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背景

第1章 宏观经济分析

1.1 2016年经济运行主要特征

1.1.1 弱平衡格局

习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对2016年初的经济形势做了高度概括，即“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赢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但是，通过推进供给侧改革，配合需求管理，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已由“四降一升”向“一平三升一降”转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平稳。2016年前三季度GDP增长了6.7%，增速保持“L”形；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稳定在6%以上；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16年前9个月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9月调查31个大城市城镇失业率已经低于5%。

（2）工业品价格从底部回升。2016年3～10月的8个月中，只有6月PPI环比呈现负增长，其他7个月均为正增长。PPI环比正增长的态势，拉动PPI同比从2015年12月的－5.9%连续回升，到2016年9月，PPI升至0.1%，结束了连续54个月的负增长，10月PPI值进一步回升至1.2%。这表明，工业部门结构性通货紧缩预期被扭转。

（3）实体企业赢利回升。2016年1～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连续9个月呈正增长，累计利润总额同比增长8.4%，比2015年同期提高10.1个百分点。

（4）财政收入结构性回升。地方政府得益于其卖地，收入有所增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比2015年有明显改善。2016年1～10月，全国政府性累计基金收入为33685亿元，同比增长12.3%。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为3576亿元，同比增长7.2%；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3010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26546亿元，同比增长15.2%，增幅比2015年同期高47.4%。

（5）经济风险点转移，风险发生概率略有下降。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回升、居民部门加杠杆，基本稳住了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赢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的势头被扭转，外汇储备下降速度减缓，经济风险有所降低。

中国经济从2015年下半年“四降一升”下行预期向“一平三升一降”的转变，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新的弱平衡格局，积极因素增多，主要风险点有所转移。

1.1.2 改革效果继续显现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短期核心目标的供给侧改革，改善了社会预期，促进经济“四降一升”下行预期向“一平三升一降”的格局转变，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继续去产能，工业产品持续去库存。2016年4～9月，工业产品库存已连续六个月同比出现负增长，这是2009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9月工业品库存量同比降低0.8个百分点。

（2）工业企业去杠杆。2016年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56.25%，比2015年同期回落0.6个百分点。

（3）房地产去库存。房地产库存量持续下降，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8个月减少，2016年1～10月累计减少了4409万平方米（见图1－1）。

（4）工业企业降成本主要体现在利息支出降低。2016年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比2015年同期减少0.215元，主营业务成本降低收效甚微。利息支出从2015年9月以来连续14个月持续降低，2016年1～10月累计利息支出同比降低8.2%，受此影响，财务费用也从2016年1月开始连续10个月降低，1～10月累计财务费用同比降低6.1%。

（5）补短板与稳增长相结合，效果显著。2016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始终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达83245亿元，增长了19.4%，增速虽比1～8月回落0.3个百分点，但比全部投资增速高11.2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9.5%，比2015年同期高1.8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4个百分点，比2015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为全部投资增速企稳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均呈高速增长。2016年前三季度，中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23.6%，占全部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为22.5%，比2015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32.7%，占全部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为35.6%，比2015年同期高7.8个百分点。

1.1.3 发展动能转换

在创新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新经济在我国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均保持较快增长，新动能、新产品加快蓄积。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传统经济下滑产生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对冲作用，减少了我国国民经济下行的压力。可以预期的是，新经济对未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将产生更加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济结构继续调整优化。具有工业增加值的行业结构继续优化，出口形势有所改善，采矿业降幅收窄，消费品制造业增速有所加快。投资结构有所优化，第三产业投资仍保持两位数增长，虽然三次产业投资增速均有所降低，但第三产业降幅远低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工业投资结构继续优化，制造业当月投资增速继续回升，工业技改投资持续向好。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2016年以来工业技改投资增势良好，加快了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步伐。

实体经济呈现从底部回升迹象。自2016年7月以来，一致指数同比涨幅继续呈现低位反弹趋势，10月份同比涨幅继续回升。构成一致指数的23个分项指标（经过季节调整）中，工业增加值、商品房销售面积、铁路客运量、实际出口额、汽车产量同比涨幅基本持平；实际商品零售额、全国电力消费、铁路货运量、原油加工量、乙烯产量、玻璃产量、钢铁产量、轮胎产量等同比涨幅回升；实际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在建面积、存货、水泥同比增幅缩小（见图1－4）。

