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吗？

沈江平

摘要：“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既是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然，也有理论构成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参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如其所言，是一种全新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值得探讨。“有机马克思主义”用有机哲学替换其所批判的“机械世界观”，并以此作为其哲学基础。“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加甄别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修正和更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将其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有机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否如其所言，因当下时代变化和生态危机而出现，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本文尝试从考察其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着手，全面、正确地揭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相。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

“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范式，近期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有学者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有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有学者认为该理论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是融合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三者为一体的整体世界观。还有学者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的集体创造与中国学者互动的产物，既是对机械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又是对解构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本质上是一种建设性的后马克思主义。也有学者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的结合。总的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界能够引起学者共鸣，除了其理论本身延续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之外，融入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美国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约翰·柯布、菲利普·克莱顿以及中国学者王治河等人立足于后现代科学，借助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并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Organic Marxism）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性的正在生成中的新学说和新流派，随着《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一书的出版，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生态文明的捍卫，尤其是其中独特的中国元素特别引人瞩目。那么，究竟什么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如作者所言“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面临无法解决的危机时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言“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新形态”？本文在对“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组关系的考察中揭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图景。

一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资本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人类社会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现象日益严重，以牺牲环境换取发展导致生态危机凸显。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莱斯、詹姆斯·奥康纳、约翰·福斯特等人结合生态学思想，深入挖掘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思想意蕴，消除以现代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为指导的当代生态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误读为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产主义”的影响，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以此来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他们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建立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从生态学的角度敲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 ‘生态丧钟’”，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借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智慧，并结合有机哲学形成的一种新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旨趣的追求是彻底的，分享和借鉴了以福斯特为主要理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洞见。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强烈关注人类的生态问题，挑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和现代性危机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发酵的现实背景。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唤生态革命，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难发现，在理论渊源和批判指向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共通之处，但二者也存在差异。

首先，两者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认知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或“生态危机的病根”，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制度原因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原因，作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强调“现代性”是造成现代文明危机的深层原因。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众多，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认为生态问题不是自然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不是人性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从根本上讲，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扭曲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佩珀指出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的结果，“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质，也不 ‘犯有’傲慢、贪婪、挑衅、过分竞争的罪行或其他暴行。如果他们这样行动的话，并不是由于无法改变的遗传物质或者像在原罪中的腐败，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更加可能的原因”。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竭力将“成本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普及的必然结果。为了获取和扩大利润，资本主义利用自身的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优势无限度地进行全球扩张、掠夺，最大限度地占有人类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尤其是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可以说，资本主义扩张到哪里，生态危机就蔓延到哪里，进而演变成全球性危机。正如维克托·沃尔斯（W. Wolse）所言：“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今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框架，生态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资本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的本性就在于不断地获取利润，而这种逻辑本身乃是当代“反生态”社会的本质来源，“资本主义是一种出于自身缘故而追求积累和增长的制度，而对积累的无限欲望正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承认制度只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他们认为，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是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今天面临着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类似的生态环境问题，制度差异似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柯布认为，如果我们摆脱资本主义形态，生态危机也不会完全消失。在菲利普·克莱顿他们看来，“在世界上，中国最有希望引领生态文明，其原因并不难描述。现代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原子论和碎片化，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主义。皇帝是人格典范，他统治整个中国，在相对于天与自然的大背景下，人类是一个整体”。现代性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其所蕴藏的无限经济增长嗜好不断驱使着资本主义挑战人类生态的底线。因此，“环境运动的目标不能再局限于象征性的措施，这像是对于一个垂死的星球，人们仅仅是提供了几片 ‘创可贴’。没有什么比文明的变革更充分和足够的了”。也就是说，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的解决需要文明的转变，需要走向生态文明，这是一种“有机的、可持续的、融入具体文化和历史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基于过程思想的、根本性的、本土的、共同体取向的——简言之：生态的”文明，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蕴含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意味，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不能完全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不分制度、不分种族，整个人类社会都面临生态问题，“经济模式的微调变化抑或是政府的软调控，都不能够消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地球的极限之间的矛盾”，只有从根本上采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即有机马克思主义，寻求文明的变革，才可以把经济发展规划到地球可承载的范围之内。

其次，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不同。就其本质而言，路径的不同基于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认知不同。具体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尝试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时，作出的解答既有根本上的差异，也有具体路径的殊途同归。

