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北京居士佛教调査

导言：居士佛教的社会学问题

汲喆

“居士”是一个被印度文化改造过的中国本土词汇。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文献（如《礼记》、《韩非子》）当中，居士所指的都是那些德行才艺具足而不求仕宦的隐士。根据目前通行的看法，佛教传入中国后，这个词被用来翻译梵文中的“grhapati”一词，意即家长、一家之主、长者，其实也就是印度种姓中的吠舍阶层的成员。在大多数源自印度的佛教文本中，“居士”一词主要是指该阶层的富人。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人物慧远（334～416）在他的《维摩义记》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概念在中国和印度因语言与社会脉络不同而在语义上形成的差别，因此，他试图把居士一词的中文古义和其译义融摄起来，声称“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后一种定义，已经将居士的外延拓展到了所有在家佛教徒。不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居士”一词并不是俗人佛教徒的泛称，而是常常用来尊称那些为寺院提供经济供养或者政治庇护的人，或者对佛教感兴趣的文化精英。

在当今中国大陆的佛教实践中，“居士”往往用作那些参加过皈依仪式的在家佛教徒的专称，这种用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除了职业僧侣以外，传统上中国人的宗教身份并不十分明显。直到19世纪末期，由于西方的“宗教”概念的传入，基督教式的、与其他社会体系相分离的制度化宗教逐步被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看作是唯一正当的宗教形态，各大宗教传统遂有模仿基督教而加强宗教认同的制度化的趋势（Goossaert, 2007; Goossaert and Palmer, 2011: Chapter 3）。与此同时，现代国家的治理也要求在统计学上对各宗教的基本要素加以分类掌握。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某种将儒、释、道等诸教有意识地加以区隔、分别建构成新式“宗教”的倾向，包括在家佛教徒在内的各宗教平信徒的身份认同也因之更加明确。最终，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居士”一词在保留了它的历史含义（作为对佛教信仰者或支持者中具有较多文化、经济或政治资本的部分人士的尊称）的同时，获得了今天的语义：它可以用来指称任何皈依了佛、法、僧三宝但没有出家的人，也就是经过制度化仪式认定的在家佛教徒。

“居士”一词的语义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佛教内部的结构性变迁。一方面，僧、俗信众之间的身份分化以及相关的权责分界趋于制度化；另一方面，信众与非信众之间的区隔也进一步制度化，从而使居士团体在制度层面上成为佛教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一方面对于佛教这种以出世解脱为终极目标、以出家修行为最圆满的实践方式的宗教而言意义重大。因为此时，在家居士的宗教生活已然成为佛教界的权力精英必须加以筹划的内容，而不能仅由于其宗教品性上的不完满而予以忽视。佛教所涉及的出世与入世、出家与在家、个人解脱与社会参与等一系矛盾由此也更显激化。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尚未能在汉传佛教中得到充分解决，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居士佛教始终处于某种未完成的状态。

大体而言，现代居士佛教的建构过程至少涉及三个基本的社会学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僧团与居士之间权力关系的重构。从佛教教义来看，充满欲望的世俗世界是苦的来源，所以也就是必须否定和放弃的对象。因此，只要尚未出家，也就意味着未能彻底摆脱世俗的羁绊、过上真正清净的生活，从而在宗教品性上不能与出家人相提并论，这便构成了僧尊俗卑的观念在理论上的正当性。同时，中国佛教在2000年的演变中还发展出了一系列话语和仪轨，在实践上确保出家众相对于在家众的宗教权威。然而，这种权力格局并非不可动摇。例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以杨文会、欧阳渐为代表的居士中的文化精英就曾经借助“佛学”，力图改变佛教中“非僧不许为师，非出家不许为僧”的限制，使居士获得佛教担纲者地位，以全权身份传承佛法（汲喆，2009）。这一尝试虽然未竟全功，但是毕竟挑战了僧团由“出家”这种特定的生存样式所保障的智识和道德上的特权，开创了一种具有真正独立于僧伽佛教的自主性的居士佛教的范式。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寺院与信众之间的组织纽带的重组，其核心是如何形成僧俗共同涉入的持续性的交换。历史上，在家佛教徒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是以社、邑为单位的地方社团，其活动主题不外乎集体仪式以及相关的服务、捐赠等礼物式交换。此外，特定时刻的开放性的大型仪轨、有组织的朝山进香等活动，也都是僧俗之间乃至信众与非信众之间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些组织办法今天依然有效。不过，现代社会中群体分化的加剧、流动性的增强、沟通技术的发展、生活节奏的改变、认同经验的更新等，都会促动寺院僧团重塑与居士的组织联系，形成针对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背景、行为习惯的目标群体的新的组织技术。同时，居士与僧团领袖对自身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重新定位，也会促使他们学习并采用新的行动策略，从而推动居士组织的创新。例如，20世纪上半期居士林的创立及其与僧团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但却极少得到关注的课题。又如，在中国台湾，慈济、佛光山等大型跨国佛教组织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已经探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居士动员模式，并催生了一些有关宗教权威与组织的社会学研究（Chandler, 2004; Huang, 2009）。在中国大陆，近年来“义工”这一概念的本土化和各种夏令营（魏德东，2008; Ji, 2011）的兴起，也都反映了僧团与信众之间重新整合的某些尝试。

