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二十五年来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四个特点鲜明的阶段：叶利钦时期是大破大立和大动荡的时期，普京前八年是调整、恢复和实现稳定的时期，“梅普组合”时期是应对经济危机、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时期。2012年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普京新时期”。

从时代内容和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来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与发展的二十五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国家总体战略是实行“全盘西化”的全面改革，使俄罗斯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叶利钦打破了以一个党、一种所有制和一个意识形态为特点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建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俄罗斯为了新的国家构建付出了很大代价，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持续爆发，国际地位严重下滑。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已不属于代表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普京执政前八年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建设强大的俄罗斯；第二，重建国家的权威和垂直的权力体系，实现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的统一；第三，把经济命脉重新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通过这三项有的放矢的国家治理，俄罗斯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经济快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强国的姿态重返世界舞台。

“梅普组合”时期，普京事实上继续掌权，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从“普京计划”到梅德韦杰夫“新政治战略”的转变，开启现代化战略，宣称现代化是全面的，包括人的现代化，力求打破俄罗斯社会广泛存在的家长式作风。

“普京新时期”实际开始于2011年。笔者认为有三个代表性事件。其一，2011年9月，统一俄罗斯党十二大第一阶段会议确立最高权力的交班计划。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提议由时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普京参加总统选举。普京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将出任总理一职。梅德韦杰夫同时接受普京提议领衔统一俄罗斯党竞选名单，带领该党参加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围绕俄罗斯最高领袖权力更迭的上述政治布局揭晓了2012年总统大选的谜底。其二，2011年10月，普京提出着眼总统选举面向未来发展的欧亚战略。普京发表文章《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提出建立欧亚联盟这一强大的超国家联合体模式。欧亚战略集中体现了俄罗斯精英阶层的时代观和国际政治观，这构成了当代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其三，2011年12月，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举行。统一俄罗斯党未能取得2/3的绝对多数席位，得票率与选举前55%左右的民意支持率持平。“去普京化”运动在俄罗斯政治生态中有所扩大。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面临挑战。普京需要在俄罗斯发展的新阶段提出新举措以应对新局面。

总体来看，普京执政十五年，俄罗斯继续坚持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尽管是不完善的，但同时是不可移转的。俄罗斯基本实现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尽管现在遭遇西方制裁等困难，但这为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创造了社会条件。与此同时，俄罗斯面临严重的困难和潜在的危机，从经济结构、人口状况、管理效率、技术装备、腐败治理等指标来看，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

普京执政十五年，贯穿俄罗斯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赶超西方，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贯穿俄罗斯历史的一条红线，也是当代俄罗斯发展进程的基本内容。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从全盘西化向俄罗斯传统回归，在继承叶利钦改革成果的同时，强调俄罗斯新思想和主权民主，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保持俄罗斯特色并实现现代化。

本书要研究的时间范围是普京执政的最新一个阶段，从2011年到2015年。在这个被称为“普京新时期”的历史阶段，俄罗斯的发展出现新情况，面临新挑战，呈现新特点。

普京新时期俄罗斯首先面临复杂的国际局面。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很多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全球竞争与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秩序调整加速，和平与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2015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各国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国际反恐形势也日益严峻。

普京新时期俄罗斯还面临复杂的欧亚地区形势。欧亚地区国际战略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地区内各国求稳定、求发展所面临的内外压力进一步加大。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停滞和衰退危险；对外政策积极主动，在国际重要热点地区和重大热点问题上频频出牌，赢得关注和重视；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继续深化，并呈现不断扩大趋势；新东欧国家在西向和东向之间徘徊，乌克兰危机面临长期化；中亚国家保持总体稳定，但安全与稳定仍是各国面临的挑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向何处去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大战略问题。虽然普京新时期致力于实现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与复兴，但是自2012年普京再次执政以来，新时期俄罗斯的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先后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如何把政治稳定与政治现代化结合起来，既能增强政治活力又能确保政治控制；二是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避免经济衰退；三是如何应对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以实现大国崛起的欧亚战略。本书集中讨论的问题就是自2011年以来普京新时期俄罗斯面临的时代背景、问题挑战、治理举措及绩效影响。

