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类已经生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极大丰富的全球化时代。仅从精神层面看，全球化进程不仅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思维创新，也对历史思考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路径。认识论上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借鉴、推崇“全球史观”的同时，注意“地方化”或“本土化”的问题。新路径则不仅包括对历史思考的文化程序和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构和功能进行深入的认识，而且包括倡导诠释人类过去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过去的经验中形成的。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且至今仍具主导地位的经验是，欧洲是改变和影响世界的主要角色，欧洲占据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心，其他区域则是欧洲表述的对象。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及法国复辟时代的农民时指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此言被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引作其经典著作《东方学》的题记，直指与西方文明、语言相对的东方区域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存在状态。西方在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所凸显的中心、主导地位无须佐证，也无法抗辩。“人们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并非我们的主观臆断，而是显然的历史事实。”尽管由于非欧洲国家（亚非拉）的发展使这一现象越来越遭受冲击，但它仍然没有被彻底颠覆。只是说这个中心已经从地理上的西欧转向了美国或者说美欧，但其核心阐释和逻辑的变化并不大。不加掩饰地说，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盛行且“深入人心”的时代，但这种统治性的叙述和思维方式必然会与日益呈现的世界多样性面貌发生冲突。

且不提讨论非欧洲地区的历史进程无法摆脱西欧中心地位的影响，或言西欧影响在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叙述中占据主导，即便对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加以考察，亦会发现如此。但是，欧洲历史的书写绝不只是对已知事实的综合，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区域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对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探索。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欧洲内部不统一、不协调的因素一直存在着，民族化、区域化与欧洲化的进程相互交织，在不同时期表现的重点可能各有差异。甚至说，由于近代以来西欧中心主义以及历史切割——主要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强加——的影响，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记忆和思维基因中，历史发展进程的叙述或将出现一定的紊乱。

从地理上看，欧洲被分成南欧、西欧、中欧、北欧和东欧五个地区，南欧又包括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等区域。与其他区域稍有不同，但凡略知巴尔干地区（the Balkans）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要想找到人对巴尔干美言几句实在很难，想要不计善恶来讨论它更是难如登天”。虽然饱受诟病，但巴尔干国家（抑或是巴尔干地区）的历史是一部复线的历史，而非线性的历史。大约从中世纪结束起，欧洲东南部的大多区域基本上脱离了西欧的发展轨迹，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伴随奥斯曼帝国衰落与灭亡进程的是，欧洲东南部掀起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浪潮。独立后的国家普遍采取“追赶西欧”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遗憾的是，战争、意识形态的对抗使这一进程延滞。直到冷战结束，现代化进程在新环境下启动，“追赶”的目标以“回归欧洲大家庭”的方式实践。所以，欧洲东南区域在欧洲发展的潮流中一直是“局外者”、“受动者”、“化外之地”和“边缘人”，它们始终处于“被表述的状态”。如今，这个区域的国家集体步入“被约束的进程”——进入欧洲一体化轨道，地缘政治特征发生显著变化，获得现代化的“历史最好机遇”。很大程度上说，它们迎来了“500多年的未有之变局”，将欧盟和北约主导的欧洲—大西洋进程视为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巴别塔”。

在融入欧洲—大西洋进程尤其是西欧国家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巴尔干国家经历了怎样的“欧盟认知”、“欧盟认证”、“欧洲认同”以及“认同较量”?一体化在巴尔干引发的反应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欧盟——作为欧洲联合的最新实践——之于巴尔干、欧洲甚至世界的意义何在？欧洲是什么？一体化语境下的巴尔干又是什么？巴尔干地区会变得更好吗？带着这些问题，摒弃“中心论”思维，立足于双向互动的视角，充分挖掘被动者的行为及其意义，除了重构中国学界之于巴尔干的客观表述之外，更不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欧洲观念的一次拷问。

一 巴尔干基本问题与研究缘起

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亦即西欧国家成为世界主导以来，巴尔干地区一直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多事之端。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动，巴尔干地区的发展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不同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巴尔干问题从属于或基本等同于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巴尔干地区的发展主线是欧洲大国对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争夺与巴尔干各民族为追求解放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从一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期间，巴尔干国家多半处于不同阵营体系的拉扯之中，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更为明显，各国发展的依附性（尽管有的是不自愿的）色彩很浓，发展主线是大国集团的争夺和分化与巴尔干国家的驯化和反抗。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地区的外部环境相较以往要宽松得多，一定程度上说巴尔干国家的自主性获得历史性的提升，追求独立国家性和“回归欧洲”成为巴尔干国家的主要动力和基本诉求。该地区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仍在进行中，欧洲化的前景与巴尔干化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明显，发展主线是“回归欧洲”进程中各国“接受改造”与“抵制改造”的困境。总之，近代以来，受国际格局变动的影响，不同时期巴尔干地区的发展进程有所差异，但该地区一个恒定的基本问题一直存在着，即如何在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同时寻找民族/国家的身份定位与认同。

从历史进程看，上述三个阶段不仅勾勒出了巴尔干地区近现代发展史的清晰图景，同时揭示了该地区拥有的三次现代化机遇。然而，伴随整个过程的是，战争与和平、分裂与联合、民族主义与外部干预，影响或打断了现代化的进程。自19世纪始，巴尔干地区相继爆发了1806～1812年、1828～1829年、1853～1856年和1877～1878年四次俄土战争、1912～1913年和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及冷战结束后的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此外，这里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其他小范围或一国内部的战争与冲突则不计其数。

由此，对国际政治或世界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们在谈及近代以来的巴尔干地区时，便下意识地给其贴上了“欧洲火药桶”的标签。研究巴尔干问题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大多认为，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候，巴尔干各国之间的仇恨多于信任，对立多于和睦，分裂多于联合，似乎这是巴尔干各国关系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所以，巴尔干一词“在欧洲人意识中受到诅咒”,成为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刻板印象。事实是，巴尔干成为一个极不稳定的地区仅仅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878年《柏林条约》签订之后的事情，伴随冷战结束而出现的解体浪潮和地区动荡也很快被地区化和一体化的大趋势所掩盖。总的看，自近代以来，在巴尔干地区不仅和平年代多于动荡岁月，而且出现了许多追求和平、联合与合作的尝试。退一步说，那些历史上的消极面不是巴尔干的专利，甚至大多是非巴尔干国家造成并留在了巴尔干的。

