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政治经济关系解读中国国家形态

一 二元对立意识形态

冷战已经是20世纪的事了，但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消散，尤其在政治学这样一门有着特殊意义的学科内，冷战的余波仍旧威力无穷。其中一个隐蔽但非常重要的影响便是意识形态上二元对立观对政治学研究的挟持。

古典政治学在政体类型研究上秉持着自亚里士多德而来的多样性理念，但这些价值观念已经不再是现代政治的常识性内容。自冷战以来，在意识形态作用下，政体研究以民主为标尺；受美国政治学影响，民主—非民主的二元对立观，取代古典政体类型学中的多元理念。这种更替之所以会成为后发国家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正是因为在这个标准里，“民主”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主权在民”退化成程序性的“选举”工具。

当民主成为一个“好概念”席卷近现代政治文明时，它从文艺复兴中继承而来的含义，是对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价值信仰。这一价值观念受到向往平等、自由、独立之人民的普遍认可，关于如何在现实政治世界中实现这一价值信仰的各种探讨、研究、实践也屡见不鲜。其中，使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选择统治者并授权其来治理国家，是实践主权在民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这种以竞争性选举产生统治者的实践方式，在20世纪上半叶经过美国几代人的理论建构，从民主价值的实践方式一跃而成为民主概念本身，完成了对民主价值内涵的取代。这一改造出自意识形态对抗目的，旨在消除民主概念中主权在民的价值导向和由此而来的对社会主义的亲近，从而在冷战中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它提供了一条简单粗暴的政体划分标准，即认为通过竞争性选举来产生统治者的政体才是民主政体；民主就是选举。

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标准和一揽子民主化计划，便是在这样的民主语境下展开的。民主概念被程序化，从一种目的、价值、信仰，被狭隘地理解成一种制度安排、一种工具、一种公民选择自己被谁统治的方式。凡使用了这一工具的国家，便是民主国家、好政体；反之，不论政治生活中是否存在其他民主实践，只要没有竞争性选举，就不民主，需要按照所谓的民主标准进行改造，即建立美国式的民主选举制度。

自由民主的话语建构是成功的，民主概念被成功改造成美国选举制度的同义词。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至今，流行于后发国家的多是自由民主的概念（民主即选举），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是经过精心包装的选举式民主，民主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甚至掩盖。这导致不论是在政体类型上，还是在民主形式上，多元观都逐渐让位于二元观。

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也许与自然科学的严谨性相合，但放在社会科学中则并不可取。毕竟对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而言，多元远比二元更贴近历史事实。然而，二元对立观却因迎合了冷战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即便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二元统治也只是从台前转到幕后，自由民主优越论和历史终结论一时盛行无比。

政治学中二元取代多元的负面影响，对后发国家更为严重，因为它掩盖了制度应当与历史环境相契合的真相，将自由民主——或更直接地说，竞争性选举——推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误导乃至阻碍了后发国家合理的政治改革尝试。对后发国家而言，适用于美国的选举制度并不一定能在本国落地生根、发育健全。尤其当这些国家面临全球化和赶超压力时，发展任务的迫切性对政治与社会稳定提出了严苛要求；常常伴随选举式民主发生的混乱乃至分裂显然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

二 多元复兴

对于制造和捍卫它的那些国家而言，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也许仅仅是源自政治动机的某种谋利手段。它也许会影响本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左右学者的研究立场等，但在更显化的领域，比如，政治和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成果等方面，并没有多大影响。发展已经完成，即便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对“怎样发展”的历史真相有所掩盖甚至误导，也已经无伤大雅。但是，在后发国家，不当的观念却直接作用于政治实践之中，很可能误导甚至摧毁一个现代国家幼芽的健康萌发。

这些失败例子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比比皆是。也正是这一波民主化转型受挫，带来古典政治学的复兴。人们开始反思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的挟持后果。其中有两项值得关注的反思：其一，是政治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其二，亦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政治制度的多元性开始重获它理应享有的重视程度。在拉美，接受“三化”改造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转型时效仿着同样的模型、临摹着类似的经验，但相同的目标和参考对象并未将各国导向一致的转型路径。诸多因素影响着这些国家对发展过程的选择，使国家在政体特征上出现差别，形成不同的转型结果。