政治稳定并非简单地保持现状，而是指持续地改善。进入新时期以来，普京反复强调政治稳定问题。普京强调的稳定，实质是在加强俄主权原则的同时，不妨碍民主制度的发展，以便保持发展势头，维护政治稳定。普京认为，有稳定的政治体制，才能团结整个社会抵御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危机现象，从而使所有公民和社会集团享受物质福利、拥有自由和公道。普京明确提出：俄罗斯的民主处于初级阶段，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机制，以确保俄罗斯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他以俄罗斯过往的历史动荡和变革失败告诫质疑者，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是渐进、稳定、连贯的。

俄罗斯和任何国家一样，都是力求稳定。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原则、对民主制度的认同虽然促使俄罗斯人民改变了生活理念，但是也让国家经历了严峻考验。这就是俄罗斯如此珍视近年来所取得的稳定的原因。尊重传统、追求稳定是对的，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性，但是过分强调传统和稳定就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稳定停滞将催生一个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发展。稳定是国家现代化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致力于变革的政治制度才是坚固和稳定的制度。

俄罗斯要致力于变革实现良治，就会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体现在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绩效。也只有这样的路径选择，才是实现了政治竞争性基础上的政治稳定。

二 研究综述

普京新时期开启之前，俄罗斯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研究的总体情况如下。第一，对俄罗斯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政治范畴问题进行研究。普京完成了能够在相对较短时期内迅速见成效的各项任务，这主要是指那些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以法律手段所能完成的任务，所有这些无疑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俄罗斯联邦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等领域改革的研究成为重点。第二，对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深入分析。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以及对叶利钦政治遗产的扬弃，保持了俄罗斯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俄罗斯发展道路得到精英与民众的广泛支持与认可。因此，俄罗斯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成为学者深入研究与总结的核心问题。第三，研究普京继续执政面临的新问题。俄罗斯积累的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尚需时日，而随着新一轮政权更迭，俄罗斯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俄罗斯重新崛起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是俄罗斯政治的研究热点。

2012年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的前沿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变化及特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集中在俄罗斯智库出台的研究报告中。由现代发展研究所撰写的《战略2012》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国家需要制度、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第二，为了实现这种现代化，必须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政治技术研究中心的报告《俄罗斯的政治危机及可能的发展机制》总体上同意《战略2012》的主要思想，但它同时指出俄罗斯政治生态的重要倾向：俄罗斯政权的非合法化进程不断加快，民众对统一俄罗斯党的信任度每况愈下。短期内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目的已经转变为重启信任。如果不能确保延续社会经济改革和经济平稳发展所必需的信任，政治危机有可能深化，而政治危机可能出现的深化趋势很可能长期拖延俄罗斯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步伐，并削弱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二是俄罗斯发展前景问题。俄罗斯研究政治问题的权威专家、政治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布宁认为，由于制度的不稳定性上升，只对方针稍做修正继续保持原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俄罗斯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恢复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缓和社会冲突和政治对立；通过推行经济改革和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推动建立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政治模式。俄罗斯经济具有寻租特性，同时总统权力过大，在缺乏足够的制约和平衡的情况下，这会导致行政体系的腐败。如果这一体制保持不变，将不利于民众恢复对当局的信任，因此必须加强制衡，总统和议会的职能需要重新分配。首先要采取措施恢复俄罗斯不同政治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有意识地加强议会和政府的作用，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这并不是说要大规模修改宪法，将俄罗斯变成一个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采取一些基本却坚定的举措，以减少总统和总统办公厅对政府的政治干预，同时加强政府对议会的责任。比如可以将议会多数派组阁的原则确定下来，并且限制总统对组阁过程的干涉。