因此，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历史，应该是多角度、大范围而且是长时段的。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在历史时间的种种不同形式中，长时段是一个棘手、复杂和陌生的任务。把长时段接纳到史学研究中来不是件好玩的事。这不是简单地扩大研究和兴趣的范围，也不是仅仅对史学研究有利的一种选择。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若不坚持这一点，就很难全面理解和认识巴尔干地区的发展。从政治上看，巴尔干历史（主要是近代史）充满着冲突与对立；从民族进程看，巴尔干民族国家的构建夹杂着仇怨与暴力；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来看，巴尔干文明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进步、开放和融合的，尽管速度可能缓慢而且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放宽历史的视野，人们对巴尔干地区的印象或许会产生不一样的看法。换言之，在巴尔干的历史演进中，人们能发现许多至少对于该地区来说是积极的因素，它们理所当然也是该地区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讨论这些积极方面在方法论上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为认识和研究巴尔干地区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同时有助于提示人们在历史叙述中更少地为欧洲中心论或大国中心论做注脚。

在巴尔干历史演进中有许多重要的节点，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使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使这些国家获得了共同向“回归欧洲”进程迈进的客观环境，同时也意味着欧洲首次可能实现全大陆的联合与统一。从学术上讲，“回归欧洲”进程所具有的意义也非常明显。诚如一位欧洲学者所言，冷战结束及其后来的进程使巴尔干和中欧国家成为转型研究（transformation studies）的焦点、民主研究（democracy studies）的主要场域、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的新情境，以及一体化研究（integration studies）的重要样本。此外，这个进程也使得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欧盟（以及欧盟的投入），这一地区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这样的思考不仅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且能够为人们理解该地区的现状提供更大的空间。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国家“回归欧洲”的进程既显露出积极的成果，也充满着曲折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民主转型和一体化实践在朝着趋好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潜在的冲突和不稳定因素起着阻碍作用。换言之，巴尔干地区存在一体化和巴尔干化的两种相反趋向，从理论上解释，体现的是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相互交织与博弈。一体化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对巴尔干化的扩散起到了抑制作用，同时，巴尔干化的扩散成为一体化的阻碍，影响着一体化的深入。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已经成为观察后冷战时期巴尔干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解体及后南斯拉夫（Post-Yugoslav）空间的发展趋向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在一体化层面，巴尔干地区又存在两个双向的趋势。一个是巴尔干国家的地区合作和“回归欧洲”进程。二者既存在相互促进的一面，又存在不协调的状况。另一个是欧盟扩大与巴尔干国家入盟的过程，确切地说是欧盟成员国/候选国主动欧洲化与受动欧洲化双向的运动过程。主动欧洲化指的是，成员国/候选国向欧盟投射其偏好和政策，使其偏好和政策欧洲化（自下而上）；受动欧洲化则是指，欧洲一体化对成员国/候选国形成适应性压力，它们随之调整偏好、政策，逐渐被欧洲化（自上而下）。有学者指出，这样的两个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成员国从欧盟“下载”（download）规范适应欧洲化，以及向欧盟“上传”（upload）动机和行为并使其欧洲化。对处于入盟进程中的巴尔干国家来说，“欧洲化双向运动”的趋向可能要弱一些，特别是主动欧洲化这一块，但是从欧盟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些国家仍具有非常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塑造和投射功能，对欧盟的政策和机制调整产生影响。事实上，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等机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巴尔干地区所出现的危机。

从地区合作的角度看，虽然一些尚未解决的因素（如波黑国家认同问题、科索沃地位问题和马其顿国名问题等）对合作进程和水平有抑制作用，但巴尔干地区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无疑是向前的，多种类型的地区合作组织不断建立并逐渐产生影响。同时，虽然除克罗地亚以外的西巴尔干国家入盟进程尚不明确，甚至有人据此认为西巴尔干国家已成为欧洲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但将所有巴尔干国家纳入欧洲一体化、给予其入盟前景是既定无疑的。这么看来，巴尔干地区的合作趋势和一体化特征日渐明显，成为该地区发展的主流。

通过考察中东欧国家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四国入盟的经验发现，双边、多边以及次区域的合作进展是它们敲开入盟大门的重要砝码。东欧国家政局变动后，欧盟尚未立即考虑接纳中东欧国家入盟，只是强调用援助（如“法尔计划”）来帮助它们实现政治经济转型，并美其名曰“为巩固新生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投资”。维谢格拉德国家形成一个集团所具有的竞争力和共同的入盟要求使得欧盟开始调整其政策，成为最终促动欧盟开启东扩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以成员国身份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入盟，同时又将自身的经验与西巴尔干国家分享，帮助它们进行改革并推进地区合作。维谢格拉德集团在2012年10月与西巴尔干国家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强调了这一点。在2013年10月底举行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外交部长会议上，不仅除克罗地亚以外的所有西巴尔干国家外交部长应邀与会，立陶宛外交部长、土耳其外交部长、奥地利一体化与外交部副部长以及欧盟扩大与睦邻政策委员会委员也悉数出席，更为重要的是，本次会议的首要议题便是西巴尔干国家的发展与一体化。2014年10月底，会议的名称直接变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与西巴尔干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即将上任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奥地利一体化与外交部长以及地区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应邀参加。在发表的共同宣言中，特别要提到的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愿意帮助西巴尔干国家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际基金”（International Visegrad Fund）的原则和模式建立“西巴尔干基金”（Western Balkan Fund），推动西巴尔干地区合作。在2015年11月中旬举行的例行会议上，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外交部长发表“我们为你们融入欧洲提供帮助”的共同宣言，再次重申集团四国坚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坚定立场。可见，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加强联系与合作，西巴尔干国家收获的不仅仅是欧盟（及成员国）的认可与支持，更多的是这些国家自身在入盟进程中所获取的经验，包括地区合作。

冷战结束初期，欧盟没有确定向中东欧国家打开大门，但并不意味着停止扩大。随着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推进以及要求加入欧盟的呼声日渐强烈，欧盟不得不加以正视。从1991年12月起，中东欧国家陆续同欧盟签订《欧洲协定》，获得欧盟联系国地位（因而该协定也被称为《联系国协定》）。1993年6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提出中东欧国家入盟的框架标准，即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主要对候选国国内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哥本哈根标准公布之后，如何帮助中东欧国家“达标”成为欧盟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要议题。1994年12月，在德国埃森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提出给予中东欧联系国更加具体、明确的入盟路线图，除了哥本哈根标准所强调的国内改革外，联系国之间的合作也被重点提出。1995年，欧洲理事会在马德里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候选国实施行政改革的要求，称为马德里标准。1996年2月，欧盟启动针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地区立场（Regional Approach），确立了发展与西巴尔干五国（阿尔巴尼亚、波黑、克罗地亚、南联盟和马其顿）双边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其中地区合作就是重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欧盟也将推进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视为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候选国要实现入盟，地区合作的进程与成效是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在2004年、2007年两批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在涉及双边或多边的问题（如边界划定、边境管理、少数民族问题等）上都达成了谅解。1999年6月，欧盟启动稳定与联系进程（The 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Process, SAP），为西巴尔干国家在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 SAA）、改善贸易关系、获得金融援助以及推进地区合作和睦邻关系等方面做出规范，并给予相应支持。