政体多元不仅指制度结构的多样性，更深刻的价值在于认可多元政体的合理性。国家形态上的差异表明，后发国家本身存在历史文化、制度遗产、现实状况，甚至精英意志等多个层面的区别，这些本土的因素强烈分化着即使是同一理想模型在不同地区的现实形态。因此，辨别政体应以何种制度结构存在的依据，应当是历史的、实践的，而非是否符合选举式民主的程序性标准；“好政体”“好制度”的辨别依据应从民主—非民主的二元观转移到历史的、实践的多元观上来。

观念变迁带来了视野拓展，丰富了政治学（这里主要指西方政治学）对现代化经验的研究与解读。这对后发国家意义重大。建立在德、法、俄、日等国经验之上的其他现代化模式不再被掩盖于英美经验之下，现代化摆脱了单一的社会中心主义道路，国家、政党的作用逐渐凸显。对后发国家而言，这种变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提起现代化，不再仅限于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的“官方模板”或“标配”，更多的是多元方式获得认可，比如发展型国家。

当多元观开始取代二元对立意识形态，成为学术研究的价值背景，中国政治就有了新的解读空间。早期对中国政治的解读停留在极权主义框架之下，将中国描述为苏联模式的发展体。然后，极权主义的标签被威权主义替代，西方学者们开始认可在中国政治结构下存在社会多元因子，但政治独裁却始终出现在中国政体的最终评价中，模糊着中国政体的价值与意义。各种前缀的威权主义（如软威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分权威权主义等）无一例外地试图将中国政体特征概括进自身体系，仍旧限制在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下“非民主阵营”的语境内。然而，理论越发展，反而越显示出这种努力的徒劳：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恰好证明了旧有的政体理论已经无力回应中国崛起对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话语挑战。

多元的回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主流的现代化研究从根本上遵从西方经验与理论：一方面，经过先发国家有意筛选的，包括“三化”论在内的那些自诩能构建现代国家的“好制度”总是混淆视听；另一方面，立足于后发国家多元性、力图做出实事求是之研究的学者们，往往不自觉地受背景知识影响，使涉及价值层面的研究终究难以完全跳出意识形态二元对立观的束缚。实际上，鉴于多年来美国政治学已经形成的体系、话语霸权以及现实活动中政治家的有意操作，后发国家可以选择的、令西方世界认同或满意的制度模式，仍旧受到很大限制。至少，西方政治学界在评价一个转型政体的政治作为时，仍旧难以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巨大成果就客观地呈现在眼前，但出于对非“自由民主”政体的不认可，西方（甚至不少中国本土的学者）在评价中国转型时期的国家形态时，往往带有悲观或怀疑色彩。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在肯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后，他们总不会忘记回归到“威权”或“后极权”的政体结构上，或隐约或直白地表达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担忧或不信任。学者们在评价完中国目前为止的发展成果、转型模式之后，常常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终点来预测中国持续转型的成功率，评估中国模式的未来价值。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层出不穷的崩溃论、唱衰论等每隔10年出现一次高潮，盘旋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之上。

三 新话语体系

世界急需一种新的范式来为中国归类，中国也急需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来为自身正名。多元化带来的开拓新视野的压力，和中国复兴激发的理论创新诉求，促使当前政治学研究革新多元话语体系来描述与解释中国政治现象。理论创新有，但有效创新仍旧不足。对后发国家而言，一个现实的难题是，一旦国家转型的制度尝试无法在西方话语体系内找到合理性的自我证成，那么国家转型很可能就此陷入合法性危机。怀疑和分歧，频繁出现在政府和精英阶层，制度与政策会出现动荡，这些不良反应扩散到全社会时，民众信心就会随着迷茫情绪的增长而跌落。一旦矛盾无法缓和，国家就将迎来转型尝试的失败甚至崩溃。这一难题在中国的表现更为复杂。近现代中国确立的一套话语体系（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并不相同甚至互有矛盾。中国转型的政治实践又恰恰史无前例。因此，中国面临的难题是，既要弥合自身话语体系与转型实践之间的裂隙，又不得不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对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冲击与挑战。

当前中国面临着两难困境：现实发展成果证实了现行制度的有效性，亦是对中国模式与国家形态的极大肯定；但这种制度模式却无法在现代政治学中找到合理性证成。因此，当我们着手观察中国政治现象，试图描述中国转型时期的国家形态时，无法回避的问题随之浮现：如何协调西方提供的现代化模板与后发国家实际情境之间的矛盾？如何将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性尝试嵌入现代政治学理论之中？

