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沦陷的瞬间——从“水平轴”的视野

袁一丹

摘要：北平沦陷是一个被延宕的历史瞬间，其中包含的弹性与歧义，值得顺着城市的肌理逐层梳理。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瞬间”，意在抽取尽可能小的时间单位，展现出事件的诸种空间形象。“七七事变”后有两个时间点值得关注，一是1937年7月29日第二十九军撤出北平，二是8月8日日军入城驻兵，借助中央与地方的往来函电，新闻记者的现场报道，当事人的日记、追忆，辅以相关的小说、诗文，返回历史现场。以日常生活为基准，从“水平轴”的视野来捕捉沦陷的瞬间，关注的是北平人的共同体意识，试图从地方性中发掘填充民族主义的要素。

关键词：北平　沦陷　瞬间　抗日战争　日常生活史

Abstract: As an ambiguous historical moment, the fell of Peiping（i. e. Beijing）in 1937 is worth a deep description into the texture of this city.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this paper is to display the spatial image of how Peiping fell in a temporal unit as short as possibl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wo key points after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 1937. One is July 29, when the 29th Route Army withdrew from Peiping. The other is August 8, the day when the Japanese army started its eight year occupation of this city. According to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reports of journalists, diary or memoirs of onlookers, and novels or poems about this incident, we could return to the actual historical scenery. From a horizontal perspective to grasp the moments of Peiping fell, w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will of a commonwealth, especially the daily life of people stranded in Peiping under the Occupation, and try to rescue local history from nationalism.

Keywords: Occupied Peip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Alltagsgeschichte）

一 引言：作为叙事策略的“瞬间”

从瞬间而非长时段的刻度来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发生的战事，并未被即刻确认为全面抗战的开端，无论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还都徘徊在战与和的岔路口上，即便在最后一分钟亦不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当地方视野中的卢沟桥事件被赋予全局性的意义，反而遮蔽了它与近在咫尺的北平城的关系。被历史记忆的是“七七”这个大写的日期，而北平何时沦陷，已经不是关注的焦点，视线很快南移，转向上海、武汉、南京。北平沦陷的具体时间，不仅后来的研究者各执一词，就连在当事者的记忆中也是模糊不清的。

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瞬间”，意在抽取尽可能小的时间单位，展示出“共时空间中铺展开的‘历史’”，或说“事件的诸种空间形象”。关于北平沦陷的时间大致有两种说法，或以1937年7月29日第二十九军的撤退为标志，或从8月8日日军入城驻兵算起。意见的分歧，可能源于对“沦陷”一词的不同理解。搬用辞书上的定义，“沦陷”即等同于战时的军事占领，意味着暂时失去领土主权。由于北平作为地方的特殊性，从第二十九军失守到日军完全占领之间还有近十天的空当儿。因此，北平沦陷是一个被延宕的历史瞬间，其中包含的弹性与歧义，值得顺着城市的肌理逐层梳理。

二 “两日悲欢浑一梦”：谣言的解析

如果将7月28日到29日视为卢沟桥事变后的又一个转捩点，无异于承认第二十九军的撤退之于北平沦陷的象征意义。据傅仲涛对北平沦陷之回忆，“二十九军虽然和我们平日没有什么私的关系，可是这回的撤退，却不是往日奉张的撤退，其他军阀的撤退，乃是代表中国主权的撤退，即是敌人势力的扩张”。第二十九军撤出北平，致使“我们在此地失落了一切的依恃”，这才意识到“国家主权既然达不到此地，我们便是无主之民，便是俘虏了”。

第二十九军的撤退在傅仲涛看来，“乃是代表中国主权的撤退”，然而，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系由冯玉祥的国民军蜕变而来，并非中央的嫡系部队，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绝非“代表”二字这么简单。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署后，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势力被迫退出华北，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及绥靖公署，由宋哲元一人主持，迄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从7月28、29日前后宋哲元与蒋介石及何应钦之间的函电往来，可以窥知第二十九军的撤退背后，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微妙的角力关系。

7月27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主任的身份，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分别拍发了“平津危急、请示机宜”，“北平四面皆敌、决心固守”两封函电。同日，军政部参事严宽亦向上级报告，“和平已绝望，二十九军决与城共存亡”，望中央军速速北上。28日，日军进逼北平四郊，对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主战派冯治安率领的第三十九师于当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城。宋哲元致电中央告“已严词拒绝日方最后通牒”。

卢沟桥事变后，正在主持庐山会议的蒋介石迭发两电，敦促在乐陵原籍休养的宋哲元“速回驻保定指挥”。拖至11日晚宋氏才从乐陵返回天津。12日蒋介石、何应钦分别致电宋哲元，命其“速赴保定坐镇”，以免贻误战机。言下之意，勿在天津逗留，谋求就地解决。然而宋氏执意在天津办理交涉，并于19日抵达北平，偕张自忠会见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7月26日北平形势危急，蒋介石指示冀察当局“从速部署，决心大战”，令宋哲元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语气愈发强硬。27日晚又发电要求第二十九军“固守北平三日”，“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28日晨蒋介石给宋哲元发专电：“希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勿误，如何？盼立复。”同时致电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人，谓“接此电时，如平保线尚有汽车路小道可通，不论如何，应即硬拉宋主任离平到保，此非然为一身安危计，乃为全国与全军对倭作战之效用计也”。29日晨第二十九军从北平撤往保定，宋氏为卢沟桥事变自请处分，并通电宣称北平军政事宜移交师长张自忠负责。