在中东欧多国为加入欧盟做准备的同时，欧盟于2003年提出了向西巴尔干国家打开大门的“萨洛尼卡进程”（The Ssaloniki Process），对稳定与联系进程给予确认，第一次赋予了西巴尔干国家入盟前景。此后，西巴尔干国家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将入盟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任务。截至目前，西巴尔干国家中除克罗地亚于2013年加入欧盟外，其他国家均处于入盟的不同进程之中。同样，对于西巴尔干国家的“达标”来说，国家内部改革是一方面，解决国家间存在的诸种问题、推进地区合作也至关重要。其中有一点对于前南地区的国家来说均很重要，即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刑庭）进行合作，这是推进地区合作、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必要条件。

在加入欧盟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规范下，巴尔干地区合作已经成为与欧洲一体化、民主巩固、和解以及经济发展具有相同重要性的理念和实践。几乎在每一个巴尔干国家政府官员的讲演、政策报告和媒体评论中都能找到这一表述。这一点与巴尔干地区合作的实践是相吻合的。1995年《代顿协议》（Dayton Agreement）签署，特别是1999年欧盟稳定与联系进程启动后，巴尔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各种类型的巴尔干地区合作组织相继建立。一类是巴尔干国家自我创议的地区合作机制，主要有“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BSEC）、“东南欧合作进程”（The South East European Cooperation Process, SEECP）和“布尔多—布里俄尼进程”（Brdo-Brijuni Process）；另一类是域外国家或国际组织创设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南欧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 2008年改为地区合作委员会）、《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EFTA）、“亚得里亚—爱奥尼亚倡议”（Adriatic-Ionian Initiative）、《亚得里亚宪章》（Adriatic Charter）和“能源共同体”（Energy Community）等。由巴尔干国家和域外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创议的合作机制主要有“中欧倡议国”组织（Central European Initiative, CEI）和“东南欧运输观察站”（South East Europe Transport Observatory, SEETO）。这些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与运转，在推动巴尔干地区合作的同时，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当然，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进程中，巴尔干地区仍然存在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欧洲主义）之间的张力，国家构建与地区构建仍然存在不协调的局面。这种张力是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导致不同国家入盟进程出现快慢以及其他国家尚未入盟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欧盟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凸显的欧洲怀疑论（Euroscepticism）也可以从这种张力中找到解释。

因此，探讨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这种研究至少带来了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巴尔干地区合作是不是冷战结束后才开始的进程？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程度如何？影响这种互动的因素又是什么？巴尔干的冲突与合作给欧盟（甚至欧洲）的发展本身带来了哪些变化？巴尔干欧洲化的动力与阻力分别有哪些？巴尔干地区的国家构建与地区构建是否存在冲突？巴尔干地区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地区认同或地区意识？在巴尔干各国的“身份建构”与入盟进程中，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以及欧洲认同的关联是什么？“巴尔干性”与“欧洲性”以及“巴尔干化”与“欧洲化”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本书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为便于理解本书的研究对象，还需要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

首先是一组与巴尔干相关的概念。

一是关于巴尔干一词的含义与词源。多数学者接受并使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认为“巴尔干”一词源于土耳其语，意为“山脉”。有学者具体指出：“中东欧下属的第三个地理区域是巴尔干山脉……整个半岛即由此山脉而得名。”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传统的土耳其语把山称为dag，所以balkan一词很可能来自波斯语balkanhana，意为“高出平原的山”。不过，除去语源上的差别，就巴尔干意为山来说是一致的，后逐渐引申泛指整个半岛。美籍保加利亚裔学者玛丽娅·托多罗娃（Maria Todorova）对巴尔干一词做了比较全面的解释：其一是一个名字，15～19世纪指称山脉，19世纪之后指称半岛；其二是一种比喻，20世纪初成为一个贬义词（pejorative）；其三是一个地理区域，与东南欧同义；其四是表示一种历史遗产，充分体现了该地区冲突与落后的特征。

二是关于巴尔干一词的使用时间。对此，学者们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巴尔干一词出现于17世纪初；也有学者认为，巴尔干一词出现于19世纪初。西尔维亚·帕维奇（Silvia Pavic）通过研究发现，早在1490年意大利人文学家博纳科尔西·加里马尔科（Buonaccorsi Callimarco）就在一封通信中用土耳其语来指称巴尔干山，到18世纪英国旅行家约翰·莫里特（John Morritt）首次在英文文献中使用巴尔干。玛丽娅·托多罗娃对巴尔干一词的出现与使用做了更加详细、全面的考察：19世纪以前多数欧洲旅行家习惯于使用哈伊莫司山（Haemus）来指代巴尔干山，1808年德国地理学家奥古斯特·措伊内（August Zeune）第一次提到了“巴尔干半岛”, 1827年英国旅行家罗伯特·沃尔什（Robert Walsh）则第一次使用巴尔干来描述整个半岛。虽然关于巴尔干一词出现的时间莫衷一是，但其概念仅仅停留在地理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直到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巴尔干才成了通用词。英国当代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进一步指出，19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提到“巴尔干”民族，多数人都沿用更普遍的“欧洲的土耳其”一词来指称这块区域，但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必须为它寻找新的名称，“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地区”或“巴尔干”便获得了新的、更加广泛的使用。20世纪以来，尤其是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巴尔干一词不仅得到了广泛使用，而且具有了政治上的意义。

三是关于巴尔干的空间范围。有西方学者指出，定义（中）东欧地区不是什么比定义它是什么要容易得多，因为很难断定其确切的地理边界。定义巴尔干地区同样如此。按照1999年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它是“指1699年《卡尔洛维茨条约》签订后仍处在奥斯曼帝国直接控制下的地区，但现在该名词还包括了过去属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目前为某些巴尔干国家部分领土的地方”。这个概括虽然较为模糊，但它实际上将巴尔干国家的区域分成了政治和地理两大类别。“在政治上，‘巴尔干’一词明确涵盖下列现代国家的领土：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希腊、马其顿、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在地理上为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但在政治上却不属于巴尔干”。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伏舍（Michel Foucher）认为，政治上的巴尔干“是指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南部）到多瑙河的这一地区，包括五个国家：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可见，政治上的巴尔干国家即是以奥斯曼帝国为参照，包含历史上遭受其统治的东南欧区域。然而，从地理上来看，至少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应该属于巴尔干。在中国学界，一般认为现在的巴尔干国家有十一个，分别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土耳其和希腊。需要提到的是，科索沃于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中国尚未承认其独立国家地位，本书只是出于研究需要和行文方便，将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对待，并不承认其为独立国家。

