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形成基础

为什么阿明没有像弗兰克、卡多佐等学者那样以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困境为切入点，反而以世界的两极分化问题作为切入点，展开对资本主义发展、全球化以及世界的不平等发展问题的批判性研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与阿明自己的人生经历、感受及理论旨趣紧密关联。

阿明生在非洲的埃及，长期在非洲工作，对这一地区的落后状况有着切身感受和深刻了解。此外，阿明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协助联合国相关部门处理与非洲事务相关的事务，这一工作使得阿明能够很方便地熟悉下面情况：其一，他亲眼看到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还在不断加大，看到了第三世界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正陷入日益深重的欠发达困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呈现出繁荣发展景象，其富裕程度也在二战后迅速提高；其二，他认识到非洲国家和人民长期欠发达与欧美发达国家繁荣发展紧密相连，没有非洲的贫穷就没有欧美发达国家的富裕，明白了世界的两极分化的真正根源所在。重要的是，阿明已经发现，世界的两极分化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陷入长期欠发达困境，根源于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人民长期实施殖民主义控制和帝国主义掠夺。

阿明的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赏，而且被人们纳入依附理论，他本人也被称为这一理论的创立者。可以说，阿明理论实质上就是关于世界的两极分化问题的批判理论，当然阿明的这一批判理论并非一蹴而就，历经了长期磨难才终成正果。其形成的背景内容包括二战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非洲地区以及亚洲和拉美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全球化运动等；其形成的理论基础包括二战后兴起的全球化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与方法。

一 生平经历的影响

阿明于1931年出生在开罗，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法国人。阿明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萨伊德港（Port Said）度过的”，且都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不公正的普遍化深深地刺痛了他，在他年少的心里就产生了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反感以及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厌恶，同时也使他萌发了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

阿明于1947年来到巴黎求学，就读于亨利五世学院，主修高等数学，但是他的学习兴趣广泛，文理科兼顾，尤其倾向于文科知识，并且执意转入政治科学学院的法律系，主修经济法，1953年取得经济法学士学位。后来，他进入巴黎大学统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将关于非洲世界的“不发达状态”的论述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1957年6月向统计学院提交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通过，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7年8月，他返回埃及。

需要注意，阿明在巴黎的十年间，“只把少数时间和精力用来准备大学期间的各种考试”，而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反对社会不公正的斗争工作中。这类斗争进一步加重了阿明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厌恶，对社会的不公正的反感，并且他在斗争中结识了许多来自非洲的志同道合者。重要的是，在与其他国家学生一起斗争和工作时，阿明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显然恰恰是正在创造一种不和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使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陷于一种不发达的状态之中”。

1957～1959年，阿明在埃及短暂居住，同时还加入埃及共产党并参加了埃共组织的反对纳赛尔政府的官僚作风和反民主倾向的斗争，后因斗争失败被迫于1960年初离开埃及，来到法国。

1960～1970年，阿明在法国参与克劳德·克鲁森领导的一个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从事非洲与阿拉伯国家发展问题研究。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阿明与志同道合者到许多非洲考察民情，了解实际情况，这些研究活动使得他真切感受到非洲与阿拉伯国家的欠发达的严重性。1960～1963年，阿明担任非洲马里政府计划部技术顾问。从1963年起，他先后被聘为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经济学教授。

1970～1980年，阿明因工作出色而出任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一职。在职期间，他努力将这个研究院建设成“泛非主义论战场所”，广泛讨论非洲长期从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性发展状态的真相以及非洲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自主现代化发展的可行性道路，探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在非洲从属状态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阿明在1970～1980年还担任过联合国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主任。

从1980年6月起，阿明开始担任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及第三世界论坛主席，并将论坛办公室设在达喀尔，在他的努力下，该论坛现在已经成为第三世界的国际发展学社，讨论第三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与规划、“密切关注着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危机的演变”，积极“协调了拉美和亚洲这方面研究、论战网络的活动”，甚至将毛泽东思想及其对中国和亚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巨大影响列为论坛的重大议题。