三是俄罗斯转型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俄罗斯一直致力于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弄清什么样的国有经济结构符合俄罗斯的战略任务。国家、市场与企业三者关系是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首要问题，如何安排、协调和优化三者关系是经济制度和经济调控机制的核心。俄罗斯国内学者认为，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集中管理方案。像现在一样，保持国家对经济进程的主导作用。这指的是国家直接扶持企业和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希望可以限制危机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但这种方案将维持危机前那种缺乏效率的经济体制，摆脱危机将变得漫长而缓慢。第二种方案是完全放开经济。国家应该放弃对其的调控，放弃支持某些企业和公司并降低税率。这样做将在摆脱危机时建立起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并减少腐败的发生。但这种选择的风险也是很大的——企业大规模破产、失业人口增加和失去整个行业。第三种方案结合了集中管理和自由两种模式——国家扶持和国家局部调控并存，让企业拥有更多自由。在管理和自由分配得当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可以维持生产和就业水平，但它要求国家监管者具有高超的管理水平。

2013年研究俄罗斯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下。

由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菲奥娜·希尔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克利福德·加迪写作的《普京先生：克里姆林宫的特工》是欧美学术界研究俄罗斯政治问题的重要著作。作者认为普京有多重特点。他们通过资料解读及对普京个人遭遇的考察，描述了普京的六个本质特点：集权主义者、历史学家、活命主义者、无取胜希望者、自由市场主义者、情报官员，他们认为，理解普京的多维性对于制定对俄政策的决策者来说至关重要。

该书力求解析普京个人的精神状态、世界观，以及构成这种世界观的个人因素或特性。本书认为，普京克格勃的背景确实是一段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经历，同时强调了构成完整普京的其他特性。普京有作为“情报官员”的一面，也有作为典型“局外人”的一面（从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少年时代，延续到大学时期和随后的职业生涯，苏联解体时，他也不在国内）；还有研读俄罗斯历史的学生普京；“国家公仆”普京；列宁格勒大封锁的幸存者之子普京；工商业管理者和自由市场支持者普京。他们认为，对这位俄罗斯总统没有单一的参照标准，他的政策和态度往往是这些不同特性共同作用的产物。希尔和加迪认为，普京借助以上每种人格来寻找解决难题的办法。“情报官员”动用尤里·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克格勃所采取的手段，通过个人接触和直接对话的方式与“民众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历史学家”反思沙皇时代的教训，并用来解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的问题。普京作为“活命主义者”的特性则促使他建立战略储备。普京支持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商业阶层。这种态度源于他自身的经历：在动荡的20世纪90年代，他担任圣彼得堡第一任民选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副手，曾设法帮助俄罗斯渡过苏联解体后的难关。从理论上讲，其中几个政治特性是相互矛盾的，但普京显然认为他能把这些矛盾转化成一种可行的综合理念，他把沙俄和苏联的标志合二为一，作为21世纪俄罗斯的标志。普京想遵守禁止总统两次连任的宪法条文，但随后又通过重任总理的方式策划了一次串联行动，以便重新掌权。他支持诸如单一税等自由主义举措，但又主持了俄罗斯经济的部分重新国有化活动。不过，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当有机会彻底逆转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进程时，普京却表示反对，强调私营部门对俄罗斯未来繁荣的重要性。这些不同特性还有助于调和普京一方面重视效用，另一方面奖赏忠诚和友谊的做法。普京愿意把相互矛盾的政治理念融合在一起。普京的综合理念可以被归纳为“可控多元化”，也就是既想得到政治和经济团体竞争带来的一些好处，又要自上而下地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管理。这体现了普京的信条，也就是俄罗斯的未来方向与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路线一致，但需要政府实施强有力的指导。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外交与重大策略研究中心2013年2月发表了该学院历史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菲利普·罗曼、《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的文章《普京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普京在俄罗斯创造的制度与克格勃的文化氛围有紧密联系，兼具“操纵的民主”和“公司资本主义”两个特点。迄今为止，“普京主义”最核心的元素是被精心操纵的选举过程、参与这个过程的政党及选举结果，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被操纵的新闻界。普京集团出于意识形态和在国内外保持合法性的考虑，竭力维持表面上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对西方及亲西方的邻国进行严厉的口头攻击。不过，一个新的俄罗斯反对派已经出现，其言论和精力关注的是“普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普京主义”隐含的承诺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而被削弱。