四是关于一些国家的巴尔干属性。国际社会关于巴尔干半岛北部界限的划分存在多种意见。具体到一些国家来说，其是否属于巴尔干地区存有异议。其一是斯洛文尼亚。关于斯洛文尼亚的巴尔干属性，斯官方不承认，但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持赞同立场的观点主要基于南斯拉夫的共有经历。比如，玛丽娅·托多罗娃认为斯洛文尼亚的巴尔干属性不明显，它的奥斯曼现象并不多，只是它在南斯拉夫历史上起过特殊作用，这才属于巴尔干国家之列。持反对立场的人更多，他们从更加久远的历史或文明的角度加以论证。比如，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坚定地指出，斯洛文尼亚不是巴尔干国家，是中欧（Mitteleuropa）国家，斯洛文尼亚是西欧文明与巴尔干的边界，巴尔干则起于克罗地亚或波斯尼亚。另有论者认为，斯洛文尼亚继承了原奥匈帝国的遗产（地理、建筑甚至法治），其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不同于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国家，因而它不是巴尔干国家。还有论者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倾向于认为斯洛文尼亚不是巴尔干国家。如英国学者罗伯特·拜德勒克斯（Robert Bideleux）和伊恩·杰弗里斯（Ian Jeffries）认为，虽然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与其他南部斯拉夫人有着相同的命运，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后来成为斯洛文尼亚与中欧国家（特别是奥地利）的共性要远远大于其南部的邻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斯洛文尼亚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显示出与中欧的“结构类似性”也要远远大于巴尔干地区。本书认为，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经济、社会结构来说，斯洛文尼亚都与中欧国家更加相像，只是由于本书讨论的是更大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而且它曾经是南斯拉夫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也将其纳入巴尔干地区。其二是罗马尼亚。对于罗马尼亚是不是巴尔干国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国家，倾向于认为罗马尼亚是巴尔干国家。比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认为罗马尼亚是巴尔干国家；由美国资助的东南欧新闻网（SETimes.com）等网络媒体也视罗马尼亚为巴尔干国家。另外，《巴尔干学》（Balkanology）网站认为罗马尼亚是最大的巴尔干国家。西尔维亚·帕维奇认为，地理上的巴尔干与东南欧同义，在此意义上可将罗马尼亚看作巴尔干国家。但不同的看法也并非没有，如维基问答网页认为从地理上看罗马尼亚不是巴尔干国家，只是从历史、文学和文化等角度看，它接近于巴尔干国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并短暂担任罗马尼亚总理的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对罗马尼亚的巴尔干属性质疑，认为仅仅以罗马尼亚语使用拉丁字根就应该将其从巴尔干国家名单中删除。其三是塞浦路斯。多数学者将塞浦路斯列入地中海国家。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因为该国的地理位置、人种和宗教同希腊、土耳其两国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也是巴尔干国家。本书不认为该国具有巴尔干属性，基于过去的研究经验，该国一般被纳入地中海国家的研究范畴，本书也遵循这一习惯。此外，关于克罗地亚、希腊等国家的巴尔干属性也存有争论，在这两个国家也曾出现“去巴尔干”的主张。

五是关于一些与巴尔干相关的词语。其一是“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该术语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对于伴随奥斯曼帝国崩溃出现在巴尔干的政治暴力、种族冲突和国家的分崩离析等现象的描述。具体地说，这个词首次出现是在1918年12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显然，从时间上看，这与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密切相关。在国际政治学界，“巴尔干化”已经成了一个“民族、边界和其他问题引起相互冲突的同义词”,专门用于形容那些分裂、动荡、冲突不休的地区，具体说是“地区分裂、种族冲突、低度发展、缺乏经济与政治自主以及极度缺乏活力”。当前，“巴尔干化”的含义已经跳出巴尔干的地域限制，成为全球范围的一个现象，成为国际政治学界、民族学领域的一个常见术语。甚至，在地理、文学、信息技术等领域也出现了“巴尔干化”的用法。需要提及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曾出现将“巴尔干化”一词从字典中取消的提议，但这个提议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其二是东南欧（Southeast Europe）。近代以来，欧洲的东南区域一般被称为“土耳其欧洲”（Turkish Europe），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期有了“巴尔干”的称谓，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色彩逐渐淡化，地理意义上的东南欧和巴尔干互通使用。最早将该地区称为东南欧是在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和“东南欧”都被广为使用，但争议很大。一般认为，“巴尔干”一词映射着历史上诸多的负面含义，而东南欧则较为中立并具包容性，也容易被人接受。因而，使用“东南欧”有助于忘却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民族、宗教和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同时有助于去除将其视为外围的、边缘的、不能完全选择自己命运的地区。也有学者不赞同使用东南欧这一说法，其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赋予“东南欧”（Südosteuropa）地缘政治的含义败坏了其名声。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占主流。有学者甚至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科索沃战争爆发和《东南欧稳定公约》出台后，巴尔干一词在媒体中消失并迅速被东南欧代替。目前，不少国际组织都使用东南欧表述，但联合国统计署在其关于次区域的分类中将欧洲只分为西欧、北欧、南欧和东欧。历史上看，无论是巴尔干还是东南欧都有其负面含义，但它们所指代的区域基本是同一的。本书统一使用巴尔干，但并不带有任何贬义色彩。在使用东南欧时，其意义等同于巴尔干。统一使用巴尔干的意义在于，巴尔干一词具有较强的学科属性，而东南欧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域研究的概念。其三是西巴尔干国家（Western Balkans）。西巴尔干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指除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前南斯拉夫继承国——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加上阿尔巴尼亚五个国家，以及科索沃地区。在地理上，它是巴尔干或东南欧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不少学者指出，西巴尔干作为一个概念首次使用是在1999年，这主要是根据欧盟出台的官方文件而推定的。实际上，早在1996年，欧盟就对东南欧与西巴尔干进行了区分，前者指从里雅斯特湾到黑海的所有国家，而后者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不含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前南斯拉夫国家。顺便提及的是，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并没有将克罗地亚列入西巴尔干国家。其四是东巴尔干国家（Eastern Balkans）。前面提到西巴尔干国家，理论上应该有东巴尔干国家。不过，这种叫法在学术界并不常见，也不规范，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所谓的东巴尔干国家（主要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均已经是欧盟成员国；另一方面，西巴尔干是欧盟使用的一个特殊政治地理概念，东巴尔干有自造之嫌。

