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重建的时代主题，立足于自身传统，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乃至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多元思路，是今天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著名科学史家吴文俊先生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史学实践和当代创新有力表明，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传统科学能够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世界科学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我们应认真发掘与梳理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科学文化遗产，同时，面对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大潮，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更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入思考科学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基本问题，使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为世界科学、世界文化及其多样性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方法论自觉，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亦需要从前置性的方法论层面去总结、反思与创新。相对于真实发生的科学的历史，科学史的书写是一种史学重建，它往往预设了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化”等基本问题的回答，而这些预设既受到彼时学术思潮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史研究的方法、策略与视角。被称为20世纪学术里程碑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工作，及后李约瑟时代那些意义深远的编史学变化，使中国科学史研究超出了“中国”与“科学”的范围，使其成为涉及科学观念、历史叙事、文明进程等一系列的编史学问题。本研究以科学哲学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为方法论工具，追问并反思李约瑟及其之后相关学者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发问方式、思考方式与书写方式，及与此有关的编史学问题，以期为分析和反思当代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开拓未来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提供可能的方法论启示。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科学史研究一方面采用西方科学的学科范畴对中国科学进行分类和解读，发掘其中的近代科学因素；另一方面则努力寻找中国未出现近代科学的社会“病因”，其认为中国缺少欧洲的资本主义革命，封建官僚制度阻碍了科学革命在中国的发生。20世纪70年代，这种研究进路受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其中最为重要且现在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由美国的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提出的。他从李约瑟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出发，批判其利用现代科学的学科范畴进行分类的做法，以及文化比较研究中隐含的西方中心论，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界对“李约瑟问题”的态度。从80年代起，国内一些学者沿着席文的思路对李约瑟的研究进路进行反思与批判，至21世纪初，“李约瑟问题”几近沦为“伪问题”。不过，与这种编史学批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主流上仍然以内在的思想史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并开拓中国科学史的编史路径成为迫切的问题。李约瑟之后，科学史学界亟待出现新的研究范式。

事实上，作为李约瑟早年的助手、《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简称SCC）的合作者之一，席文早在批判李约瑟之时，就已拿出了研究方案，并被认为开启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新范式。20世纪70年代起，席文便力劝历史学家应转向不同的研究路径，辨明中国科学的本土成分，识别社会根源。80年代，席文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科学进行多元化解释，在1987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的传统医学》一文中，提出了研究中国医学史的全新视角。在他2000年负责编辑出版的SCC第六卷第6分册中，席文明确表达了与李约瑟大异其趣的编史学观点，彰显了两代中国科学史家意味深长的分野。在同年出版的著作《道与名：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The Way and the Word: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中，席文与合作者劳埃德（G.E.R.Lloyd）提出了“文化整体”（cultural manifolds）的研究方法，主张把科学与当时具体的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研究。不过，通过分析可发现，席文所谓的“文化整体”并非“整体”，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因素，突出了中国封建官僚体制与中国传统科学的相互关联，并将社会、政治渗透到对科学的解释中。席文将“文化整体”运用于《授时历》、《九章算术》、《神农本草》等科学经典中，在编史学上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建构论倾向。2009年，席文在北京的讲习班中总结了科学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介绍并示范了“文化整体”方法论的内涵及运用，倡导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应使用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的多样性分析方法以带来新的见解。

编史学立场的转变反映了科学观的变化。如果说李约瑟持有的是“百川归海”的科学与文化观念，即各民族的科学与文化犹如涓涓河流，最终汇入近代科学的大海，那么，席文则更加主张深入到历史情境中，领略“河岸风光”，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之水是如何在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中产生的。相对于李约瑟式的普遍主义的、一元的科学观，席文则更倾向于一种相对主义的、多元的科学观。