宋哲元与蒋介石、何应钦之间的函电往来属于机要档案，一般民众自然无从得悉。从7月28日捷报频传，到29日第二十九军的撤退，本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角力下不得已的军事决策，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及被赋予的象征意义，用冯沅君的纪事诗来形容，便是“两日悲欢浑一梦，河山梦里属他人”。

冯沅君的《丁戌纪事诗并注》，前三首记述北平沦陷前后的个人经历。作为新文学家的冯沅君却启用“纪事诗”来抒写她的战争见闻，这一文类选择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事变发生时，她正在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寓所养病，27日美国大使馆传出消息，谓日机将于次日轰炸西苑驻军。“是日薄暮，送晚报者至，言城门已闭；报端亦刊登冀察政委会布告，云已拒绝日方无理要求，望居民沉着镇静，应付国难。”燕京大学与西苑东西相望，中间仅隔一条马路。当时燕大的美籍教职员已大半离校，入东交民巷使馆界避难，住校师生“皆惶惑不知所措”。28日晨6时许，“果闻飞机轧轧，自寓所屋顶掠过西飞，继以轰隆之声，墙壁似皆震动”，冯沅君急忙携家人赴燕大男生体育部，入地窖中暂避。《纪事诗》其二云：

正欣失地俱收复，忽报大军去析津！两日悲欢浑一梦，河山梦里属他人。

辽时北平称析津。此诗自注称，28日虽有西苑之变，但前线捷报频传，谓保定新到的中央军已北开，并有空军助战，廊房、丰台、通州等地相继收复，日军司令因败自裁。燕大本有情报会的临时组织，每日聚会一次，彼此交换消息。28日晚7时留校师生又在适楼小礼堂开会，“到会者皆狂喜，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但好景不长，当晚11点左右，忽然从城内传来宋哲元赴保定、第二十九军退出北平的消息，“闻者咸信疑参半”。29日上午，城郊间有人来往，乃知胜利消息半不可信，第二十九军之撤退则属实情，北平战事到此可告一段落。“总观两日内，始则惊惧，继则喜，疑，终则愤慨，其奇幻固无殊于噩梦。”

“将军雄略识安危，忍把中原付岛夷？‘最后牺牲’应记取，幽燕父老望旌旗。”冯沅君《丁戌纪事诗》之三写北平七月末、八月初的事态，南北隔绝，谣言繁兴，“不谓平津将由国际共管，即言溥仪行将入关，建后清帝国，以故人心惶惑，唯恐华北沦为伪‘满’第二，望我军北上反攻，不啻大旱之望云霓”。作为人心向背的表征，在信息流通不畅又缺少发言渠道的环境下，谣言亦可视为一种变相的社会舆论，或喻为公共舆论的侦察兵。沦陷后产生的谣言，是自卢沟桥事变，甚至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民众长期积蓄的情绪的反弹，或者说一连串的心理刺激与反应的集合。

口耳相传的谣言，也许是最原始的大众传播媒介。从信息载体的意义上说，“谣言”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承载着未经核实的消息，却不等于虚假信息。这些消息无论多么荒诞，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滋生谣言的环境，如战争，已经将这种荒诞合理化了。第二十九军在捷报的烟幕弹下突然撤退，令顿失依傍的北平人觉得“两日悲欢浑一梦”，战争、谣言、心理之间的连锁反应，尤其是谣言这一中介，既是现实的产物，又是梦的解析工具。

战争期间关注谣言，是为了窥探谣言背后的心理，培养民众对谣言的免疫力，减少无数“庸人”的自相惊扰。1939年商务印书馆推出陈雪屏的专题研究，名为《谣言的心理》。据作者交代研究缘起，九一八事变时，其正任教于东北大学，第一次感觉到谣言的魔力，产生研究的兴味。“以后在北平，由于华北局面年年必有一番变动，一度紧张，所搜集谣言的数目便年有增加。抗战开始以来，耳目所接，荒诞无稽，耸人听闻的消息更是屈指难数。”陈雪屏将他搜集的种种谣言，加以归纳分析，试图寻求出演变的原则，以补从前研究之不足。采用归纳法的前提，是相信谣言的内部机制是可以拆卸的，它必严格地遵照某些规律运行。然而，谣言本身是难以界定的对象，能否以科学的方法来刻画？对于这种近乎捕风捉影的工作，工具是首要问题。陈雪屏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析谣言，有意思的倒不在于方法论上的出新，或他归纳出的那几条演变原则，反而是在事变现场搜集的诸多例证。

从7月28日到29日，伴随北平局势陡转而生的种种谣言，被陈雪屏纳入“主观的好恶与愿望的补充”这一类型。据他提供的例证描述，28日北平近郊中日军队展开大规模的战事，城内终日能听到清晰的枪炮声与飞机轰炸声，究竟谁胜谁负，没有可靠的情报。下午1时纷传我军已占优势，随即听说廊坊克服，丰台克服，日军在清河的一联队全被歼灭。一时人心极为兴奋，但还不能十分确信。3点左右各通信社也传出同样的消息，并且把各路将领也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直到黄昏时分，听见炮声渐渐逼近，才知道空欢喜一场。

