趣的扩大和转移，因为自己生性的疏懒，更因为鲁迅世界的过于博大精深，自从梳理过鲁迅的乡土小说并写过那几篇文章之后，我在鲁迅研究方面的推进甚为缓慢。倒不是说不再感兴趣，而是越是了解这一研究对象就越是觉得自己研究鲁迅的知识储备有相当的欠缺，以至于轻易不敢下笔。现在想来，他在北大时给我写信是期待着我能对他的课题进行讨论的，隐约记得，我的回复显然没能提供建设性意见，对于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更是无从置喙，而且还直陈了其中将面临的一些困难。我的近于“童言无忌”的议论或许曾让世祥兄略感意外吧？如今自然是无从询问了。但稍稍可以告慰于逝者的是，自从本科时期开始爱好鲁迅著作、大学毕业后自己购买的第一套作家全集就是《鲁迅全集》以后，我倒是一直没放弃对鲁迅著作的阅读，尽管是时断时续的，但确实可以说是不绝如缕。同时，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界有句口号我至今记忆犹新：“以鲁迅精神研究鲁迅。”我的理解是，鲁迅不仅仅是个研究对象，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份鲜活的精神资源、一位特别重视实践的精神界战士。因此，研读鲁迅著作，随时从其精神资源中汲取营养，指导自己的日常为人和为文，也是广大鲁迅爱好者的使命之一。如今，《鲁迅全集》仍然是我不时翻阅和参考的对象，借着大学的讲台，我在中文系本科生中开设“鲁迅研究”选修课、在全校本科生中开设“鲁迅与现代人生”通识课，还指导过研究生以鲁迅或周作人为话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这样便可以使自己始终不离开鲁迅所创造的巨大精神气场。并且自己还私心觉得，在这个高度物化的年代，让尽可能多的人（其中很多都将是职业知识圈以外的人）去接触一点鲁迅、触摸一下鲁迅的为文和为人，那也是为鲁迅精神的薪火相传在尽着一点微力。同时我从个人经历中还感受到：只要是真正爱好鲁迅并且真正读懂过鲁迅、触摸到过鲁迅精神内核的人（尽管程度上可以有不同），在日常交往中都是比较容易沟通的，在人生观和社会观上也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的。与世祥兄的结识和交往又给我增加了一个例证。

也正因为我跟世祥兄因鲁迅而结缘，我就姑且借用鲁迅的一句诗来作为本文的题目，更何况我写此文时窗外也正下着如泪的江南的冬雨。

有了这份缘，此后与世祥兄的交往也就相当的顺畅而愉快，当然在这交往中，我是最大的受益受惠者。

完成在北京大学的访学回到温州后，世祥兄很快又到浙江大学读了博士，因为读博期间他曾写信给我，代他一位同门师弟向我索要一本我由博士学位论文扩充而成的著作，世祥兄那种在当今时代已不多见的乐于助人的古道热肠尽显其中。我借此知道他攻读的是文艺学，心里不免感叹此兄知识兴趣的广泛。而我因固守自己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以对他学术研究的关注从此倒反而少了点。但毕竟同在一个省里工作，常能在一些省级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碰面和闲谈。

与此同时，世祥兄在他所供职的学院及学校的地位却在不断上升，也就是说很快成了“长”字辈人物，而且这“长”字的级别还在不断攀升，一直做到副校长。我除了在心里为他庆贺，也偶尔会飘过某些疑虑：在当今中国社会，“长”字号似乎可以给某些人增加不少有形和无形的附加值，认识他的时候虽然彼此都贫贱，可“长”字级别不断上升的世祥兄会不会变得不容易交往起来呢？因为在古今杂糅、世道浇漓的当今时代，发生“一阔脸就变”的现象是不会让人诧异的。

很快，就有了检验我这疑虑的机会。因为我的岳母是温州人，有些亲友的子女在读书求学过程中遇到某些问题，知道我在大学里工作，便会辗转托到我这里来。自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世祥兄。电话打过去，世祥兄总是满口应承，而且用不了几天，问题总是可以得到圆满解决。我转告亲戚的意思想对他有所感谢，他总是一口的回绝。待到随后在某些会议场合再次碰面时，我当面表达些惠而不费的口头谢意，他总是谦虚地说着“小事小事，不必客气”，如果同在一桌吃饭，那就一边说着“喝酒喝酒”，一边相互多敬几杯啤酒。可叹在喝酒方面我也远不是他的对手，到底也多敬不了几杯的。现如今，我再到哪里去找这样名副其实的助人为乐从不言谢的好朋友呢？