第三个问题是信徒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方式的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多元宗教国家，任何宗教的信仰者只要还在世俗社会中生活、没有完全闭关隐修，就需要处理好与不信教的他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个人信仰与官方话语之间的关系。对于在家佛教徒而言，他（她）还应当能够化解佛教修行特有的禁欲、出世取向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张，特别是在家庭、情爱、婚姻、职业安排、政治参与等方面提出伦理观念，协调个体的自我认同，并赢得他人的理解。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也绝不仅仅是在家佛教徒的个人之事。这是因为，能否以及如何为这种协调提供有效的理论与制度支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佛教团体的影响力，进而也牵连到整个佛教版图的变动。事实上，人间佛教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禅宗热，以及近期《弟子规》教学在一些佛教场所的流行，都可以放到这一上下文中加以诠释。

显然，居士佛教所涉及的社会学问题远不止于以上三点。在此，我们的目的仅限于指出：居士佛教历史悠久，但同时又是一个崭新的、与中国的现代性密切相关的社会学议题。可以说，在宗教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对道教、民间宗教的研究传统深厚，对基督教的研究方兴未艾，对儒教的研究虽不多却引人注目；相较而言，佛教研究的力度与佛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却很不相称。为此，我们需要积极开拓佛教社会学的视野，并尝试从不同角度提拎出佛教社会学的主题，以期进一步明确我们的问题意识、丰富我们的研究策略。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认为，未完成的居士佛教正因其不确定性，很有潜力为中国宗教社会学带来新鲜的成果，因为在这个田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发明，乃至“灵性”与“人格”的再造。

本部分所收录的三篇青年学者的文章，就是在这一田野中的初步探索。张恒艳对北京广化寺僧众与居士的组织作了简明的疏理，并分析了护法居士的角色与观念。韩琪通过对北京地区三所高校的大学生佛教徒进行的考察，提出“入世潜修”是这些年轻人主要的宗教生活样式。类似地，迟帅也依据访谈记录，对北京市知识青年佛教徒的自我认同的建构方式作出了分析。这些研究与我们前述提出的社会学问题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广化寺的个案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大型寺院中居士活动的基本形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而后两篇文章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何以能够成为在北京大学生中影响最大的宗教（孙尚扬、李丁，2011）。当然，这些研究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其经验与理论分析都有待深入，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借此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对佛教社会学、特别是相关的实证调查的重视。

本部分中的张恒艳与迟帅的文章得益于法国巴黎市政府（La Ville de Paris）在其“Emergence（s）”计划中对“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佛教”（Le buddhisme après Mao）研究项目的支持，在此鸣谢！

参考文献

汲喆：《居士佛教与现代教育》,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年第3期。

魏德东：《当代中国宗教红市的发展——以生活禅夏令营为例》，载方立天主编《宗教社会科学》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60～180页。

孙尚扬、李丁：《国学热、意义的匮乏与大学生对宗教的兴趣取向：一项基于北京市的调查与分析》, 《国学与西学》2011年第1期。

Goossaert, Vincent, 2007, “L'invention des ‘religions' en Chine moderne”, Anne Cheng（éd.）, La pensée en Chine aujourd'hui, Paris: Gallimard, pp. 185-213.

Goossaert, Vincent and David Palmer, 2011,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ndler, Stuart, 2004, Establishing A Pure Land on Earth: The Foguang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uang, C. Julia, 2009,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Cheng Yen and the Buddhist Tzu Chi Movement,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i Zhe, 2011, “Religion, jeunesse et modernité : Le camp d'é té , nouvelle pratique rituelle du bouddhisme chinois”, Social Compass 58（4）, pp. 525-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