生态马克思主义盛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经久不衰，是因为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马克思主义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展路向。研究旨趣上的人道主义、基于“生态合理性”的分析框架、“经济—社会—生态”相统一的解读模式，为人们未来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维度。生态马克思主义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唯生产力论，批评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主张实行“稳态经济”，力求消除“异化消费”，提倡“绿色工作道德”、“非暴力”政策和“更少地劳动、更好地生活”这种新生活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为人们改造现存社会、重建生活家园提供了行动指南。在生态危机的解决方式上，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生态重建”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不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又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和平改良的方式。法国学者高兹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应采取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式，应该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采用分散的“更加清洁”的技术。二是否定制度的方式。本·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引发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异化消费”源于“异化劳动”，要消除“异化消费”就必须消灭“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的消灭又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改造，即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德国的瑞尼尔·格伦德曼和英国的戴维·佩珀则认为只有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亦力图使其社会理想具有一定的实践导向。除了提出适当的生产、合理的技术和有度的消费等主张外，他们还非常重视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与社会现实力量的联盟，以便使生态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效地介入社会实践。总的来说，无论是改良、介入实践还是否定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都期望以“非暴力”的途径作为斗争策略来解决生态危机。正如佩珀所言：“在资本家仍然控制国家的情况下，试图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首要的是接管国家，将其改造成以某种方式为全体服务的机构。……用 ‘教育’和 ‘示范生活’的方式提高群众的觉悟。”在佩珀看来，自治性的生态示范区，社会公正与环境运动相结合，能够为人们展现崭新的绿色生活，逐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有机马克思主义坚决主张超越现代性，它认为现代性所鼓吹的生存逻辑造成了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机械主义世界观是这种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在这种世界观支配下的世界是一堆毫无联系的“死物质”，人与自然被割裂开来。由此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种生态毁灭的消费主义，它无限占有财富、过度贪婪或无度消费，是现代性最为糟糕的一维。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有机的生态思维理念中，主张有机整体主义，在“人类内部、人类与全球生态系统及共处一个生物圈的其他物种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才会实现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资本主义不正义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灾难，“地球本身已无法再承受资本主义制度所提供给世界上1%的最富有者的花费支出，也不能再承受他们用财富换来的奢靡浪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因此，只有采用一种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后现代的社会主义原则，才能限制这些过分的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基于人们真正生存需要而不是基于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欲望的和谐的资源分配体系”。具体到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的替代方案上，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的目标，但在究竟选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替换现有的批判对象的问题上其内部又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有人如克里福德·柯布主张发展杰斐逊式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利用经济手段比单纯的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价格是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也有人主张将追求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作为最终的替代方案。克莱顿就指出，环境问题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最终要依靠文明的转变，寻求和建设生态文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建构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我们这个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要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繁荣的话，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迫切需要的”。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社会主义与生态原则的融合，最终消除“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这种生态危机下的结果。

不难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都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需求紧密相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批判对象即资本主义治理下的生态危机，但彼此解决的方式又不完全一样。有人主张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才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有人则主张通过社会改良、绿色运动等方式逐步推进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消解，还有人认为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过程哲学的有机融合构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来建设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才能解决问题。有关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无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发掘。实际上，从总体上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第三条道路”都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性质，都是在不触动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把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生态意识”和“文明样态”等“非暴力手段”。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追踪到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但其解决危机的根本设计却主要被置放在观念领域。例如，在福斯特看来，要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除了抵制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外别无选择，但“这种抵制必须采取影响深远的道德革命的方式”。也就是说，生态危机的解决只能诉诸观念革命，特别是道德伦理革命，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把生态危机的解决寄托于“生态文明”的建构，认为“没有什么比文明的变革更充分和足够的了”。显然，生态马克思主义无法“改造”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无法扭转“现代性之殇”。

二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种“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时重视文化和地域的特殊性，但在反对机械论世界观和“误置具体性的谬误”时，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的“决定论”思想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物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其核心就是确认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物质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作为社会生活本质和基础的“物质”不是某种自然的物质实体，也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包含着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或“物质实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不否认社会的精神生活、精神关系（即由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构成的上层建筑）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力量，其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会反过来制约物质生产活动乃至整个生活，并对社会的物质基础产生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历史观不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而是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自从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历史上就不乏对其的批评者、诘难者。如李凯尔特的“价值决定历史”、科林伍德的“历史过程论”、罗素的“历史四因素论”、后现代主义的“非总体化历史观”、波普的“历史非决定论”等言论层出不穷。在当下，历史唯物主义还在不断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唯心主义、非决定论历史观一直不遗余力地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几乎所有的历史非决定论的西方哲学家都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是拉普拉斯决定论的翻版，与历史的多元化结构和历史的多线条发展的事实相矛盾。

