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汪朝光

建标博士嘱我为其所著的《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 (1912—1922)》作序，令我踌躇再三。实话实说，自觉作序这样的事，应该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所为，我德既不高，望亦不重，而且内心里也还有些挣扎与不甘，不愿被打上“前辈”的标签。不过，细想起来，此刻距我当初踏入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也已将近30年，年龄痴长，已由青年迈过中年而向老年进发，便又不禁释然，在建标博士这样的“后辈”学者心目中，我自已成“前辈”，为序或亦可行。何况建标博士虽非我的学生，但作为他的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也还可以算是有些师生关系吧，故思之于情于理似不可太过推脱，便有此序之成。

由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直至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建标博士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具有史学研究的扎实功底、宽广视野和敏锐观察，并已在以北洋时期为中心的研究领域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瞩目。因此，如果循例对建标博士的研究，赞以那些习见的话语，如资料丰富、论证严密、结论得当，等等，既为俗套，亦不能十分凸显其研究的意义。尽管建标博士的著作中时有精当之论，比如对特定环境下“谣言”的扩散及其作用的分析，便颇具意味，令人深长思之。但是，认真读完建标博士的论著之后，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研究从什么角度切入，并且以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为中心，提供了什么新的研究思路，等等，于此方可体现其研究的高妙之处。

建标博士的研究，“探讨的是中国在1912年至1922年间如何突破国际旧秩序的束缚，捍卫国家主权的艰难历程，探寻中国其后参与创建远东国际新秩序的历史根源”(书中语，下同)。他以“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为主题，其间蕴含的意味是：有了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压迫和束缚，才有中国对这种国际体系的被动或主动的反应，而最后达至的结果则是“冲破旧秩序”。或许我们可以“冲击—反应”模式来定位建标博士研究之主题，然又非可如此简单的定论。

“冲击—反应”模式，曾经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解释模式，虽然1970年代以来，这个研究模式已经不再那么流行，甚而被视为“老旧”“过时”，被认为夸大了西方冲击对于中国的影响和意义，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不过，实事求是地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否定西方“冲击”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当时人的说法，所谓近代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这不正是体现了在外来的西方强烈“冲击”影响之下，近代中国所处的相当特殊而颇为尴尬的地位吗？不过，与当初西方学者更多强调“冲击”的视角或有别，建标博士的研究，更在意中国的“反应”，并且不是全近代时期的宏观“反应”，而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微观“反应”，也就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探讨那些具有时代性的问题，此诚为建标博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显示出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本土研究与外来研究还是有其关注与视角的差异。

不过，即便是从本土研究的关注和视角出发，观察近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后人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常常局限在中国国力之“弱”与西方代表的外国国力之“强”的直观印象，从而或多或少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近代西方在许多方面当然“强”于中国，因此才有西方国家武力压迫中国并以强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似乎只能对外来“冲击”做出“反应”，在中外关系中，中国似乎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无处不受到外国的影响而难以影响到外国。当然有许多历史的事实可以验证这样的看法，不过，如果我们放宽眼界，换种思维和角度去观察，历史或许还有另一面的情况，即“弱”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到“强”西方。比如，我们知道，中国虽弱，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起到了实际超过其弱势国力的“强势”影响 (虽然这样的影响至今在西方世界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和肯定)，须知当西方老牌强国——法国在二战中不过44天便败于纳粹德国时，中国已经独力支撑对日抗战三年而屹立不倒。因此，强势方固然以其“强”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弱势方也未必因其“弱”而全然无所作为。所谓事在人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这样的例子岂止限于二战。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在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中的一大进展和突破，便是在二战之外，发掘出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不似以前我们所习知的那样，中国在一战中仅仅是战争影响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冷静观察和不懈努力，主动地参与战时国际事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弱势国际地位，得到了如建标博士所论之“冲破旧秩序”的有利结果。所以，建标博士的研究，不仅延续而且开拓了这样的研究趋向，使我们可以更多的从一战前后国人对西方世界国际体系的“反应”中，知晓前人的努力与奋斗，也为当下我们对西方世界如何“反应”的老问题提供了因应的新视角。