自1990年以来，阿明主要参与联合国事务，活跃在世界各大洲，奔波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亲身经历使他坚定地认为世界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发展的危害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有着内在关联，他亲身感受到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全球化仍然建立在不平等的交换上，进一步加重了“外围国家的产业陷于从属地位”的困境，使之“沦落到转包者地位”，造就了“以新的两极分化形式为特征的世界新秩序”——“一超多极”的新世界体系，这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两极分化的未来形态”。

从阿明的人生经历看，他出道于二战后，长期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从事与非洲事务相关的工作，深谙现代国际环境下的地缘政治，深切体会到非洲长期陷入欠发达困境根源于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帝国主义扩张及其推行的不平等交换。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深切体会，阿明坚定地走上了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道路，成为坚定捍卫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的正义人士，成为坚定地揭发世界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发展困境的真相，深刻批判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及其危害性的有良知的学者，成为坚定地传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布道者”。

二 冷战格局的影响

冷战格局是指20世纪下半叶（1947年至1991年12月）的世界格局状态，实质上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结成联盟阵线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视和遏制政策而造成的东西方分化与对抗状态，这种对抗状态在直接层面上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长期对抗，在间接层面上表现为中心区发达国家与外围区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长期对抗。阿明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在二战后挑起的冷战，把整个世界推向新的分化与对抗状态，对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发展和两极分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冷战格局促使冷战双方想方设法地加快发展，集聚实力，争取在对抗中战胜对方。这在客观上为现代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进步提供了动因，不仅推动了二战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而且造就了美国霸权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催生新全球化，促使帝国主义转型，最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战胜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束冷战格局。正如靳辉明、罗文东在《当代资本主义新论》中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发展状况所做的描述那样，“总之，战后由西方掀起的冷战，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思维和政策的支配下，不断扩张军事力量、增强经济实力、推广西方思想、争夺世界霸权，推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进而使帝国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水平。”

同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充分利用了冷战格局带来的利好条件，在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十多年间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雄厚实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可惜的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在没有遭遇任何外来威胁和内部动乱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轰然塌陷，随之冷战结束，冷战下的二元格局也自行终止。

问题在于，冷战结束只是终结了它自身的二元格局，并没有终结世界的两极分化格局和不平等发展困境。伴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世界格局由原先的两超争霸变成一超多极的大格局——美国一超独大，其他国家处于多极化状态，虽然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发展基础，但是苏联的瓦解和东欧国家的易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混乱，导致其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乃至倒退，从而加剧了世界的两极分化困境。尤其是伴随着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投入资本主义阵营，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也获得了空前扩张。这样，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格局在今天不是弱化了，更不是消失了，而是强化了。

与苏联情况不同，中国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时期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接手的是一个长期遭受战争摧残、一穷二白的国家，要人才没有人才，要资金没有资金，要工业没有工业，要技术没有技术。一个大国如此基础还谈何发展。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不畏艰难险阻、英勇奋斗，仅用27年时间就建立了一套相对独立、完备、自主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成为当时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经30余年的努力，排除冷战的干扰和消极影响，快速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灵活地利用国外的资本、技术、经验和人才，进一步加快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维护当今世界的稳定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在今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尽管对现行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世界的两极分化困境，但是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使现行世界体系的格局和困境发生根本性变革。中国仍然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时常遭受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欺凌、打压、盘剥。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今天有了巨大发展，但是世界的两极分化困境和格局并没有伴随中国的发展而改变。

另外，美苏两霸掀起世界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对抗，导致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发生异变。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说过，“世界经济距离平稳发展相去甚远，相反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极度不均衡时期”，这“不仅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而且还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各主要领域之中”。二战后，伴随着冷战格局日益巩固，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也日趋恶化，战后世界的分裂与对抗也日趋深刻了，这也使得世界的两极分化变得更加复杂。首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两极分化加剧。（1）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2）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3）战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4）战后资本主义各主要经济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其次，世界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两极分化加剧。其实，除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不平衡发展外，它还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领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最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内的两极分化依然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的不平衡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但在整体上又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长期封锁和打压，导致各地区国家间发展不均衡，苏联和东欧国家较发达，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相对滞后、缓慢，处于欠发达状态。