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克莱顿等人看来是一种无神论者的乌托邦式的理想承诺，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人修正和更新。克莱顿等人指出，“最近150年的经验使我们对这种改变的前景并不乐观。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已经采纳了马克思关于完美社会的话语，……但并没有发挥作用”。现实使得人们不再相信承诺，而是准备“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但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学会理性对待乌托邦的主张，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其同时又认为，社会决定论的梦想是必须被超越的欧洲现代主义的众多神话之一；我们不能列出能够预知无产阶级的全球革命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客观经济条件。历史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无限开放的过程，今天的人们不再相信历史是线性发展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从恩格斯那里也找到了证据：“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很明显，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更新”同以往的非历史决定者一样误读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对牛顿力学基础上的机械决定论的误读必然将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一种线性的、单向的、机械的历史观。这与马克思的理论本质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从未企图把历史仅仅当作经济史，也不认为只有经济生活才是“本质的”。恩格斯在分析普鲁士国家由不同的小邦组成的历史时指出，“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语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社会生活包含着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种族的、地理环境的等大量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无疑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有力的反驳。克莱顿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与意识形态仅仅是 ‘上层建筑’，对历史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认为马克思无视文化和精神因素或思想上层建筑的作用。事实并非如此。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回信中对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和“唯一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区分，后来他进一步作了解释，“……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除经济因素之外，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的还有阶级斗争、上层建筑和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列宁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文中，又进一步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了经济决定论。在历史观问题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是在走一条历史本质为“精神”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道路。这些修正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而有机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则成为他们修正更新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以有机整体论为世界观的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现代机械世界观的路径。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的核心就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非决定的、开放的过程，在后现代语境中，发展是一种过程的观点取代了社会趋向完美的观点的进步思想，“将有机、过程研究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令人兴奋，部分原因在于它将现实的所有维度都涵盖在其研究框架中了”。在克莱顿等人看来，人类社会作为有机过程的一部分，与自然界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相比于牛顿物理学的决定论的封闭系统，网络和生态系统的比喻更形象地说明了过程的不可预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过程哲学是唯一途径。

基于有机整体的世界观，基于对经济决定论和线性历史发展观的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文化传统和精神因素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都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物质生产的最大化，因为“马克思将社会经济条件解释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强调“规律论”和“决定论”，并只关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不关注文化和精神因素。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摒弃了“绝对精神”对历史的支配，用资本逻辑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替代它来解读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并没有跳出黑格尔的思考框架。结果，他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克莱顿等人认为马克思只是置换了历史的决定者而已。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引入怀特海的“整体有机论”的世界观输入马克思主义，破除机械主义世界观，改造马克思主义，发展“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的、后决定论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克莱顿进一步对这条路径作出解释：“有机马克思主义总是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同特定的人和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具体说来，有机马克思主义除了有选择地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外，还以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支点。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动在”和“互在”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有机”（过程）哲学在根本上是生态的，有机（过程）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阐明“每一动在都存在于其他动在之中的”, “反对一切以误置具体性、严格的二元对立、存在物与其环境相分离的方式看世界的观点”。另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思想和过程哲学进行比较，陈述中国传统文化将人体、自然及宇宙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包容的统一整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科学的生活方法，关注弱势群体、重视实践以及日益成为一种有机的思维方式同有机（过程）哲学密切相关。在克莱顿等人看来，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思想，“事实上，怀特海个人认为，他的哲学在某些方面是更加具有中国风格的”，正因为如此，克莱顿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有机（过程）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这种深层次联系，衍生出了一个有机整体——有机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系统，都要坚持“对各种相互联系的有机分析，不把任何一个维度视为起决定作用的维度，这种有机分析可清楚解释所有领域中的相互联系，包括马克思（继承费尔巴哈）所称的 ‘类存在’（Gattungswesen）的我们与生物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内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唯有如此，从这个综合的视角——有机马克思主义——出发，人类发展才能走向共同福祉。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实质上还是没有摆脱西方非决定论的窠臼。与李凯尔特、波普等人一样，他们都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经济生活”才是本质的，认为历史是线性发展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整体性、过程性、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等观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多次被阐述。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中讲到过，马克思主义把自然、社会和人为思想视为过程，而不是物的集合体，视世界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未来世界是人与自然矛盾、人与社会矛盾得到解决的社会；等等。有机马克思主义所依赖的过程哲学思想无非是马克思以上思想的翻版而已，没有什么新意。历史发展是一种进程或过程，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用偶然性来抹杀历史的规律性，进而否定历史决定论，这是极其有害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时期的科学产物，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机械性的论断是错误的，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时期的科学产物的提法也不妥。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科学不如现代发达，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19世纪上半叶科学要求得出的结论，是最反对机械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只要读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这一点就会很明白。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反映了他们的理论实质。这种主张与其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现代性这一逻辑是相通的。否定马克思的历史观，根子上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最终走向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由此不难得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用一种改良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以及其他问题，而不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解读问题的根源所在，试图通过一种思维方式即“生态文明”的建构和替代解决现存问题。