可见，对巴尔干进行单独一个学科或一个视角的解释会有失偏颇，它是地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的融合，是历史与当下的交会，是本体与他者的碰撞。抑或说，巴尔干之所以成为一个认识单元或研究整体，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文明性，而这个由多样性组成的文明与斯托扬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所主张的一个“巴尔干文明”（Balkan Civilization）是否同一回事，具有深远的研究价值。很大程度上说，本书将巴尔干地区看作一个整体并没有忽略其多样性特征，同时试图讨论这些具有“原始意义”的多样性特征如何影响现今的一体化进程。

其次是几个学理性的概念。

一是关于地区（Region）。地区是一个较为广泛且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在汉语中易与“区域”、“地方”、“地域”等词语相混淆。地区一词，既有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解释，也有地缘政治学上的界定，还有生态学、经济地理学等方面的定义。陈峰君等主编的《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一书对国际学术界关于社会科学中的地区概念、地区性的五个层次以及构成地区的条件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并对地区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解释，即地区是人类根据自然地理分布、历史习惯、政治文化活动的范围等划分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空间结构，是一种介于个别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的次级体系。也就是说，地区不是有关其构成单元（无论是个人、群体或是国家）共享的语言、文化、宗教或其他特征的，而是关于联系的，人群或社区之间深远而持久的联系是把一个空间与另一个空间区别开来的特征。本书研究的即具有广泛联系特征的欧洲东南区域，也就是巴尔干或东南欧地区。

二是关于地区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在国际政治学中，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对地区/国家合作均有着不同的规范和定义。它们的定义不展开论述，其中心概念分别是权力合作、制度合作、文化与社会合作。在本书中，地区合作是这样一种行为，它是一定地区范围内的若干国家为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而进行国际合作与交往的总和。也就是说，本书研究的地区合作主体主要是国家。

三是关于一体化或整合（Integration）。这个词最初来源于企业之间的联合，后来被借以表述国际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一种互动现象。具体来说，它是基于共同的规范、价值、利益和目标，有许多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参加和互动的进程。这个过程既涉及国家间经济的，也涉及政治、法律和文化的，或整个社会的整合，是一种单一或综合性的互动。一体化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有较多的使用。本书研究的一体化是一种全方位的互动，即欧洲一体化进程。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中，英文“integration”基本都被译成或理解为“一体化”，然而这样的译文有失偏颇，它只是抓住了欧洲联邦主义者的观点，却忽视了欧洲怀疑主义者的看法。“其实，该词对欧洲联邦主义者与欧洲怀疑主义者都是合适的，是个中性的术语，就欧洲的情况，可能意味着一体化，也可能只是国家之间在地区框架下的深入合作。把integration翻译成‘整合’，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虽然‘整合’一词是个新造的中文术语。可能再没有比‘整合’更适合的中文词来对应英文的integration了。”对于巴尔干地区来说，在冷战结束后开启欧洲化进程的同时，其区域内的整合也不断加强。

四是关于“欧洲化”（Europeanization）。“欧洲化”一词的出现是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主要源于学者们对欧洲一体化是否和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这一问题的兴趣。对其进行概念化操作比较困难，但至少应该与一体化加以区分。欧洲一体化是指在欧盟层级紧密度的加深以及特征的加强，欧洲化则是指一体化对国家行为体、结构和进程的塑造与影响。欧洲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适应，其中可以对欧洲一体化的兼容性和一致性要求进行区别。换言之，之所以引入欧洲化的概念，是因为它揭示了欧洲一体化（特别是欧盟）对民族国家（成员国以及非成员国）国内结构的影响和冲击。所以，欧洲化关注的不是欧洲层面的一体化，而是注重探讨“国内政治的国际来源问题”。同样，欧洲化的反向运动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即民族国家国内结构对欧盟决策和机制的刺激与投射。进一步说，欧洲化进程既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垂直运动模式，又包括国家间的水平运动进程。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欧洲化并不等于欧盟化，欧盟外的其他一体化机制以及非欧盟成员国均受到了欧洲化的影响。顺便提及的一个概念是欧洲主义（Europeanism），它不同于强调欧洲中心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欧洲主义一词出现在1800年，当时是指同欧洲本土有关的趣味。到1830年，欧洲化以动词出现，体现了一种欧洲给世界贡献了最好文明的意识”。

五是关于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毫无疑问，新地区主义是相对于地区主义而言的。在中国，“地区主义”这一术语很少被使用，只是近年来才陆续出现题目中包含“地区主义”的论文或专著，但数量仍然相当有限，大量的研究成果选择使用了“地区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等概念。对地区主义的定义如同地区概念一样，在不同语境和场合下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理论学派有不同的解释视角。英国学者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将地区主义分成地区化（regionalization）、地区意识和地区认同（regional awareness and identity）、地区国家间合作（regional interstate cooperation）、国家推动的地区一体化（State-promoted regional integration）以及地区聚合一体（regional cohesion），较好地对地区主义在不同层次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受该五个层次的启发，有中国学者对新地区主义做出如下定义：即同一地区内的各种行为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等）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同时，新地区主义具有高度开放的特征，因此也称“开放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本书主要研究国家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的实践活动，其他行为体的地区主义实践只是稍带提及。

三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在中国学界，对巴尔干地区进行整体性研究主要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这些研究显示出两大特点：一是对战争和冲突研究的偏好，二是对转型研究的关注与跟踪。这两个特点与冷战结束以来该地区的巴尔干化与一体化两种趋向紧密相关。关于战争与冲突的研究，一部分是受巴尔干历史的“启发”,另一部分是跟踪于南斯拉夫分裂而来的几场战争。关于转型和一体化的研究，前者偏重于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巴尔干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等被纳入中东欧或原东欧国家范畴进行个别探讨；后者表现出了较强的西欧中心主义，很少有从巴尔干地区角度来进行的研究。换言之，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以巴尔干地区为基点对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所以，无论从巴尔干地区之于欧洲的意义还是从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加强的趋势来讲，该项研究都必要且迫切。

