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民启蒙与破除迷信

1．从电影《杀生》说开去

电影《杀生》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名叫长寿镇的封闭小镇的故事。主人公牛结实是这个小镇里的一个“异类”——一个过路商贩死后遗留在长寿镇的孩子，由于不是土生土长的长寿镇人，他离经叛道，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长寿镇既有的规矩：他给祖爷爷喝酒，让他活不过120岁；他往水里撒催情粉，让全镇人大开淫戒；他偷看夫妻房事，让人尴尬不堪；他掘人祖坟，大闹婚宴；他调戏寡妇并致使其怀孕……这一切都出自牛结实对镇子质朴率真的爱，但却被镇子里的人看作是对长寿镇世世代代的伦理道德的败坏，属于十恶不赦。全镇人为了除掉牛结实，在国外学成归来的牛医生的指导下设计了一场“攻心为上”的阴谋——三人成虎之计，正当阴谋顺利进展的时候，镇子里的一个小男孩告诉了牛结实真相，最后，为了让全镇人接受自己与哑女马寡妇的腹婴，牛结实不得不选择了用自己的死亡去化解大众的怨恨。牛结实死了，墓地前开满鲜花，镇子里腐朽的仪式再次重现，一切又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们且不谈这部电影的艺术手法、拍摄技巧、美工剪辑、演员表演和叙事方式、故事结构、剧本写作等等，这是电影和文学工作者的任务，我们只从启蒙的视角来解读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启示。长寿镇是一个封闭的小镇，镇里的村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形成了特殊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并世代相传。它有着自己独有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而这些也成为全镇人生活的基本规范。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固有的传统与风俗已习以为常，以至于连传统习俗中反人性的谬误也毫无察觉。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来自祖先既定的规矩，只需循规蹈矩，无须再作探究；他们将长命百岁作为终极价值来追求，即使是无趣且无尊严地活着；他们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小镇的旧制……一切都显得那样的自然而平静。他们不具备认识世界的分辨能力，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无知而不自知，非理性地盲目信仰和崇拜着祖先传下来的成见、习俗、观念、仪规，并积极付诸自身的行动。

牛结实是这个小镇的一个外来者，他具备了认识世界、判别真假的理性能力，怀揣着一颗质朴率真的心，希望将真实的世界呈现给这些蒙在迷信之雾中的人们，他的所有的恶作剧都在力促人们去认识真实的世界，他有意或无意地扮演了这个小镇的启蒙者的角色：当人们为了打破长寿纪录禁止祖爷爷喝酒时，他说“乌龟倒是活得久，缩在壳里有啥意思！想喝就喝！”，于是喂祖爷爷喝酒，让祖爷爷带着享受的笑容离世；为了不让小夫妻俩守着财富过穷日子，在婚宴上，他送上对方祖坟里的厚礼，说：“那么好的东西，让活人活的安逸些好嘛，还是陪死人睡觉好嘛？”；为了让像油漆匠夫妇一样的村民享受性爱的快乐，他在村口唯一的水源下春药；他救了陪葬的马寡妇，给她输血并与之相爱……但是，他的启蒙却遭到了集体无意识的误解，被误认为是害死祖爷爷、挖人祖坟、调戏寡妇、愚弄乡邻，引起了全镇人的集体恐惧、反抗乃至陷害，最后陷入了彻底的孤独，被逼着爬进棺材，慢慢死去。行文至此，我们不禁想起了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牛结实不正是那个走出洞穴看到真实世界，然后又返回洞穴，冀图带领大家走出洞穴的那个悲剧人物吗？启蒙，一个孤独者的踽踽独行，注定了是要失败的。面对强大的、坚固的既有成见、习俗、观念、仪规，面对人们对这些既有成规的恪守与坚持，面对人们思想的僵化、精神的封闭、集体的无意识，一个人的启蒙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与牛结实形成鲜明对照，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牛医生未能扮演这个小镇的启蒙者的角色，却成为扼杀牛结实这个启蒙者的操纵者。在封闭的长寿镇，理性批判的力量是微小得可怜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只来自既有的成见、习俗、观念，世界只是他们自己的直观感性反映。小镇的人们之所以在想尽各种办法除掉牛结实未果后，能够听从牛医生的“三人成虎”的阴谋，是因为当原来的、旧有的信息源和参照系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相应发生了改变，更愿意相信来自小镇外面的代表先进的牛医生。电影的这种反讽的设计是比较贴合现实的，它告诉我们其实人们心底也暗藏着的探求世界的好奇心。但不幸的是，牛医生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并辅以带回小镇的先进的医疗设备，再次蒙蔽了人们，满足了自己泄私愤的目的。因此，牛医生可以说是社会外在专制权力的隐喻，专制权力畏惧人们自由个性的发展，所以经常借大众之手完成对自由个性的阉割，从而继续将人们置于迷信的笼罩之中以便于自己的控制。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话：当你的所见所闻都是假的但是你无从辨别，那这一切就是真的。