三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自有机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有人热切地把有机马克思主义称为“一种开放的新马克思主义”。克莱顿等人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也声称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的重建，并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也列入有机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重建，这种说法容易起误导作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因为后现代主义既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也是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批判性意见，它似乎在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但在最根本的涉及所有制的问题上并没越出资本主义的界限。对资本主义批判最深刻的，至今仍然是马克思，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涉及的是现象，而马克思的批判才是有理论深度的批判。那么，有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前者到底有没有修正或更新马克思主义从而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资本主义现存问题的科学方案呢？它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克莱顿等人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过程思想的一种形式。在书中，克莱顿等人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与更新的五大原因：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只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并消除一切市场力量；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意味着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有些批评家错误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已沦为社会导向的政府用以强制实施某些做法的毫无意义的标签；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这些原因归纳出时代变化、现实变迁和教条化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更新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王治河则明确提出有机哲学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反过来，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有机哲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丰富和发展。另外，在价值追求上，有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都“质疑个人主义，而鼓励一种更加以社会为本位的思维理念”，主张“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方法论上，两者都强调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注重“更加灵活、更加动态和更加切合现实的思维方式”。质言之，克莱顿等人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通过有机哲学联系起来，在新的时代，有机哲学的过程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转变为适合时代发展的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建构一种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看来，为了重建一个生态的、现实主义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这三个主要视域应该被保留。但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三方面都必须以新的方式加以细致入微的描绘和拓展，并提出了更新措施：突破论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即认为“自然的进化过程包含人类经历的全部领域，文化的、艺术的、哲学的、美学的、宗教的和精神的所有领域”；嵌入文化历史意义上的历史观，即不仅研究资本、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历史，而且研究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内的促进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包含所有辩证关系意义上的辩证法。从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更新措施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要为文化正名，把马克思主义中不受“重视”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凸显出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承认“大脑”和“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却认为文化和思想只是一种完全由社会经济力量决定的“上层建筑”，这是自相矛盾。在文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否认文化的作用，否认的是文化决定论。经典作家认为文化从属于社会历史，如果现实世界出了问题，单纯的思想和文化的批判是不够的，而是要进行更为彻底的现实批判。文化批判对现实批判具有反作用，但从属于现实批判。恩格斯晚年专门对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及其独立性进行了阐明：“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将经济基础对文化起决定作用的范围作了限制，即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制约着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恩格斯解释说：“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对文化的论述十分具体，因此大可不必仅围绕二人的每一个预见在历史细节上正确与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应验进行思考，而更应当重视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中所渗透着的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应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阐述并没有新的创见，但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文化语境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坚持的态度。《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强调将有机马克思主义嵌入文化背景来理解，“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在一种文化中得以有效地具体化，并与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时，它才能真正存在”。马克思主义有其确定的本质。这种观点的最大障碍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如果在这种解释学视域内来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其结果必然走向多元化，正如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样。解释者的政治取向、个人的修养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都会对这种解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往往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有机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走上了这条老路，用时代背景和现实问题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于中国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许多西方学者都在尝试解读。无论怎么解释，有一点能够达成共识：与正统的或者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依据现实状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一言以蔽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成果。离开中国国情和特点来谈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使然，但文化选择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文化选择必然指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宣称，马克思主义、过程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有机融合建构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即有机马克思主义。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两者的共同组成部分，那是否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可以等同呢？答案显而易见，两者存在一些联系，但有本质差异。

