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十年来，我把较多精力投入到华南粤语地区大众文化研究，并逐步聚焦到以16～20世纪“省港澳”三个都会城市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十年来，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研究，发表和编撰了好些文章和专著，完成了数篇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我们的研究主要依托两个研究项目来进行：2009～2012年由我主持的以“近代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为题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以及从2014年起由我主持的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岭南社会与文化”的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借着这些项目的资助，我得以组织研讨会，汇聚研究兴趣相近的学者，集思广益。2012年9月，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我组织了“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学术研讨会。会议以“省港澳”为名，参加者大多来自省（广州）、港（香港）、澳（澳门），由于好些因缘的、历史的原因，自然而然地也邀请到来自上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在本书的一些讨论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大凡论述“省港澳”，便不能忽略“沪”，而由两座“金山”所象征的美洲和大洋洲，也是许多来自四乡再经省港澳外出闯荡的人的目的地。无独有偶，该次会议在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某宾馆举行，旁边就是近代著名买办郑观应的家乡雍陌村。郑氏生于雍陌，但大半生活跃于上海，又在澳门建置大宅寓居多时，这样的经历，也是许多中山人的写照。我们身处这家现代化宾馆的会议室和客房，很容易会忘记其实我们身在乡村，但这个乡村并没有因为它是“农村”而与世界隔绝，因为它连通澳门，与香港也不过是一水之隔。我们要理解这些人及其时代，不应独去他们的家乡“寻根溯源”，而必须首先从省港澳出发，才能一窥他们的大世界。

该次会议后，我们得到部分与会者的首肯，征集了他们的文章，加上编者个人的几篇相关论文，加以修订，组合成眼前这本书的格局。我们从城市规划和现代景观讲起，是因为不论是省城（广州）、香港还是澳门，都是“都市”，自然也都经历了一个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过程，到19世纪末，形成了某种十分类似的现代景观。三地既是珠江三角洲的铁三角，自远古迄唐宋都是海上瀛洲，自明清乃至近现代要拓展商住范围，都得靠填海（河涌）造地。省城的西关和长堤、澳门的下环、香港的西环，以至20世纪下半叶香港新界沙田海两岸因填海工程而长出一条“城门河”，均是城市发展的结果（见“城市规划与现代景观”各文）。这些商住地区往往也是娱乐场所云集之处，而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省港澳及四乡最流行、最具商业价值的大众文化，则莫过于戏曲和电影。清末广州、澳门和香港的戏院便分别集中在西关、下环和西环。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投资者或经营者时就会明白，某企业或商号“位于”何处，不应轻易被定义或定性为“广州的”、“澳门的”或“香港的”。何贤家族“二战”后在香港经营的戏院便是一例（见“演出场所的建造经营”各文）。毕竟，不论是工商学绅、贩夫走卒、歌伎名伶还是党徒盗匪，其在省港澳间的流动聚散，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都不会因为三地分属三个政权而有所限制。个人的去或留，往往是基于对摆在眼前的选择的衡量，而非对意识形态取向的考虑（见“人群聚散与资源流动”各文）。

都市的变迁也反映在大众文化的演化上。游泳健身并非都市独有的活动，但在运动场按照游戏规则举办区域性或全国性竞赛，在备有一定设施的场所游泳，并且要遵循一些公共规矩，则无疑是都市人的玩意儿。香港的南华会和上海以粤人为主的精武会，正是此种活动的积极推手。即便是“传统”的武术，经过现代媒体（铅印小说、电影、电视）的包装，也能再造传统、生产英雄，造就像“黄飞鸿”这类风靡省港澳以至海内外的形象（见“竞技运动与身体政治”各文）。知识分子热衷宣扬的民族意识，在20世纪往往表现为革命话语，通过在城市新兴的博物馆和展览会向大众传播。有时候，对民国政局时弊的愤慨、对现代市政建设的不满，无须通过国语新文学来表达，而可以像廖恩焘般，用粤语旧诗体来冷嘲热讽（见“革命话语与民族精神”各文）。

当粤语书写“还原”为口语，再经空中电波广播，地域就更加不是区隔和分类的准绳了。本书大多数文章以省港两地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正如前文所说的，要更确切地理解20世纪中期以前的省港澳，不能不关注大上海。19世纪中期开埠之后，沪上因为有大量的广东人当买办做生意，可以处处听到“广东声音”，这种以“省城白话”为标准的“广东声音”，在各种音乐玩家的同乐会中流传着，在戏园或戏院里逐步发展着，再依靠广播技术的兴起通过空中电波得以无远弗届地远近共享。然而，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的变易，港澳和广州越走越远，就连“广东声音”也变成有“大陆腔”和“香港腔”之别，粤剧发展也有两地分途之势。有趣的是，由上海和华南影人共同成就的香港电影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摆脱上海甚至华南的烙印逐渐树立起“香港特色”，时至20世纪末，竟然是通过将“由沪而省而港”的《七十二家房客》，用借尸还魂的形式演化为《功夫》去表达，并且获得票房上巨大的成功，最后片中更隐喻着香港电影借大上海做大中华梦，全面进军内地市场（见“粤人之声的扩散变易”各文）。

也许，“省港澳”中的“省”就是在香港的“大中华意象”中逐渐消失，而越来越被“粤”所取代的。一字之差，象征着一个多世纪里发生的种种政治社会变迁；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身处省港澳各地不同世代的每个个人的认知和表达上（见“导言”）。就好像这本书一样，诸位作者遍布省港澳沪，老中青俱全，各人书写的历史，受其身处的现实所牵引；其感受的现实，又为其认识的历史所形塑。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必定会发现，在相对于“港”的论述中，不同作者在“省”“粤”“中”，甚至“西”等字眼的采用上各有不同，在某些方面与“导言”隐含的主张颇有相左，我也曾为此感到纠结。不过，后来将全部文章读完，不但感到从诸位作者的讨论中获益良多，更觉得这样的差异，恰恰印证了我所指出的近百多年来发生了从“省港澳”到“粤港澳”种种事实与言辞之变化并非无的放矢。“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可以预计，这本集众人之力结成的小书，也将成为日后研究这个地区曾经有过的论述的一个样本。如此，则“省港澳”也好，“粤港澳”也罢，都没有什么可揪心的了。

程美宝

识于九龙塘香港城市大学

2016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