就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而言，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巴尔干地区欧洲化以及欧盟的巴尔干战略两个方面。在巴尔干地区欧洲化层面，朱晓中的《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一书以中东欧国家为基点，探讨了中东欧地区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其中就包含了巴尔干有关国家的情况。该书视角独特，遗憾的是成书的年份较早，不可能涉猎部分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以来的情况。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后来的《从巴尔干到东南欧——冷战后巴尔干地缘政治变迁》和《欧洲一体化与巴尔干欧洲化》等文章中对巴尔干地区合作的可能性、巴尔干地区欧洲化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探讨，是国内有关该项研究比较少见且具有价值的宝贵资料。在欧盟的巴尔干战略层面，刘作奎的《国家建构的“欧洲方式”——欧盟对西巴尔干政策研究（1991～2014）》一书是国内关于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构建政策研究的最新专著。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欧盟对西巴尔干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具体内容，分析了欧盟对西巴尔干入盟政策的战略考虑、运行机制以及投放的政策工具和政策前景等问题。最具学术创见的是，该书以“国家性”为立论核心，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西巴尔干各国的“国家特性”，认真考察了西巴尔干国家构建中的“欧洲方式”及其成效。而张鹏的《对外援助的“欧洲模式”——以欧盟援助西巴尔干为例（1991～2012）》一书集中讨论了冷战结束以来欧盟在不同阶段通过不同援助政策对西巴尔干地区进行的改造。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欧盟的巴尔干政策或战略、西巴尔干地区尤其是单个国家的入盟进程与前景进行了探讨。其中，孔田平的《欧盟的东南欧战略与“东南欧”的欧洲化》一文对东南欧与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及困境进行了有力的阐释和论述。

相比来说，国内学术界对巴尔干地区合作本身给予了较多关注，并集中在《东南欧稳定公约》上，如李丹琳的《东南欧政治生态论析：冷战后地区冲突的起源和地区稳定机制的建立》和《〈东南欧稳定公约〉——新区域主义的一个积极尝试》、童天齐的《〈东南欧稳定公约〉及其实施前景》、郭永斌的《巴尔干地区的“新马歇尔计划”—— 〈东南欧稳定公约〉评析》，等等。客观地讲，这些论著对《东南欧稳定公约》的产生、发展及其地区主义的解释有可取之处，但仍缺乏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解释高度。另外，有学者对“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给予了一定关注，但也多是梳理和介绍性的论著，如陈广嗣的《中欧自由贸易区》、聂元贞的《论中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和《“CEFTA”的运行特征、取向与进程》；贾瑞霞的《中东欧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转型》一书第四章对“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专门介绍和论述。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开始尝试在欧盟扩大背景下对巴尔干地区合作进行历史和理论分析。不过，总的看来，国内尚没有学者对巴尔干地区合作进行整体研究，这既没有关照到冷战结束以来巴尔干地区合作的现实，又与国内学者注重其他区域性或次区域性合作，如东亚合作、东盟合作、拉美地区合作、海湾地区合作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对照背后显现的是中国国内巴尔干研究的滞后与不足。仅从研究力量上便可见一斑，至今国内没有一家专门的巴尔干研究机构、一份巴尔干研究刊物。

反观国外学界，巴尔干研究或东南欧研究一直得到重视和关注。从研究机构以及学术期刊的设立便可见一斑。比如，希腊、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等国家都建立了巴尔干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希腊还设有巴尔干国家间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Balkan Relations）和东南欧研究中心（The South-East European Research Centre），斯洛文尼亚则有中东和巴尔干国际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iddle-East and Balkan Studies），波黑建立了巴尔干解决冲突、责任与和解研究所（Balkan Institute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Responsibility and Reconciliation）。巴尔干域外也有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如英国的拜伦勋爵巴尔干问题研究基金会（The Lord Byron Foundation for Balkan Studies）和伦敦大学巴尔干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Balkans），加拿大的巴尔干和平中心（The Centre for Peace in the Balkans），德国的东欧和东南欧研究所（Institut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an Studies），以及匈牙利的巴尔干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Balkan Studies），等等。这些研究机构出版发行了一些相关的学术期刊，如《巴尔干研究》（Balkan Studies）、《巴尔干》（Balcanica）、《巴尔干评论》（The Balkan Review）、《东南欧研究》（The Journal Southeastern Europe）、《巴尔干与近东研究》（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东南欧与黑海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东南欧国际关系研究季刊》（South-East Europ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Quarterly）、《东南欧政治与社会》（Southeast Europe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原文是Südosteuropa.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东南欧政治学》（Southeast European Politics）以及《东南欧经济学》（South-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s），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学术领域，巴尔干与东南欧的提法几乎得到了同等程度的使用。

与中国学术界相同的是，和关于巴尔干冲突与战争的研究相比，国外学界对巴尔干联合与合作的研究也显得相对薄弱，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前。希腊学者路吉阿诺斯·哈西奥提斯（Loukianos Hassiotis）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资料的缺乏与思想认识的偏差，其中后者最为重要，表现为巴尔干各国历史学家们过于注重对本国或本民族的发展以及巴尔干持续冲突的历史的研究，进而给人们造成误解。

随着过去十多年来巴尔干地区合作与融入欧洲实践的推进，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渐渐出现。但是，研究成果仍然有限。正如保加利亚学者迪米塔尔·贝切夫（Dimitar Bechev）指出的那样，巴尔干地区合作很少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尽管它与其他巴尔干问题相比在学术上显得更重要。而且，相关的研究也主要选取了欧盟的视角，以巴尔干地区为维度的研究直到近些年来才陆续出现。这一点仍不难理解，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落后区域国家的政治精英将重点放在“追/赶”发达国家上，知识精英则往往将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系置于欧美经验之上。直到近年来，本土的思维方式、区域的解释路径才有所崭露，越来越多巴尔干国家的学者开始关注区域内部的互动以及区域与欧盟的互动研究，逐渐体现出他们较强的本体意识和学术自觉意识。