身处其间的陈雪屏，与冯沅君一样是这悲喜梦中人，他对这束谣言的时势分析是，当时我方战事始终未占优势，而且事前根本没有全盘打算，刚表决心，便张皇应战，一开始即注定节节败退的局面，直至第二十九军连夜撤退。那接连不断的胜利消息从何而来？有人推测是地方当局为军事转移而散布的烟幕弹，甚至有人说亲眼看到官方的宣传人员聚集在六国饭店，捏造捷报，向各处拍发。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解释，则“最初由于一般人共同的愿望，企盼战争胜利，由想象而变成某时某地确已获胜的传说”，又加之地方与中央在和战问题上态度暧昧，官方与民间信息的不对称、不透明，“而产生故意制造胜利的一幕活剧”。

7月28日官民合演的这出乐极生悲的“活剧”，揭开北平沦陷的序幕。27日晚上9点，《宇宙风》的特约撰稿人王向辰给编辑陶亢德写信，称这恐怕是最末一次北平通信，日方发出“哀的美敦书”，限宋哲元28日午时“让”出北平。这封“北平末次信”追述了自7月19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安抚人心，致力于和平解决后的“太平景象”：各要口、各僻巷的沙袋已经撤除净尽，剧院、电影院均奉命恢复夜场，无形中取消戒严，电车也恢复常态，不再晚出早归。最足以表征太平的是平汉路的通车，虽然只能在白天通行卢沟桥，车头上有人扛一面大旗上书“客车”二字，而且有日军在道旁监视，但到底是通车了。然而26日下午，王向辰目睹的北平街景，并不如报纸上渲染的那么太平，军用汽车来往驰骋，路上行人很少，到了晚上，各路口的沙袋又立刻现装现摆，宋哲元抱持的“和平宗旨”在他看来终难实现。

据《国闻周报》的“一周大事日记”，7月26日与北平战事相关的有三项：“香月向宋哲元致最后通牒”“日机轰炸廊坊”“平广安门有冲突，形势又紧”。27日冀察当局的态度方才明朗化，宋哲元通电表示尽力自卫守土，拒绝日方一切无理要求。就在时局掀开之前日，北平的空气已相当凝重，据《大公报》记者鲁悦明对“古城最后的一瞥”曰：27日早晨，北宁、平汉两站徘徊着不少“行不得也”的旅客，客货车完全不通，平津、平保、平京长途电话的各路线均中断；城门及各冲要路口，又将此前撤除的沙袋恢复旧观，清洁夫们忙着往麻袋中填充垃圾做沙堆；西单、东单、西四、东四，都立着武装的士兵，各城门口还有许多兄弟换上警察的制服加紧戒备；城门除前门外，多未开启，特别是地当要冲的广安门及宣武门外，在下午一时许的微阴中竟宣布戒严。

王向辰注意到西单牌楼的沙袋堆，远不及此前筑得像样，“上次高也盈丈，今则不过三尺”，多半是清洁夫的“急就章”。沙袋筑成的街垒，只是摆出防御的姿态。北平城内这种象征性的防御工事，在《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看来，实属不必。他以为如果决心大战，我方早应不客气地固守军事要害，与日军定和战于基本的防御线外。而今北平四周的战略要地先后被人占去，不奋起力争，只作市内的消极防御，未免太不像话。若外险已失，城内再起巷战，北方大局更将伊于胡底。“大门不守，守房门”，能有多大用处？

北京政府时代被奉为“太上政府”的东交民巷，27日也戒备森严，呈战时状态，各自划分地界，由各国兵营派人把守。记者鲁悦明巡视一周，见东口系由美兵把守，西口由法兵把守，中间由意兵巡逻，御河桥西为英兵把守，台基厂则由日兵把守。这群“黄种弟兄”以有战意的眼神注视他通过，显示出所谓“同文同种”间更深的鸿沟。由东交民巷转到崇文门大街，这一带的国际商店，各自悬挂起富于保护色的旗帜，形形色色，宛如国旗展览。薄暮时，天微雨，各处摆设性质的筑砂工程还在进行中，第二十九军之刀影在阴影中闪烁，27日晚报上的大标题为：“最后关头之今明日！”

7月28日，“微阴，疏雨”。朱自清在枕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27日下午他刚从西郊的清华园搬进城，借住在西单牌楼左近的胡同里。被炮声唤醒后，朱自清赶紧起身到胡同口买报。胡同口正冲着西长安街，这儿有西城到东城的电车道，可是此刻：

两头都不见电车的影子。只剩两条电车轨在闪闪发光。街上洋车也少，行人也少。那么长一条街，显得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沉着脸不说话。有一个骑车的警察扶着车和他咬了几句耳朵，又匆匆上车走了。

凡是“老北平”都晓得故都从前最热闹的街市，要算“东单西四鼓楼前”，即东单牌楼、西四牌楼、鼓楼大街、前门大街的简称。但事变前些年，西四、东单的市面并无起色，鼓楼也沦为了古迹，只有新兴的西单牌楼，像十里洋场似的，日益繁盛起来。尤其是西单商场落成后，俨然有同东城王府井大街对抗的神气。从西长安街口，一直到甘石桥，白天车水马龙，乡下人进城，若转到这里，简直要头昏目眩，手足无措。即便是西单商场遭火灾后，残余的部分仍令人低回留恋，丝毫无损那条街市的繁华景象。然而28日清晨的西长安街“只剩下两条电车轨在闪闪发光”。

