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自视为“泥土考古学家”。我最爱在崇山峻岭之中探寻遗址，或者埋头发掘，只为遗骨碎片或者断箭残矢。这正是我过去43年的真实写照，迄今每个夏天，我仍然热望在“田野”中度过。和大多数考古学家一样，我从事考古是因为我享受满身尘土，在烈日炙烤下蹲伏发掘，在冰冷的山泉水中沐浴，在苦雨凄风中测绘遗址。同样，和大多数考古学家一样，基于理解人类历史的深厚期盼，我从事考古。

如果询问考古学家为何以考古为业，他们会说，研究过去是为了理解未来。不幸的是，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超越说说而已的层面。我认为，现在是我该做点儿耍嘴皮子之外的工作的时候了；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就是结果。

我无意于用史前史预测未来，预告什么将会发生，以便弯道超车。相反，我想理解过去，这样就能帮助创造未来。我想，这有点儿类似将为人父者的心情：我关心孩子们将要生活的世界。然而，我不是政客，未来也绝不会。因此，我不会通过竞选公职创造未来。我也没有乐善好施的财力。我不是经济学家，只有经济学家才能告诉我们该建设什么样的经济，保障底层人民不受伤害。不，我只是个泥土考古学家。因此，我只能利用我所知晓的——史前史，这本书就是我为了让未来世界变得更美好所尽的绵薄之力。

在很多人看起来，最后这句话可能有点儿傻，甚至盲目乐观。20世纪初期，有些人天真地相信，人类已经走近世界和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击碎了人类的美梦。“活该！”我想，有些人一定这么认为，“我们卸下铠甲，迎来的却是坦克和毒气”。从那以后，我们对未来的态度跌入谷底。有时甚至会让人萌生了无生趣的想法。但是，我仍然选择怀抱希望，因为，如果我不，——如果我们不，世界一定会万劫不复。显然，我不是乐天派，而是务实派。因此，我选择了能有助于我们如愿以偿的态度。

我有意保持本书短小、愉悦，有时甚至轻松。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认真对待史前史，或者对世界的未来不置一词。事实上，正是因为我高度重视两者，所以希望写一本大家真的会阅读的书。如果你希望读一本充斥了拖沓冗长、滞涩不便的大段引文的书的话，这样的书俯拾皆是。我将关注人类应如何正确行事，而不是人类已经犯过的错误。

有些同事可能会挑剔我如何选择表述史前史，他们也许会不满我弃置所有细节和其他视角于不顾。我预先向他们致歉，但是我只能讲我试图理解的故事。我关注宏观格局，因为我认为这才是考古学的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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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萌生于2007年我受邀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场演讲。非常感谢听众们耐心聆听了这些观点最初的、尚未成型的版本。随后在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内华达和怀俄明等大学的其他讲座中，我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观点。同样，我要感谢这些讲座给予我更深入思考这个主题的机会。

2012年秋，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休学术年假期间，我开始着手写作本书。非常感谢圣约翰学院提供的办公室（尤其是，它正好俯览院长花园），以及与罗伯特·亨德（Robert Hinder）和老友尼克·詹姆斯（Nick James）的谈话。我要感谢詹姆斯·埃赫恩（James Ahern）、马克·海因茨（Mark Heinz）、斯蒂芬·莱克森（Stephen Lekson）、林柏雅（Lin Poyer）、雷切尔·雷克金（Rachel Reckin）、托本·里克（Torben Rick）、琳恩·谢帕兹（Lynne Schepartz）和卡拉·西诺波利（Carla Sinopoli）对本书草稿提出的意见；莉诺·哈特（Lenore Hart）帮助我撰写了选题说明书；加州大学出版社编辑里德·马尔科姆（Reed Malcolm）批准了这个选题；还有文字编辑芭芭拉·阿门特劳特（Barbara Armentrout）。还有很多应该致谢的，恕不一一列名，我也要感谢在过去数年的写作过程中热心回答问题的同事们。当然，所有舛误概由本人负责。

我的考古学家职业生涯使我有机会环游世界。这些旅行带给本书至关重要的视角。如果没有林柏雅——朋友、知己、评论者和妻子，我既没法实现这些旅行，也无法写完本书。谢谢你！我们即将奔赴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