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的科学史家正在逐渐摆脱李约瑟式的传统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束缚，以更加自由的思考和多样的方法来推动科学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开放与深入，西方学界中科学的文化与社会研究成果进入中国。其中，国外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强有力的发展趋势冲击着中国学术界。西方相关研究的大量引介、讨论也触发了众多学者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许多研究者在多元文化科学观的旗帜下，强调科学的地方性和差异性特征，在方法上倡导以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等视角对中国科学史进行研究，加之席文在科学史上的践行与呼吁，在当前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各种具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研究主张逐渐合流，其强调地方性知识，主张多元文化，并逐渐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

新的研究方法必然带来新的视野与成果。不过，科学史作为专业化的学科，在西方的起步与发展都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中西不同的历史与现状，使同一事物拥有不同的内涵与发展。在西方的科学史研究中，从科学史的“理性重建”到“社会学重构”的过程中经历过什么，出现了哪些理论困境，对科学与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有哪些，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并引以为戒的。

事实上，由于“科学大战”（Science Wars）等问题，西方自身也没有停止对社会建构论及由此所带来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对实证论和建构论的超越，形成了当代STS学界的本体论研究。那么，当代STS对社会建构论是如何批判的？对其又有怎样的超越？中国科学史研究可否以此为鉴？又如何借鉴？以席文为代表的编史学立场与西方的社会建构论具有怎样的关系？这种编史学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运用中意味着什么？效果又会怎样？更进一步，怎样的研究路径对于中国科学史是适宜的？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既展现中国传统科学的原貌，又有利于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掘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科学研究的资源，以进行科学创新？这些都是中国科学史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出发点。

围绕以上问题，一对不可回避的范畴——地方性与普遍性亦日渐凸显出来。在全球化浪潮中，各种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技的冲突不断呈现。面对这种冲突，是用现代科学来取代各种地方性知识，从而建立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科学，还是以捍卫各种文化的特殊性为借口，去划定相互隔阂的“地方性”科学界线？这不仅涉及在历史维度中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技的相互关系，也关涉在文化空间上不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传统与现代、多元与一元不仅是当代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在实证论科学观逐渐淡出的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学史研究有必要在建构主义的热潮中做必要的“冷”思考，积极调整研究路径，吸纳优秀的研究成果，通过当代STS研究中的新发展进行方法论上的整合，提升学术境界，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的方法论启示。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以及基于当代史学家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承和创新，也为开拓新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宝贵而重要的资源。

基于以上，本研究试图以科学哲学、STS理论为方法论工具，特别以二元论框架下的社会建构论和后人类主义科学观为视角，对李约瑟及其之后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史研究工作进行深入解读，通过分析社会建构论自身的理论困境在西方社会文化界所引发的现实问题，反思科学史中过度强调地方性的研究路径和由此形成的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通过借鉴当代STS的本体论研究，尝试性地提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建议。

二 研究现状

对科学史相关问题的研究，尽管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成果。其中，《克里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刘兵，2009）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它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并研究科学编史学基本理论与相关问题的重要著作；《科学史的向度》（袁江洋，2003）则是对科学史基本问题重要探索的另一部专著，该书基于对科学史研究的不同向度的深入研究，倡导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史研究；《中国科学史学史概论》（詹志华，2010）是国内第一部以中国科学史为历史考察对象的学术专著，该书细致考察了中国科学史的编史问题、基本情况与发展趋势，内容颇为丰富。除学术专著外，还有许多学者深入探讨了与科学史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郭贵春，1992；林德宏，2000；等等）。此外，学者们还积极引介国外科学史学的理论专著，由任定成先生翻译的《科学史学导论》（克拉夫，2005）便是其中一本重要的理论工具书。这些对科学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与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准备和重要的资料来源。