朱自清从报上看出当局终于决心“背城一战”，午饭后门口接二连三地叫：“号外！号外！”买进来抢着看，起先说我军抢回丰台，抢回天津老站，后来说抢回廊坊，最后说打进了通州。28日下午，朱自清屋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有的朋友报告消息，有的朋友打听消息。报告的消息，或从地方政府得来，或从外交界得来，无不印证了号外上的捷报。不光是号外、电话这两种传播媒介，参演了这出“制造胜利”的悲喜剧，甚至更有公信力的广播电台也以郑重的语调报告：“本台确信：丰台及廊坊已经克复。”

《大公报》记者鲁悦明也见证了7月28日这一天古城的欢欣，下午他在北京大学的狂欢队伍中听到“通州克复”的喜讯，踏遍全市，到处所见，都是一副笑脸。没有一个警察能安于其位，四周簇拥着说笑的民众。为了堆筑防御工事，米店老板也毫不吝啬地交出麻袋。当街的墙上，层层叠叠地贴满号外。王府井大街失去往日的繁华，便衣队一度惊惶过后，街面上只有些小传单在翻滚。环绕着东交民巷，掘有丈深的沟壕，防备日兵从使馆界冲出来。经过东单牌楼新铺上沙的马路，日本兵营一片静寂，仅见堡垒的垛口后，隐约有些人影。前门的三座大门，只开着最西面的一扇，那一带行人拥挤，商店全部歇业。人丛中有几位西方记者在拍照，著名记者斯诺也携着一个穿夏布衣衫的随从在内。

捷报传来，北平市民对第二十九军的亲切，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问路时，争相带路；疲倦时，便替他们雇车。中山公园前，或许出于老北京的礼数，还有人一壁向士兵作揖致敬。年纪在半百以上的北平人，追忆起庚子时代的投降姿态，频频说：“到底民气不同！”但反讽的是，六国饭店、利通饭店、华安饭店在保护旗下，宣告客满。拥挤到一部分人只能在铁栅门内的小院子里，蹲在自己的包裹上听炮声，不时传来楼上的麻将牌声作伴奏。西城法国教堂的生意也极好，房价每天每小间三十元，走廊一般也要十五元，有产者甘心受此盘剥。28日近晚，炮声逼近城根，越听越近，但人心都沉醉在“胜利”的幻梦里，依然不曾感到什么惶恐。一个黄包车夫自信满满地告诉记者：“这就是我们的炮，一炮打死一百小日本。”

给胜利的白日梦蒙上一丝阴影的，是28日晚传出日机放毒气的谣言。张伯桢《丁丑杂咏》有诗云：“一夕谣传撒毒氛，五城人语各纷纷。巡丁逐户叮咛嘱，蒜与黄泥捣合闻。”自注称“廿七夕谣传飞机撒毒，巡丁嘱备蒜与黄土辟毒”。前几日，面向市民阶层、销路最广的小型报《实报》上就接连登出如何预防毒瓦斯的土办法，教人用菜籽油涂抹眼耳鼻口等处。朱自清亦称28日晚警察挨家通知，叫塞严门窗，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跟葱，以防夜里敌机来放毒气。他虽不相信日军敢在北平城里下毒，但家里的仆人还是照着警察吩咐的办了。

28日晚日军放毒的谣言，亦作为例证进入陈雪屏的研究中，被定义为“突变式”。从9点到10点之间，他连续接到五个电话，报告日机将在当晚出动，投掷毒瓦斯弹，或称东交民巷已麇集大批浪人，并勾结汉奸，即将在中夜整队出发，到各市区放毒。这些说法其实全无根据，稍具常识者绝不轻信，但在当时流布甚广。因为当日军队在北平城外正式开战，城里人不知战况如何，人心不免惶乱。消息的来源，有的说从卫戍司令部传出，有的说从美国领事馆传出，甚至还有人声称是汤尔和口头通知的。无论军事机关、外交界，或“日本通”都足以大大增加消息的可信度。

不论是白日梦式的谣言，还是放毒气这类恐惧性的谣言，其产生的原因，除了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及信息不透明，更重要的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极不对等。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坦言，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的军事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战争。

1937年《伦敦新闻画报》对卢沟桥事变的现场报道，用图像这种更直观的语言记录下一个“喜剧性”的小插曲，足以说明这种实力上不容回避的不对等性。照片展示的是在北平郊区与日军激战的第二十九军的日常装备。一提起第二十九军，就会联想起“大刀进行曲”，然而在日机的高空优势与频繁轰炸下，比用于肉搏的大刀更有效的装备，竟然是雨伞。雨伞在军事中的妙用，在华北平原的开阔地带，加之七月的酷暑，既可以遮阳，又可作伪装，避开日机的空中侦察。中国士兵，除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出来的中央正规军，像第二十九军这样藏在雨伞下，背负大刀，缺乏严密的组织调配，注重读经与道德训练的地方部队，在外人看来，简直是现代战争中一个“谜一般”的不可控因素。一戳就破的油纸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心理庇护，或者说中国式的幽默。飞机与大刀、雨伞，毒瓦斯与黄泥、蒜葱的对比，正是谣言产生的根源。