1.1.4 超预期反映结构性矛盾

2016年经济运行出现三个超预期现象。一是房地产市场超预期，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但部分地区房价上涨过快，结构性矛盾突出。2016年1～8月，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房地产消费的政策，房地产市场通过销售增长带动房价上涨，进而带动房地产投资、开工面积、土地购置面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加，对稳定投资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一些热点城市房价上涨了20%～40%，土地价格攀升更快。随着10月热点城市和地区加强房地产调控，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三、四线城市仍处于库存积压、房价增速低迷状态。

二是民间投资增速放缓超预期，加大了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2016年1～10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仅为2.9%，增速比2015年回落7.3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2%左右，比2015年同期降低3个百分点左右，也拉低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三是PPI同比增幅由负转正，对上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产生不同影响。2016年PPI环比呈正增长的态势，拉动PPI同比指标从2015年12月的－5.9%连续回升，2016年9月PPI同比涨幅回升至0.1%，结束了持续长达54个月的负增长。PPI由负转正，对增加中上游企业利润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并未使下游企业和终端消费者的福利改善，而且，PPI回升可能会加大通胀压力。

1.22017年需要关注的问题

1.2.1 国际背景：发达经济体的保守主义倾向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一直深陷结构性矛盾，经济改革迟滞，经济复苏缓慢，保守主义倾向抬头。首先，西方反全球化思潮表现得越发明显，这可能会遏制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一些国家甚至还可能出现“逆全球化”现象。英国脱欧意味着英国民粹主义思潮和极右翼政治势力再次抬头，并可能鼓励法德及其他欧洲国家效法。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标志着特朗普—桑德斯孤立主义潮流的强劲凸显。人们注意到，英国脱欧运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遥相呼应，在民主外衣下形成一股“反精英、反体制、反融合”的潮流。其次，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蔓延和反全球化、反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力的抬头，将使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在脱欧和右翼势力的双重阴影笼罩下，欧盟各成员国对移民政策的分歧会增大，欧美发达国家在未来可能会收紧移民政策。最后，民粹主义也会和贸易保护主义协同兴起。未来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定或将受此影响并面临僵局，自由投资和自由贸易理念将在未来遇到更大的挑战。

1.2.2 美国通胀或回升，利率上行和美元汇率走强

在竞选过程中，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开列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药方”。我们目前还无法预知新总统上台之后是否会真的全盘“照单抓药”，但其中透露出的政策方向调整值得高度关注。我们认为，一旦美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美国的通胀水平有可能会被推升。①遣返移民将提高服务成本。特朗普信誓旦旦要遣返美国境内的1100万名无证移民。多年来，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为美国提供了大量廉价服务，其价格通常比白人正式工提供的同样服务便宜一半以上，因此，一旦遣返成为现实，白人提供的服务价格也会上涨；②特朗普拟将美国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由七档简化成12%、25%和33%这三档，这有助于增加消费支出；③大规模基建肯定会增加对工业原料的需求，推动商品价格上涨；④贸易保护将减少对中国、墨西哥等国便宜商品的进口，导致美国国内的消费价格上升。

财政政策一旦推升通胀，货币政策收紧、加息预期升温，便是顺理成章的结果。目前来看，2016年12月加息几成定局，未来看，虽然长期快速加息的实体经济基础尚未形成，但2017年再有1～2次缓步加息的概率上升。美国开始加息，必然导致美元走强，全球的资金也会持续回流美国，这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资金持续流失。

值得关注的是，美元升值的影响并非一个方面：美元若持续升值，其紧扣价格将缓慢下降，这又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这个抑制效果同前述推升效果混合在一起，其综合结果较难准确预判，然而，可以预计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可能重新上升；一旦接近新的临界点，又会引致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结果。

1.2.3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疲弱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继续总体疲软。根据IMF《全球经济展望（2016年10月）》的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1%, 2017年将增长3.4%。虽然IMF维持其2016年7月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但是下调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估值。

