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时代的标尺

2016年被称为“黑天鹅之年”，在美欧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多起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特朗普的当选尤甚。人们在惊叹不已的同时，也对现存的各种理论模型、调查方法、专家评论以及背后更深层次的知识体系、价值理念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这也许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危机。

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也是不确定感增强的时代。尽管科学在进步，管理越来越理性化，但是由于制度的规训，对确定性的过度追求，所以一旦出现意料之外的事件，就会众生哗然，产生社会心态上的“蝴蝶效应”。

为了反映这种社会状态，牛津词典集团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2016年度单词。所谓“后真相”指的是，在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中，情感召唤和个人信念远比客观事实更有影响力。人是观念的动物，很难从根本上消除陈见、思维定式以及情感理念等的影响。这只是对这个现象的原则性回答。进一步追问，现在信息灵通，知识普及，人们的认识应该更理性，更客观，但为什么反而变得更情绪化，更主观呢？

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正在成为信息时代的被动消费者，而不是思考者。虽然有着海量的即时性信息，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都是二手的、碎片化的、焦点化的。为了吸引眼球，这些信息是经过筛选、加工和改造的，满足了消费者的偏好，强化了消费者的认同，但也舍弃了全景，割裂了历史。媒体市场的竞争，需要分众化传播不断精益求精，以稳定和增加消费者群体。这进一步导致了信息提供的单一化。结果是，在信息海洋中，每个人都固守着自己的信息孤岛。信息越多，孤岛越多，似乎只有在自己的岛上才有安全感和确定感。

这也许就是网络时代的认知悖论，信息时代的单向度生活。刚刚去世的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曾说，媒体对每个人意识的影响超出了大多数人承认的程度。我们是按照媒体报道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因此，当出现一些报道死角事件时，我们会将其归为“黑天鹅事件”，求得心理的安慰。面对这些事件，我们通常的反应不是去思考这些事件是否真实存在，而是直接抨击或赞美，不是客观地分析其合理与否，而是以自己的价值理念判断其好坏。对于许多研究者和决策者来说，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只相信冰冷的数字、清晰的表格，凡事总要寻找理论依据。这样做既忽视了鲜活的生活场景，也戴上了理论偏见的眼镜。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不确定事件的出现不是反常现象，而是常态。只是因为我们还在固守着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理论模式、思维定式、简便的教条以及建制的傲慢，忽视甚至漠视着这些变化，它们一旦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迅速的质变，带给我们各个层面革命性的冲击。

面对这些冲击，惊诧之后，不应该是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而应该在反思中行动，毕竟现代社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知识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形成了应对问题的多样措施。这是应对各种意料之外事件，尤其是灾难性问题的基础条件。

就认知层面而言，我们还应该回到鲜活的生活中去，拿起实践的标尺和历史的坐标系，锚定我们的立场，对准我们的目标，坦然面对问题、切身体验问题、理性分析问题，从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主动的思考者，恢复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现实政治中的主体性。

在鲜活的生活中，我们能够感受时代和社会的脉动，才不会在现实与理论出现矛盾时惊慌失措，甚至埋怨现实。鲜活的生活，也意味着复杂的世界，因此更需要开放的心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能拨开心中的重重迷雾。不能被既有的模式束缚手脚，应该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和创新。历史是一面镜子，将许多事情置于其面前，就会看到其真伪与可笑之处。置身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不会固执一端，才能学会用宏大的视野寻根溯源，观照当下。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不确定的年代，不失神慌乱，应对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