28日还凌乱地做着胜利的美梦，29日天刚亮，朱自清便接到朋友的来电，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由国都而成为文化城，再沦为边城的北平，就断送在“制造胜利”的白日梦里。破晓后，《大公报》记者鲁悦明环城走了一周，视察换防的情形。各城门虽然关着，上面已经没有手持大刀的第二十九军士兵。巡警们正在指挥拆除麻袋，当记者摄影时，快嘴者纷纷喊道：“又照相了！”可是警察一声不响，连头也不抬，“今日”与“昨日”宛然是两个世界。

还被蒙在鼓里的北平市民，29日早晨仍等着报童送来第二十九军攻下丰台、廊坊以至于杨村、天津的号外。但城里的街景已悄然改变：各街口的沙袋、铁丝网、木棚子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街口守望的巡警、宪兵也都不见踪影；缩在胡同口探头探脑的人群嘀咕着不知从何处打听来的小道消息：第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宋哲元到保定、张自忠卖城。从西四牌楼到西单牌楼，平日里熙熙攘攘的街市异常清冷，行人稀少，两旁商店都紧闭着板门，稍或在门板旁边的一只小方洞里，露出一个半面胡须、满脸愁容的生面孔。从西单到东单，更是人迹清稀，只有在北京饭店门前，依然停了几十辆人力车，车夫们抱臂酣睡在脚板上。从东单转到地安门大街，这里的街景略有不同，有极多难民，男男女女、扶老携幼，从安定门和德胜门挤进来。城门大开，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宪兵，间或在难民拥挤中，出现许多秃头、紫面孔，上身着对襟蓝杂色布褂，下身却穿着灰军裤的伤兵，显得格外刺眼。拥进城的难民又像潮水似的，流灌到大街小巷。

29日北平沦陷的一刹那，在傅仲涛的回忆中，定格在西四北大街。一夜之间，街上的行人少得可怕，光天化日之下，他孤零零地立在街中间，疑心这偌大的北平城莫非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朝南一望，无数的电杆好像墓标似的立着，一直的矮下去，矮到眼睛瞧不见的尽头；朝北一望，也是无数的电杆，一直的往北排列下去。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句式，仿佛张爱玲目睹香港沦陷的瞬间：“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荒凉背面是都市的繁华，电车作为都市现代性的标志物，被遗弃在舞台的中心，演员仓皇离场后，弥漫着暖色调的、亘古不变的阳光。无论是傅仲涛眼里，墓标似的、南北延伸瞧不见尽头的电杆，还是朱自清记忆中西长安街上那两条闪闪发光的电车轨，与张爱玲情有独钟的“空电车”一样，象征着时间的凝滞，甚至是都市文明的停摆。

三 从易帜到进城

从7月29日第二十九军撤退，到8月8日日军进城，这十天的空当儿，北平城内虽暂且无事，位于西郊的海淀却因为西苑驻军，提前上演了“易帜”的闹剧。《九月烽火悼边城》中29日主仆间的一番对话，可以看作这出闹剧的引子：

第二天，她端菜送饭，往来咚咚几次以后，可就开了口啦。

“天津——听说没拿回来，今早晨又听说连北京也着把上了！”

她的脸色又恢复了昨夜以前的样子，恐惧、忧愁。接着说：“听说迟早鬼子要进城！”

她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她，无言可答。不禁问她一句：“那又能怎的？”

“不是，”她说，“我先问先生一声，先生有个预备没有？”

“预备甚么？”我问。

“鬼子国的旗呵！”她好像对我的不晓事而表示极度的惊异说。

这一下可见出她的本领确比我来得高，我只得垂下头，加紧忙着用饭，假装没有听得十分清楚。

鬼子迟早要进城，挂不挂旗，挂哪国旗，女仆赵妈与在她看来“不晓事”的先生，各怀心事。这不是赵妈一个人的忧惧，凡是见识过庚子之乱的北平人都有此经验。《四世同堂》中，北平陷落后，小羊圈胡同内主事的李四爷立在槐树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

据仲芳氏《洋兵进京逐日见闻记略》，庚子年八国联军入城后，各树旗号，分界管辖，“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又有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者”。仲芳氏家为美国所管，门前即插“大美国顺民”白旗，并请精通洋文者写“此户系安善良民，乞勿骚扰”等字粘于门上。

7月29日以后北平城内的局势，虽然还没有到家家非挂太阳旗的地步，但外城一带，尤其是西郊西苑、海淀附近的居民，已被迫挂出用半只面粉口袋画一个红圈的旗子，甚至到了不得不头顶“太阳旗”出门的境地。7月30日，住在西郊燕园左近的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阴，气象愁惨。”这里的“愁惨”，与其指阴沉的天气，不如说是由“易帜”而感到的亡国气象：“晨，闻日军自热河来者，已来西苑，高悬旭日旗。西栅阑〔营〕门有日兵二十名，海淀零星日兵甚众，向商家‘公平’交易”，“各商皆悬日本国旗，一家如此，各家效之，往来皆手执一小旗，（后知首先悬日旗者巡警也。）四区署长亦手执一尺许日本旗。日兵过者顾而哂之。”