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赞赏有加。这很好，但并不深刻或者说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为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是第二次启蒙之类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此观点是新儒学的返本开新在现代的隐晦说法。中国不存在所谓的第二次启蒙，中国共产党统治并非中世纪欧洲的黑暗统治，不需要儒学携手西方后现代主义联合启蒙。这种观点是个危险的信号。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误读国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以为是在复兴儒学，重走尊孔读经的老路，并称之为第二次启蒙。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不是所谓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时代变化，生态问题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生态、关于人与自然统一，关于人、自然、社会和谐的问题自然应受到重视。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应如毛泽东所言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如习近平同志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而不是一体全收，更不是追求所谓的原汁原味，照搬儒家学说。如果真正是原汁原味，“天人合一”就不可用。因为原初儒家中“天”是意志之天，“天人合一”是天命论；天是道德之天，是人间一切道德之源，“天人合一”是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冯友兰先生在“道德四境界说”中，把天人合一视为道德的最高境界，而荀子“天人相分”中的天，反而更接近唯物主义的自然之天；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都是反对“天人合一”的，尤其是反对董仲舒的“天人交应”说。我们现在用的“天人合一”，实事求是地讲，已经不是原汁原味儒家的“天人合一”，其中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融入了现代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关于生态的思想，吸收了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生命与环境思想以及罗马俱乐部关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吸取了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决议的思想，等等。我们一些新儒学家对这些吸收都缄口不谈，仿佛自古以来“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思想，仿佛两千年前就预知世界要发生生态危机似的。这不是一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待儒家学说的科学态度。尤其当有机马克思主义宣称其是建立在“无论是后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宗教的还是哲学的”广泛智慧联盟之上时，无疑是一种无原则立场的折中主义倾向。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关，但二者同样有着根本的不同。前面已经阐述过，有机马克思主义要在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进行修正和更新。这本身就宣布了有机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与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形同陌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的理论支撑，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等，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来说具有普遍性。所有这些，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弃了它们，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理论结晶。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不能由此推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像一些人宣传的那样回到所谓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就像有机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以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为由割断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的理论联系。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发展的，但不能因为时代的变迁，以一种马克思主义形态来取代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形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可以表现出多样性和刻上民族属性的烙印。但这种发展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实际情况，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向前进的。正如列宁所言：“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有机马克思主义视自己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是“建设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结论并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人类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非另起炉灶，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赞成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打出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勇气可嘉。可是，它不仅没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思想，甚至毫无甄别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有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原则，走上了一条非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历史决定论的道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特性，不是它坚持的基本原理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实践相结合表现出的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结论。我们不能像有机马克思主义那样，因为时代的变化和时代问题（生态危机）的出现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去构建所谓的后现代的新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基本内核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同没有祥子的《骆驼祥子》一样不可理喻。

结语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非思辨的结果，它与时代的发展困境密不可分。有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这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和具体国家、民族结合起来的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实事求是地讲，有机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努力从理论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勇气令人钦佩。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借鉴，比如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肯定、对走“另一种”现代化路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探索、放弃无限经济增长的生态文明思路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思想，对于后发展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和生态协调的发展之路都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总的来说，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它都带给我们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思考。理论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反映的就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践中，有机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最为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走资本主义社会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之路。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上面所述，我们就要对有机马克思主义举双手赞成，甚至认同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言的其创造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用有机哲学取代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使之成为其哲学基础，全面修正、更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理论替代路径，不加批判地接纳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在实践中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生态文明”建构模式，这些都充分暴露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论的唯心主义立场。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从初创时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来看，它包括两部分：一是依据当时实践直接概括的经过验证的理论，如剩余价值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理论；二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属于推测和假设但具有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如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以及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等理论。经过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对规律的把握，它可以丰富却不会过时，如辩证规律的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这些规律性认识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就某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具体的某个结论可能会因时间和地域的变化出现需要更正的情况，就像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曾指望1848年德国发生革命，并断言德国革命面临人类解放的前景，可后来的德国革命却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归于失败。有机马克思主义移花接木，有意混淆具体论断和普遍规律，用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问题较少论述来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认识的替代这一错误做法。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不断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新的原理去代替个别旧的原理的过程。凡是原来未经检验、未经实践的原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应该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问题、经验，去进行验证、补充和纠正。在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的21世纪，有机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实践检验的普遍性规律，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等，试图在后工业时代语境中修正和更新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违背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本身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企图将西方各种各样的哲学进行拼凑，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拿，用以“补充”、“修正”、“更新”、“替代”马克思主义，并认为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是不可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抑或习近平所提倡发展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而不是走一些学者“重建”或如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替代”马克思主义之路。真正的创造性发展，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论自身，而是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事实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是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否认。在中国，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正是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证明。在世界上，预言一再破产、被替代、声名狼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顽固反对者、试图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者。立足实践，面对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永远具有新时代价值，与新世纪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