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研究评介

温建钦

 

摘要：华侨民族主义认同是华侨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关于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研究已经在宏观层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要突破和深化已有的研究成果，需要在微观个案研究、研究视角的转换及贯通多方史料方面做出努力。而从中国影响论转换为华侨自身的研究视角尤为重要。

关键词：华侨 民族主义 东南亚 认同

 

华侨华人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20世纪学术界曾出现四次研究的高潮。华侨认同又是这一领域颇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了侨居国与移居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的诸多问题。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就有一批重要的论著研究“华侨民族主义论”。20世纪80年代之后华侨认同问题再次掀起国内学术界研究热潮，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日益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目前关于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成果已经相当丰硕。而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认同方面，这主要是因为东南亚是华侨的主要聚居地，约占海外华侨的90%。东南亚（含澳大利亚）学者、台湾学者与中国大陆学者占据了研究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大部分。东南亚学者和台湾学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启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热潮并持续至今，比如澳大利亚籍华人学者王庚武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涉足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研究至今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中国大陆学术界真正全面开启华侨民族主义认同问题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之后。应该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东南亚民族主义认同的研究各有特色。本文尽笔者之所见对目前学术界（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研究成果试做一评介，不尽周全之处祈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目前的研究概况

华侨民族主义的萌发、形成、发展及转变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12年以前，是华侨民族主义的萌发及形成阶段。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形成，辛亥革命还成为此后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历史记忆资源。第二阶段为1912年到1945年，是华侨民族主义认同发展的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促使华侨民族主义发展到了高潮。第三阶段为1945年之后，是华侨民族主义认同转变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国际形势及华侨居留国国情的发展，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由认同中国转变为认同居住国。

（一）1912年以前认同情况的研究

1912年以前华侨认同经历了由乡土认同到民族主义认同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转变既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刺激有关，也与中国国内各股政治势力的影响有关。

按有关史籍记载，我国最迟从汉代开始就已经与东南亚建立了联系，“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则汉代交通实已冒重洋而远至南洋群岛”。不过，千百年来我国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多数出自社会底层，他们与乡土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主流的国家意识形态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明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海外的华侨成为王朝的“弃民”。为此，华侨骨子里有乡土认同，而很少有国家认同。于是，他们在海外组成了血缘、地缘与业缘的组织。这些组织在近代以前为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不少帮助。但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接踵而来的入侵，华侨建立在乡土认同之上的松散社会组织已经很难与强大的西方国家组织抗衡，“自欧人东渐葡西各国各奋其冒险精神，驱逐华人，先后占领之。厥后荷英也接踵而来。先之以商业，继之以武力，次第据为己有。而我侨民乃大受其影响，今则无论不能移民于此，旧有之华人亦有不能立足之势”。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华侨认同的转化。

晚清是华侨由乡土认同逐渐走向民族主义认同的重要时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国内的民族主义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在清政府的有识之士、保皇派及革命党的影响下，华侨民族主义认同得以萌发。庄国土从宏观上研究了清政府实权派的有识之士倡导的一系列保护与利用华侨的措施，保皇派与革命派的宣传和动员促使了华侨对祖国的全面关注与认同。这种认同以民族文化为基础，上升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从而构成了民族主义认同的核心。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年）的研究指出泰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的政策转变、保皇派和革命党的宣传及泰国国内排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学者颜清湟认为新马地区的华侨民族主义认同主要是华侨对祖国前途和国际声望的关注，其在清政府、改良主义者及革命者之间拉锯，形成了分歧的民族主义认同。除了政治的民族主义认同之外，新马地区还有文化的中华民族认同，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支流。谢美华通过对清廷、维新派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推动华人教育的情况，剖析了教育对20世纪初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影响。

此外，也有具体考察清政府政策的转变对华侨民族主义形成的刺激的研究。比如叶小利的研究指出晚清政府通过对外交涉、对内立法，并在海外设立相关机构管理和保护华侨的措施，促使华侨的认同由乡土认同逐渐转化为对清政府的认同。

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在海外的活动对华侨民族主义的萌发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秦素菡探讨了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通过后，华侨出现了认同危机。而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的宣传和动员促使华侨由传统的家乡认同转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民族主义认同的萌发。

然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海外宣传和动员华侨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颜清湟从新马地区社会变迁和孙中山革命思想在此地区传播为两大主线，揭示了新马华人认同的变化及其实质。金绮寅的研究指出作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机关刊物《中兴日报》成为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阵地。革命派通过《中兴日报》宣传“反满”民族主义，有效激发了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吴前进指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海外宣传活动，对于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而陈胜、彭鹏的研究则指出清末海外华侨支持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透视出海外华侨已经萌发出了民族主义认同。