除对科学史相关编史问题的总体性研究外，还有大量对科学史家、科学史的流派或取向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科学思想史指南》（吴国盛编，1994）选编了国际科学史界极有影响的科学史家的名作，是深入理解科学史方法论的演变，特别是思想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编史特点与差异的重要文献。《科学思想史：一种基于语境论编史学的探讨》（魏屹东编著，2017）则从语境论编史学视角系统考察了古今中外的科学思想史。聚焦于具体的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的史学研究，则有从以拉卡托斯为代表的西方历史主义学派的编史学研究（刘凤朝，2003；陈炜，2006；等等），到研究思想史纲领代表人物的专著（范莉，2017；苏玉娟，2016），再到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史学实践的理论探讨（杜严勇，2004；赵万里，2004；刘海霞，2014）等。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一些依据特定理论的研究逐渐增加，例如，女性主义的科学编史学专著（章梅芳，2015）、人类学理论及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卢卫红，2014）、后殖民理论的科学编史学（邢冬梅，2013），以及不同编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章梅芳，2008）等。随着研究的推进，科学实践哲学及STS学界的编史问题也开始受到相当关注（董丽丽，2014；章梅芳，2016；肖雷波，2010；等等）。这些具体的编史学研究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国内对科学编史问题的研究可谓各有特色，成果颇丰，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科学哲学、STS发展的思考与认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社会建构论的编史学路径为科学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和理论（王哲、刘兵，2007；王哲，2008）, SSK（以及同样持有社会建构论的女性主义编史学）将科学知识本身视为是社会建构的，内外史的界限由此将被消解（刘兵、章梅芳，2006；刘兵等，2015；等等）。

对李约瑟及其之后的科学史相关问题的研究，国内最为集中反映该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文献是刘钝、王扬宗编著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2002），该文选汇集了任鸿隽、竺可桢等一些国内学者的早期论述，及包括李约瑟、席文本人在内的诸多国外知名科学史家在该领域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线索和理论资源。国内学者对中国科学史研究一直以来保持着较高的学术热情，围绕“李约瑟问题”，产生了一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成果。其中许多研究在吸收席文观点的基础上，集中讨论并反思了李约瑟隐含的欧洲中心论（叶晓青，1986；刘祖慰，2002；张祖林，2003；等等），进而将该问题质疑为“伪问题”而将其解构（江晓原，2001等）。还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李约瑟之后以席文为代表的科学编史学的重要变化，如从特定的学科比较两代科学史家的编史立场（包婷，2008；刘巍，2006），或对李约瑟之后的编史学做深入探索（卜风贤，2005）等。

近年来，对中国科学编史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李约瑟之后的变化上，尤其是当席文、美国科学史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和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等人的工作逐渐为人们所了解时，将中国科学史与西方现代的编史学思想相结合的思考便逐渐出现。在这方面做出重要工作的是以刘兵教授为代表的诸多学者。作为国内研究科学编史学的重要代表，刘兵教授培养了一批该领域的研究人才，形成国内影响较大的研究力量。刘兵教授不仅对SSK、女性主义的编史学有着持续深入的研究，也对以李约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编史学十分关注（刘兵，2003），并将西方新的编史路径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后李约瑟时代的编史学问题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在与其他学者的合作中，刘兵教授对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人类学视角在科学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章梅芳、刘兵，2005,2006；章梅芳，2007）；通过分析费侠莉等人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阐述了女性主义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刘兵，2009；刘兵、章梅芳，2005；等等）。这些研究对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人类学等研究视角与方法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学术前景给予了较高评价。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背景对李约瑟之后的西方科学史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分析，也构成了对当代中国科学史具有方法论特色的研究。如通过编史学的个案研究，学者们认为人类学、女性主义等视角打开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巍，2005；陈静梅，2007；徐竹，2006；胡桂香，2006；陈瑤，2007；孙小淳，2007；万笑男，2011；等等）。中国科学史家孙小淳教授基于对李约瑟和席文两代科学史家的编史学纲领的深入比较与富有洞见的总结，呼吁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向“社会学转向”，并采用多种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孙小淳，2004）。