俄罗斯著名政治评论家亚历山大·祖金2013年2月28日在《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普京当选总统一周年》，认为断言普京上台一年后俄将陷入“政治滞胀”的说法不攻自破：俄政治改革的力度，完全可以用大刀阔斧来形容。改革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与国家政治生活休戚相关的重要政治架构，如政党、选举、议会两院。俄政治体系终于迎来质变，改革的第一步是简化政党注册程序，第二步是推行地方行政长官直选。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沟通中心主任德米特里·奥尔洛夫2013年5月在俄罗斯评论网发表文章《普京执政：新的一元中心体制》，该文章认为普京执政一周年后形成的是新一元中心体制。普京目前选民支持率和信任度都很高且稳定。他强调与各派势力等距，依托强力机构，这符合公众诉求。一旦有必要也会进行“手动管理”，这样的风格是俄社会所需要的。普京正循序渐进地实施精英国有化方针。在“新多中心主义”形势下，俄出现第二波政权远离商业和私人利益浪潮。感到痛苦的势力集团和商业玩家会将发生的事说成是“反梅运动”。议会反对派和权威保守政论家也提出有必要罢免政府。但不出现大规模政治或经济危机，普京绝不会拿这些最重要政治资源开刀。

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的课题分为定向研究和个人研究两部分。其中定向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劳拉·亚当斯负责的“中亚与高加索项目”，该项目是1993年立项的，主要研究原苏联各共和国情况，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关研究提供支持，不定期举办讲座、研讨会，建立长期研究小组，邀请访问学者等；二是由托马斯·西蒙斯等主持的欧亚地区伊斯兰研究，他们认为，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对地区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克雷默主持的冷战研究，该项目于1997年立项，研究成果体现在《冷战研究杂志》、关于冷战研究的系列著作中；四是科尔顿主持的美俄关系研究，该项目于2010年立项，建立了由20人组成的研究小组，每年举行两次会议。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立项的个人研究项目：一是2012～2013年的研究课题，课题名称为“后苏联空间的帝国遗产与国际政治”，课题协调人为科尔顿和普罗西教授，研究内容为俄罗斯、乌克兰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历史传统、身份认同、安全、政治经济及制度建设问题，也包括移民、公共健康、宗教信仰、有组织犯罪、环境退化、大众文化和传媒等社会和文化问题；二是2013～2014年的研究课题，名为“欧亚地区的主体性及身份认同问题”，这一课题由马丁和桑德勒教授主持，他们认为，包括个人、民族、宗教、性别和国家认同在内的认同问题，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不是简单问题，对俄罗斯和欧亚地区来说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对此有必要从历史、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等角度予以考察。

其他涉及欧亚问题研究的文献有：《轮盘赌：争夺俄罗斯石油与权力》、《塞浦路斯与俄罗斯没有分手》、《从亚历山大到普京时期的俄罗斯与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尊重》、《俄罗斯最后一人：为挽救垂死民族而斗争》、《俄罗斯能实现现代化吗？系统、权力网络与非正式治理》、《俄罗斯东正教的觉醒》、《脆弱的帝国：俄罗斯人对普京的爱与恨》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历史、宗教、心理学、能源政治等角度对俄罗斯及其领导人进行了分析。此外，美国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研究机构也发表了有关欧亚地区发展及战略的大量文章。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13年推出《硬外交与软压制：俄罗斯在国外的影响力》一书，指出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影响力与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影响力明显下降。作者分析了俄罗斯重塑影响力的若干因素，将沙皇俄国、苏联和俄罗斯进行对比，认为俄罗斯的政策制定是基于混合性的战略、权宜性的考虑及习惯看法，其政策的新奇之处及其在表面上的成功对其邻国、西方及俄罗斯本国来说都是危险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国家学术机构也对俄罗斯内政外交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难以一一列举。

