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卫平

这本著作是李卫朝副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他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在学期间我是他的导师。毕业后，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在这本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我应他之邀写个序。

写序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带点普遍性的问题：大批原先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到一般高校后的学术研究道路应该怎么走？李卫朝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山西，在山西农业大学担任思政课教师。他在较长一段时间一直有个苦恼，觉得原来学的专业和现在从事的工作很难联系起来。在现实的发表论文、申请课题的压力下，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呢？他对此徘徊迷茫了很久：继续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很难走得通，由于大部分精力要用在思政课教学上，对于这个领域学术动态的了解和学术成果的吸取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发表这方面的论文、申请这方面的课题，常常碰壁；如果放弃了原来所学的专业，似乎又不知道可以做点什么样的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觉得自己学术研究的路径应当是：立足于本职工作，从自己所在学校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这部著作就是循此途径的成果。我认为这对于其他有相似情况的年轻老师可能会有所启发。

回到本书的研究主题，即新时期农民的精神家园问题。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问题。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了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那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一场新式农民战争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这一过程中展开的，漠视农民问题显然就毫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言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是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起步的，没有对于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样也就谈不上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说，新时期以来的农民问题研究有很多成果，不过大部分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的，而对于农民精神思想方面的研究则很是缺乏的。因此，李卫朝这部著作的选题是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我看了书稿，认为他在以下三方面提出了一些较好的见解。

第一，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阐发了农民启蒙的思想内涵。启蒙是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思想史上的重要内容，其中也涉及农民。最为著名的，是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可以说是以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农民思想传统及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的变形为主要对象的。新时期以来，又有“新启蒙”以及后来对启蒙的各种反思。李卫朝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梳理了启蒙思想的各种表现和内涵，由此提出农民启蒙不是“启蒙农民”，而是指在新时期农民怎样摆脱千百年来小农经济和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精神家园。

第二，将普遍与个别相结合，揭示了农民启蒙的四个方面。由上述可见，农民启蒙是个很宏大的问题，泛泛而论，容易流于空洞；排列例子，又有琐碎之弊。李卫朝以普遍性的人的存在的基本理论，作为论述农民启蒙问题的立论依据，同时又举出比较典型的个别案例，揭示了农民启蒙最主要的四个方面，即理性启蒙、政治启蒙、道德启蒙和审美启蒙，同时分析了这四个方面的内在关联。其中有些观点在我看来是有新意的，如认为农民理性的生长在新时期以来主要集中于经济生产领域，其内涵随着农村经济生产诸多因素的变动而变动，但又有所不同；再如政治启蒙方面表现为旧行政权威的倒塌和追求自身政治权利的交叉，等等。

第三，将问题与建议相结合，提出了农民启蒙的一些路径。诚如李卫朝在本书中所说的，农民启蒙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李卫朝不仅指出了这些问题，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同时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定的建议。这其中也不乏好的见解，比如他认为农民政治启蒙的路径，是从成为土地的主人走向成为国家的主人；再比如他指出在落实一系列惠农政策时，往往存在着不尊重农民自主选择的问题，认为应当通过大众媒体把相关政策的推进和落实与农民启蒙结合起来。

上述这些见解，都说明这本著作是作者用了心、用了功的。不过，作为年轻的研究者，某些缺点也是存在的。比如，对于农民启蒙的研究主题而言，比较充分的实证调查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无疑是必要的，但本书的第一手调查材料比较缺乏，一些用语也比较生涩，过于学术化。

我希望李卫朝今后能够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为随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伟大征程的推进，构建农民精神家园的问题还有很多新情况需要研究。比如，现在不少地方在提倡“儒学下乡”或其他的“国学”走入农村，试图以此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准，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对此，在我看来，至少需要研究下面一些问题。第一，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人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底有哪些经验教训？因为今天的儒学下乡必须以史为鉴。第二，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了城，原先带有宗族血缘性的伦理关系日趋淡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建立在宗族血缘基础上的儒家伦理何以可能依然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第三，今天生活在农村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作为农村家庭生存顶梁柱的青壮年都到城里去了。儒学即使下了乡，这些顶梁柱们的精神世界和下了乡的儒学能够协调吗？或者说，如何才能协调？因为如果不能协调，那么下了乡的儒学也只能是苍白无力的。当然，需要研究的新问题远不止这些。举出这些问题，意在呼应李卫朝在本书最后强调的：农民启蒙任重而道远。

2016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