发达经济体增速依然缓慢，IMF预估，2016年和2017年发达经济体增速分别为1.6%和1.8%。预计美国2016年增长1.6%，比2015年低1%, 2017年增速将提升至1.8%。随着美国资产负债表的改善，其财政拖累得以解决，房地产市场出现好转，国内需求将持续得到满足，预计上述因素能够抵销美元走强、制造业疲软造成的净出口下降。欧元区增长持续放缓，2016年和2017年预计分别增长1.7%和1.5%，未来欧元区国家投资低迷、失业高企、资产负债表薄弱，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和通胀均弱于预期，这特别反映出私人消费大幅下滑这一特点。预计2016年和2017年增速将维持在0.5%和0.6%。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将保持温和增长，2016年和2017年增速预计为4.2%和4.6%。其中，中国经济受再平衡调整的影响增长将放缓；受国内经济困境和石油价格下跌影响，巴西、俄罗斯等已处于经济困境的国家仍将面临经济衰退，预计两国2016年增速为－3.3%和－0.8%, 2017年两国经济增速会有所恢复，但仍将维持在0.5%和1.1%左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度经济将普遍继续保持强劲增长，IMF预计印度2016年和2017年将维持7.6%左右的增长率。IMF认为中国2016年和2017年经济增速分别为6.6%和6.2%。

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日趋加剧。首先，英国投票退出欧盟的影响仍有待充分显现，预计未来将导致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强化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其次，持续的金融市场动荡和全球避险情绪的上升可能带来严重的宏观经济影响，尤其是会导致脆弱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压力加剧。最后，新兴市场国家仍需实施大幅度的财政调整，尤其需要警惕财政风险向金融部门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状态并不稳固，与之相伴的是其国内风险的加剧，尤其是这些国家会继续依赖信贷驱动经济增长，最终会导致破坏性调整的风险增大。具体而言，巴西的消费者和商业信心似乎已经触底反弹，然而，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给经济前景蒙上阴影。石油价格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经济困境，预计其2016年GDP的下降幅度有所缩小，但鉴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瓶颈以及制裁对生产率和投资的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暗淡。

1.2.4 我国进出口局势难有大改观

2016年1～9月，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分别为－7.5%和－8.2%，按出口总量计算，出口累计增长率为－8%。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环境仍会受到以下因素制约：①外需持续低迷、传统竞争优势减弱、部分主要市场国家的货币兑美元大幅度贬值，导致我国出口增长放缓；②我国工业增速下滑导致对大宗商品需求持续疲弱，铁矿石、钢材、成品油等进口量累计同比增速从底部回升，但还不能扭转进口增速下滑的趋势；③美国新总统极有可能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可能受到控制；④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呈贬值走势，但是，外需疲弱将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速，预计2017年，中国一般贸易环比仍呈下滑趋势；⑤进口方面，上游企业的补库行为可能带动进口的环比和同比的进一步改善。大宗金属矿产品进口量和价格双双上涨，原油价格上涨，都会带动进口额同比上涨。上述种种因素，可使中国的贸易顺差收窄。

1.2.5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明显

2016年实体经济略有回暖，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回升，动力主要来自PPI的回升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以及由财政支持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速的提高（20%）。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存在下行压力，尚未出现回升苗头。对于一直以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的中国而言，投资大幅下降是导致其经济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之一。2016年8月以后，部分与投资相关的先行指标并未好转，未来投资增长仍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2016年1～10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名义增长2.9%。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大约为61%，比2015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②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继续放缓。2016年1～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达16873万平方米，较2015年同期下降5.5%。对房地产市场采取的新调控政策预计将在2017年抑制房地产投资增速；③后续基建投资继续保持20%以上增速的可持续性存疑。2016年1～10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9.4%，增速比1～8月减缓0.4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约为19%，比2015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为全部投资增速回稳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是，基建投资有周期长、回报率低、现金流不充沛等特点，这决定了基建投资长期维持20%以上的增速不可持续；④2016年第一季度，新开工项目数量和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大幅增长，此后已开始回落，可以预见的是新开工项目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将减弱。