总而言之，冷战格局既推动了现代世界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大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丰富了人类生活，又使得世界的不平衡发展日益恶化，演变成世界的不平等发展，并且固化了世界的两极分化格局。正如阿明所说，地区间不平衡发展是世界历史的一大特征，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只是到了近代，两极分化才成为全球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无处不在的副产品”，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中，近代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恶化态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方式，因为它以不平等的交换为基础。如果说不平衡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必然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内在地包含了人类能够认可的平等发展，那么这样的不平衡发展也是合理的发展状态，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不平等发展是不平衡发展的恶性变种，是世界的两极分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不平等发展偏离了人类历史的合理性要求，是不合理的发展，实质上是恶的发展。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会造成世界的不平等发展，乃至使得世界的两极分化格局固化了？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世界的两极分化不仅固化了而且深刻化了。比如：

（1）工业革命以前的重商主义形态（1500～1800年），其表现为商业资本在大西洋主要中心区域盛行以及外围区域（美洲）的出现，它的出现完全符合商业资本积累的逻辑。

（2）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所谓经典模式，它成为此后资本主义的基本模式。相比之下，外围——逐渐加入其中的先是拉丁美洲，后来是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和非洲——却保持农村状态，没有进入工业化阶段。因此，这些地区通过农业生产和矿业生产参与世界分工。这一重要的分化伴随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分化，即一批核心工业体系的形成。它们是一批全国性的自我中心型体系，是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国家建设同时出现的。总之，这两大分化说明了民族解放思想的主线，那就是回应两大分化的挑战。①工业化被视为解放进程的同义语和“赶超”的手段；②建设民族国家的目标也是受到中心国家模式的启发。现代化思想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从工业革命（1800年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体系的特征就是这种经典的两极分化形态。

（3）战后时期（1945～1990年）见证了以上两大分化的逐渐销蚀。这是一个外围国家工业化的时期——当然是不平等的工业化。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工业化是主导因素——在那些刚刚重新获得政治自主权的外围国家，民主解放运动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这同时也是一个逐渐摧毁那些自我中心型的全国性生产体系，并且使它们无法作为构件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生产体系的时期。这种双重销蚀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表现。

在这里，阿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察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世界的不平等发展的总根源，也是现代世界陷入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状态的总根源。这就说明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陷入欠发达困境的根源。由此来看，只要搞清楚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就不难发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陷入欠发达困境的真相。

三 全球化的影响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化运动始于1492年的西方新航线开辟之时，至今500多年，历经三个演变阶段，即全球化1.0时代（1492～1945年）、全球化2.0时代（1945～1991年）和全球化3.0时代（1991年至今），也有学者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全球化运动。不过，三次全球化运动效果并不相同。1.0时代的全球化初步建立了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网络，推进了东西方商业发展；2.0时代的全球化建立健全一系列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制度和体系，完善了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网络，尤其是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已成熟，开始向欧美以外地区扩张；3.0时代的全球化完成了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向俄罗斯、东欧国家扩张。从演变进程看，迄今的全球化运动实际上表现为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将世界的各个角落逐次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推进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化。正因此，西方左翼学者把全球化界定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化。他们还认为，关于这种全球化的最早描述出现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书中非常明确且完整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化”。

从实际情况看，“全球化”在人们的理解中是复杂的。很多人理解的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化；少数学者将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体化；也有人将全球化理解为民主、自由、人权发展的普遍化。不过，大多数西方右翼学者的“全球化”是指世界的拉平运动，消除各种阻隔、对抗和差异，形成一个“平面世界”，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全球化运动”，以他之见，时下的全球化运动正在造就“一个正在平坦的世界化的世界”。