在编史学主张上，上述大部分研究在吸收席文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反思李约瑟的普遍主义科学观和目的论下的辉格史风格，以及对席文、白馥兰、费侠莉等学者倡导和示范的多元科学观及情境主义编史立场进行分析和倡导，认为这种研究应当也正在成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发展潮流。在对新的编史方案研究并呼吁的同时，一些学者还深入探讨了这种编史方案的理论依据，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和对多元文化的推崇，进而支持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刘兵、卢卫红，2006；刘兵，2009,2014；刘兵等，2015；等等）。这些对后李约瑟时代新的研究方案的基本态度、观点和立场在中国科学编史学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此，也有学者有不同的思考。例如，何凯文从系统科学“生成整体论”的视角指出了席文的“文化整体”是一种非生成性的构成整体论，它实质是一种社会建构论（何凯文，2010）；廖育群针对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指出，过于强调性别视角难免会割裂中国传统科技领域的整体，陷入“无聊之论”（廖育群，2010）；郝书翠从哲学—文化学角度将二者的差异视为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并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超越这种分裂的理论途径（郝书翠，2010）；蔡仲、郝新鸿指出，席文的“文化整体”编史方法的基本取向是社会建构论，他与李约瑟的实证主义编史立场都是基于自然与社会的二分，应从科学实践哲学的历史生成演化的编史学思想去把握中国科学史（蔡仲、郝新鸿，2012）；刘胜利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相同的观点，即认为李约瑟和席文的两种编史模式预设了内史/外史、思想史/社会史、实在论/建构论、辉格史/语境史等二元论框架，主张基于现象学科技哲学来推进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综合（刘胜利，2017）；郝新鸿认为社会建构论框架下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将科技还原为社会与文化，消解了中国科技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郝新鸿，2013,2014）；等等。这些反思性的研究构成了对当代中国科学史方法论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国外科学史界，研究中国科学的史学家较研究西方科学的史学家要少，但由于李约瑟跨文化比较工作的意义深远，引发了科学史家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学者们在世界史研究、文明史比较研究、科学编史学等领域中或涉及李约瑟及其相关问题，或对此进行专门探讨，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专题论文集《定位科学史：与李约瑟的对话》（Habib and Raina,1999）收录了对李约瑟等相关问题研究的文章，其中，李约瑟的前合作者卜鲁（Gregory Blue）对李约瑟的工作及其他学者对此的评论和批评做了准确概括，并认为李约瑟采用实证主义框架分析中国科学的编史学存在不足，与他追求科学的普遍主义、平等主义、跨文化性的编史学优点在某些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卜鲁，1999）; STS学者埃岑加（Aant Elzinga）基于一种新的看法与立场，对后李约瑟时代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思考，指出席文工作与SSK的一致性，以及这种文化倾向所隐藏的某些问题，认为李约瑟的工作对此仍有重要的借鉴和矫正作用（埃岑加，1999）。此外，科学史家科恩（H. Floris Cohen）在其编史学专著中的部分章节探讨了欧洲之外的科学问题，其中包括对李约瑟及相关问题的分析与评价，认为李约瑟作为跨文化科学史的先驱，其先入为主的概念框架牺牲了历史事实，但宏大视角仍是科学史必不可少的研究视角，目前需要提出更好的综合性方案（Cohen,1994）。科学史家哈特（Roger Hart）借用民族主义研究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剖析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问题，认为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恢复名誉的研究实则是对近代科学为西方独有论点的再确认，同时他也批评席文的中国科学革命的论点是将科学革命重新分配给不同文明，二者及后李约瑟的许多研究都未逃脱“西方”与“中国”文化分界线的框架（哈特，1999）。哈特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学界亦受到相当的关注。哈特该文的另一版本《关于中国科学的问题》也被迈克·林奇（Michael Lynch）主编的《科学技术论》“全球化的科学、技术与医学”栏目再次收录（Lynch,2012）。国外这些研究对李约瑟及其后的科学史研究进行综合性评价，较为中肯地反思了其中的问题，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理论养分。

