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鲁迅小说文体研究综述

按照童庆炳先生所下的定义，文体就是：“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由此可见，文体包含了由语言体式到作家精神再到文化语境、层层扩展和推进的丰富内涵，从而构成了作家特有的但又不局限于作家本身的话语秩序和意义空间。小说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体。他们在小说中涉及的主题和表达的思想或许能在其他作家的作品里找到，特别是同时代的作家，但他们的文体却总是独树一帜。文体是作家在作品中所喜欢选择的言语模式。这种“选择”不仅存在于语言表层，甚至贯串到叙述和主题层面，从而使小说的形式也成为一种表达，与内容暗自呼应。文体不仅是作家创作的指纹，也是一种潜在的言说，尽管因间接而比较含蓄，它就像作品的毛细血管传递着作家不尽的情思。

韦勒克甚至认为：“文体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因此均可置于文体学的研究范畴内：一切语言中，甚至最原始的语言中充满的隐喻；一切修辞手段；一切句法结构模式。几乎每一种语言都可以从表达力的价值的角度加以研究。”照此理解，几乎所有与文本表达力相关的因素都可以纳入文体研究的范围，文体研究涵盖了叙事学、修辞学等艺术性的研究视角。同时，由于文体研究借鉴语言学、修辞学、叙事学的理论，不仅聚焦作家“怎么写”的问题，而且关注表达的效果，相比较一般的艺术特色类研究有更清晰的理论框架和更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直以来，因政治方面的因素对鲁迅思想的评价或有起伏，然而现代白话小说史对其小说的成就却并未因斗转星移、时代更迭、美学风潮的起落而黯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鲁迅对文体的重视。这一点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作家颇为不同。后者往往更专注于作品的社会效果。中国现代小说史很大程度上不是始于艺术自身发展的要求，而是时代境遇下知识分子的主动选择。作家们为启蒙事业而选择小说、为社会变革而选择小说，正如他们基于同样的理由选择白话文一样。这样的开始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创作空间，现代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发展。但是，小说毕竟属于艺术而不是政治、不是新闻报道，有自身的美学要求，小说的根本力量也来自艺术上的锤炼而很难完全服从简单的政治要求。鲁迅小说的创作虽然也是特定时代呼唤下的产物，但作者凭借天才一开始就达到极为纯熟的艺术境界。尽管从鲁迅的言辞“听将令”“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中不难觉出其中的艰难与艺术上的遗憾。

严家炎先生指出：“要说20世纪的文体家，当推鲁迅首选。”这是因为，一方面，鲁迅有着清晰的文体意识，对于小说、杂文、诗歌、学术文体之间的文体差别多有论述，这可能也是他在多种文体实践上均达到高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对小说的美学要求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追求；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将自己的小说创作与白话文运动、与启蒙以及社会变革的时代呼唤联系起来。这意味着上述问题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将更加尖锐地呈现出来。通过研究他“怎么写”，也即怎么回答、怎么选择，当可以一窥那个时代作家艺术创作的困境。而且，那样的困境未必已成为过去时，许多问题至今仍有迹可循。百年对具体的个人而言显得漫长，于历史不过弹指瞬间。

1．鲁迅小说文体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实际上，从鲁迅小说发表开始，对其艺术成就的关注就随之开始了。其中已经有一些涉及文体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傅斯年在《〈新青年〉杂志》中认为：“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的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的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后来有研究者认为象征（所谓寄托）是鲁迅小说重要的艺术手法。茅盾在《读〈呐喊〉》中首次对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及其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做出了论述和评价，他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这不仅提示了鲁迅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而且指出了其试验性。周作人的《〈阿Q正传〉》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篇关于《阿Q正传》的专题论文。其中论及的讽刺和反语正是鲁迅文体的重要特征。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鲁迅有三大特色，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指出了鲁迅作品冷峻的风格。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感受和印象的直接表达上，严格来说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的、理论的研究高度。对鲁迅小说文体问题的论述从属于研究者更为关注的作家情感、思想的研究，一般没有很多的展开和深入。