在此种亡国气象的刺激下，显然以智识者自居的邓之诚追问：“无知无识之小民，固不能责以大义，然使之至此者谁欤？”在他看来，悬挂或手持太阳旗的民众，较之庚子年门署“各国顺民”者，没有丝毫进步可言。想要倚靠这样的民众抗日，岂非梦呓？8月2日日机轰炸南口，驻扎在西苑的日军亦调往清河迎战，然竟日未闻炮声，“海淀之人以为日军皆去矣，急下所悬日旗，后知不然，又复张挂（当下旗时，亦有未下者，自以为老成也），愚民可哂如此。”“愚民”见风使舵，下旗又复张挂的情形，与鲁迅小说中复辟前后剪辫子的风波何其相似。

海淀上演的“易帜”这出闹剧，令熟读“中华二千年史”的邓之诚自然想起易代之际的“顺民”形象。邓氏所著《骨董琐记》卷一“顺民”条，引《启祯记闻录》谓李闯王入京，百姓门首皆贴“永昌元年顺民”六字，各排香案，手执线香，或贴“顺民”二字额上，不拘何色人俱穿极破青衣，戴破毡帽，一时破衣破帽，重价求之不得。又言清兵入吴，百姓每图，为首一人手执黄旗，书“某国民投顺大清国”，余人各执线香。既有“大清顺民”，光绪辛丑年（1902）日本兵至天津，民众亦执旗以迎，书“大日本国顺民”。由此看来中国人惯为“顺民”，“人君之所最喜者为顺民，不顺则待之以死，畏之以兵，中国民之最惧者，为死为兵，故无所不用其顺，而以顺名于地球”。邓之诚斥责的“愚民”“无知无识之小民”，不过是明清之际“永昌元年顺民”“大清顺民”，或庚子年“各国顺民”的子孙。

邓之诚的议论直指人心，固然有他的历史根据，多少忽略了上演“易帜”的外部环境。平津陷落后，墙上遍贴“华北是华北人的华北”，屋顶上却挂着旭日旗。天津市场上，大批日人叫卖日旗，四枚铜元就可买到一面。把这面旗握在手里，生命即可得到一定的保障，否则随时随地有被羞辱、枪杀的危险。关于易帜，罗隆基列举了平津两地发生的诸多惨剧：有的因为不挂日旗，家破人亡；有的仅仅因为旗子不合样式而遭逮捕，永无下落；有的门前悬挂日旗，户内阖家痛哭。传说天津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将自家门前的日旗扔在地上，即被残杀。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罗隆基以为，“易帜”并非即可贴上“顺民”的标签，亦非国民缺乏爱国心的表现，而是外力迫使的结果，“岂得已哉”？

邓之诚对“顺民”的斥责，还忽略了他自身得以反抗“易帜”的客观环境，即其任教的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对知识人提供的政治庇护。一篇化名为“燕京人”所作的《流亡记》描述了8月3日其坐洋车从西直门出城后一路上的见闻：路旁沟内有许多被雨水淹没的死尸，警察署空无一人，屋旁添了几座新坟和未掩埋的棺材。“到了海甸，看见家家都悬日旗，多是纸做的，上涂一大红点就算了。到此才真真觉得是作了亡国奴。”燕大门口有日兵盘查，门上挂的是美国旗。

在1920年代中期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宗教运动中，教会学校被视为“准租借地”，因其遭逢战乱便挂起洋旗，“俨然成为北京之东交民巷”。校长司徒雷登回忆，在北平沦陷的危急关头，燕大第一次升起美国国旗，作为最先在教育部立案的教会大学，过去只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或燕大的三角校旗。尽管急于保证美国教职员及中国同事的安全，并非美国大使馆的所有成员都赞成燕大悬挂星条旗，因为严格说来，燕大毕竟是在中国政府注册的机构。29日，城内传来第二十九军退出平津的消息，日机飞走后，一辆来自美国大使馆的小汽车停在贝公楼后面，专程送来一面美国旗。“当灿烂的美国旗在空中飘扬；太阳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

第二十九军退出北平后的第十日，本来“遵约”不入城的日军从广安门、永定门、朝阳门进城。城门及其毗连的城墙，可视为北平的“界标”。这意味着必须穿过实体的城门洞才能算“进城”。正是这一重重颓败的墙垣，构成了北平这座古城的骨架。在飞机加坦克的现代战争中，故都的城门与城墙早已沦为装饰性的防御工事，但不能忽视它的心理作用，仍以看得见的空间结构区分着：谁在城内，谁在城外；谁属于这座城市，谁不属于这种城市。如《四世同堂》里一辈子蜷缩在北平城内的冠晓荷，被比作“都市的虫子”，他对城门有着依恋与畏惧：“从城内看城楼，他感到安全；反之，从城外看它，他便微微有些惧意，生怕那巨大的城门把他关在外边。”

进城出城，早晚城门的开闭，从空间与时间上框定了北平人的生活秩序。外城、内城、皇城的框架结构，养成了北平人对城门连带城墙根深蒂固的心理依赖。甚至可以说城门与城墙已然内化为北平人最基本的秩序感与边界意识，其在战时的象征意义远不止于军事防御功能。张伯桢《丁丑杂咏》有诗云：“簇簇新旗拂日暾，家家烟火掩柴垣。外城三月犹严闭，深夜愁看月打门。”自注称“内城已开，外城如左安门等至今尚闭”。一旦关上城门，北平即与四郊隔绝，尤其在战争的非常态下，城门的开闭，更是人心安定或恐慌的表征，加固了一城民众同生共死的连带感。