对实证主义之后科学编史学的新变化，西方科学史界、科学哲学界也做出了总结与回应。格林斯基对科学史研究中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产生、发展与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对SSK以来西方科学史的发展和相关议题进行了通论性的评介，将其纳入“建构主义”的范畴并对其做出方法论定位（Golinski,1998）；福瑞塔斯将以夏平（Steven Shapin）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的史学研究概括为“实用主义”的编史学，并反思了这种被学界强烈推荐的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编史学路径存在的问题及造成的困境（Freitas,2002）；阿伽西是较早探索科学编史学问题的学者，在最近的著作中，他批判了社会建构论把科学完全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反对相对主义的科学史立场，倡导基于文化交流对话的多元论的科学文化观（Agassi,2008）。相近的反思性观点在科学史界也有诸多表现，并展现出对新的研究方案的积极探索。科学史家斯科德指出，近年来科学史研究过于强调“情境”和“地方性”，使得科学史几乎走向破碎而失去了方向，他呼吁在保持情境主义的优点下，跳出文化、国家的边界，多关注知识在时空中的移动，以形成一种聚焦科学而又具备大尺度的科学史（Secord,2004）；科学史家范发迪在分析李约瑟的工作的基础上，认为新近的全球科学史研究不可能如李约瑟的工作那样以中华文明、东亚文明为历史分析单位，而是更加重视知识、技能与实物在时空中的传递、交换与流通（Fan, 2012）。这些主张也得到了科学史研究的呼应。2015年7月举办的主题为“史料、在地和全球史：东亚的科学、技术与医学”的第14届国际东亚科技史会议（14th ICHSEA）便倡导研究者关注并重视东亚的全球史和全球化视野，在科学史研究中进一步审视科学和文明史的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关系。

从研究趋势来看，国际STS学界通过反思并超越传统自然与社会、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分框架，摆脱社会建构论的羁绊，将“科学”、“技术”与“社会”视为一个综合体——“技科学”（Technoscience）加以分析，即技科学考察在具体的实践中各种异质性要素相互交织冲撞的生成过程，特别关注了科学和文化中地域性文化与普遍性文化的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冲撞理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的“后殖民技科学”等理论主张，既是一种后人类主义的实践生成论，又是一套特色鲜明的编史方案。这种方案在皮克林那里被称为“操作性的历史编史学”，在拉图尔那里则是对“物的历史”的高度关注，对安德森来说则是追踪“地方性身份全球塑造”的历史。后人类主义的科学史研究立场也体现在以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PIWG）及其他主张实践史的科学史研究工作中。MPIWG代表人物达斯顿（Lorraine Daston）、瑞恩（J rgen Renn）和莱恩伯格（Hans-J rg Rheinberger）从历史生成的视角致力于研究诸如电子、DNA、燃素等认识客体的历史轨迹，其中莱恩伯格颇有影响力的著作《朝向认知物的历史：在试管中合成蛋白质》（Rheinberger,1997）自出版以来，“认识之物”这一术语已经进入科学史家们的研究视野；基于历史和哲学的综合旨趣，MPIWG所长达斯顿与哈佛大学伽里森（Peter Galison）合著的科学史著作《客观性》追溯了客观性在科学实践中的生成和发展史，其既摆脱了客观性在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的先验形象，又挽救了客观性在社会建构论中被牺牲的境遇（Daston and Galison,2007）。随着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建构论逐渐被科学史界所放弃，国际STS学界已倾向于将这种技科学视角和后人类主义理论成果运用于不同文明的科学史研究中，不仅对西方科学实践进行考察，也开始对中医、韩医、印度等非西方科学文化进行研究，且取得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Kim,2006; Scheid,2008; Anderson,2008；等等），这成为目前国际科学史学界颇有前景的研究趋势。这些研究构成了分析与探索中国科学史研究方案的重要理论资源。