而文体问题明确进入鲁迅研究者的视野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事。所以袁良骏先生曾说：“鲁迅‘文体’的研究原来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李国涛的《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则是对这一课题的第一声回答。”这当与西方“现代文体学”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产生明显影响有很大关系。有学者认为鲁迅文体批评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前“现代文体学”时期（80年代中期以前）和“现代文体学”影响初显时期（80年代中期以来）。前一时期，关于鲁迅文体研究的文字多为一般性的评论、鉴赏；后一时期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理论性也越来越强，并出现了专门的研究专著。80年代以来，从作家、批评家到理论界普遍地对文体问题比较重视，文体学著作的译介与研究，以及相关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的传播和应用也为鲁迅文体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氛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次集中而又充分地探讨了文体学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每每以鲁迅文体为例，对推动学界重视文体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鲁迅小说文体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陈鸣树的《鲁迅小说论稿》，李国涛的《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皇甫积庆的《情结·文本：鲁迅的世界》，叶世祥的《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谭君强的《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郑家建的《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其中，李国涛和皇甫积庆的论著不局限于小说，而是面向鲁迅全部的文学创作来谈其作品的文体问题。前者论述了何谓鲁迅文体、形成原因、与他人风格的比较三个方面，后者则将文体与作家深层心理结合起来分析，论及了鲁迅文体文类的构架等问题，都颇有启发意义。叶世祥从话语、叙述、时空、形态和修辞五个方面综合探讨鲁迅小说的艺术形式，被目为系统研究鲁迅小说形式的起步之作，意义深远。其中，叙述与修辞是小说文体研究的经典命题，作者以充分的文本细读，给出了一些颇有启示的概括。不过，作者对鲁迅小说的语言虽评价很高却着力不够，没有很好地展开，而语言是文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作者虽然在余论中探讨了鲁迅的文学观与创作之间的纠葛，但是没能把这一视角贯串到整部著作的论述中去，使论述结构在整体上有点散。谭君强主要借助米克·巴尔的小说叙事理论来研究鲁迅小说的叙事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张箭飞认为，诗化小说是鲁迅小说的风格类型之一，因此借鉴西方对诗化小说的研究，通过讨论鲁迅小说中的词语、意象和节奏，考察诗意是如何在作家的语言创作中生成的，文本分析很是精致。这是十分纯粹的文体研究视角。郑家建采用从文本归纳出理论范畴（或命题）再以之研究文本的思路，讨论了《故事新编》中的语言、创作思维、文体特征及与文学传统、现代技巧的关系诸问题，不仅揭示了鲁迅的创作与其心灵的内在关系，而且还揭示出鲁迅个人际遇、所在的时代环境与其所有的文字网络、创作思维是如何对应连接，最终形成《故事新编》文本中文化存在和时空存在的模式的。

期刊以及学术论文以鲁迅小说文体为主题的成果也不断出现，尽管总数量比以鲁迅小说思想性为主题的少。其中，对具体文本的语言、叙事的分析比较多见，而从鲁迅小说创作整体来谈文体问题的论文较少。由于鲁迅小说文体有着复杂而丰富的层面，而单篇论文的篇幅有限，因此研究者一般只取其中某一些方面来讨论，大致有以下一些角度。

（1）语言。比如：赵卓的《简练：简约与丰厚的结晶——论鲁迅小说的语言风格》，从语言的修辞、语言的结构、遣词造句的个性习惯、普通词语的艺术化四个方面分析了鲁迅简练的语言风格的生成机制，很有启发性；徐钜的《揭示灵魂 精微传神——鲁迅小说中估量副词的运用》，分析鲁迅如何在小说中利用估量副词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丰富性来刻画人物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心理状态；赵英的《洗练精湛 言简意深——鲁迅小说修辞语应用学习札记》总结了鲁迅修饰语使用的特点和艺术效果。此外，还有对鲁迅小说中常见修辞方式的讨论，比如赵卓的《鲁迅小说象征艺术巡礼》、陈根业的《试论鲁迅小说中“反复”的艺术手法》。

（2）叙述。小说是由叙述建构起来的虚构的意义空间，尤其在现代小说中，叙述本身也构成一种意义的表达，因此叙述对小说这一体裁的文体研究而言既是特殊的也是重要的范畴。鲁迅小说叙述上的创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十分引人注目，因此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汪晖的《戏剧化、心理分析及其它——鲁迅小说叙事形式枝谈》，将《呐喊》《彷徨》的叙事形式归结成三种：“场景”文体—“戏剧式”叙述、“全景”文体—“心理分析”小说和人称与非人称叙事的交织，分析了不同叙事人称小说与小说表现的重点、意义之间的关系；吴晓东的《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则借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分析了鲁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手法对小说意义结构的建构作用以及文本中主体建构的问题，都很有新意。

（3）文体渗透。对鲁迅的小说与其他文类创作之间的关系、作品风格互相影响的研究还非常有限，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黄景容的《〈故事新编〉 ——杂文化的小说》、任广田的《论鲁迅杂文散文文体对小说的渗透》、朱晓进的《鲁迅小说的杂感化倾向》。前两者主要侧重对文体现象的总结，后者则通过文体渗透现象追问了作家的文体意识。

此外，还有一些对鲁迅文体（包含小说）的综合研究值得注意。比如李继凯的《文体史视域中的鲁迅文体》（上、下），对国内鲁迅文体研究的历程做了详细的梳理和总结；朱晓进的《鲁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体选择》，认为鲁迅对文体的选择，特别是最终专一于杂文的文体创作是作家追求时代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文学功能意识与文体意识双重价值实现的必然结果，将鲁迅文体与文学观和文体观联系起来，发前人所未发。