因此，有关的学术成果也应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第一，从欧盟出发研究巴尔干地区合作、一体化的成果比较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在著作方面，依时间顺序，英国学者亚当·费根（Adam Fagan）的《欧洲的巴尔干困境：通往公民社会还是国家建设？》一书重点对欧盟在塞尔维亚、波黑和科索沃的援助与介入进行了讨论，在提出这些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时也对它们存在的一些问题表示了担忧。英国学者玛丽·巴尼夫（Máire Braniff）的《整合巴尔干：冲突解决与欧盟扩大的影响》一书集中探讨了欧盟对巴尔干地区的整合及其影响，考察了欧盟在巴尔干区域冲突解决中的重要作用。英国学者安德鲁·泰勒（Andrew Taylor）等人合著的《欧盟与东南欧：欧洲化与多层治理的动力》一书从治理的视角讨论了欧盟对于东南欧国家欧洲化的影响。意大利学者阿罗尔达·艾巴辛尼（Arolda Elbasani）主编的《欧洲一体化与西巴尔干国家转型》一书从欧洲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视角对欧盟与西巴尔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既有理论考察——包括入盟“条件性”和“国家性”的分析，也有国别讨论——包括统一国家（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及对有争议国家（科索沃和波黑）的讨论，还有案例研究——对稳定联系进程在欧盟扩大进程中作用的研究。最后要提到的是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东南欧新视角》丛书，多数著作都是从一个领域出发来讨论东南欧国家与欧盟的关系，如《西巴尔干国家欧洲化：波黑和塞尔维亚的环境治理》、《后南斯拉夫国家的外交政策：从南斯拉夫到欧洲》、《后社会主义巴尔干国家的政治精英与分权改革》、《公民社会与西巴尔干国家转型》、《东南欧国家的医疗改革》和《极端紧缩的政治学：欧债危机中的希腊》等。论文则比较多，不作列举。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迪米塔尔·贝切夫的《胡萝卜、大棒与规范：欧盟与东南欧地区合作》，该文探讨了欧盟使用“硬”和“软”规范推动东南欧地区合作及其融入欧洲进程的情况。

此外，单独就巴尔干地区合作进行研究的成果也非常多。两位希腊学者帕纳约提斯·格蒂米斯（Panayiotis Getimis）和格里戈里斯·卡夫卡拉斯（Grigoris Kafkalas）共同主编的《防止东南欧分裂：空间发展趋势与一体化潜能》一书，对东南欧地区历史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当前地区发展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一位在科索沃公共政策分析研究中心工作的学者详细讨论了地区合作政策作为欧洲化动力的工具价值及其在西巴尔干国家的实践效果。而其他关于《东南欧稳定公约》（地区合作委员会）和稳定联系进程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第二，以巴尔干地区为本体的研究直到近些年才渐渐兴起，特别是在一些中东欧国家相继加入欧盟以后，巴尔干国家学者的本体意识和学术自觉意识逐渐加强，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

在21世纪初及更早一些时候，学者们主要从（新）功能主义视角来讨论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一方面，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推动了巴尔干地区合作；另一方面，外部力量包括欧盟与其他国际组织导引了巴尔干地区合作。这方面的优秀成果是希腊学者迪米特里·索提奥坡罗斯（Dimitri A. Sotiropoulos）和萨纳斯·弗雷米斯（Thanos Veremis）共同主编的《东南欧地区注定走向动荡？地区的视角》，该书集结了一批东南欧国家学者的相关研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为避免政治上陷入孤立和提高促进经济稳定与社会凝聚力的机会，东南欧国家应该重新建构并关注他们的政策以表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求东南欧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融入欧洲一体化，同时在地区层次上加强彼此的合作。当然，外部援助和与区域外行为体的互动也不可缺少。同时，该书还试图通过阐明这些观点，让更多的学者以及国际社会尤其是政策制定者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东南欧的发展。此后，从功能主义进行讨论的成果仍有不少。由德国学者谢丽尔·克罗斯（Sharyl Cross）、黑山大西洋理事会主席萨沃·肯泰拉（Savo Kentera）、萨格勒布大学教授、克罗地亚大西洋理事会主席拉多万·武卡迪诺维奇（Radovan Vukadinovic）和美国学者克雷格·内申（Craig Nation）共同主编的《建构21世纪东南欧安全共同体：信任、合作与一体化》一书从安全（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出发，运用新功能主义路径讨论了东南欧国家建构安全共同体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性。另外，阿尔巴尼亚学者德丽娜·茜茜（Delina Cici）关于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及其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实践研究值得介绍，她以阿尔巴尼亚为案例，充分讨论了欧洲化背景下阿尔巴尼亚在地区合作政策上取得的进步与不足，进而管窥整个西巴尔干地区的情况。

然而，从内外两个方面对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进行解释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因为这种解释降低了相互依赖中角色的主体地位，当观察地区架构产生、机制化和扩展的时候更是遭到了怀疑。更加不足的是，巴尔干地区过去20多年的发展同功能主义和地区主义共同促成的合作、繁荣局面不相符合。换句话说，如果巴尔干国家理性地追求福利而不是在认同政治上出现问题，后冷战时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地区应该是合作压倒冲突的局面。

为了更好地解释上述现象，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引入认同（身份）政治来进行研究。保加利亚学者迪米塔尔·贝切夫的《建构东南欧：巴尔干地区合作的政治学》一书就是这种尝试的代表作。贝切夫认为，除了相互依赖和外部推动外，还应引入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的概念对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进行讨论。因此，贝切夫摒弃了功能主义和观念意识的两分法，认为物资刺激（material incentive）和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都是推进巴尔干地区合作的重要因素。由此，他指出，巴尔干地区合作不仅仅得益于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善意（well-meaning），而且也有地区自身的价值，即认同政治与友好合作是协调的。保加利亚另一位学者盖甘娜·努切娃（Gergana Noutcheva）的《欧洲对外政策与巴尔干国家入盟的挑战：条件性、合法性与适应性》一书也是较新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引入认知—反应模式，将巴尔干国家对待入盟的态度与反应分为认同、部分认同以及抵抗三个层面，对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来自科索沃、塞尔维亚、波黑、保加利亚、马其顿、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学者共同撰写了《巴尔干和平心理学》一书，取乐观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折中手法，通过分析学校教育、艺术、媒体、民族符号及其他文化标识等具有认同成分的要素来讨论巴尔干地区的暴力消除与和平建构。而一位毕业于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大学的学者以共同利益作为分析框架，讨论了西巴尔干国家的地区合作进程及成效，特别分析了《东南欧稳定公约》的作用，以及西巴尔干国家如何通过加强地区运输网络构建进而整合到跨欧洲运输网络中。