解决上述理论问题与现实实践之间的矛盾，有两个可供努力的方向：一是，让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完全按照西方提供的既定路线走；二是，根据现实经验抽象新理论，建构新的话语体系。

从第一个方向来解决问题的尝试是一个十分需要勇气的漫长过程，它可能要求一个国家放弃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花费长期的努力去培育自己的公民和构造截然不同的文化等。因为这一方向的成功，不仅建立在制度的成功复制上，更依赖于制度环境的完美重复。这种耗时耗力的实验室式养成方案，似乎并不适合急于富强起来的后发国家，实践的结果常常只顾及制度层面的简单挪移，而缺乏更为关键的制度环境的培育。我们可以轻易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找到案例，也可以很坚决地宣告它的失败。

第二个努力方向似乎更符合多元的潮流。第一种方法犹如先有了绘画的技巧，然后根据这样的技巧去寻来合适的纸张、画笔、颜料，以及在现有图景的基础上根据技巧来构想最适合技巧发挥的构图。第二种方法则是根据现实的美的创意，追随灵感的踪迹而调整作画的工具和手法，从而得到新的画作与技巧。第一种方法在条件齐备的情况下能保证较高的成功率和较低的风险，但无法解决工具不足的困境和图景与技巧之间表达张力的问题。第二种方法时时面临挑战，但在摸索的过程中不但可以累积经验，一俟成功更可丰富该领域的知识积累。

但毫无疑问的是，想要依据现实来构建新的话语体系非常困难。幸而话语体系的建构不需要一蹴而就。研究者们未尝不能在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的持续尝试中，在不断反思和修改现有理论、提出新思路与新解释的过程中，累积新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以期形成新话语体系。

在着手进行这样的工作前，又回到了本书开篇提出的问题上：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形态有怎样的特征。只有首先抓住中国转型时期国家形态的特点，了解它的制度结构和运作方式，才能进一步对其进行归纳、抽象，在大的政治学科背景下进行理论的融合与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一点是必须避免意识形态对观察、抽象工作带来的干扰，跳出二元对立观对政治学研究的桎梏。

那么，从什么视角出发，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识形态和二元对立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政治经济关系的视角正好能满足这个要求。

相对于从权力结构出发来分析国家形态的传统政体研究，政治经济关系拥有更多的客观性和普适性。经济发展的好坏及其成果大小，是能够利用世界公认的方法去比较、描述和总结的。如果一个经济体取得优越的发展成果，那么支持和推动该经济体的各种政治制度结构与安排，一定也具备一些可取之处，这一点即便在意识形态对立的语境下也是可以成立的。更进一步来说，假如这些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或重要的作用，那么对经济发展成果的认可就能转化成对政治制度的认可。

因此，本书力图要做的，就是努力解释中国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那些部分，阐述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形态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主要特征。

四 转型时期国家形态

究竟何为国家形态？国家形态是指政治体所具有的治理结构，以及该治理结构下产生的行为特征与治理绩效。

与以往讨论国家理论时经常出现的国家类型学相比，国家形态尽管也是对国家体制的研究探讨，但对后者的观察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视角，而非对国家类型做简单的静态划分。换句话说，当某项政体研究使用“国家形态”一词来表述它的研究对象时，该符号意在强调政体研究的时空性：“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史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周期性和相对性便衍生出多元化的国家形态……甚至可以转化。”

在此采用“国家形态”而非其他概念来形容中国的政体，正是出于这种动态需求。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其制度结构具有典型的过渡性特征。它好的一面不断朝着有利于发展的方向扩展，而带有局限性的一面则持续走在艰难的改革进程中。不论从制度产生的目的、形成的结构，还是从发挥的绩效上看，这个政体目前几乎所有特征都是为“发展”服务的，离一个成熟政体的表现还很远。正因为如此，当人们试图去认知转型中国时，任何以静态的政体类型学的方式去测绘其制度结构的方式，往往都是不恰当的，难以得出符合实际的有意义的结论。尤其是在政体类型学深受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影响，对非选举式民主政体抱有潜在敌意时，摆脱西方框定的特定概念、转换研究思路和主要概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因此，对中国政治更为合理的研究路径是：将政体的时空性纳入考量，在一个动态的视角下分析中国制度的结构性、功能性特征，观察特定时空下的国家行为对发展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另一个重要的限定性概念。既然国家形态强调政治结构与治理行为的动态特征，那么在谈论国家形态时就一定暗含着一段时空背景，它所提供的历史遗产与现实状况是形塑及评价国家形态的重要因素。本书所研究的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形态，就限定在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时空背景下。