电影中的真正的启蒙者应该是被派到这个小镇遏制瘟疫的那个医生，他站在小镇的外面，以科学理性的视角不断“祛魅”，探寻事件的真相，经过重重努力，终于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当他最后对镇长说“事情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的时候，镇长眼里流露出的怀疑自己的神色，隐喻着迷信在人们心目中开始松动，昭示着科学消除迷信、祛除神魅的开始。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中的那个黄口小儿，他正是因为儿童的身份，并未被“长寿镇”的迷信所束缚，当小镇上所有的成年人——无论老少男女都陷于迷信中的时候，他能够将他眼中所看到的事实真实地叙述出来，这正是长寿镇走出迷信迷雾的希望。

从启蒙的角度来看，电影《杀生》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对真理的追求是与迷信相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艰难、痛苦而漫长的。因为迷信是非理性的力量对理性的长期压抑与湮没所形成的，理性尤其是科学理性拨开迷信迷雾显现世界真实面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可以这样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斗争的过程，是真理和迷信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启蒙。正如加达默尔指出的，西方至少发生过三次大的启蒙，第一次启蒙是古希腊哲学以理性取代原始神话这种迷信；第二次启蒙是以“不需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来取代中世纪形成的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这种当时最大的迷信，将人从启示宗教和基督教圣经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上帝的启示；第三次启蒙则是要消除“启蒙本身的迷信”，也可以称为“反启蒙”，即要破除西方现代启蒙所导致的种种现代迷信：对技术的迷信，对理性本身特别是工具理性的迷信，对人掠夺自然、奴役自然的权力的迷信，对宏大话语和普遍主义的迷信，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等等。

2．启蒙与迷信

启蒙就是要消除迷信，这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宣扬和致力推进的工作。在18世纪末叶关于“什么是启蒙？”的讨论中，“星期三学会”就已经提出大众启蒙运动必须立足认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通过转变信仰以及它所成长的条件来消除迷信。至20世纪，乔纳森·B．克努森也指出：“大众启蒙的首要目的是要用关于世界的有用知识，用理性的祈祷，用基督教的惩戒来取代通俗的故事、神话和乡村民众的所谓迷信。”（乔纳森·B．克努森，2005: 285）中国的启蒙也是要消除迷信，没有迷信，就无所谓启蒙。甘阳就明确指出：“要讨论中国的启蒙，我们同样必须首先问，中国不同时代的最大迷信是什么？没有迷信，就没有启蒙，只有先搞清什么是有待解放的最大迷信，才有可能真正讨论启蒙。”

迷信在今天常常以“封建迷信”的名称出现，是特指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封建”时代的迷信，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是指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等的迷信。其实从广义上说，迷信就是指人们面对异己的力量（自然与社会）还没有具备认识世界、判别真假的理性能力，非理性地盲目信仰和崇拜着祖先传下来的成见、习俗、观念、仪规等。启蒙要消除迷信，首先应该弄清楚迷信产生的由来与机制。人类文明史上，促使迷信的形成无非两种力量：一是自然力量，一是社会力量。霍尔巴赫说：“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人对自然力量缺乏认识，于是设想受一些看不见的势力支配，认为自己受这些势力摆布，想象他们可以发起脾气来对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于自己的族类。因此他就在这些势力与自己之间想象出一些关系来。”（霍尔巴赫，1963: 558）人类早期面对神秘的自然一无所知，由无知而恐惧，由恐惧而对自然心生崇拜以至于形成迷信。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走向成熟，尤其是政治体制的形成，为便于统治，统治者开始将权力依附于迷信而迫使人们接受，这就形成了社会力量的迷信。这样，人们对于自然力量的迷信，就掺杂了对于社会力量的崇拜形式；对于社会力量的迷信，也赋予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内涵。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迷信相辅相成，彼此互动，交相呈现，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中神秘崇拜的基础，一直支配着、制约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对于自然力量的迷信，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深入会逐步改变、甚而被淡化，但对于社会力量的崇拜，反而会随着科学的进步不断加强，这就是韦伯所批判的，启蒙之后随着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抑而形成的科层官僚体制所强化的力量。

