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学术生命更加美好——怀念叶世祥教授

姚文放

与叶世祥教授的学术交集不算多，有几次学术会议上见面交流过，印象较深的是2010年11月底应邀去温州大学讲学，世祥教授曾拨冗出场了欢迎宴局，作为大学副校长，自然是忙的，如此上心，已属十分热情。觥筹之间，特别豪爽，也特别亲和，很是谈得来。次年年初浙江省社科规划办寄来一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的结项材料，让我进行通讯评审。依惯例对于此项工作是必须认真从事的，故有机会仔细阅读该研究成果。总的感觉是观点鲜明，论证充分，条理清楚，资料丰富，结构合理，文字流畅。这也就是我后来签署的评阅意见。尽管评语采用的是一种公事公办式的规范性文字，但表达的是对于该成果在学理上的精深、透彻和灵动的很高赞赏和褒扬。因是匿名评审，并不知作者为何人，后见国家社科规划办的“成果鉴定等级公告”，公布该项目被评为“优秀”等级，我才知道主持人是世祥教授，觉得该项目获得这一评价，完全称得上实至名归。

2013年春，有温大的朋友告知说世祥的身体不太好，我不便相扰，只是表达了代为问候之类的芹意，其实心中是挂牵的。6月底温大文学院举办“文艺学研究热点及学科发展”研讨会邀请我参加，抵达后马大康教授婉转地告知世祥的病情已恶化，情况不妙，让我大为震惊！谁知会后不出一月，就接到了世祥去世的噩耗，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仍感到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一个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学术生命，就这样瞬间凋零了！呜呼天哪，这是为什么？！

这让我想起另一位朋友、中国人民大学的余虹教授，在六年前一个冬日的中午，一个灿烂的生命，陨落在京城阴霾的空气中，时年与世祥的殁年相近，余虹也是做“审美主义”的，他的长文《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在他辞世前不久刚刚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如此巧合，让我产生一种错觉，《广陵散》已成绝唱，日后还有人做“审美主义”吗？

按说做美学研究是一项光彩的事业，一门超脱的学问，人们抱着与研究对象一样无功利非实用的境界、一种充满趣味和感悟的情怀，投身于这场对于人类精神极限的挑战，对于终极价值之谜的不懈探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内心是阳光的，不应这么累和苦，更不应如此黯淡和惨烈！至今老是记得他们两位灿烂的笑容，但现在想来，在这灿烂背后其实背负着多少重压和焦虑，作为同道，对此真是感同身受！我们有幸生活在今天这样快速发展的时代，但过多的申报，过多的审核，过多的评估，过多的验收，其实是形式主义泛滥、行政主义猖獗，加之学术权力的高度集中，学术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得种种学术行为往往需要殚精竭虑却又事倍功半，甚至是做无用功！我总是在想，以往没有那么多的合并办学和新校区建设，没有那么多的填表申报和检查结项，大学不是照样发展，今天多了这无穷尽的重复劳动和无效忙碌、无休止的跑点、跑项目、跑经费，反倒出不了名校，出不了大师，而教育质量却在明显下降、大幅缩水。有一次偶见少年时代为之热血沸腾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顿感一种大的悲切，如果另作解读的话，那正是当今学人的写照。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讨生活，最受伤的，莫过于作为从业者的教师，从学士而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从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从校项目而省项目而国家项目，从本科专业而硕士点而博士点，从校级重点学科而省级重点学科而国家级重点学科，走不完的荆棘路，讲不完的“西西弗斯故事”。即便像世祥和余虹两位已属功成名就者，也还得像西西弗斯一样每天重复将石块往山上搬的劳作，那么对于还处于“爬坡”阶段的再下一辈来说，真是情何以堪哪。这就是如今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学者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一生存环境中，人被忽略了，人的生命、人的身心健康被遗忘了，如何使学术生命更加美好，成了亟待关注的首要问题。时下有一流行语说“精神健康，身体快乐”，道出了人们对于满足生命最基本需要的企望。也许要真正改变目前我们置身其中的体制尚有待时日，但每一个个体，先做到“精神健康，身体快乐”，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当我们怀念逝者的时候，当以此共勉！

2014年3月18日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