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殖民统治：政治和种族的排他性

在政治上，殖民地的原住民都隶属于殖民者。在非洲种族歧视尤为严重，[193]而即使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和美国的一些殖民地，[194]种族歧视也呈系统化。生理或文化等级观十分盛行，欧内斯特·勒内曾声称，中国人天生就是（不光彩的）体力劳作者，非洲人天生就是农民，欧洲人天生就是主人和战士。[195]权力属于殖民定居者，而在资源掠夺型殖民地，则属于总督和他的副官们。所有高级官员都来自宗主国。[196]在殖民地中，印度当地人从政的比例最大，但在英国统治的135年间，也只是在最后30年，因已预见英国人要撤离，印度人才被允许进入高级行政部门。并且只在印度独立前几年，印度人才获得和欧洲人同等的待遇。[197]在香港，自1842年起，政府机关的所有人员都由英国总督指派，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实施间接选举。二战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在港英政府机关任职。[198]

精英们称，殖民主义也有积极的一面，然而，所有殖民的“成就”都是幻象。殖民者的法律并不包含其基本的前提，即法律上的平等。殖民地的法律系统是基于法律上的种族不平等，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殖民的晚期，那时则基于事实上的种族不平等。西方殖民者制定了严酷的镇压殖民地人民的法律，如1685年的法国《黑人法典》，很明确地剥夺了奴隶几乎所有的权利。[199]殖民地的人民很少被给予公民资格。[200]1906年，在法国人统治了45年之后，越南南部1500万名越南人中只有254名因获得法国最高战争勋章而成为法国公民。[201]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统治100年后，600万阿尔及利亚人中仅有7817人在放弃信仰伊斯兰教后，获得公民资格。[202]在法国统治的非洲西部（塞内加尔除外），1500万土著居民中，成为法国公民的不到2500人。[203]

在殖民主义的全盛期，没有任何土著居民能享受到与殖民者同样的权利：

殖民地的法律对外国人是一套，对当地人是另一套，这种区别有时导致显著的司法双重标准，尤其是在拓殖型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有针对阿尔及利亚人的严酷而带歧视性的“土著人管理法典”。司法上的双重标准也存在于资源掠夺型殖民地，如日本统治的台湾。[204]

在香港，英国法官对中国被告的惩罚要比对西方被告的惩罚严厉得多，[205]而在被殖民统治的台湾：

歧视性的殖民统治举措……涉及很广的范围，包括教育，与日本人通婚，以及要求台湾人的公司和日本商人合作。许多措施都是基于总督颁布的殖民地法令，其中以1898年颁布的《盗匪惩罚条例》——该条例实际上只用于台湾人——及1904年颁布的明确针对台湾人的《罚款与鞭笞法令》最为严厉。[206]

即便在殖民时代末期，英国也在拓殖型殖民地只允许居民集会。然后，“（他们）把无奈装扮成善举，空谈使用英国的行政模式，然后就幻想情况一直都是这样”。[207]在印度，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破坏了建国的理念，使种姓制度硬化和种族化。[208]靠着印度传统的庇荫网络，英国人在一战后建立了以宗教团体选民为基础的选举制度，使得选举成为对族群的普查，并导致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使少数民族群体受到排挤，也导致了独立时使几十万人丧生的印巴大分裂。[209]因此，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所产生的选举政治充满了庇荫关系，并以身份为基础，在今天被误认为是民主制度，还被认为是被占领的伊拉克的先例。[210]

“法制”在印度强制产生了新的土地权利和合同，导致负债和农村无地人口的大量增加，以致在独立时，一半以上的印度人生活在（很低的）贫困线以下。[211]在大英帝国，无论哪里的反抗都会遭遇超法律的镇压，如1857～1939年被送往安达曼群岛的8万多印度政治犯遭遇了可怕的折磨、医学实验和杀害。[212]

虽然殖民经济的某些方面，例如基础设施的建立看似服务于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但是效益极其不对称，且对当地人的培训也微乎其微。殖民制度终结的时候，许多殖民地只有很少的人力资本。[213]殖民地铁路“网络”比宗主国的要稀疏得多。线路设计不是用于联系本地和周围区域性的市场，而是方便调动部队和在不平等的交换下攫取天然资源，用于刺激从内部到港口至宗主国的商品出口，甚至用于在粮食紧缺期间把粮食运出殖民地。这些线路很少培训和使用当地人，因此在独立时，线路运行的过程中不断有危机出现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214]