因此，消除迷信最后还要依靠启蒙，尤其对于农民而言更是如此。“启蒙的关键措辞是‘迷信’，关键问题仍然是要解除在人民当中传播的各种形式的迷信的神秘面貌。这是把‘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与促进大众启蒙的改革者的努力联结起来的纽带。”（乔纳森·B．克努森，2005: 279）传统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地理和社会）中，大多数人只是凭着习惯信奉传统所延续的成见、习俗、观念、仪规，他们从来没有追问过自己墨守成规的理由，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为动机，没有想到过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是遵循祖先为自己指出的道路；他们想要长寿，是因为自幼就听到别人说这是他们的人生追求；他们希望，是因为自己的祖先就抱着这样的希望；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的先辈就这样害怕过；他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运用理性考量一下自己信奉的动机。在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暇考察，或者有能力审视自己习惯信奉的对象，自己轻率皈依的对象，自己按照传统畏惧的对象。中国传统农民永远是“心甘情愿”地被习惯、成例、偏见的潮流所捉弄，族长使人们对那些最荒唐不过的意见习以为常，就像使身体习惯于各种绳捆索绑的姿势一样；他们怀着先入之见，以为祖宗的智慧神圣不可侵犯，根本就不敢在祖先之后再去考察；他们根本看不到，自古以来他们就因为恐惧和懒惰而成为成见、习俗、观念、仪规所欺骗的对象。所以在中国，农民启蒙就是要将农民从这些成见、习俗、观念、仪规当中解放出来。

消除迷信既是启蒙针对外部强加标准的解放运动，也是主体选择的新标准的建构运动。农民启蒙亦是如此。农民启蒙一方面要将成见、习俗、观念、仪规等通过武力和欺骗强加给农民的标准进行祛除，另一方面则是要依据农民自身的理性建构属于农民自身的认知标准，包括政治、道德、审美等等。

亚当·斯密指出，科学是宗教迷信最有效的解毒剂。想祛除从外部强加给农民的认知标准，消除农民的认知迷信，就要依靠科学。爱因斯坦也提出，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启蒙就是要让人们不再根据既有成见所固定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观察事物，而是根据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认知。因此，农民启蒙就是要让农民用科学知识来代替思想观念中的既有成见。在电影中，幸福而不是长寿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寡妇也有自身的人格和权利而无须陪葬，两性相悦不再是避讳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化肥能更有效地提高产量，农药能更有效地防治庄稼病虫害，机械化的生产工具能够使生产变得更轻松，生活卫生习惯能够有效提高人的抵抗力乃至延长寿命，西药、手术能够很快治疗传统中医无法解决的医疗难题，这一切都表明农民正逐渐从既有成见的外部标准中解放出来。但是，启蒙尤其是农民启蒙如果只注重外部强加标准的解放，不强调农民自身认知标准（理性、自主）的建设，则不能达到启蒙的根本目的。因为，科学代替了传统既有成见又成为农民认知的新的迷信标准，伪科学在农村的横行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农民启蒙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要树立农民的理性思维方式。换言之，农民启蒙就是农民从精神上真正解放自己，依靠理性激发自己的勇气，从而能够自主地运用理智进行认识。不是权威，不是传统既有成见，理性才是认识的根本依据。正如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所言：“启蒙的理性原则可以被解释为对废除一切压制性的条件的要求，而这些条件除了声称他们的绝对存在之外，不可能声称具有合法性。”（Albrecht Wellmer, 1974: 46～47）在中国农民的启蒙中，农民理性的确立就是要让农民自主地进行思考和观察，而不是被迫地接受既有的成见或权威的规定，只有在农民自己运用理性进行思考并且能够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实现了启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农民启蒙其实就是一个农民发现自身的过程。农民不再是传统规约下的义务工具，而应该成为追求自身幸福的主体存在。农民自身应该成为他们活动视阈的中心，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应再在传统的规约中寻找，而应该从自身去寻找。启蒙使农民追求自身幸福变得合理，而不在乎是否悖于传统的规约。