学术研究与高校管理是两个很不相同的领域，两者所需要的智慧、才能与素质是有相当区别的，能在这两者之间各逞其才、出入自如是很不容易的。世祥兄显然经受住了两者的严格考验。我在原来谋生的单位，不太能够直面某些不乐意直面的人与事，不久便一走了之跑到杭州的另一所高校；原来的高校自然要设置种种理由卡住我的人事档案，而且一拖就是三四个年头。在这过程中我不免非常苦恼，有一次也跟世祥兄直率地抱怨过。记得他给了一句简短而有力的回复：“对中国的人事制度你要有相当的耐心。”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我虽然虚长世祥兄几岁，虽然也熟悉鲁迅“直面人生”的教导，可一旦面对中国地方高校一些具体的人与事时，我却缺乏应有的耐心与细心，甚至不太愿意直面它们，有些时候或许还会有“逞心使气”的表现。但现实是并不会因为你个人的是否愿意直面而有所改变的。在这些地方，世祥兄那种直面人生、驾驭人生的气度和能力，对我都不能不说是个很好的参照、很好的警示和提领。

因为不在一个城市，后来又分属不同的“二级学科”，我跟世祥兄之间的交往不能算很多，早年是书信来往，后来主要是通过电话和短信，所以回顾起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交。但基于以上的机缘，再随着我在地方高校谋生时间的延长和阅历的累积，我对世祥兄的钦佩也就日益增长。最近几年，我跟省内文学研究界的一些同行朋友碰面时，只要是共同认识世祥兄的，话题常常会拐到不同单位内部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代际衔接和承续问题。这话往大的方面说牵涉到一个时代的人文生态，往小的方面说则事关一个微观环境里的相处之道与人际和谐，不可谓不重要。以我个人非常有限的经验和观察来看，似乎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很是不少。因为总体的时代生存环境固然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社会的物化特征日益加剧，人文学术迅速边缘化，留给人文学者的只能是非常有限的一点资源以及不算宽敞的生存空间。然而即使是在这点有限的资源和狭隘的生存空间内部，由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育背景尤其是由于不同的为文为人之道，相互刮擦和碰撞的事竟然时有发生，如果亲自遭遇这样的处境是会很让人不愉快甚至沮丧、泄气的，它会使年轻人的学术道路面临更多的障碍，会使一个小环境里人文学术的代际延续传承出现或大或小的问题，从而给总体的社会人文生态增加某些负能量。其实倘若都能着眼于学术本身，放宽胸襟，求同存异，一些表面上的问题都应该不是问题。古人早就明白“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道理，无论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只要出自本心、“修辞立其诚”，在人间都有或长或短的存在理由。而在为人处世方面，古人所经常强调的君子“三友”、“三戒”之类的智慧，也大有清心润肺般的修身养性之功，从而大有裨益于世俗化时代里的读书人和教书人。

恰恰在这些地方，世祥兄及其生存的小环境显得别有洞天、风景那边独好。它显然得益于前辈的用心提携、不断奖掖后进，也得益于世祥兄及更年轻一辈的虚心纳物、虔敬对待前辈衣钵，从而使得这片看似边缘的海滨之地人气旺盛、生机盎然，不断传来人文学术的好消息。但奈何天不假年，在其间担当着承前启后作用的世祥兄竟然在人生与学术高峰阶段突然撒手西去，它带给人们的悲痛与惋惜以及对一个地方的人文学术所造成的损失，又岂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回想起来总不免黯然伤神的是，我跟世祥兄最后的握别竟然是在我谋生学校对面一家宾馆的大门前，那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如今，我几乎每天都要从那宾馆外大街的人行道上走过。大街上是照例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生活和工作依旧在川流不息地行进着。有时在急匆匆的脚步中，偶或猛一抬头，见到那宾馆，世祥兄的音容笑貌会宛然如在目前，仿佛他正在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含笑提醒每一个活着的人们：要珍惜，要努力，要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2014年2月，杭州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