由建标博士的研究，我们亦可认知，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及对外影响中的弱势，并不全因中国经济军事实力之落后与物质文明发展水平之不高所致，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统治者不谙世界大势、自高自大、故步自封、不思进取。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庚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一败再败，实为清廷统治者的颟顸无能与传统封建专制体制的失败，因此才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结局。实际上，在鸦片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尚不如其后之大，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也不如其后之苛，这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机遇，也可谓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难得的“窗口期”。可是清廷并未因此而振作，虽有洋务运动的开展及所谓“同光中兴”的说法，但其明显的保守性与局限性，与日本“明治维新”大力改革、锐意进取恰成鲜明对比，最终亦使中国落败于国际竞争场。而同样是处在弱势情况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崭露头角的中国新式外交家群体，熟谙世界大势，善于利用国际关系，知己知彼，有理有节，在国际外交场合尽力争取中国的利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以往失去的利权，从而开始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下滑趋势。正因为如此，我们或可理解早先洋务派官员郭嵩焘的话：“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非但造船制器，专意西洋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急求也。”可惜、可悲复可叹的是，清廷当政者久无如此认识，结果蹉跎岁月，使中国失去了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机会。

当统治者不能对国内外大势有理智客观的判断与妥善适时的因应时，民间对外的“反应”则以其自有的方式影响着近代中外关系，这也是建标博士在其研究中花费大力气的所在。如他所言：“针对以往北洋外交史研究侧重于政府外交层面，忽略国民外交、公众舆论、社会精英等影响政府外交的非政府因素之情况，本书在关注北洋政府对外交事务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将把这一时期兴起的大量国民外交团体、社会精英、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因此，其论著中有关报刊传媒与官府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互动、民间社团和社会精英各自的作用、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与政治的关系、游说如何影响民意的形成，等等论述，都可以定位于民间对外“反应”的层面，也是过往研究所不足而又颇具新意者。建标博士将他研究的重点置于“探讨在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瓦解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公众在涉外问题上对 ‘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及其引发的朝野各种政治集团的互动。一言以蔽之，本书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与内政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放置在1910—1920年代前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国际格局下，予以系统的考察。并以此为视角，尝试对北洋时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提出一个全面的诠释。既注重从‘国际秩序变迁’的外部视角考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关系，又兼顾从中国内部的视角考察北洋时期的中国对帝国主义外交体系做出何种反应”。应该说，建标博士的尝试是成功的、有创见的。

建标博士论著处理的另一主题，是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不仅是该论著研究时段 (1910年代到1920年代) 的重要问题，而且是近代中国所必须面对而又让不少国人备感激愤或纠结的关键问题之一，甚而绵延至今，我们仍不能说已得完全之解决，从而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建标博士在其论著中所言：“东方民族主义及民族运动也狂飙突进，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东方”；因此，“就中国近代史而言，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中外研究者，几乎无不提到民族主义”。

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不仅始终没有中断，而且一直有连续性的文字记载，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因此，中华文明向居世界之“中心”，中华民族且视自族为“教化”之地，而视他族为“夷狄”之乡，故在理念上只有传统“华夷”之别，而无近代民族之念，即“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近代以降，西方国家经由产业革命的兴起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领袖群伦，并以民族国家为立国号召，渐次崛起，但中华帝国仍沉浸在往昔旧梦之中，对此浑然不觉。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挟洋枪洋炮而来，以武力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才恍然发现，世界已然大变，一向自居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宝地，却成了洋人自由出入之境，原先自度的“强者”成了他人眼中的“弱者”，往昔“天朝上国”优越的“自者”形象，也一变而为“他者”眼中可以任意处置的“野蛮落后”之邦。对于许多习惯于本朝优越论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及士绅而言，这种国家形象的骤然转换是非常痛苦的。但也正是在西方入侵中国与中国反抗入侵的过程中，中国人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相对于外来民族的近代民族主义概念开始滋生和发展。因此，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发展而在19世纪中叶萌芽渐兴，起初仍然是朦胧的、自发的，甚而不无保守与狭隘的方面，徘徊在爱国与排外之间，19世纪末震动中外的义和团起事即为其表现之一。直到20世纪初，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才在中国发端，一方面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从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和当时的统治民族——满族的矛盾出发，运用民族主义以为反满反清革命运动的鼓吹；另一方面是康 (有为) 梁 (启超)改良派出于保皇目的而淡化满汉矛盾，却提出了从长远而言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甚有价值的“中华民族”一体的概念。虽然如此，在反对列强入侵、维护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方面，无论是革命派抑或改良派其实基本上并无二致。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曾经这样表述：“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辛亥革命过后，共和告成，民国成立，近代民族主义概念开始在国人中普及，中国开始了在新的基础上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