国家转型的基本特征乃是政治经济体制对原有框架结构的不断突破，从而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规则。通常来说，“转型”一词的使用以一个出发点和目的地的确立为前提，即从某一个框架、某一种形态突破和转变为另一种预设的结构和形态。在转型过程中，既有较为温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也会出现激烈的社会碰撞与革命，还包括下层掀起的反抗运动成果。总而言之，“转型”是一个全面描述政治社会体的深刻变化过程的词语。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短短200年间社会经历了数次剧烈的变革。这些变革因果前后相连，对形塑当今中国的国家形态特征有重要意义。但是，就目前而言，详细解读最近这次正在发生着的转型，显然更具时代意义。在最近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即便是改革相对滞后的政治领域，亦逐步显示出积极的适应性变迁。仅仅使用“改革”来指代这些变化，显然不足以概括其广度、深度及剧烈程度；用“转型”似乎更为恰当。但是，我们仅对这些变化的出发点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对转型的预设结果却不甚明朗。我们用“中国特色”来概括这一颇具独特性的变迁过程，用“摸着石头过河”来体现它的开创性和探索性。单独使用“改革”一词时，指政治的或经济的单一体系内自上而下的制度与非制度变迁，而使用“转型”时，则指两个以上体系的、深刻的、复杂交错的变迁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充满未知与探索。

在做了上述概念阐释之后，我们进一步对国家形态的范围进行限定。国家制度、行为、影响有多个方面，但在本书中，我们将主要研究对象限定在转型时期国家形态中的政治经济关系上。这一方面并非随意选取的，相反，在颇有历史的政体类型学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关系一直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关系的解读是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且不论其概括力全面与否，它至少凸显了经济对政治与社会发展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将研究对象限定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还因为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众多后发国家的首选。经济发展既为国内政治社会改革提供物质基础，还为国家进入国际社会创造条件、提供竞争力。因此，后发国家在制定转型与赶超任务的优先级时，经济快速发展常被列入优先序列。与此相应，政权在经济关系上的表现越来越多地成为转型研究不可避免的重点。在观察经济表现的过程中，不论是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是后发国家的现实情景，都让我们意识到国家的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转型中，经济发展远不能脱离国家意志的控制，政府干预力度大；经济发展既有计划经济的部分特征，又发挥了自由市场的一些优势，社会变革不可谓不剧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政治经济关系具备怎样的特征，这种发展模式有何种优势以及缺陷，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延展性……这些问题将始终引导着我们的研究。

最后，将对中国国家形态的观察首先放在政治经济关系维度，还出于对意识形态二元对立观的回应。在判断“好”与“坏”的价值标准从二元转向多元时，现实因素而非观念因素开始占据重要作用。但新的问题是，应当将哪些政治现实因素视为判断一个制度结构好坏的标准呢？民主依旧是重要的，但是否在任何情况下民主都应该成为国家形态追求的首要目标？又有哪些制度因子可以进入“其他标准”序列而又不引起研究分歧？显然，关于标准的探讨尚未达成共识，在权力结构的价值评判上，我们还没有做好以多元接替二元观的准备。

经济领域的局面则不同。经济成果——尤其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高度量化，对产出、效率的评估也存在世界范围的统一标准，我们可以明确一致地在全球背景下对经济发展效果做出判断，对怎样的发展成果是“好”的有明确共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对中国政体结构存在纷繁解读，但世人无疑都认可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合理推测，通过论证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能够让世界对实现这种巨大经济成就的政治制度产生认可？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国家形态这一概念所突出的动态视角和时空性，我们分析的目的是观察转型时期的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制度结构的效用是否符合了当下时空的发展要求。我们设想，中国政治结构获得世界认可的空间将随着政治治理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被论证而实现，从政治经济关系切入来观察中国转型时期的国家形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换句话说，将政治经济关系作为首要视角，一方面能减少意识形态对中国政体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加强研究结果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这是在政治多元尚未完全形成时的迂回手段，亦是在当下世界政治意识形态下摆脱两难境地的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