（二）1912至1945年认同情况的研究

辛亥革命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华侨民族主义得到不断发展和升华。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日本一步步侵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华侨奋起共同抵抗，客观上刺激了华侨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华侨在居住国面临着殖民者和当地国家的诸多限制，华侨以民族主义作为对抗的力量。庄国土研究指出辛亥革命之后，南洋华侨的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加强，最终上升为爱国主义。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也加强了这种民族主义认同。此时的认同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还具体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却忽视了对华侨内部的自我整合和创造在地的生存、发展条件，使得二战后华侨与土著的矛盾加深。与庄国土观点不一样的是李章鹏的研究，他通过梳理流行于东南亚地区的零散报刊和杂志发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马华侨流露出南洋意识和马来亚意识等在地观念。这是华侨生存发展的需要、顺应华侨社会、受世界潮流和殖民主义影响及受东南亚有关地区独特的历史特点影响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认同以1928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及“济南惨案”的发生为界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阶段。辛亥革命之后到1928年这一阶段由于国内政权尚处于不稳定的阶段，华侨民族主义认同更多是体现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上，还没有完全达到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深度。这正如著名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专家王庚武指出的那样：“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信心，而不是对中华政府具有信心”。尽管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兴的国民政府冒着国际交涉的危险，在华侨请求之下，确立了华侨回国参政的权利。这表现出了民国肇建，华侨对革命政权的认同和民族主义的高涨。但是这种认同不能简单理解为对国民政府的认同，华侨此般表现是渴望国内有一个强有力政府能够为华侨提供庇护。1925年国内热心于东南亚华侨事业的学者指出自荷兰和英国接踵入侵南洋之后，“我侨民乃大受其影响，今则不论不能移民于此，即就有之华人亦有不足之势”。并指出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在于政治之不良、国势之不振，而我华侨民无以自卫”。这正流露此这一阶段华侨的真实心态。美国学者以1908年至1928年东南亚华侨多次抵抗日货所透视出来的民族主义情怀为依据，认为这一阶段的华侨民族主义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而非对国内政权的认同，比如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后所引起的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就很好体现这一点，“这一次，南洋华侨民族意识又是认同于中华民族，而不是在北京的袁世凯政府，因该政府对待国民党（该党过去得到南洋华侨的普遍支持）的政策得不到华侨的支持”。不过，1928年“济南事件足以表明华侨具有高度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在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南洋华侨的民族主义思想变得更加旗帜鲜明，对他们来说，蒋介石象征着民族主义，他就是中国”。也就是说1928年华侨民族主义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中华民族认同逐渐上升到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此外，1928年作为华侨民族认同转折点的研究还可以见诸颜清湟的微观探讨，他考察了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是如何在民族主义促使下做出反应，并最终走向民族主义高潮的。

1928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华侨民族主义认同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继1928年“济南事变”之后，日本相继制造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伴随着这些事变，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受此刺激，华侨的民族主义认同逐步加强，也就是说华侨的民族主义认同已经由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上升为对国民政府的全面认同，即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于一体。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这种认同更是达到了顶点。徐炳三运用新文化史的方法考察了1931年到1945年东南亚华侨利用辛亥纪念活动来开展救国宣传和社会动员，从而大大激发了华侨的民族主义认同。任贵详全面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各阶层通过踊跃捐款、捐物及回国参与抗战等方式支持中国的抗日活动，体现了华侨民族主义的高涨。林小坚和赵红英采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数据资料论证了华侨参与抗日战争的爱国行为及抗日战争对华侨民族主义的加强。

1912年到1945年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认同研究有学者从教育角度出发。比如冯翠与夏泉通过对1929年6月在国立暨南大学组织和召集下召开的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的考察，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华侨教育培育华侨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族群认同、祖国文化认同与祖国政治文化认同）与对居住地社会生存适应的策略。于锦恩探究了民国时期海外华侨华语教材的发行情况，指出华侨的华语教材主要来自国内，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认同倾向，但是国内当局也注重培养华侨的在地适应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地适应能力是被动的，也是为民族主义认同服务的，而非华侨自发的。

