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民性研究的兴起与人类学家对日本人的认识

国民性研究兴起于二战这一特殊环境，其最初推动力来自战争需要，研究目的是探究什么能够摧毁德国或日本士兵的战斗意志，弄清楚什么样的宣传在被占领的欧洲和东南亚国家最为有效，以及一旦战争胜利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当时美国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众总是处于某种共同制度的影响（common institutional influence）之下，其中既包括各种正式的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也包括各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informal regularities of behavior），具有可研究性，因而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性进行研究能够达到上述目的。正如较早开始这一研究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定义的：“国民性研究试图描绘出一个民族集团成员性格所具有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归因于他们共有的民族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制度等因素。”因此，国民性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人们的行为方式。更进一步地说，是根据人们的集体行为阐明以往事件形成的动力和过程，估量当前事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二战这一紧急状态推动了国民性研究的兴起，但同时特殊的战争环境又给国民性研究带来诸多困难。例如：因为战争，研究者没有办法实际体验研究对象国的文化；除了被调查者之外，可资利用的资源有限，有时甚至要被迫使用一些以前人类学研究从未考虑过的资源；另外还要应对陆海空三军以及文职部门官员对于信息的特殊要求，向他们提供既可行又易懂的答案，作为他们制定决策、采取行动的基础。面对这些难题，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法无法进行下去，人类学家们及时做出调整，将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文化研究。或者像米德所说的：“国民性研究试图探寻特定的文化行为如何通过这一文化中个人成员的内部心理结构表现出来，从而将文化理论与心理学理论相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心理—文化学理论。”正是因为采用了“心理—文化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才使得二战时期的这种“远距离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成为可能，虽然无法到研究对象国进行实地调查，但可以通过对来自研究对象国的移民和难民进行心理测验和采访的方式，同时结合对这些国家电影和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另外，从研究内容上看，与传统人类学研究以原始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国民性研究以“活”的文化或当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由于当代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这一研究不是关于某一国家具体的、局部的研究，而是针对某一国家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与抽象研究，也就是关于一个民族何以成为其本身的研究，因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平衡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两者间的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于1940年成立的“跨文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就是战时国民性研究的一个代表机构。从1944年起，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time Information，简称OWI）授权哥伦比亚大学（The Institute for Intercultural Studies），负责这一机构，并将其改名为“跨文化研究学会”，由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领导。学会的目的在于“促进或者指导有关世界各民族和各国家行为举止、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以及社会组织的学术研究与科学著述，特别关注那些最有可能影响属于不同文化的国家间关系的民族及其生活”。因此，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敌人——日本自然成为这一时期学会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本尼迪克特的带领下，美国学术界先后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日本国民性而著名的人类学家，其中包括杰弗里·格勒（Geoffrey Gorer）、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Barre）和阿诺德·梅多（Arnold Meadow）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人类学家有关日本的研究屈指可数，约翰·恩布理（John F. Embree）的《须惠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经典研究，但这一研究仍属于传统的研究范围，采用实地调查法对日本的一个村落进行考察，不足以说明日本文化或日本国民性格的全貌。战争的爆发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对日研究，但受战争环境的影响，最初美国人类学家有关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更关注日本人行为当中那些在美国人看来反常的行为，或是日本国民性格中的那些负面特征，比如侵略、好斗、暴虐和残忍等，并试图运用西方心理学的分析概念对其进行解释。格勒、梅多、拉巴尔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取向。

格勒和梅多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特别关注被研究国家的育儿技巧，认为如何培养孩子是一个国家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具体到日本，他们提出了“受挫—侵略”这一理论假设，认为日本人成年后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时期所受的训练，而这一训练对儿童来说是令人沮丧的，因而导致了日本人的侵略性。他们通过对日本人的育儿方式，特别是训练儿童上厕所、限制儿童的活动以及在很早的时候就要求儿童“正座”（跪坐）等的研究，发现这些都是令人沮丧的、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性格背后隐藏着极为强烈的侵略欲望，而日本社会又很少为这种侵略情绪提供发泄渠道，最终导致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暴虐与残忍。拉巴尔也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具有强制性的民族，不过他的结论不是基于对日本人育儿方式的研究，而是依据西方心理学的分析概念，通过观察美国西海岸那些被迁移到拘留地的日本人得来的。他列举了日本人的一系列性格特点，比如善于隐藏情感和态度、偏执、狂热、盲目、自以为是、有洁癖、拘泥于礼仪、墨守成规、有施虐受虐倾向、敏感、多疑、抑郁、多愁善感等，从而认为日本是一个神经质的、强制性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暗含了许多敌对情绪，因而是攻击性的或侵略性的。归纳起来，三人通过研究认为日本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又是令人沮丧的，容易导致日本人性格的神经质、强制性和侵略性。