国际组织一般从专业角度对俄罗斯进行研究，以报告方式发布其研究成果。比如，世界银行每6个月发布一篇关于俄罗斯经济走势的报告。2013年发表的《俄罗斯经济报告》指出，结构问题是制约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前俄罗斯经济的多样化程度甚至低于苏联时期，反映出俄罗斯独立以来甚至恢复增长以来，结构性问题已变得越发严重，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原料开采行业，这些行业对外部经济景气有严重的依赖性。这表明，俄罗斯经济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背景下虽然保持了总体稳定，但增长模式和结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在特定情况下，不排除出现危机的可能性。

俄罗斯对欧亚地区战略问题研究成果众多。《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内容广泛，反映出俄罗斯国内外对欧亚战略问题研究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这份杂志2013年的文章主要集中讨论以下问题：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俄美关系、俄欧关系、金砖国家发展、俄罗斯与国际治理、冷战问题、阿拉伯之春、俄罗斯的民主建设、欧亚一体化、新东欧国家发展前景，等等。欧亚发展银行欧亚一体化研究中心作为欧亚一体化研究的领军机构，发布了关于欧亚一体化问题的系列报告。这些报告涉及关税同盟及其成员国经济发展战略、制度改革、促进贸易与投资以及机构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此外，俄罗斯各类研究机构也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2013年俄罗斯高级经济学校发布两份报告：《俄罗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了吗？》和《2020战略：新增长模式与新社会政策》。报告对俄罗斯学术界提出的各种经济政策主张进行了梳理，指出目前俄罗斯尚未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未来取决于制度变革、破除垄断、加强竞争环境和市场培育。

在中俄关系方面，2013年亚历山大·卢金主持编写了《俄罗斯与中国：四个世纪的合作》一书，该书指出，当前在俄罗斯国内，对中俄关系问题的认识分三个流派。其中，左派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为代表，认为美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中国是俄罗斯对抗西方的天然伙伴。右派认为应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考虑中俄关系，其代表人物是莫斯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任特列宁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副所长瓦西里·米赫耶夫。第三派主张从建立多极世界角度研究中俄关系，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卢金、外交学院院长巴扎诺夫。他们认为，建立多极世界与中俄两国紧密合作密不可分。

2014年国内外对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紧紧围绕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展开。俄罗斯实现发展战略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乌克兰危机导致俄乌关系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并将长期处于软对抗的博弈状态，这对俄罗斯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有消极影响，进而对俄罗斯国家形象、国家认同、发展动力及政治稳定等方面产生连锁不利反应，俄罗斯实现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面临挑战。

第一，对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俄罗斯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的长期诉求是改善国家形象。这是俄罗斯着眼于实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大局的主要举措之一。因为要想实现重新崛起的目标，俄罗斯需要为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需要获得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并谋求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这就要求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国家形象，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卓有成效的软实力公共外交可以起到塑造正面国家形象的作用，从而实现俄罗斯与西方及外部世界的良好互动，为重新崛起创造有利条件。

为改善国家形象，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现在由于乌克兰危机，这些成果几乎付诸东流。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分析部主任塔季扬娜·斯塔诺瓦娅认为，国际社会对普京及其团队的信任度降低。这既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对地缘政治利益的追求有关，更与俄罗斯的不可预见性和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现实密切相连。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卡尔金认为，俄罗斯对乌采取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国内舆论的支持，但是国际社会的看法与俄民众完全不同。即便能以最小代价摆脱危机，对俄罗斯是侵略性帝国的印象还会长期存在。俄罗斯实际上自我隔离于西方，这威胁到俄罗斯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并可能打击陷入衰退的经济。