晚近的中国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自我界定总是建立在与‘外部’的关系之上，带有强烈的内部同质化和外部异质化倾向”。也有西方学者将“民族/国家”定义为：“一个被文化差别以及由相互争夺的族群、彼此对抗的权力集团和关系紧张的不同文化地域构成的充满异质的历史所内在地标明了的空间。”既然如此，则各个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或可谓“性相近”，追求的都是本民族的主权独立与自主发展；然其对他民族而言，却可能是“习相远”，即不同民族之间因各种原因而形成矛盾冲突，甚至强势民族侵凌弱势民族，形成民族对民族间的压迫，这也正是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情形。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西方入侵中国的产物，是西方的强横入侵，使中国人切身体验到了作为“自者”所不同于西人而又映射于西人眼中的“他者”形象，从而唤醒“自者”的整体民族意识，并因此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诞生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但是，这并不是西方入侵中国的初衷。西方需要的是弱势的、可以任其高居在上而俯视的以至是其可以“保护”的中国，却不是强势的、自立的、民族主义高扬的中国。所以，尽管中国这样的“学生”已经认定要向西方“老师”学习，融入世界潮流，但西方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有资格成为世界的平等一员，更不会因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而高看中国，而是仍然自居为傲慢的、高人一等的世界“保护”者。不少西方人当时都认同白人种族“优越”论，认为“白人有责任肩负 ‘重担’，要在全世界普及更高级的 ‘白种人’文明，要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此等强烈的自我责任和扩张意识，必然导致强势西方对弱势东方 (中国) 的入侵，并对东方 (中国) 民族主义的兴起抱持着高度的警惕。如同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所言：“是西方扩张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扩张到西方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人即使在他们最有善意的时候，也是侵略的。”如此这般，东西方两种异质民族意识在一个交往与联络越来越多的国际化的世界中自然会不断发生冲撞，从而以“冲击—反应”的模式形成为历史演进的动力之一。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兴起，直接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的演进，并在中国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建标博士研究的1910年代至1920年代，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由都市到乡村、由知识小众到民间大众、由精英到底层传播普及，并最终得以基本成型的关键年代。因此，在建标博士论著的7章标题中，有4章出现了“民族”或“民族主义”的字样，就不是偶然的了，于此亦可知建标博士的论著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如果循建标博士研究的路径作逻辑的推演，1920年代后半期席卷大半个南中国的国民革命狂飙、1930年代国民政府建政后的国共两党之争、1937—1945年的中国全民抗日战争，民族主义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打倒列强”也是能够得到最广大的中国民众认同的社会政治动员号召。