综观到目前为止的鲁迅小说文体研究，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1）将鲁迅小说文体问题混杂在其全部文学创作中来谈，结果反而遮蔽了鲁迅小说文体问题的特殊性。

一般情况下，对作家的文体研究总是就作家全部的创作而言的。但鲁迅却是一个特别的个案。鲁迅有着很强的文体意识，创作涉及多种体裁：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诗歌，大部分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统观鲁迅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他深谙体裁审美规范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各种文学体裁既存在约定俗成的写作规则，又会随着内容的变动而发生相互之间的渗透，鲁迅不同体裁的作品既呈现迥异的风格，又常有巧妙的体裁间的借鉴和跨越。正如陶东风先生所言：“文学史上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常常都有极强烈的反传统意识，表现在文体上就是强烈的文体创新意识，其极端形式甚至表现为一种反文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区分地谈论鲁迅文体看似集中全面反而容易忽视作家在各种体裁创作上的不同用心。即使是同一体裁，鲁迅的创作也充满了丰富的文体探索，值得深入挖掘。

（2）对鲁迅小说文体的总体特征缺乏整体性的把握，从而导致对作家创作思维、创作手法的认识难以进一步深入。

现有研究对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的概括偏于两极，或者是抒情的，以《在酒楼上》为代表；或者是讽刺的，以《阿Q正传》为代表，由此鲁迅小说被分割为两大块。当然，抒情/讽刺的概括，并非没有道理，也的确各从一个侧面触及了鲁迅小说文体的风貌，但是，这两极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关联、鲁迅小说是否暗含着整体的文体特征，却付之阙如，给人的感觉仿佛有两个鲁迅在进行创作。实际上，艺术虽然是多变求新的，但是作家作为一个主体，其创作思维却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创作思维，有时内含着许多潜意识的成分，对创作中艺术内容、艺术手法的选择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往往可以成为窥探文体奥秘的捷径。对文体的整体观照，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作家创作思维的整体把握。

2．鲁迅小说文体的反讽现象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文体研究中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却一直没有停止并循序深入的主题，那就是对鲁迅小说的反讽研究。最早提到鲁迅小说文体的反讽特征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会成员帕特里克·哈南。他在1974年发表的《鲁迅小说的技巧》中指出：反讽是鲁迅小说的第一个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并对鲁迅小说反讽的师承以及一些具体的形态做了简要的分析。但是他认为，鲁迅小说的反讽仅属于一种艺术观念，而非哲学观念，不构成“反讽的人生观”。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渐渐推翻。哈南的文章在1981年被译介到中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与20世纪80年代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思想，因而相对忽视对鲁迅作品艺术性的研究不无关系。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才开始了对鲁迅文体的反讽特征的研究。最初被注意的是单篇小说中的反讽现象。有学者注意到《狂人日记》中文言小序与正文形成了精美的反讽结构，从而在小说内部形成意义张力。还有学者对《阿Q正传》中的反讽结构加以总结、分析。除了对具体篇目的反讽现象的研究之外，还有学者注意到鲁迅乡土小说中的反讽现象。此外，一些学者直接从鲁迅小说的叙述层面来研究其反讽文体。

总的来说，90年代前期的研究多是从修辞、叙述层面来看鲁迅小说的反讽，应该说并没有超越哈南的研究。从90年代后期开始，渐渐有学者注意到鲁迅小说中反讽的哲学意味，对反讽的探究深入小说的主题层面。仍然是从单篇小说的分析起步，有学者研究了《祝福》中主人公境遇的反讽性。还有学者通过把鲁迅与卡夫卡进行比较，来揭示鲁迅小说反讽艺术包含的现实体验与思考，以及其中浓厚的哲学内涵，认为反讽对于鲁迅而言，“不再只是一种修辞形式，而是一种认知方式和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张芸则通过更充分的论证分析，直接将鲁迅指认为“反讽者”，认为反讽乃是鲁迅的精神实质，并决定了其创作实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尤其着力对《故事新编》反讽的研究，研究的角度往往兼及修辞、叙述和主题各个层面。

通过上述简要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反讽作为鲁迅小说文体特征的一种，在其作品中，无论是一般被认为抒情性的小说（《祝福》《故乡》），还是一般被归于讽刺类的小说（《阿Q正传》《风波》），都有较鲜明的表现，这使得鲁迅小说呈现出较为整体的文体倾向。不仅如此，还可以在作家的精神实质上找到反讽的源头，这就更为鲁迅小说文体反讽特性的确立提供了扎实的基础。相关学者对鲁迅小说文体中反讽现象的研究，使本书试图对鲁迅小说文体进行整体性把握获得一个线索。当然，这不是对鲁迅小说文体进行整体性考察的唯一角度，但无疑是重要的。