第二，对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由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俄罗斯国内外对于国家认同的讨论成为热点。俄罗斯国内有一部分学者从国家认同的视角看待乌克兰问题。留里克王朝自瓦良格人建国开始，历经基辅罗斯及莫斯科大公国等重要历史时期。俄罗斯认定基辅罗斯是俄国文化的根，失去乌克兰难以想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向东还是向西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历史的重大时刻再次被提上讨论日程。一般认为，罗斯受洗后，基辅罗斯有了统一的精神信仰。但是，到了12世纪基辅罗斯分裂并逐渐形成两个中心：加里西亚-沃沦尼亚公国和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后者是莫斯科大公国的雏形。在这两大中心的基础上形成了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差别明显，虽然同样源自东斯拉夫共同体，却最终分化成大俄罗斯人与小俄罗斯人。也就是说，莫斯科大公国源于基辅罗斯，准确地说，源于基辅罗斯的一个分支。更为关键的是，莫斯科大公国被鞑靼蒙古控制后，加里西亚-沃沦尼亚公国却抵抗住了鞑靼蒙古，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基辅罗斯文明。因此，乌克兰脱俄入欧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原因。俄罗斯精英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认为乌克兰文明属于欧洲文明，其未来的唯一现实发展方向也是欧洲。在他们看来，乌克兰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偏离欧洲道路而引发的事件，也是后苏联社会历史发展自然进程被打破而导致的直接后果。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俄罗斯试图通过欧亚战略，引导乌克兰走一条非欧洲发展的道路。这种思潮反过来对俄罗斯国家认同也会产生影响，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关于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停止。

第三，对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俄罗斯国内外的智库普遍认为，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政治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在俄罗斯国内影响力很大的《独立报》专门发表编辑部的评论文章，认为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国内局势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增长放缓对社会稳定形成挑战，导致俄政治安全领域原本就存在的难题如宗教民族问题更加突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由于收回克里米亚引起西方经济制裁，俄当前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外资大量流出。在2011年国家杜马期间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产阶级担心国家遭到孤立，也不愿意俄罗斯处于与西方关系全面紧张的状态。从长期看，这些因素都将对政治稳定局面形成挑战。单就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投入而言，这对俄罗斯也是一种考验。

第四，对政党制度问题的研究。俄罗斯政治学学者伊琳娜·纳戈尔内赫和阿列克谢·奥克佳布列夫在《生意人报》上发表文章《团结而多党制的俄罗斯》，认为俄罗斯各政党趋同性更加明显但政党机制已显露疲态。随着外交局面日趋复杂，统俄党与议会其他政党之间原本微不足道的区别几乎消失殆尽。俄政党体系剥离了一些极端的政治组织，趋同性更为明显。右翼自由派政党的活动积极性显著下降，即便它们结成同盟，在杜马选举中取胜的机会仍不容乐观。唯一令政权感到不安的是政党机制已疲态初显：社会不再笃信其权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五，西方对俄罗斯所谓帝国思维的研究。2014年西方对于俄罗斯政治的研究，提到最多的是帝国思维。美国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莫季尔在《外交》杂志发表题为“俄罗斯行为的根源——新遏制战略”的文章，认为普京的新帝国主义情怀让他希望获得更多昔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现在是西方放弃对普京和其政权的幻想，建立一个应对俄对外扩张的谨慎、稳步且长期政策的时候了。这意味着对俄实施遏制战略，其中心是防止俄用能源作为武器。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事务研究中心教授马克·加莱奥蒂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普京的决策方式中理性和感性因素交杂，这令他的下一步行动和终极目标很难预测。他通过理性分析认为克里米亚不过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俄可以利用其与西方达成协议，既保护俄在乌利益，又不至于遭到可能导致俄经济瘫痪、精英阶层与政府疏远的西方制裁。但他在感性上认为，西方及乌克兰永远都不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第六，西方对于俄罗斯国家特性的研究。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俄罗斯研究项目负责人列昂·阿伦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普京说俄罗斯是个例外”的文章，认为在普京看来，俄罗斯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它显然与现代西方国家不一样。纵观俄罗斯历史，关于俄罗斯具有文化独特性和肩负文明使命的论调经常被拿来为战争和帝国扩张服务，以此转移人们对经济困境的注意力。普京认为，西方国家有意扰乱俄罗斯的历史使命，故意阻碍天经地义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现如今，俄罗斯人面临的选择是要在一个正常国度里生活，还是活在一个富有侵略性同时狂热地自认为独一无二的国家里。马克西姆·特鲁多柳博夫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俄罗斯的文化战”的文章，认为俄罗斯并不是西方，俄罗斯与西方是有差异的。西方与俄罗斯一直在往两个方向前进，它们的期望和社会观念方面的差距在日益拉大。如今，在俄罗斯，很多人从很多西方人不屑的传统价值观里找到精神慰藉。而且，该国的执政精英也极力推动保守主义的复兴，来满足自己的目的。因此，克里姆林宫开展了自己的文化战，宣扬宗教的价值和爱国主义。虽然现在看来俄罗斯人的收入和消费比苏联时期要高很多，但这种相对繁荣难以填补俄罗斯人日益增长的自我满足感。