问题在于，基于全球化的这个“正在平坦的世界化的世界”究竟是地区间的平等发展还是不平等发展的世界？是消灭了地区间的两极分化还是依然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世界？弗里德曼的所谓“平面世界”抹掉了各地区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求整个世界遵循同一种发展制度、方式、管理体制，然而，在这样的平面世界中，发展中国家被强制地要求承担与发达国家一样的世界义务和责任，这客观上大大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平等发展权，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贫穷，世界的两极分化困境更趋严重化。因此，所谓的“平面世界”不是一个实现了地区间的平等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世界，也不是一个消灭了两极分化格局和不平等发展困境的世界，它在本质上还是不平等发展的两极分化世界。

今天，虽然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容纳了90%以上的世界空间，但是大多数西方左翼学者依然不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化已经实现。阿瑞吉和弗兰克就曾提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提法，并非真的可以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事实上，即便在今天，中国也没有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阿明也认同这一观点，不过他的兴奋点不在资本主义发展普遍化是否实现，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普遍化对世界的平等发展造成何种意义的不良影响。

西方左翼学者（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全球化并不是消灭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是在尊重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之前提下造就一个平等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世界。尊重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不意味着要设法限制落后国家寻求自主发展模式，也不意味着要维持地区间的两极分化，而是努力确保地区发展的平等性，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自主发展。正因此，阿瑞吉认为，全球化本该造就的是一个“弯曲世界”，可事实上正在造就弗里德曼的“平面世界”，这一切根源于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不断扩张。

阿明认为，迄今的全球化因欧美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而陷入严重的不平等发展困境，可以说，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世界的两极分化反倒是其目的。其一，现今人们谈论的全球化运动实际上是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其二，这种全球化运动并非着眼于消灭地区间的不平等发展，而是着眼于维护不平等的交换，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其三，伴随着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扩张，“区域的不均衡发展”不会被弱化，更不会被消灭，而是转变为世界的两极分化。为什么全球化会加剧世界的两极分化困境？阿明的回答是：

我认为，争论应当从深入探讨世界体系的新特征开始。这些新特征是先前的世界体系销蚀所引发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自我中心型国家的销蚀，以及由此引起的再生产领域与积累之间关联性的消失，政治社会控制也随之削弱。这种社会政治控制至今严格局限于自我中心型国家的疆域之内。

（2）工业中心与非工业化外围区域之间的差别不再明显，世界分化出现了新情况。

竞争力是多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这场不公平的斗争中，中心国家利用了我所谓的五大垄断。这些垄断挑战着社会理论的整体。

（1）技术垄断。这需要有巨额的经费投入，只有富有的大国才能做到。没有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军费开支——这是自由化论调所没有提到的，这类垄断大多都难以为继。

（2）世界范围内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由于金融规制的自由化，这种垄断具有前所未有的效力。直到不久以前，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储蓄还只能在一定地区——主要是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之间流通。今天，这些储蓄集中到了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机构手中。我们所谈论的是金融资本，它是资本全球化中程度最高的部分。

（3）对获取全球自然资源的垄断。现在全球都面临资源被肆意开采的危险。资本主义基于短期理性，不能克服这种轻率行为带来的一系列危险。因而，进一步巩固了发达国家的垄断。它们的考虑是，不让其他国家也像它们那样不负责任。

（4）传媒和通讯垄断。它不仅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还会为政治操纵提供新的手段。现代传媒市场的扩张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自身的民主进程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

（5）最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垄断。这种垄断在两极格局下曾经受到抑制，但如今美国又像1945年时那样成为独家垄断者。“扩散”风险的失控说明，在没有民主的国际控制情况下，这是与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垄断作斗争的唯一方法。

以上这五大垄断总体上决定了全球化价值规模的运行框架。价值规律是所有这些垄断条件的集中体现，而不是客观的“纯粹”经济理性的体现。所有这些垄断的影响，抵消了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影响，使外围地区的生产活动贬值，使新的垄断活动增值，并且使中心从中获益。结果就是，在世界规模的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一个新的——比从前更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外围地区的工业成为附属品，并降低到分包商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两极分化的新原理，预示了未来的模式。

从以上文字来看，表面上世界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交换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化的产物，实质上它们又恰恰是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本质和发展规律。简言之，迄今的全球化不是一种“客观的 ‘纯粹’经济理性的体现”，而是欧美资本主义“垄断条件的集中体现”。