综上所述，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学术的不断开放，国内对科学史研究的学术互动逐渐增加，综合性逐渐凸显，中国科学史及其编史问题与西方科学史、西方的科技哲学、科学论、STS等研究逐渐呈现交织融合的态势。学者们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研究李约瑟及其之后编史模式的变化，社会学、女性主义、人类学等新的研究路径得到充分关注，多元文化的科学观基本成为共识。一部分研究的多元文化立场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建构论的研究框架，文化相对主义成为这种研究的哲学立场。尽管对李约瑟及其之后的编史变化有一些反思的声音，但方法论自觉仍须继续加强，结合STS学界的理论资源，对中国科学的编史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仍有较大的理论空间。国外方面，随着社会建构论的编史方案在国际学术界逐渐式微，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在科学史研究中引起了重要的方法论效应，科学史的研究视角从研究理论转向研究活生生的科学实践，考察科学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的过程，其编史理论与史学实践为走出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框架及由此导致的文化相对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对这种基于实践的编史方案的吸收借鉴仍然需要充分结合中国科学和文化自身的规范与特点，以及包括李约瑟等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前辈们的探索工作，形成一种反思性借鉴，方能探索出一条可行的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路径。

三 思路与结构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以李约瑟和席文为代表的两代科学史家的编史立场纳入西方科学史的变化发展中，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包括科学论在内的STS作为理论依据，对二者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聚焦于后李约瑟时代实证主义科学观逐渐淡出的现状，对目前中国科学史研究中日渐趋热的社会建构论框架下的社会学、女性主义、人类学等研究路径进行分析与审视，对由此所产生的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从中国自身的科学传统出发，借鉴STS中的后人类主义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性提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可能思路，以期真正超越传统内史和外史、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等二元论的认识论框架。

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分为以下四章展开。第一章分析李约瑟对科学史的理性重建，即李约瑟是如何在中国科学史的分析中恪守和践行劳丹的“不合理性假定”，如何践行科学史的“理性重建”，将内史与外史兼容不悖地融入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的。第二章探讨席文对科学史的社会学重构，分析席文如何从社会情境入手践行反辉格史的立场，在解释模式上，如何将中国古代科学解读为社会政治的建构物，从而与SSK的研究旨趣和路径取得了一致。第三章阐释后李约瑟时代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科学观，厘清在社会建构论框架下，各种“地方性”路径如何在科学史研究中采取不同的情境主义路线，又如何体现出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而这种科学观的理论缺陷和现实危害又是什么。第四章讨论STS研究中后人类主义史学立场及其启示，分析科学建构论如何在理论内省中走向科学实践，分析这种超越二元论框架的本体论研究如何对科学史的研究构成方法论启示，并通过一些案例展示这种研究可能带给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四 对相关理论的说明

本研究将李约瑟及其之后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纳入西方科学哲学以及STS发展的范围，尤其是对后李约瑟科学史研究的分析，是以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内的西方的科学论及当代STS为理论资源对其加以分析。在这里有必要先对相关理论的名称与内涵做一交代。

（一）科学论与科学技术论

“科学论”（Science Studies）在国内又被译作“科学元勘”，其基本意思是指从不同维度来研究科学，从广义上讲，包括哲学、社会学、历史、文化学等（刘华杰，2000），这样，传统的科学哲学也包括在广义的科学论中。从狭义上讲，科学论是在社会建构论框架下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学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是与传统持实证论立场的科学哲学相区别的。因此，也有学者（Ullica Segerstrale及蔡仲教授等）曾将Science Studies译为“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舍格斯特尔编，2006；蔡仲，2004:126）。

科学论的诞生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出现密切相关。当爱丁堡学派于1968年成立时，对自己的命名便是Science Studies Unit，亦即“科学论小组”（或“科学元勘小组”），其名称便预示了“科学论”时代的开始。作为科学论的先锋，强纲领SSK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的合理性标准，持有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立场，其“对称性原则”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等取向的科学论研究路径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在SSK的影响下，科学论在20世纪70～80年代不断拓展壮大，各路研究都持有一个基本共同的立场，即科学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鉴于此，本研究将以SSK为代表的科学论（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都纳入社会建构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和讨论。