1.2.6 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差异增大

尽管2016年全国总体经济短期企稳，但不容忽视的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2015年初开始的局部地区的增长塌陷，已经持续了一年零九个月。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增长速度差异。2016年上半年，辽宁、山西、黑龙江、河北和云南五省GDP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辽宁为负增长）；而贵州、重庆和西藏三省份GDP增速均超过10%。各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局面进一步凸显。②部分地区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塌陷。2016年1～9月，辽宁、上海、山西、黑龙江、云南、北京、海南、新疆、河北、甘肃十省市工业增加值累计涨幅低于全国水平，其中辽宁、上海、山西涨幅分别为－11.1%、－1.5%和－0.1%；黑龙江、云南、北京、海南、新疆、河北、甘肃七省市虽为正增长，但涨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塌陷。从2016年1～9月累计数据来看，辽宁、北京、黑龙江、上海、新疆五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低于全国，其中，辽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3.5%，北京、黑龙江、上海、新疆累计增幅分别为5.6%、5.6%、6.4%和7.4%。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安徽、江西、贵州、重庆、西藏分别高达8.7%、9.1%、9.9%、10.4%和12.3%。④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差异进一步凸显。一、二线城市房价相对其居民收入而言处于偏高水平；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库存偏高，这反映出我国房地产市场“总量放缓、区域分化”的阶段性新发展特征；在经济下滑背景下，房价上涨更多表现为货币现象，表现为货币供给增幅较大、利率水平较低以及信贷杠杆率偏高，这刺激了人们的购房需求，而地方政府土地供给节奏较慢则为房价上涨添加了动力。房价暴涨，恶化了财富分配，增加了社会投机气氛，抑制了企业创新积极性，提高了社会生产生活成本。⑤就业市场出现结构性差异。从整体上看，2016年前三季度城镇就业局面良好，但重点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1%左右的水平。

随着部分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推进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新的结构性问题。第一，调查失业率看似乐观，但这在一定程度上由农村外出人员返乡造成，这种与隐性失业类似的现象在当前的统计体系中难以显示出来。同时，近期劳动力供给增速的下降，也给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新的隐患。这种状况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的调查失业率处于较低位的乐观水平，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消减速度快于岗位消失的速度。由此造成的失业率下降现象，并非中国经济的福音。第二，城镇就业状况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差距。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调研，就业形势较好的地区主要为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失业率在过去一年中大致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而辽宁、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等地就业情势则比较严峻，部分城市失业率的估算值达到6.5%以上，远高于统计局发布的重点城市平均值。第三，在就业的产业分布方面，服务业和新经济等领域的就业所占比例相对于工业继续提升，一定程度显示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的趋势。潜在问题是，服务业相对就业比重的提升，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程度不够，不少地区服务业地位的凸显并非服务业本身提质增量的主动发展结果，而是制造业比较优势过快丧失，因而将服务业被动地突出出来。此外，房地产相关行业（如建筑、中介服务等）及基建领域在当前吸纳了大量就业，这些行业是否健康稳定，会直接传导至劳动力市场。第四，目前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特别对中等以及中等以下技能水平劳动者的需求较强。这固然提高了中等及中等以下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却不利于他们做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从更长远和全局的观点看，不利于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1.2.7 财政政策刺激的难度加大

在经济下行趋势中，基建投资往往是我国稳增长的主要抓手。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启动大规模的基建项目，为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差额累计值看，2015年到9月才出现财政收支逆差，2016年提前到6月就出现财政收支逆差。2016年1～9月，全国财政收支逆差为14556.3亿元，比2015年同期增加了8306.2亿元。其中9月单月财政收支逆差达8614.3亿元，大约占前三季度逆差的60%，这说明9月的财政支持力度空前提高。因10月财政收支出现了3540亿元盈余，冲抵前9个月的收支逆差后，1～10月收支逆差降为11016.3亿元。这里提供的是一般公共预算的财政收支差额，没有包括财政贴息的开发银行和农发行的专项建设基金的准财政利息支出。这意味着，如果延续当前的稳增长路径，未来可能需要更大的财政投入，因此，对于财政赤字扩大和政府债务规模上升，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非政府部门方面，举凡房地产市场的趋向、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PPP的进展、工业企业赢利状况、全社会投资意愿、固定资产投资、社会融资的发展等，均未能呈现较强的支撑经济上行的趋势，所以，财政赤字扩大的作用至多只能对冲收入下行和居民按揭贷款下降，难以指望对经济形成额外带动。