四 理论驱动力

毋庸置疑，现实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困境强烈地刺激了阿明的良知，促使他探索这种“两极分化”问题的真相。为了有效、合理地解答这个问题，阿明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磨炼过硬的思维判断力，以期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地考察问题。

（一）受马克思主义驱动

阿明是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他自己也说过，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发达和不平等发展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是真正的开拓者”。他认为，许多西方理论都选择研究纯粹的经济理性和经济增长，不愿去直面世界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交换的发展困境，唯有马克思主义勇于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制造和加剧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所以，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科学的方法论”。

重要的是，阿明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着久远的、执着的渊源。他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说过：“早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社会现实，并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惟一可行的、解决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方法。”他的理论成长是与马克思主义相伴而行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和引导，就没有他对世界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交换的发展困境的研究。

第一，受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的驱动。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现实的，因为他的批判是对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这个社会的现实问题的尖锐批判，通过批判性分析，揭露了现实社会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的批判要促使现存的一切革命化，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一切的不合理现象，使之共产主义化，正因此马克思宣称自己是一位“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重要的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因为他的批判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是科学的、独特的批判方法，它充分发挥了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历史辩证法批判的解构效力，给予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致命的批判。受马克思的驱动，阿明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首先，阿明也选择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抓住了世界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交换的发展困境展开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的批判；其次，阿明也在批判中深刻地揭露了现代世界的分化与对抗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陷入欠发达困境皆根源于欧美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最后，阿明在批判中充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灵活运用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辩证法批判，历史地分析了欧美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的两极分化困境的内在关系，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与世界体系分析法以及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田野分析法相结合，通过充分的实证性研究，确证了世界的两极分化是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本质和发展规律。

第二，受马克思理论的主题设计的影响。马克思理论的主题是明确的、集中的，其以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贫困状况为主题，探索无产阶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现实性和可行性，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规律的批判性研究，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性、可行性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及规律的批判性研究。受马克思的影响，阿明选择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欠发达困境以及世界的两极分化困境为主题，探索世界的平等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由此展开对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性、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的批判性研究，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与两极分化的内在关系、迄今的全球化被欧美资本主义所控制的真相、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陷入欠发达困境根源于欧美发达国家长期实施殖民主义控制和帝国主义掠夺的真相等问题的批判性研究，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论证了第三世界人民实现自主平等发展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的合法性和现实性。

（二）受世界体系分析范式驱动

阿明理论虽然被国际学术界划归“依附理论派”，但是从根本性上讲仍然属于世界体系理论，这已经由他的理论遵循世界体系分析法所印证。在阿明的理论中，世界体系分析法是一个仅次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一大分析方法。换言之，阿明理论也深受世界体系分析法的驱动。

其一，在世界体系分析法的引导下，阿明发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以前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无论有没有不平等交换问题”，只要资本主义体系仍存在且不断扩张，那么两极分化会永远存在，它也会永远“导致不对称和不平等问题”。但是，到了全球资本主义时期，不平等交换和两极分化有了特殊性，即前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是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规律）”，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是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差异又与资本主义霸权相关联。全球资本主义严重依赖霸权，借助霸权维持自身存在，结果是全球资本主义不仅固化了历史上的不平等发展困境和两极分化格局，而且还派生出新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交换，使世界的分裂和对抗更趋严重。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演进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呈现出连续的形态”，还会越来越坏，这一切根源于中心区运用“五大垄断力”，因为它们“共同规定了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这类运行机制深刻地“阻碍了外围国家工业化的对外影响，降低了其生产性劳作的价值，却高估了能从中心区国家获利的新垄断力的运作中所带来的预期附加值”，催生“新的等级秩序”，导致“全球收入分配比过去更加不平等”, “外围国家的产业陷于从属地位，沦落到转包者地位”，这种分化正是“新的两极分化的基础，它预示着两极分化的未来形态”。正因此，阿明强调“两极分化是现行世界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产物，而不是不同社会具体状况的特殊性造成的附加现象”。