此外，还有学者从巴尔干“地区认同”（regional identity）、“地区自主”（regionally owned）、“地区所有权”（regional ownership）对地区与外部的互动进行了探讨。其中，托多罗娃关于历史遗产之于巴尔干性（balkanness）的意义以及巴尔干国家入盟与认同转型的分析值得思考。托多罗娃在1997年出版的《想象的巴尔干》一书中提出了“巴尔干主义”（balkanism）的概念。她将“巴尔干主义”与爱德华·萨义德诠释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不是后者的亚类别或者说是东方主义在巴尔干的变种。与东方主义不同，巴尔干主义有明确的历史与地理边界，没有殖民主义历史，有着确定的叙事本体而不仅仅具有隐喻功能。在此基础上，托多罗娃试图找到一个独特的巴尔干叙事逻辑与框架。在她看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是巴尔干性（balkanness）的显著特征，它是巴尔干民族主义的重要基石，它的消失就是巴尔干国家的全部欧洲化。一定意义上说，托多罗娃对巴尔干的“想象”就是建立在奥斯曼遗产之上的，而她认为巴尔干性的销蚀即是欧洲化的加强。这种关于巴尔干与欧洲关系的分析逻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身份、认同往往来源并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当中。托多罗娃把当前巴尔干国家的变化与该地区的历史遗产联系起来，并着重强调后者的重要性。循着这种逻辑，托多罗娃在2004年主编的《巴尔干认同：国家与记忆》一书中指出，巴尔干国家正经历一场巨大的身份与认同转型，需要注意的是，该地区几乎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巴尔干认同”（Balkan Identity），而多以巴尔干各国的国家认同或者民族认同出现。该书的其他作者（主要是巴尔干国家的学者）也多从巴尔干国家如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层面来讨论国家的历史记忆与认同的关系。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对于分析历史上巴尔干联合运动的失败以及时下巴尔干国家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的张力及其对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化进程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除了托多罗娃以外，来自巴尔干国家的其他学者也对巴尔干性进行了阐释。塞尔维亚学者杜尚·比杰利奇（Dušan I. Bjelić）和奥布拉德·萨维奇（Obrad Savić）是突出的代表。他们共同主编的《作为隐喻的巴尔干：介于全球化与碎片化之间》一书汇集了十多位主要来自巴尔干国家的学者对“巴尔干主义”、“巴尔干认同”等问题的思考。这些作者沿用了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表述逻辑来解析巴尔干主义，但和托多罗娃一样并不认为巴尔干主义是东方主义的亚类别。与东方主义的被动表述不同，巴尔干主义还包括主观互动的过程。有趣的是，这些作者运用的分析工具恰恰是西方学者创立的，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和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等等。即便如此，从这些学者的阐释中能清晰看到他们对巴尔干区域进程的本体思考，对于理解巴尔干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有益启发。

四 研究思路与本书结构安排

对于想致力于学术研究或刚刚“登堂入室”的青年学者来说，研究方法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著名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曾言：“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无怪乎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在学术研究中，我是不折不扣的一名新兵，理应首先熟练掌握研究方法。然而，就我自己的方法训练以及关注到的一些著作的方法介绍来说，总觉得存在“两张皮现象”，这一部分显得关联性很弱。一方面，我自己的研究方法训练不精，常难灵活运用于写作的字里行间，方法与知识之间有所脱节；另一方面，不少业内著作常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等为研究方法开篇，并接“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及本专业领域的一些方法进行介绍，就此结束，是为研究方法一节，至于如何体现在写作中则交给读者朋友们自己来体悟，不免有自说自话之嫌。

由于突破不了上述困境，本书也索性决定不列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的缺失无疑是学术研究的破绽，正如方法论之于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性一样，研究方法也是一本著作的构思基石。作为弥补和突出学术研究的合理性，交代本书的研究思路必不可少。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前面提出巴尔干基本问题及对国外研究进行评述时，实际上本书的研究思路与路径已经有所显露。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在分述地区合作和巴尔干国家欧洲化的同时，讨论两者之间的相互性。虽然这两类实践主要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事情，但它们均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历史的因素极其显著，结合欧洲的发展来说则具有大历史的背景和含义。同时，无论是区域合作还是一体化实践，西欧国家都是先行者，它们在相关实践中享有话语权，而在它们主导的一体化实践中，新入者的自主精神和反应话语也值得重视，这种平衡是突破西欧中心主义的一种尝试，也是在历史实践中尊重本土性的应有之义。于是，本书在叙述和讨论时尤其注重平衡性和双向性，尽可能引用巴尔干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大历史”和“本土性”的导引下，希望能较为客观地还原巴尔干区域进行的社会历史实践。

具体到地区合作，所谓的新地区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对区域合作实践进行到当下的一个自然的内容延伸，它强调了全球化的新发展，突出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叙述。在对巴尔干地区合作的研究中，本书尽可能在形式上做到全面，从政府间合作机制与非政府间合作机制两大类加以叙述，同时结合功能领域，对这一合作实践给巴尔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方面带来的影响给予分析。在欧洲一体化层面，本书特别注重从欧盟到候选国/对象国及候选国/对象国到欧盟的双向视角，考察巴尔干国家欧洲化的进度及其实践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深远影响。在此过程中，巴尔干各国不同的国家性特征呈现，既反映不同国家转型的程度差异，也体现它们在国家认同与欧盟认同中所存在的张力。

在结构安排上，本书第一章从大历史、长时段视角考察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国家演变，为讨论现实的巴尔干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实践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文章首先梳理了巴尔干主要民族的历史演进和国家化的历程，其次对近代39以来巴尔干地区出现的各种联合思想与实践尝试进行总结，最后基于历史遗产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演进对巴尔干的地理政治变迁做一说明。第二章重点讨论巴尔干地区合作实践。首先回顾的是冷战期间的巴尔干地区合作，其次分政府间合作机制与非政府间合作机制对巴尔干地区安排进行介绍和叙述，最后从新地区主义视角对巴尔干地区合作进行评估。接下来的两章集中考察巴尔干国家欧洲化的进程与影响。第三章从希腊入盟开始谈起，逐次叙述巴尔干国家入盟的不同进程，并分析入盟“条件性”战略的变动及其背后的考量。这是从欧盟向候选国/对象国自上而下的解读。第四章对巴尔干国家的欧洲化进程进行评估。首先考察巴尔干国家政府与民众对待入盟态度的差异及其变化，其次对克罗地亚之后的其他西巴尔干国家入盟前景进行评述，最后以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为例分析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与合作对欧盟政策的塑造。这是从候选国/对象国向欧盟自下而上的解读。第五章重点从身份认同与国家性的角度讨论巴尔干与欧洲的关联，分析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化与欧洲化的双向运动，阐释巴尔干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建构问题。显然，无论是区域内国家关系的发展还是加入欧盟，身份认同与国家性问题均居首位。结语部分以一战结束100周年为楔子，客观评述巴尔干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所发生的进步变化，理性回应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及巴尔干国家所遇到的困难。而要对欧洲历史上这个伟大的事业进行深入讨论，自然还有相当多有价值的问题尚未涉猎，文中一一列出，以便于后续跟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