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生活与实践

开心的能力

与一家报纸编辑的一次不经意的聊天，竟然使我生出了要写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开心能力的评论。这虽然像是个玩笑，但是细思恐极，写出来颇有些“地命海心”的味道。被编辑催稿几次，一个开心的话题变成了不开心的任务，越发觉得在快速变动的中国，开心的能力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幸福感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着差异。开心是幸福感通俗化的说法。幸福存在着感知差异，由此产生了对其不同的解释。对于当下中国人的不开心来说，佛家和道家也许会说这是欲念太多，自由派也许会说这是制度有问题，改革家会说这是社会变革的阵痛，宣讲家也许会说是失去信仰，凡此种种，各有侧重，各有道理，也各有自己解决的一揽子方案。

我觉得在开心的能力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判断，更有解释力。他说，人并不是抽象的，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否开心，是否幸福，是由其具有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决定的。对于有着悠久关系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快速的社会变革带来的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调整，还有社会关系的断裂，乃至真空。

有人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浓缩了西方社会500年的变化，其实这种强烈的变化毫不逊色于1840年后中国人所面对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时空错位、信息爆炸、人员流动、文化冲击、物质消费、代际更替、环境变化等，每个领域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快速的变化，既有的模式被弱化了、打碎了，新的模式又没有建立起来，或者相互打架，让人应接不暇，茫然无措，无所适从，甚至无依无靠。

就个人来说，在冲破各种传统羁绊，增强选择权、自主性的同时，也面对着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环境以及个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变化重塑，在哪个坐标系中定位自己，用什么评价标准衡量自己，在哪个群体中找到认同，从什么地方寻到心灵的慰藉，一切皆有可能，又不确定。因此，社会因变化而富有活力，也增加了变数，个人因变化而享有更大的自由，也多了忙碌浮躁和焦虑。当你被人追问你幸福吗？无论提问是否可笑，这都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要解决中国人的开心问题，不能仅仅从物质刺激、精神寄托、道德说教乃至弃事皈依等方面用力，这些可能针对某些个体有效。对于整个社会的开心问题，还是要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入手，只有理顺关系，才能使个人有稳定感、安全感、认同感，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了。

社会关系的理顺是一个需要时间的系统工程，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因此，当面对许多不开心问题的时候，一个暂时有效的方式就是回看下历史，展望下未来。回看历史，会发现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在生活条件方面是在不断改善的，展望未来，是要记住我们当下的努力和付出是为了后代人不再提出“你幸福吗？”这样的问题。

当然，这样看问题的视角最终还要落到国家的改革措施和个人的日常实践之中。要从历史汲取经验教训，从未来获得责任担当。通过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给每个群体、组织和个人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合理的行为规范以及公平的制度保障。通过个人的日常实践，把不平、不满、不忿转变为改善周围环境的点滴努力。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个世界终归是与你我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