采用心理分析这一新方法对日本国民性进行研究，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也大大拓展了这一研究领域，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误导：一方面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战时各种偏见的影响，另一方面心理分析法本身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容易掉进“种族中心主义、唯理智论和简单化概括”的陷阱当中。正如恩布理所指出的：“所有有关日本人性格结构的描述都存在一种种族中心主义，它很好地迎合了战争时期的社会需要，即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做出某种‘科学的’结论。种族主义的解释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科学方面在那时都是不受欢迎的，但这种‘性格结构’的解释却行得通，因为它以文明的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和国内行为进行了‘解释’。”但实际上，“有关一个国家公民行为特征的总结（即使是正确的），尽管对预测这个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有一定的价值，却不能用来一劳永逸地解释一个国家为何发动侵略性战争”。

相比之下，本尼迪克特却没有被心理分析的方法与概念所局限，而是特别关注日本文学作品、日本电影所表现的日本文化的诸多要素，深入挖掘在美日本人行动背后的各种制约因素。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虽然也是关于日本文化结构或文化模式的研究，是关于日本人行为特征的总结，但她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解释日本何以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还要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或者就像她自己所谈到的，是为了研究日本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制约）以及他们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他们所学到的思维和行动习惯”。在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这一问题上，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堪称经典之作。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是在本尼迪克特1945年提交给战时情报局的研究报告——《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基础上扩展而成的。根据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日本人的文化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首先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制观念。这一观念来自家庭生活：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上自天皇，下至贱民，日本封建社会时期极为明确的等级制在近代日本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日本人与其他独立民族人民相比，更加受这样一种世界所制约，在这个世界里，行为的细节规范规定得宛如一幅精密地图，社会地位是规定了的。两百多年间，在这个世界里，法令和秩序是靠铁腕来维持的。在这期间，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繁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以至于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

其次是恩的概念。日本人是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他们一生都在“受恩”，包括皇恩、亲恩、主恩、师恩以及与各种人接触时所受的“恩”。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是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义务又有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忠。在特定时间内必须如数偿还的恩，日本人称之为“情义”，亦即他们所说的“情义最难接受”。情义又有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情义，包括对主君、对近亲、对他人及对非近亲的义务；另一类是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包括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有洗刷污名的义务，亦即报复或复仇的义务，还有不承认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知的义务，以及遵守日本礼节的义务，亦即遵循一切礼节、严守身份、在不如意时克制感情等。

最后是人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肉体的享受，包括洗热水澡、睡眠、吃饭、性享乐、酗酒等都是被允许的人情，只要能把消遣的世界与义务的世界分开，将人情置于人生的低微位置上，抱着“人情不能侵入人生大事”的信条就可以。日本人人生观中的这些德行规定形成一套复杂的道德体系，将这一体系贯彻下去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靠自我修养，即他们所说的“修身”，二是靠外部强制，因而日本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耻文化”。

本尼迪克特虽然没有到过日本，但却搜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重要信息，她凭借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对事物所具有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对异文化的那种强烈的感知力和理解力，准确、全面、客观地概括出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征、行为习惯和文化模式。在当时美国社会普遍对日本缺乏认知的情况下，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不仅为战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在随后的美国对日占领过程中发挥了行动指南的作用。《菊与刀》出版后，占领军几乎是人手一册，以此作为他们与日本人打交道时的参考。