然而，也正如建标博士在论著中所说：“民族主义是各种社会集团力量进行整合的催化剂，也是分裂政府领袖与公众舆论领袖的导火索……对于北京政府而言，利用民族主义作为动员公众舆论的催化剂，固然是好事。然而，北京政府主观上虽希望能够将民众对外抗议运动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但在事实上无法办到。”因此，“北京政府借助 ‘民意’来声援政府外交，也存在很大的潜在危险。一旦北京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舆论，政府外交很容易成为政治对手攻击或质疑政府合法性存在的把柄。一旦舆论中形成 ‘政府不再是国民的政府’这一政治判断后，北京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就遭到质疑”。“结果，原本单纯的外交事件与内政问题纠缠在一起。执政者既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在野派系也可以利用它攻击执政者的统治缺乏合法性……由此印证，民族主义的确是一把 ‘双刃剑’。”这是就民国时期国力积弱、政治分裂的特殊情况而言，广而言之，即便是在国力恢复、政治统一的情况下，对于民族主义作用的理解，也仍然需要民众的冷静思考与政治家的谨言慎行。因为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由过往历史与想象中的“强”，转而为近代以来现实与外部映射下的“弱”，刺激了国人心理的某种脆弱性。过去因“发达”而“自大”，从而“视外人如鬼魅”；而今因“积弱”而“自卑”，又视“外人如神明，如良医”。其间由“自尊自大”而“自卑自怨”的心态转换，如果养成为“受害”或“被害”心态，又易致国民心理在特定情势下的莫名反弹，对于顺利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未必是有利的。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不能没有理性民族主义的参与和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避免“虚骄自大”“盲目冲动”的民族主义，也是不能忽略的一体两面。因此，如何在追求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建设并养成理性、自信、成熟、坦荡、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不虚骄，不急躁，不为一时一事所动，不为有利无利所扰，诚为中国现代国家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需要着力之所在，也是建标博士论著中所切实反映者。

建标博士的论著中还提到了值得读者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北洋时期办理外交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派系利益的关系。一般人习知的是，外交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或者也可谓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即便有国内的纷争，也当有所谓“一致对外”的立场。但是，历史的演进过程却未必如此理想化。北洋时期，军阀派系掌握着国家权柄，作为国家的对外代表者，他们当然也在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中国追求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但是，如同建标博士的研究所显示：民族国家的建构客观上需要“国家强化其对社会的控制”, 这意味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北洋军阀又无法摆脱“派系利益至上”的政治现实。而由于派系政治文化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在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杯葛时，因为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易调和，难免会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实现；而既要处理好北洋派系与其他派系之间的利益均衡，又要以“国家”的名义争取民意，寻求舆论的广泛支持，于是，所谓的“国家利益”或“国家名义”难免成为各派系政治斗争的宣传策略，最后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军阀武力。当普通民众考虑着民族利益、担心着国家危亡时，执政者或在野派系却更关心政权的得失和转换。因此，虽然各方对政权的争夺是借助民族主义的外衣进行的，但就当时的派系政争而言，鲜有哪个派系能把中国的对外关系视为单纯的外交问题，而不夹带任何政治私谋。换言之，对军阀派系而言，政治利益始终高于外交利益或民族利益，借助外交问题进行国内政治动员，自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常例。或许建标博士的上述论断读者未必都认可，但却提示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思考，历史恰恰在此表现出其无比的复杂性，实难以单一化、程式化的思维去处理。

如上所述，建标博士的论著，有其特有的“问题”意识，并有他的深入分析和认真思考，相信在出版之后，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并且推动对于相关问题的继续研究。

当然，建标博士的论著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具体的表述和论证方面的问题姑不在此多论，而在一些“大”问题方面，也还可以有更多的讨论。比如，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就牵涉多方面的问题。当时的国际体系为“帝国主义”所主导或为多数人的看法，但是不是这个国际体系中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这个体系一旦形成后，是不是又对“帝国主义”的行为规则有所束缚？则又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推而论之，中国的“冲破旧秩序”，在当时情势下，能够“冲破”到什么程度？“冲破”之后又向何处去？是完全自立“新秩序”还是与“旧秩序”有所调适妥协？等等，也还是可以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再有，如建标博士在论著中所言，民初外交与内政“打成一片”，可以称之为外交事务的“政治化”，而要深入分析这个“政治化”的过程及其意义，又需要对北洋政治有透彻的分析和思考，在这方面，建标博士的研究似尚有继续开拓的空间。

建标博士在其论著的最后一章，用了“走向世界的新国民”结题，透出对在那个时代辛勤探索的前辈的热情和对中国历史走向的乐观。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关注当下中国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国的趋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热情和乐观。同时，我们也应对中国学术的不断发展及新一代学者的见识和探索，寄予充分的热情和乐观。建标博士的论著，正可印证这样的热情和乐观！

2013年2月18日

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