第七，西方对于普京主义的研究。西方一般用普京主义指代普京的理念与政策。2014年由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西方对普京主义的研究掀起新一轮热潮。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作家、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题为“普京主义的崛起”的文章，认为普京主义的重要元素是民族主义、宗教、社会保守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政府对媒体的主导。它们都以某种方式不同于西方提倡的价值观，甚至敌视这些西方价值观。普京主义的成功将依赖于普京和他治下的俄罗斯的成功。俄罗斯国内的自由派学者积极配合西方的研究方向。俄国家杜马前第一副主席、人民自由党两主席之一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在《莫斯科时报》发表题为“新普京主义”的文章，认为吞并克里米亚不仅表明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剧变，而且标志着新普京主义的诞生。普京总统成功攫取克里米亚的土地或许反映了一股更宏大潮流的开启，即莫斯科也会吞并其他地区。雷日科夫认为新普京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不再视西方为可靠伙伴；俄罗斯不再认为自身是欧洲，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文明的一部分；国际法不再是一套规则体系或参考依据；新普京主义适用于前苏联的全部领土；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现在仅适用于最强大的国家；像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欧洲理事会这样的国际组织现在所扮演角色的地位大幅下降；新普京主义是建立在世界力量的全新平衡之上的。

三 基本结构与内容

本书的基本结构设计和核心观点与笔者对于“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研究内容与方法的认识有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并受到极大的重视，“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俄罗斯独立之初，国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形势错综复杂。本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分析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发展，预测其发展的基本趋势。重点是研究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国家权力体系建立、党派斗争等迫切问题。这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追踪研究，分析各种政治现象并对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随着俄罗斯政治形势的深入发展，本学科从开始时集中于政治领域特别是联邦中央权力斗争的研究，逐步扩展到对联邦制及地方问题、民主政治、法制建设、政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思潮、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从一般的形势分析研究，转向对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进行探讨，进而对俄罗斯转型及发展道路做出理论总结。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深体会到非制度因素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更具有本质性，因此又从观念与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观念已经涉及精英的治国理念与民众的国民性及传统政治文化等内容了。“观念演变—制度变迁—政治绩效”可以作为俄罗斯政治的分析路径。这里的“观念”尤其指俄罗斯的治国理念，即俄罗斯政治精英阶层对国家发展的指导原则，包括精英阶层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是关于俄罗斯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概括。形势变化孕育观念演变，观念变化又深刻影响了制度变迁。

即使有了上述研究，依然不能完全回答俄罗斯形势发展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俄罗斯形势发展的本身，倒逼政治社会文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具备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要想做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战略研究，必须从某一问题领域做起，由点及面，见微知著，不断积累，逐步提升，最后才能真正达到战略分析和综合研究的层次。