本书主要采用小说文体学的方法，将鲁迅小说作为一个多层次的艺术整体，借助反讽理论，来考察作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具体的文体选择及其文体效果，探索其背后的文体诉求。文体学本是现代语言学的分支。在语言学那里：“文体有广狭两意，狭义上的文体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广义上的文体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种语言变体……”本书研究的文体属于狭义的文体，而且研究的目的也与语言学不同：在语言学那里，文体的研究是从属于语言研究的，文学文体的分析只是作为语言学的证据而存在；本书研究文体则偏重文学，意在通过文体的考察把握艺术生成的机制。正如有论者指出：“把语言学家关心的语言描述和批评家关心的美学效果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是小说文体学的主要目的。”

根据本书的研究，鲁迅文体的特征是反讽。但鲁迅小说文体无疑是非常丰富的，不止于反讽，其文体特征在反讽之外还有多样的形态。这一点已有许多研究可以为证。而反讽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文体特点，而且能比较充分地涵盖鲁迅小说艺术的各个层面。鲁迅小说在语言、叙述和主题内容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反讽性。由于反讽在小说的不同层面表现出不同的色彩，比如，语言层面的反讽通常透出讽刺与幽默的味道，叙述层面的反讽有时反映出结构与情感上的复调，而主题层面的反讽常常呈现出荒诞意味，这使得鲁迅小说表面上风格各异，难以统一概括，但是如果借助反讽概念来重新审视鲁迅小说，就会惊讶地发现，无论是那些谐谑的作品还是那些哀婉的作品都无不具有反讽的效果，反映出作者反讽的态度。尽管鲁迅创作小说时未必意识到反讽这一概念，但是反讽概念下的亚类型都可以在鲁迅的小说中找到，并且直接导致了作品强烈的反讽效果。这并不是一个巧合。鲁迅的写作一方面深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而反讽是现代小说广泛采用的技巧；另一方面，鲁迅身处的时代以及个人的遭际导致的思想结构与思维方式，也使他在进行个体的表达时趋向反讽性的叙事。

早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奥地利学者R．热拉普以及国内学者汪晖就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鲁迅小说中的反讽现象。近年来，有关鲁迅小说反讽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时出现。不过研究的主要焦点在《故事新编》，研究也偏于鲁迅在修辞上的反讽特点，相对忽视叙述反讽、主题反讽以及相关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这使得对鲁迅的反讽研究难脱语言研究的狭窄范围。如果扩大视野，就会发现，鲁迅从思维方式到作品组织无不充满反讽意味。有学者指出：“鲁迅在其创作中不仅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了反讽，反讽不仅构成了他的包括杂文在内的全部作品的最重要的艺术风格，成为他的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同时反讽更是鲁迅认知世界、感受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作为创作手法的反讽与作为人生态度的反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反讽的人生态度是鲁迅作品中多种艺术手法使用的基础，反讽构成了鲁迅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支点。”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个性风格等因素的影响，不少作家在其创作中，在语言和结构等方面，大量采用悖论与对立方式，留下一批反讽特征十分明显的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果充分运用反讽概念就会发现，鲁迅那些表面上似乎风格迥异无法统一概括的作品，比如讽刺谐谑的《阿Q正传》和哀婉感伤的《在酒楼上》《伤逝》，在反讽概念的亚类型——主题反讽的烛照下呈现了共同的反讽本质，由此也揭示出作者一以贯之的反讽思维以及对世界、人生反讽本性的认识。因此探讨鲁迅小说的反讽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语言修辞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体问题，也就是综合了文本、作家、文化语境各方面因素的艺术性整体。哈南认为，鲁迅小说中的反讽只属于一种艺术观念，而非哲学观念。但鲁迅小说中的反讽是以鲁迅自身的思想为基础的，因此有着浓厚的哲学意味。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鲁迅的反讽人生观有时是非常彻底的，强大的虚无感使鲁迅有可能走向极端，但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的限制，使他的反讽人生观有所隐蔽和收敛。”鲁迅的反讽更确切地说是“生存经验，而不是有意为之的修辞策略、生存观，起码他们从本意上是讨厌反讽、追求真实和一致的，表现在文学观上，则是对于文学真实性的追求”。这决定了鲁迅不可能走向彻底的反讽，也就是彻底的超脱、客观，完全以审美的态度旁观世界。反讽的不彻底性反映到文体上就形成鲁迅小说反讽的独特性。鲁迅无法超脱的道德责任感为原本含蓄、冷静的反讽抹上了深沉的感伤底色，表现出或浓或淡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