3．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启蒙要消除迷信，是否是要消除所有成见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成见、习俗、观念、仪规这些传统农民遵守的既有标准不是启蒙所要全部消除的。启蒙所要消除的是对这些既有标准的不加考量的盲目崇拜和信奉，是要将这些既有的标准置于理性的法庭进行审判。正如柏克所言：“（启蒙）不是去破除那些普遍的成见，而是运用他们的睿智来发现贯彻于其中的隐藏的智慧。”（埃德蒙·柏克，1998: 16～17）换言之，一切成见不能只是因为是成见就该被拒斥和消除。例如伏尔泰认为，存在着一些“普遍的必然的成见”，这些成见，只要稍微反思一下，就证明是可靠和有用的。他暗示说，我们的美德观念就是由这些成见所构成的。电影《杀生》中长寿镇所保留的许多传统习俗和成见并不都是启蒙所要全部消除的对象，以镇长为代表的长寿镇的人们赓续着传统的淳朴情怀，是他们善良收留并养育了牛结实，即使他们因牛结实打破了成规迷信而对其恨之入骨，但对他的“腹婴”仍心存不忍，在牛结实拖着棺材挨家挨户道别时，他们都流露出做出痛苦选择后的不忍……因此，启蒙要消除的是迷信而不是成见，是对成见的不加理性考量的盲目信奉与崇拜，而不是成见本身。如果成见被证明是合理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珍视它并热爱它。

这就牵涉出第二个问题，理性是不是认识的唯一标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辩证地予以回答。从启蒙消除迷信的角度而言，理性、科学理性是启蒙对抗迷信的主要工具。但是科学理性并不能充当唯一的判官角色，理性作为判官只是在认识领域对迷信进行审判，如果延及其他领域，就又形成了人们认识的又一个迷信。在启蒙运动史上，之所以会有很多思想家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其原因就在于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启蒙进行了批判，认为启蒙运动试图把这个世界从神话和迷信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但这种努力已经陷入了一种致命的辩证法——启蒙本身返回了神话，助长了种种新的支配，这些支配由于声称得到了理性本身的证明而显得更加阴险。之所以“启蒙会返回神话并助长了种种新的支配”，就是因为在启蒙运动（实践）中，由于对启蒙理性的过度夸大导致理性成了新的支配工具，成了一切领域的标准，成了新的迷信与神话，成了一种新的话语霸权。正如施密特所言：“启蒙击溃了迷信和黑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腐化了那些曾经充当进步动机（或者至少充当对野蛮的遏制）的实质性原则。一旦理性已经变成一个单纯的工具，它就服务于运用它的那个力量，不管这个力量是什么。”（詹姆斯·施密特编，2005）正是由于启蒙的滥用，才导致理性在政治、道德、艺术等领域沦为一种工具，一种支配性的工具，政治借此可能走向极权主义，艺术借此可能走向形式主义，道德借此可能走向虚无主义。

因此，从启蒙的本意来说，其实从来就没有想要将理性树立到上帝的位置，仅仅是要发挥启蒙理性的反思能力，以及它批判、调整、维系自我的能力，从而将人们从迷信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但是在启蒙运动中，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被滥用了。从表面上看，启蒙的滥用完全是启蒙过程中的启蒙者的问题，似乎与启蒙自身无关。但实际上，启蒙之所以被滥用，是因为启蒙本身就包含着被滥用的可能性，它潜在地包含着某些消极的方面，即启蒙理性存在一个自我裂变或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启蒙使人开始运用知识、技术和人造物改造和控制自然，但在此过程中，人也有可能被知识、技术和人造物所控制。人试图从奴仆的地位争取到主人的地位，可是一旦爬到主人的地位的时候，人发现自身又陷于某种奴仆的地位。“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6:1）这是我们在农民启蒙中应该警惕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吸收和占据启蒙运动的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论证，才有可能让启蒙的希望永葆生机”（詹姆斯·施密特编，2005: 25）。就农民启蒙而言，要谨记：“我们既不是神也不是从外面来巡视世界的卫兵，我们是从世界当中来说话的男男女女，必须鼓起勇气来争辩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詹姆斯·施密特编，2005: 31）如果农民启蒙只是梦想着把一切东西都沐浴在理性的光芒之中，那么这个梦想实际上就蕴含着启蒙本身要消除的东西，因为理性不能代替传统的既有标准而成为另一个“上帝”，理性也不是站在边沁所描绘的“圆形监狱”瞭望塔中的卫兵。