其二，在世界体系分析法的引导下，阿明发现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并不是世界平等化而是世界的两极分化的实质。从表面上看，“现代世界绘出了一幅世界历史图，根据这幅图，资本主义（欧洲）是第一个统一全球的社会体系”，可是这个“统一全球的社会体系”只是名义上的一体化社会体系，实际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特有的中心—周边力量对比的结构极为特殊”，一方面，它标榜世界一体化，从而给人们造成一种世界平等化的假象；另一方面，它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关系，就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价值规律的支配作用下，中心地区始终占据着世界体系的价值链条的上游，边缘地区则处于这个链条的下端，尤其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虽然“亚洲国家的地位很可能得到强化”，但是它与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国家一样处在世界体系价值链条的下端，仍然处于现行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现行的世界体系的“任何景象都没有对南北两极分化的现实提出质疑”，相反现行“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逻辑固化了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两极分化”，这就是“外围国家出口制成品，中心国家则行使它们的五种垄断力量”，促使世界体系“进行单方面的结构调整，以牺牲它们的发展为代价”；同时还进行“一系列制度安排”, “将整体性压低了的汇率增加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身上”。一句话，只有破除这一不平等的固化结构，才能建设一个平等的世界体系。

虽然阿明不赞同布罗代尔的世界体系分析，但是这并不影响他运用世界体系分析法来进行实际的研究，因为他认同、发挥了沃勒斯坦、阿瑞吉和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分析。他在《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一书中写道：“与沃勒斯坦和查斯·邓恩（Chase Dunn）一样，我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世界化的，因为在其基础之上组织基本生产的劳动分工是一种世界性的劳动分工”。在指出不平等的交换和世界的两极分化都与欧美资本主义有着紧密关系时，阿明引用阿瑞吉的论点作为佐证。他写道：“有关这一点，G．阿瑞吉指出，不平等交换只是展现了冰山一角：在凝结着劳动的产品的交换当中，报酬的不平等超过了生产力的差异所体现的不平等。阿瑞吉强调指出，有三种与所有交换无关的两极分化机制在起作用：（1）资本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失；（2）劳动者同一方向的选择性流动（尽管根据流动的选择性的自身定义，这种流动难以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3）位于中心的公司在世界劳动分工中所占的垄断地位。另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中心控制着全球的自然资源。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前两个机制融入本人关于两极化的一般抽象概念中去：它们是这种概念的显而易见的体现。同样，我所强调的第四要素也一样。”在谈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垄断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问题时，阿明又请来弗兰克和奥威尔来帮忙。他写道：“A．弗兰克和我参考了G．奥威尔的《1984》，并把这部作品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带了出来”，因为这部作品揭示了发达国家的国家干涉主义使得资本长期以来愈演愈烈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确保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残酷盘剥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造成第三世界的边缘化和长期欠发达困境。

（三）被其他西方理论的非科学解读激怒

阿明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难以合理地阐释“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使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陷于一种不发达的状态之中”这一事实的真相，因为它们听命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及帝国主义霸权，因而，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几乎不约而同地对世界体系中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交换的发展困境做了非科学解读。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做到科学地揭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的两极分化以及第三世界欠发达困境的真相。“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

1．边际效用理论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物品时，每一单位物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是不同的，它们呈递减关系，正如萨缪尔森所描述的：每增加100元收入带来的效用，小于失去100元所损失的效用。边际效用理论是由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提在19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后由奥地利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进行系统化发展而成为今天人们看到的一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探讨“满足人的最后的也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所以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效用理论的核心，不过，边际效用理论将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买卖双方对物品的主观评价作为物品价值的尺度，因此，边际效用价值论又被人们解读为主观价值论。