1.2.8 房地产市场的负面影响

2016年房地产市场超预期发展，对稳定当年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可能在2017年出现。

首先，信贷资金过多流向居民按揭贷款，居民部门加杠杆迅速。2016年4～8月，新增居民户中长期贷款每个月都高于新增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中长期贷款，到2016年6月以后，年度累计新增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占中长期贷款的比重首次超过50%，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房贷快速增长，居民债务率和杠杆率也快速攀升，居民部门债务率（居民部门存量债务/GDP）从2015年的17.1%骤升至2016年上半年的40%，存量房贷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15%飙升至2016年上半年的24%。尽管杠杆率和债务率仍明显低于2007年“次贷”危机前美国居民部门的水平，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楼市顶峰时日本的水平，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已处于中高水平。新增居民户中长期贷款主要流向核心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致使局部城市资产泡沫风险上升。

其次，房地产市场调控对投资和银行赢利都会产生负面影响。2016年前三季度，随着新的因城而异的调控政策出台，房地产市场总体处于回落态势。2016年10月，部分城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商品房销售步伐放缓，土地成交面积趋低，最终将拖累房屋新开工，导致房地产投资下行。2016年，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有所上升，2016年6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1.437万亿元，比2015年同期增加31%。虽然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只有1.75%，但是对于不良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比例双双升高的趋势需要保持警惕。房地产调控导致的房价回落以及房地产销售趋冷，对于银行的赢利和不良资产均会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房地产调控限制货币信贷扩张速度使得实现M2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的目标难度加大。2016年M1增速大大超过M2增速，这会提高M1比重，降低货币乘数。同时，外汇储备的减少将限制基础货币的扩张步调。

1.2.9 资本外流压力和人民币贬值预期

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的资金流出压力和人民币贬值预期均可能上升。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美联储在年内加息的概率提高，2017年延续加息趋势可期。虽然加息步调可能比较缓慢，但相较国内利率的下行压力与全球的低利率或负利率困局，美元独自走强可能是一个趋势。这显然会对中国的资本项目管理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压力。

其次，2016年前三季度外汇储备下降幅度大幅低于2015年同期，2016年1～9月，外汇储备累计减少1639.8亿美元，而2015年同期外汇储备减少3289亿美元，主要原因是2016年加强资本流出管制，同时通过房地产市场吸纳了部分资金。第四季度如果房地产价格回落，资金流出的压力将加大。10月外汇储备减少457亿美元，比9月多减少了269亿美元。

最后，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加速贬值，截至2016年11月24日，已突破6.9元/美元。2017年IMF对人民币汇率管制措施将进行更严格的评估，继续施行资本项目管制的难度大大增加。

1.2.10 供给侧改革任重道远

2016年实施“三去一降一补”效果初显，但仍然需要继续推进。

首先，钢铁生产量在4月和5月有所反弹，与这两个月钢材价格反弹有关，相关企业借价格反弹之机又恢复了产能，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其次，去杠杆仍待坚持。总体上分析，中国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并不算太高，但是，结构上，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偏高，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出现“野蛮生长”态势，增添了债务风险。因此，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减少对需求管理的依赖，在发展中消化杠杆率，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成为我们的长期任务。

最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被强调并有部署，但总体来说，执行情况不甚理想。特别是，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主要还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推动，企业的作用和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都明显不够。我们认为，若无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若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必难以达成既定目标。

1.32017年预测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市场需求仍然偏弱，2016年形成的弱平衡格局很容易在2017年被打破。因此，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将仍围绕供给侧改革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双重目标而展开；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难度可能进一步增大。

我们对2017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预测如下。

1．基准假设

外生变量

（1）美元指数保持100左右波动，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强势美元有损美国出口和通胀前景。欧元区、日本不出现“黑天鹅事件”。