在谈到“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门德尔松提出文化和启蒙是并列对照的，分别从不同的进路推进人的教养。文化似乎更多地指向实践活动，或者与实践活动相关的活动；而与文化的实践性指向不同，启蒙有理论性的诉求。他说：“（与文化）相比较而论，启蒙似乎与理论问题的关系更加密切：按照它们对人的命运的重要性和影响，启蒙关系到（客观的）理性知识，关系到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反思的（主观的）能力。”（门德尔松，2005: 57）按照这一说法，对于农民而言，因为启蒙更多地指向理论问题而显得遥远了许多。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末期约翰·路德维希·埃瓦尔德指出：“如果有人相信我想让农民系统地了解这些学科的全部内容，那么就大大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样做，既不可能，也毫无用处。有些人粗俗不堪、未经雕琢，他们的沉睡的精神能力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而且，即使有人想方设法去唤醒他们，这样的学问对他们来说既不可理解也没有用处。在所有这些学科当中，乡下人只应该不系统地了解某些东西，以便他可以利用那些东西来纠正他的观念，使他对国家及其宪法和相关的问题有所了解，有助于改进他的状况和家境。出于这个理由，在这些学科当中，只是一个微小的、相对不重要的部分才有用。”（乔纳森·B．克努森，2005: 282）阿多尔夫·弗赖赫尔·冯·克尼格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人现在试图激发农民放弃他在栽种方法以及实际上在家庭管理中继承下来的许多偏见；有人希望通过有目的的教育来摧毁愚昧的幻想，摧毁愚蠢的迷信，摧毁对鬼怪、巫师以及类似东西的信仰；有人现在教农民读书写字，变得文明——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有用的，值得赞赏。但是，给予他们所有种类的书刊、故事、寓言，使他们习惯于把自己运送到一个思想的世界，使他们睁眼看到他们自己所处的、无法改进的贫穷状况，使他们因为太多的启蒙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把他们转变为对地球上资源的不均分配废话连篇的哲学家——这才真正毫无价值。”（乔纳森·B．克努森，2005: 283）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如果说启蒙是消除迷信，树立理性，那么对农民而言，启蒙意味着什么呢？

门德尔松将启蒙理性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客观的理性知识和主观的理性反思能力。门德尔松特别强调理性的反思能力，充分表明他对理性的反思性特征的重视与偏爱。反思是对思想的思想，是一种深层次的批判思维能力。这样来看，启蒙理性尤其是其反思能力更多地指向启蒙思想家或启蒙者，对农民而言则显得比较遥远。因此，启蒙理性对于农民而言，更多的是对理性知识，比如栽种方法、农田管理、卫生习惯等的学习与接受。启蒙不是让农民成为“哲学家”，而是通过消除迷信，树立理性，使农民能够自主地运用所接受的科学知识消除对传统既有标准的信奉与崇拜，自主地改造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马克思指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由此可见，正是人“还没有获得自身”和人“已经再度丧失自身”这两方面的原因“创造”了宗教（迷信）。所谓人“还没有获得自身”，即人还不没能独立于自然界，面对强大的自然界，渺小的人（自我意识不够充分的人）只能选择崇拜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从而形成自然迷信；所谓人“已经再度丧失自身”，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私有制社会的出现，宗教（迷信）并没有消亡，人的本质被再次掩盖，宗教（迷信）成了束缚人自由与发展的精神枷锁。因此，农民应该抛弃关于自身处境的幻觉，运用自身的理性对迷信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 3～4）。只有对迷信进行批判，才能使农民不再沉迷于迷信的迷雾之中，使他们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自己进行思考，从而自主地生产生活，建立自己的现实世界，即“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马克思还指出：“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 6、11）由此可见，农民对于迷信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思想观念领域中，而要在实践中才能真正解决“那些课题”，即实践是思想观念领域的武器批判，是农民的社会实践的物质力量。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胜利，政治为纲的逐渐退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进行，思想的大解放，为农民在自身思想观念领域对迷信进行批判，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加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大众媒体开始逐步进入广大农村，中国农民在思想观念领域开始了对迷信的怀疑直至批判，开始走出迷信的迷雾、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加上农民进城务工、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等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开始将对迷信的批判从思想观念领域转向现实生产劳动中，开始形成“物质的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世界。

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民开始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实现自主，慢慢走上了破除迷信、追求真理、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启蒙之路。启蒙的理性之光照亮了迷信迷雾下的黑暗，引导农民自主地认识世界、追求真理。启蒙理性，不是一种仅仅为人们提供一定数量具体知识、原理或真理的容器，它其实更是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它引导人们努力追求真实、顽强冲破障碍去发现真理。新时期的农民启蒙正是农民逐步把自身所拥有的理性慢慢激活、开发，使其从不自觉的状态进到自觉的状态的过程。从农民理性认识世界、自主追求真理的角度而言，这一过程大致表现为从事实真理到价值真理再到具体真理的不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