阿明认为，边际效用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颇有影响力，从根本立场看，它以买卖双方的主观评价为杠杆支点，而不是以市场结构和竞争体系为杠杆支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只能揭示利润率的变化规律而不能揭示利润率变化背后的不平等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边际效用说通过这种巧妙的手法使利润从它的图像中消失了”。以他之见，“整个边际效用说的理论是建筑在这个巨大的同语反复的基础上的：它无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故而毫无科学性），普遍和谐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看到，这门 ‘经济科学’的每一 ‘部分’都是回避问题，其原因就是最初的同语反复”。由于边际效用理论不仅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而且持有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当它一遇到“欠发达国家经济”问题时就“顾左右而言他”，显得无能为力了，其实是故意用边际效用来掩盖中心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盘剥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这一事实。重要的是，边际效用理论的这一情况也是其他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共同特征。“它们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所以这些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由此来看，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诸如货币理论（数量论）、国际贸易理论（比较利益）、行情理论以及收支平衡理论等] 非但不去脚踏实地地研究“欠发达国家经济”反而用一些抽象、玄奥的理论来掩盖“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真相。因此，“研究欠发达国家经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边际效用”理论及其他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无能，“找出它们的错误根源”，这就是它们放弃的那个内容——世界体系的结构：中心—边缘。从这一结构特征上看，欠发达国家经济之所以长期落后，其真正根源就在于这个世界结构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导致边缘区国家和地区的大量剩余价值被中心区发达国家拿走，使它们丧失了实现经济繁荣发展的现实条件。

2．流行的“欠发达”理论

在阿明看来，值得庆幸的是，在边际效用理论及其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之外，还是有不少人在探讨“欠发达国家经济”问题，比如W. W．罗斯托和P．巴兰等学者都“已经以系统、明确和简洁的方式阐明了这个欠发达和发展的理论”，即欠发达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并没有对“欠发达国家经济”的落后情况做出合理的解答。

第一，主流欠发达理论“用僵硬的、统一的方式”以消费经济学的词汇加以确定，因此这种理论虽然系统化，但其理论本身极端荒谬。阿明认为，这种荒谬性表现在：主流的西方不发达理论“既不考虑当前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历史，也不考虑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与当今发达国家之间尖锐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影响了欠发达国家采用出口加工区的做法，而且这种历史上的关系完全改变了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社会结构”。问题在于，主流欠发达理论竟然在经济和社会二元论视界中分析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欠发达困境，“其实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看，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

第二，主流欠发达理论在方法论原则上是折中主义的。比如，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代表。问题在于，来自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解释“经不起分析和事实的检验”，因为“这种理论的概念始终是 ‘模糊’的”，比如“它指的自然财富究竟是已经开发的还是潜在的”。实际上，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公理也是错误的”，因为它以“所谓 ‘产量递减规律’”为基础公理，因此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矢口不提大量的历史事实，如英国和德国是于1870～1910年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闭口不谈的还包括“有些欠发达地区因为一直以农立国，所以表面上看来 ‘人口过多’，但是也有许多地区，即使具有发展农业的潜力，人口也是不足的，如加蓬”，这个非洲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十分微弱，每年人口增长率为0.5%。这个国家与其他人口增长率高的国家一样不发达”。这就是说，人口增长与减少并不是欠发达的根本原因。

还需注意，除了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观点之外，“贫穷恶性循环说”和“储蓄理论”还错误地将欠发达归咎于“储蓄不足”，它们无视“‘欠发达’国家的剩余低到近乎不存在”这一事实，欠发达国家实际上贫穷得没有一点东西可供储蓄，这种困境本身恰恰根源于欧美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下的不平等的交换。然而，上述理论却刻意回避讨论这个问题。

从以上内容看，西方主流的欠发达理论也没有合理地揭示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真相。阿明认为，欠发达理论必须放弃折中主义和僵硬的经济模式，成为一种关于“世界规模的积累的理论”，确定在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中探索，大胆指出中心区国家的发达建立在外围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欠发达之基础上，其以后者的不发达来成就自身的发达及所追求的世界规模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这深刻地揭示了“世界规模的积累”与世界的两极分化困境的内在关系，即“在中心，增长即发展，也就是说，增长起了组合作用；在外围，增长不等于发展，因为增长起了解体作用”，由此来讲，“建立在与世界市场一体化基础上的外围的增长，发展了欠发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