8月8日俞平伯日记称：“立秋，阴，时有微雨”，“是日午间日军自广安、永定、朝阳三门入，遂驻焉。”《京都风俗志》曰：“立秋日，人家亦有丰食者，谓之贴秋膘。”“贴秋膘”似乎是北平人的一个专有名词，“立秋”必得吃白肉，或联合三五友好，吃烤羊肉尝新，谓之“贴秋膘”。夏仁虎《旧京秋词》云：“立秋时节竞添膘，爆涮何如自烤高”，自注称“旧都大立秋日食羊，名曰添膘。馆肆应时之品，曰爆、涮、烤。烤者自立炉侧以箸夹肉于铁丝笼上燔炙之，其香始开，可知其美”。据《实报》对1937年立秋日之特写：“秋节烤肉，各样炒菜”，有的饭馆已把新写的市招竖在门前，不过宣武门内的“烤肉宛”还没有把铁支放出来，只有菜市口的“烤肉陈”先行开市。

与北平立秋“贴秋膘”的习俗，不应景的是日军之进城。8月8日《实报》声称“日军前方部队今日进城，稍作休息即将离平”。在北平地方维持会中担任要职的李景铭，与友人谈及日军入城的缘由，谓日兵司令部本设香山，借口通州保安队之反正，要求入城，故当局亦无法拒绝。当日李景铭自东城回，“沿途已见日兵，而我国警察手持钓竿以代指挥棒，吁可悯也”。

1937年立秋日的天气，按俞平伯日记所载，“阴，时有微雨”，邓之诚日记亦称有阴雨，傍晚转晴，“凉飔乍起，金风动矣”。而老舍的《四世同堂》却想象成一派“亡国的晴寂”：“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像是晴光下的古墓！”沦陷时老舍早已不在北平，仅凭借家人的口述与往昔的生活经验，试图还原北平沦陷的瞬间，在细节的精确度上，肯定不如当事者的回忆。据记者的现场报道，街上贴满“大日本军入城司令”的布告，宣称为“维持治安”而来，并没有“小住即去”的意思。8月8日进城的日军系河边旅团，约三千人及机械化战队，分驻在天坛、旃檀寺、铁狮子胡同的绥靖公署等处。十二点整开始入城，在天安门前集合，一共戒严约四小时，动用全市警力，有意让群众围观。

日军进城前，正逢汉奸赫鹏的灵柩出永定门，记者鲁悦明随殡探视城外的情形。这时沿途已经没有死尸及伤兵，只因连日落雨，道路泥泞。青纱帐郁郁茂茂，碧葱可爱，据乡下人说，里面还藏有死尸。鲁悦明刻意强调入城的日军是“机械化”战队，“坦克车响声隆隆，啃得柏油路上留着齿印”，给在场及不在场者造成视觉尤其是听觉上的威慑。老舍的《四世同堂》没有正面描写日军进城的场景，却屡次提及坦克车的响动，最初“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声音逼近了，空中、地上都在颤抖，“像几座铁矿崩炸了似的”，最后又化作“远处的轻雷”。事隔半个世纪，台静农追述起北平陷落的瞬间，记忆难免有些模糊，甚至将日军入城的日期误记为7月30日，但有一个细节仍极为鲜活：“坦克车巡回驰驶着，地都是动的。”

8月8日日军入城的“盛况”，四天前就曾预演过。为造成地方上普遍的“恐日病”，因而有8月4日卢沟桥的日军联络员携带大批武器穿过北平城的桥段：上午八时起，日军联络员，或着军服，或索性赤背，断续唱着军歌，带着多辆披盖树枝和稻草的坦克车、铁甲汽车、机关枪车，自西南角上的广安门入城。东交民巷口上有美军布岗，还有日本妇孺摇旗欢迎，引得卡车里的军官出来立正还礼。经过东长安街、东单、东四，出朝阳门，过东郊直赴通县。“一路上，参观者万人空巷，除了面有畏色，而态度则‘异常镇静’。”

如果将8月8日日军进城，视作北平这座“死城”的出殡，这场葬礼的主角，并非三千人的河边旅团及以坦克车为主体的送葬队伍，而是无名的看客，是还要在这座“死城”中挣扎着活下去的北平人。一座城市的沦陷竟然是通过“观礼”的仪式完成的。群众的围观诚然有被迫的成分，有清醒的痛楚，但也有无意识的，甚至“观赏”的意味。在这场“隆重”的出殡中，死者与生者、占领者与被统治者、看与被看的关系颇为吊诡。

当日军集合通过时，北平中心区戒严四小时之久，柏油路上只见市政府供给的载重汽车和城外来的大车来往，偶尔也有拖着西洋人的人力车夫在广场上的“独步”。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似乎连车夫都感到了骄傲，他们的脚步把地打得很响”。给满街观众做陪衬的，除了趾高气扬的人力车夫及他们的洋主顾，还有负责维持秩序的黄衣警察。记者对看客的描写方式，或许借鉴了鲁迅《示众》的写法。谨小慎微的警察，反衬出看客之投入：

警察打着呵欠在劝沿街的观众后退。“反正就是些人跟车，”他连声说，“有什么看头，大家退一退。”后来，又大声喊：“诸位，这要是出了误会……这要是出了误会……”不止，他也不想想：征服之下还有误会吗？