STS是对科学技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其内涵并不统一，在中国的译法也不尽相同。STS可以视为以下两种研究的缩写：（1）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2）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前者被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与默顿（Robert K. Merton）1938年的论文所使用的是同一个词组，因此被老一辈的学者视为STS的原初意义（舍格斯特尔编，2006:48）。在这个内涵下，默顿、巴伯等人的科学社会学也应当被纳入STS的标题下；也有将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意义上的STS与科学论交换使用，将二者视为一体（克瑞杰，2003:3）；当然，这种“科学，技术与社会”的STS也被后来的学者赋予了新的含义，例如，皮克林将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理解为“物质、概念和社会的共同进化”（郝新鸿，2011），这样的STS便与传统的“作为知识的科学”进行了区分。而对第二种，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通常被译为“科学技术论”，目前通常是指科学论之后，SSK、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路径通过对社会建构论的自我批判后的新发展，强调科学中的物质因素和实践品质，对科学与技术进行统一分析等。在这种理解下，STS便构成了科学论之后的新发展，以S&TS做区分。正因如此，《科学技术论手册》（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编者贾萨诺夫认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是STS的新形式（贾撒诺夫等，2004:1）。皮克林采取了类似但又有所差异的解释，他将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发展分为“人类主义”（humanism）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两个阶段，虽然与贾萨诺夫所采用的名称不同，但共同点都是将社会建构论下的科学论视为STS范畴下的早期阶段，而目前STS则在其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综上所述，从广义上说，STS是西方对科学技术研究的跨学科领域，既包括传统的科学哲学、科学史，也包括社会建构论框架下的科学论；从狭义上说，由于理论的不断发展，STS也被视为超越科学论的二元论框架、从认识论框架走向本体论的研究。本研究在广义上使用STS的术语，将科学论视为STS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关注其新近发展出的“本体论研究”。

（二）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

对科学论和STS的探讨，我们不妨借鉴一些学者对该问题的深入思考。STS代表人物皮克林的“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便是很好的概括。这一对术语可以看作是对STS发展变化的特征进行的概括，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建构论下的科学论与走向本体论研究的STS之间的区别和关系。

按照皮克林的说法，STS的发展有两个阶段，他用“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加以标记。皮克林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STS主要是“人类主义”的研究，即在社会建构论下，以强纲领SSK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学、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这种研究把科学技术归因于社会利益、性别、地域文化等“人类社会”因素，取代了以自然为中心的传统科学哲学，这实际上是前面所提到的科学论；20世纪90年代之后，STS研究通过批判社会建构论，以皮克林主编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一书为标志，从SSK转向后SSK，从社会建构论走向科学实践，去除了“人类社会”这个中心解释话语，同时继续反对传统科学哲学以“自然”为中心的做法，强调科学、技术、自然、人、社会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Pickering,2008a:297），这样，STS便从“人类主义”走到了“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最大的特点是摆脱了以往二元论的认识论框架，走向了去中心的生成本体论（Ontology of Becoming）研究。除了SSK的自我批判与超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路径也各自通过理论内省走向一种后人类主义的立场，超越了自然/社会、男人/女人、本土/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论框架，摆脱了历史解释的预成论和还原论，走向一种生成本体论。由此，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便从科学论框架走向了后人类主义框架下的女性主义技科学（feminist technoscience）、后殖民主义技科学（postcolonial technoscience）。“后人类主义”的内涵是各种异质性要素内在于科学实践中，人与物、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彼此塑造、相互生成。在此过程中，并不存在诸如“自然”或“社会”这样预先的解释框架。

本研究在对科学史进行方法论讨论时，分别涉及传统科学哲学、科学论、走向本体论研究的STS, “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相关问题的有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