除了对日本的国民性格、日本的文化模式进行研究之外，美国的人类学家们还积极参与有关战后日本问题的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格勒在1943年发表于《公共舆论季刊》上的《日本特例》和恩布理在1944年发表于《远东调查》上的《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在《日本特例》一文中，格勒指出未来日本管理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辨认出日本文化与社会中哪些因素可以被建设性地用来重建日本，同时还有必要发现并摧毁那些滋生侵略的帝国主义和军事民族主义倾向”。因而，在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这一问题上，盟国间首先应就以下目标达成一致意见，即“最大可能地确保日本将来不再以侵略战争扰乱远东和平；帮助建立一个和平、合作的日本，并使之在国际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经过训练的盟国管理者的监督和指导下，确保武力的使用降低到最低限度，对日本社会改革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日本人的安全”。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格勒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第一，鉴于战败后日本有可能出现暴乱，占领者的当务之急应是将战败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减少到最低程度；第二，祛除日本社会与文化中的侵略性因素，改革助长侵略行为的制度；第三，对日本社会与文化中可资利用的方面加以疏导，使之有利于占领政策的实施和占领目标的实现。在格勒看来，日本社会与文化中具有侵略性的因素和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日本的大财阀。格勒认为不解散这些大财阀，日本就有可能重新出现经济上的扩张势头，必须彻底改变日本社会的商业金融结构，否则其他改革都将毫无价值。（2）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毫无疑问，日本军部权力过大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根源，因而处理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关键是一些被教化的军官，格勒认为应将他们与其他民众隔离开来。（3）日本的警察，不管是民事的还是军事的。根据民主的标准，日本警察掌握了过多的权力，格勒认为当大多数日本人还处于掌握和拥有专制权力的警察的恐怖统治之下的时候，一个民主的日本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必须重新规定警察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4）日本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格勒认为日本教育存在很多教化机制，例如《帝国教育敕语》每年都要在公开场合被庄严地诵读两三遍，学生每天都要向天皇头像和国旗行礼致敬，教科书由教育部指定，向学校派驻军官充任老师并控制其他人员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灌输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其内容是献身天皇、民族优越感、扭曲的世界观，结果形成一套几乎无法与其他国家合作的价值观。因而必须对其加以改革，颁布新的教育法令，改革现有教科书，对教师进行重新培训。（5）国家神道。格勒认为必须引进“宗教自由”的观念，废除法律上的强制，同时撤销国家对神道的财政支持，从而降低其规模，减少其危险性。（6）以“大政翼赞会”为代表的一些非民主组织，以“黑龙会”为代表的一些沙文主义秘密社团，格勒认为应予以解散、取缔或严厉打击。在最有争议的天皇制存废问题上，格勒虽然认为天皇负有战争责任，但从降低混乱程度的考虑出发，倾向于支持保留天皇，认为对日本人来说，没有天皇的宪法将是难以想象的，通过外来人强制废除天皇将给日本人造成心理上的混乱与迷茫，与预想的目标相对立。

借鉴恩布理对日本须惠村的研究成果，格勒将日本农村看作民主的基地，因为日本村庄事务都由每个家庭代表选举出来的村长负责，村里召开的会议允许对每个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地方的公共事务都由作为一个合作单位的村来完成。另外，日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司法系统以及高等教育，日本人的勤勉、灵活与节俭都是日本社会与文化中可资利用的因素。由此，格勒乐观地认为通过废除和修正日本社会中那些民族主义、侵略主义的因素，鼓励日本社会中那些民主的、合作的方面，日本社会就能在短期内被改变。

恩布理的《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一文主要就盟军占领日本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恩布理主张对日采取间接占领的方式，其根据有两点：一是美国占领军人数过多、占领长期化会招致苏联和中国的抵制；二是停战后美国国内民众也会强烈要求让自己服役的孩子尽快回国。另外，恩布理将占领看作异文化间交流的一个特例，认为即使是采取间接占领的方式也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对占领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熟悉日本人的行为模式，例如：为了避免面对面所带来的难堪，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需要有中介的存在；日本人习惯于依赖集团的行动与意见，以避免个人承担责任。其次，鉴于跨文化军事占领背景下，无知、偏见、焦虑会增加正确信息传达的困难，直接的接触与沟通十分重要。根据以往对日本农村的研究，恩布理认为民政事务官员应该像日本的村长那样，不定期地会见日本民众及主要社会团体代表，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他们解释占领政策的本质和目的。最后，由于武力只会导致不合作，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占领军在改革热情的驱使下，无视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的特殊性强制推行改革的话，只能增强日本人对西方人的憎恶，起到相反作用。

战时人类学家有关日本国民性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美国人对日本及日本人的认识，他们有关战后美国对日占领的讨论还涉及对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利用与改革问题，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些人类学家大多从未到过日本，对日语一窍不通，对日本历史与文化没有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局限性。正如恩布理所反思的：“德川时代日本人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维持了两个世纪以上的和平，日本文化中的育儿方式、集团行动、家族制度等侧面在日本历史中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侵略时期都是一定的。在对近代诸多战争的复杂现象进行说明时，必须注意到工业化、欧洲对亚洲的殖民化等多种社会经济原因。行为模式化将个人的行为置于特定文化背景下进行预测很有帮助，但却不能用来说明一个民族发动战争，或是维持和平的理由。”因而，必须将文化人类学的分析与社会经济的分析、历史的分析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