笔者认为，“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对俄罗斯国家权力结构的研究，内容包括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俄罗斯国家权力配置的运行及其变化、国家立法机关与执行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府部门设置与组成情况、议会内部组成与议会党派的活动等。第二，对俄罗斯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联邦制度的历史沿革、联邦制度的调整完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车臣问题等。第三，对俄罗斯政治生态的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发展变化、俄罗斯主要政党的发展状况、统一俄罗斯党一党主导的政党格局、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发展变化等。还包括俄罗斯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与发展变化，国家杜马历届选举的主要过程、结果及其影响等。第四，对俄罗斯精英的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各领域精英的出现、分化、更新换代以及对转型的影响等。第五，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研究。第六，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及国家特性的研究。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特点及发展道路的选择。第二，政治发展的经济影响因素：垄断性经济结构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第三，政治发展的国际关系因素：俄罗斯精英的国际政治观及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转型与发展的影响。第四，政治发展的社会影响因素：保守主义取向的社会国家性质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第五，政治发展的文化因素：对内集权、对外扩张的国家特性与政治治理之间的相关性联系。第六，政治发展的历史因素：赶超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俄罗斯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贯穿俄罗斯历史的一条红线。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当代俄罗斯的转型与发展也是俄罗斯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要从俄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俄国。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论述普京新时期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

上篇论述普京新时期俄罗斯政治稳定先后面临的三大挑战，并以发展道路为视角探讨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从而引领下面两个部分，即政治领域17与社会领域国家治理的议程。

中篇研究了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分析了议会制度与政党政治、国家结构与联邦体制、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反腐败国家战略以及政治治理模式的问题。

下篇研究了社会领域的国家治理，分析了国民心态与社会情绪、中产阶级与社会结构、社会自组织与国家管理、网络领域与政治公共空间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终篇研究了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出了三大命题：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俄罗斯经济的政治性与俄罗斯外交的外延性。最后分析了普京新时期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的特殊性。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选题上看，普京新时期俄罗斯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本书跟踪研究了普京治理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举措及其影响。这项研究本身就是一项新课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第二，从内容上看，本书以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为视角系统全面地研究了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对新时期俄罗斯面临的时代背景、问题挑战、治理举措及绩效影响做了深入分析，从而完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的研究内容与范畴，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第三，从结构上看，本书从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切入，率先探讨了普京新时期面临的三大挑战，将繁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通过国家治理的视角考察分析，并推导出三大命题，最终论证了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布局严谨，脉络清晰，逻辑性强。

第四，从资料上看，本书运用2011年以来政府机构、智库、学者、学术网站等多方面的新成果与新资料，细致分析了普京新时期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及运行机制出现的新特点，深入揭示了普京新时期社会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如中产阶级、社会自组织、网络公共空间等新情况。

第五，从观点上看，本书认为，普京新时期俄罗斯的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先后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如何把政治稳定与政治现代化结合起来，既能增强政18治活力又能确保政治控制；二是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避免经济衰退；三是如何应对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以实现大国崛起的欧亚战略。本书对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进行了初步提炼，提出了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俄罗斯经济的政治性、俄罗斯外交的外延性三个命题。

第六，本书的现实意义体现在有利于我们从当代俄罗斯的发展现实观察其未来发展前景，从而在涉我研究上有的放矢；对我们从俄罗斯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借鉴大国治理经验亦有作用。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创新工程项目“普京新时期俄罗斯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的最终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科研人员集体写作。

各章节的作者分别如下。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结论，参考文献整理。

李雅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研究员）：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

郝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第五章、第十章。

李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第七章、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三节、第十一章。

马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吕静（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第八章第二节、第九章。

张圆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硕士）：第十二章。

黄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硕士）：第六章第三节。

庞大鹏设计全书章节结构，对全书统稿，并对全书的内容做了最后的润色和修改。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领导和同19事的支持与帮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永全研究员和薛福岐研究员、清华大学吴大辉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陈玉荣研究员、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组成的课题结项专家组对本书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给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的祝得彬社长也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付出了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受学术水平限制，本书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全体作者希望得到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庞大鹏

2015年11月，于北京张自忠路3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