殖民主义者声称他们给殖民地带来了社会福利，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殖民地人民的福利实际上恶化了。南印度劳动力的营养水平和健康状况在19世纪后半期下降了，[215]并且1872～1921年，即鲁德亚德·吉卜林所谓的“半个世纪的光荣帝国”时期，印度的平均寿命下降了20%。[216]殖民主义者在社会公益，例如医疗保障上花费很少。20世纪初期加纳的殖民总督指出，“医疗机构几乎完全是为了造福欧洲人设立的”。[217]在1939年，[218]每10万越南人中只有两名医生。印度的殖民政权阻碍了本土制药行业的发展。[219]在殖民主义晚期，即所谓的“富有同情心时期”（compassionate period），一些殖民地收到零星的社会福利，但是这些远远不足以抵消殖民晚期的破坏力。

在很多殖民统治地区，跟政府的交流必须使用殖民者的语言。从殖民者那里进口的教会也有优待。在殖民统治时期的澳门，尽管说葡萄牙语的人只占当地居民的2%，但合法的文件只能使用葡萄牙文。澳门的天主教堂只代表了6%的人口，却被赋予教育当地居民的重任。[220]法国殖民主义者称越南语为次等语言，认为它没有能力表达抽象或科学道理，因此致力于打造“亚洲的法国”，[221]并开始取代越南以中文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后来成为印度第一法律委员会会长的麦考利指出，“一个好的欧洲图书馆的一层书架就相当于整个印度和阿拉伯半岛的文学成就”，并且力求创造一类人，他们“拥有印度人的肤色和血型，但是品味、观点、道德，还有智力都是英式的”。[222]殖民教育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可笑的情况：在法国殖民地，深肤色的孩子被指定阅读的历史教科书是这么开始的，“Nos ancetres les Gaulois etaient grands et blonds（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身材高大并且有着金发）”。[223]

殖民地的教育也被遏制发展。在1934年，西非的法国殖民地有2000万人口，却只有600个中学和大专学生。塞拉利昂只有3%的儿童上学。这个比例在冈比亚和北尼日利亚甚至更低。[224]在1961年殖民地解放的高潮期，有80%的非洲人是文盲。[225]在赞比亚刚独立的时候，只有低于0.5%的当地人口完成小学教育，全国只有120名大学毕业生。[226]刚刚独立时，坦桑尼亚的1200万人口中仅有150个大学毕业生，莫桑比克的1000万人口中有98%是文盲，完成大学教育的不到50人。[227]在独立时，比利时殖民地刚果拥有1400万人口，只有136个高中毕业生和12个大学毕业生，并且没有本地的中学老师。[228]越南在1939年有2000万人口，但仅有一所拥有700个学生的大学。[229]即便在印度，英国所谓的“皇冠上的宝石”，在独立的时候大约有85%的人口是文盲，并且在3.4亿人口中只有大概2万名大学生。[230]非洲在殖民时期教育水平的低下与“在独立后的巨大进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31]196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拥有30%的小学毛入学率（GER）（相比较而言，亚洲是67%，拉丁美洲是73%），到1980年增长为80%。1960年非洲的中学毛入学率是3%（亚洲是21%，拉丁美洲是14%），到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学的毛入学率是14%。[232]

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把民主体制引入殖民地是个神话。殖民地统治者在损害公共福利的情况下追求他们的利益，以致在独立后非洲的精英们所继承的国家机构和殖民地时期的治理方式并非“自由”（liberal），而且偏向加强秩序而不是为了促进公民的福利。威权统治、家长作风和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控制等传统已经根植于非洲精英们所继承和保持的体制。[233]

在殖民制度晚期，殖民统治者既不慈善，也不愿意走人。在肯尼亚，英国从1952～1960年一直镇压反殖民斗士，10万多基库尤人（Kikuyu）死亡，很多死于集中营的绞刑和折磨。为了保有阿尔及利亚这块殖民地，法国在1954～1962年杀害了上百万阿尔及利亚人。[234]

在殖民主义体制下，殖民者拥有权力、权利和利益，而殖民地人民无权无势且利益得不到保证，[235]历史学家们的著作里证据灼灼，也曾被人们广泛地了解：二战期间的1942年正是美国在战时与英国亲善的高潮期，美国的一个民意调查却发现多达60%的美国人认为英国人是“压迫者”。当时多数美国人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世界上主要的殖民主义者与他们的殖民地人民之间存在着鸿沟。[236]

正如克里克·豪斯评价欧洲和前殖民地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殖民遗产是不被殖民。那些避免欧洲殖民统治的国家，例如亚洲的一部分地区，拥有高度有效的国家和社会，且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237]类似地，沃尔特·罗德尼认为“殖民主义时期仅有的正面发展是当它结束的时候”。[238]殖民主义对于被殖民地来说是大灾难。然而，我们不能将相同的论调用于中国在非洲的实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