（2）美国美联储2017年第四季度加息1次。

（3）油价维持相对低位。原油价格在第三季度已从低点回升至50美元左右，假设2017年纽约原油价格维持在50美元/桶左右，与IMF的预估一致。

政策变量

（1）2017年人民币利率稳定，人民币兑美元双向波动幅度加大，人民币走软至7.0元/美元左右。

（2）2017年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扩大至2.3万亿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继续保持在3%左右。

主要预测结果

在上述基准假设下，通过模型计算，预计2017年CPI上涨2.2%左右，PPI可增长2.4%，经济增长6.5%左右，消费品零售增幅为10.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幅8.0%左右，房地产投资增长4.4%, M2货币余额和信贷分别增长12.5%和12.8%左右。（见表1－1）。

1.4 对策建议

1.4.1 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2016年，通过非常规的杠杆转移措施和基建投资措施避免了固定资产投资像民间投资一样呈断崖式下跌，维持了经济稳定增长，但是，总体而言，金融与实体部门仍处于弱平衡格局。鉴于这种弱平衡格局具有的脆弱性，2017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应当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稳”，就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重点防止经济增速下行突破底线，做好托底政策；“进”，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创造新供给和新需求，建立适应新要素供给特点的经济运行体制机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1.4.2 把握改革与稳增长的平衡

有效协调稳增长与促改革两大目标，将成为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挑战。毫无疑问，“十三五”期间，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为保证改革顺利推进，需要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稳增长任务艰巨。对宏观经济加强预调微调，注重相机调控，需要更好协调稳增长和促改革两个目标。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两者将成为宏观调控在战术层面的交互主题。

从根本上说，稳定经济增速的目的是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是为改革服务的。应当认识到，在长期意义上，改革自身也是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虽然其效果难以立竿见影，但对于增强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和国际产业竞争力而言，却是治本之道。我们认为，从长远计，并考虑到中国所处的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必须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主线地位；只要经济增长形势没有危及改革的顺利推进，能保证各项改革措施完整落地，就应被置于优先地位。

加大改革力度，协调推进改革应做到：①预防部门短视，严格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系统部署，扎实深入推进各项改革；②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衔接性，应防止改革不同步甚至相互掣肘的情况；③统筹研究各地区、各部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改革中的角色和定位，落实主体责任；④引入严格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以科学的态度客观评价各项改革的阶段性成果，特别要突出各项改革成绩的成因、各项改革成绩间的交互性、当前各项具体行动对改革大局的影响等方面，客观冷静看待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各项经济数据的波动。

1.4.3 处理好各类结构性矛盾

中国作为大国，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这既可被视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亦可被认作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懈动力。制定深思熟虑、瞻前顾后、兼顾长短的结构调整政策，应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内容。

2016年全国平均增速相对平稳，但是，少数省区增长速度下降过大，已经陷入了典型的区域性经济衰退泥沼。面对此状，迫切需要从全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的高度，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这些地区发掘比较优势、破除发展瓶颈、建立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增强政府服务功能，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

在统一城镇化发展规划的前提下，因城而异制定房地产调控政策。应当看到，房地产市场冷热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要着力推进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缩小区域性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产业发展带动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应统一协调推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医疗和教育制度，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同时，应因城而异制定政策，有效化解局部城市的潜在泡沫风险。

应通过改革化解城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建议各级政府采用大数据方法，更加密切监测劳动力市场动态。应大力推动“双创”，通过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妥善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应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扎实推进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1.4.4 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可以更好地体现结构性政策的作用。2017年，可通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进一步发挥这方面作用。应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根据经济转型的目标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PPP投融资力度，重点支持民生、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同时，应继续处理好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通过债务置换、规范化债转股等举措，降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杠杆。

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要点，是保持利率位于适度的低水平，提供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应通过结构性的信贷政策防止流动性过多产生资产泡沫。要积极应对美国加息的影响，在继续推进资本项目管理的同时，加大经济手段力度对跨国资本流动施以管理。应保持汇率在可控制范围内基本稳定。在国内，应密切关注PPI上涨对CPI的影响，防止PPI过快上涨传递至CPI，演变为消费物价的过度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