街头小贩的功能，与警察相同：每条路口都是不透风的人墙，有人处小贩子便来了，敲着酸梅汤的铜碗，拍打着满是青蝇的烂桃，西瓜贩吆喝着“船”的个，斗大的块来。

警察、小贩、观众，彼此推搡、起哄、斗嘴——在如此嘈杂的人墙间，入城的日军及其携带的道具反倒沦为无声的布景——拧成《示众》中巡警与白背心之间的那条绳索，象征着无名的看客间种种看不见的关系，也便是北平沦陷这场葬礼中，城与人、生者与死者、演员与观众、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当送葬的队伍“堂堂”地走过，另有撮“颓废派”——雇来摇小旗的丑角尾随其后。东交民巷美国兵营的高墙上，还有白皮肤的看客在摄影。交通恢复后，天安门前留下的是马粪、烂旗和坦克车的齿印。地方维持会的代表及新贵们，沿着坦克车的轮印赶去叩谒日军司令。

日军此次进城，令四十岁以上的北平人回想起“庚子之变”。《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壮年时眼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由此得出“抵抗”乱世的办法，只消备足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即可。事变后，祁老太爷又援引老例向主事的长孙媳妇解释日本人为什么看上卢沟桥的那些狮子：“庚子年的时候，日本兵进城，挨着家儿搜东西，先是要首饰，要表；后来，连铜纽扣都拿走。”在温顺的长孙媳妇面前，祁老太爷可以不断复述他的庚子经验，一旦碰到不配合的听众，老掉牙的故事立马被打断：“日本人要芦沟桥的狮子？笑话！他们要北平，要天津，要华北，要整个的中国！”家中最不听话的老三瑞全，样子很像祖父，可在思想上两人“相隔了有几百年”。“那！庚子年，八国联军……”当老人重新拾起话头，听众已经溜开了。

庚子经验在《四世同堂》中不完全是老人的怀旧，也有与现实相通的部分。当钱家二少爷开着卡车连同三十多名日本兵一起摔进山涧的消息传开，老大瑞宣便想起祖母所说的庚子年八国联军入城时阖家自尽殉难的故事。不管殉难者的动机如何，他总以为敢死是气节的表现，而这回日军进城，北平人仿佛比庚子年更聪明了，除了阵亡的将士，官民中并没有殉难的。在殉节这一点上，庚子又变成反衬当下的正面经验，这与老舍一家身为旗人的庚子经历有关。作为祁老太爷及其同辈人的口头禅，庚子经验纵然在卢沟桥事变后的语境中几乎完全失效，但从易帜、进城、殉难等象征性的社会仪式上，可看出庚子早已积淀成北平人而且是不同时代的集体记忆。

四 余论：“水平轴”的视野

沦陷或许是一瞬间的事，但其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却是长时段的，而且时段的长短，谁也无法预计。无论将北平沦陷的瞬间，定格在7月29日第二十九军之撤退，还是8月8日日军进城，都是从国家主权的得失上定义“沦陷”。然而这只不过是城的沦陷、看得见的沦陷，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沦陷，或者说人心的沦陷。沦陷的瞬间，对于一座城来说，不难考证出具体的年月日；对于生活在这座城中的个人、家庭而言，则未必发生在同一时刻。如若从日常生活的层面理解“沦陷”，这些小写的日期反而更值得留意。

“国家”“主权”“异族”“占领”等概念，在得过且过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是触手可及的实物。只有当最最基本的生活秩序无以维系，自己或家人受到切身的威胁，产生强烈的被排斥感时，才会摆脱看客的位置，意识到异族支配的存在，意识到沦陷与个人的关系，进而锁定个人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对《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而言，日本兵虽说进了城，只要还能操办自己的八十大寿，不妨碍他一家人过日子，不扰乱小羊圈胡同的平静，就不会产生“亡国”的意识。唯有无法守住自家的生活底线，发现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竟不顶用，中秋节的北平城竟然没有“兔儿爷”，才觉得“绝了根”，一切的人与事都“十分”不对。这种日常生活的异质感，不单作为个人或家族，而被放大成共同体的危机强加于身时，“沦陷”的概念才得到生活实感的支持。

以日常生活为基准，从“水平轴”的视野来捕捉沦陷的瞬间，关注的是北平人的共同体意识，并非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共同体，而着眼于吃饭穿衣、婚丧嫁娶，这种生理学意义上的共同体，试图从地方性中发掘填充民族主义的要素。所谓“水平轴”的观察角度，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国族观念，更注重横向地把握城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亲疏远近。沦陷作为日常生活的危机，不是以军事力量的进退为标准，取决于个人上下四旁的参照系。民众作为差异性的个体，当其养成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时，是以自己及周边成员即亲友邻里的关系，是否得到相应的保证或受到阻碍为依据。一般社会的是非判断，出于朴素的道义感，更受制于其关切的对象、场所与个人关系的稳定性，并随着对象、场所的变化而变化。北平沦陷下民众的共同体意识，与其说以“国家”“民族”“主义”等名词为基础，毋宁说立足于不同个体、不同阶层的生活实感，靠“水平轴”上的生活秩序取得平衡，并从具体而微的生活实例当中，生发出彼此的连带感及一同活下去的意愿。这种生活秩序的自我修复能力，日常的挣扎与零碎的反抗，才是潜藏在懵懂的情感领域，未被概念化的共同体的生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