也有学者从报刊创办的角度出发去窥视华侨如何建构民族主义认同。如徐炳三考察了抗战时期《叻报》关于辛亥纪念日的报道，从而得出华侨利用报刊塑造特别纪念日来激发民族主义热潮结论。刘敏以1930年创办于美国芝加哥的《时事画报》为例，探讨了华侨是如何利用报刊媒介建构家、国与世界图像，体现了华侨基于血缘地缘的自我身份认同与民族主义认同。

还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考察了华侨民族主义。研究民族主义认同一般比较关注政治和文化视角，往往忽视从经济角度切入。而张坚从日本人在东南亚势力壮大而冲击华侨经济入手，认为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发展也是刺激华人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1945年以后认同情况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各国纷纷在反帝和反殖民斗争中取得独立并建立了民族国家。美苏两大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也从合作走向了分裂，并促使了冷战局面的形成。作为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自然“一边倒”地投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而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为了阻止中国的共产党势力渗透到东南亚，遂推行阻止华侨参与东南亚建国的活动。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了华侨“双重国籍”的身份。华侨所在的国家也推行一系列政策促使华侨加入居留国的国籍。海外华侨在这种国际和国内背景的促使下，不得不转变认同方式，由移居国的民族主义认同转变为居住国的民族主义认同。

王付兵的研究指出二战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东南亚华侨开始调整自我认同的策略，主要体现在民族（当地）认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等三方面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为民族（当地）认同。郑强的研究指出由于二战后东南亚国家从殖民地中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执行相关政策、世界冷战及两大阵营的宣传等国际国内实际形势推动，海外华人发生了国家认同方面的变化，即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骆莉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华侨的“华侨”及“海外华人”身份转变为“华人”身份的过程，并指出这是华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不得不塑造新的国族认同（对居留国的民族主义认同）及族群认同（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华人族群认同）。值得注意的是，朱桃香和代帆的研究指出二战之后尽管东南亚华人纷纷产生了对当地国家的认同，但其文化始终保留着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样便产生了与居住国潜在的冲突，使华人无法真正融入地方社会。庄国土的研究指出二战之后由于世界形势的转化，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由全面认同于中国变为全面认同于当地政府，作为文化认同的族群认同也从中华民族转变为华人族群。崔贵强利用大量的华文报刊和英殖民档案资料，揭示了1945年到195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认同的转变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5年到1948年，新马的国民党、同盟会员及其支持者仍然认同中国，马共及其支持者则认同于当地政府，以期建立一个“马来亚共和国”；第二阶段为1949年到1955年，向新马认同过渡的阶段，主要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侨务政策影响与殖民政府政策的影响；第三阶段为1956年到1959年，华人全面认同于当地政府，因为新马从殖民国家中自治独立出来。

海外华侨的认同并非是均质的，这与居住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的影响有关。谢剑通过对比1949年前后及20世纪90年代两个阶段海外华侨认同的情况指出，海外国族（民族主义）认同受居住国华侨人口、从事行业及政策的影响，如果居住国宗教及入住权等各项政策要求比较严格，华侨不容易产生对居住国的国族（民族主义）认同，甚至坚持对移居国的国族（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反之华侨则比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产生对居住国的国族（民族主义）认同。

二战之后华人的民族主义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特点，王庚武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华人民族主义认同就有民族认同（当地认同）、文化认同、人种认同和阶级认同。

二 现存研究成果的特点

华侨民族主义认同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认同情况，同一地区也有不同群体的认同情况。现存的研究成果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努力，主要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第一，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宏观研究相当丰硕，微观考察需要进一步提升。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宏观研究主要是指揭示出华侨民族主义产生、发展与转变的各个阶段基本情况。如徐炳三考察了20世纪辛亥纪念日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在促进华侨认同方面起作用。他认为20世纪前期华侨通过辛亥纪念日来凝聚力量，促进民族主义认同的生成和发展；抗战时期辛亥纪念日成为动员华侨抗战救国的精神动力，加强了民族主义认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辛亥纪念日发挥了团结人心的功能，巩固了民族主义认同；新中国成立之后辛亥纪念日成为华侨支持两岸统一的历史资源，重新发展了民族主义认同。本文第一部分评述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宏观研究，已经把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产生、发展与转变阐述得比较清楚，在此不加赘述。

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微观考察主要是指对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华人的群体认同与具体事件对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影响做个案式的细化探讨。比如颜清湟微观考察了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是如何在民族主义促使下做出反应，并最终走向民族主义高潮的。罗杰（Roger）研究了1885年到1912年帝国主义殖民地菲律宾地区的中国宣传如何影响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形成。本文第一部分也列举了部分微观考察的研究成果，但是相对于海外华侨居住的这么多国家与地区，这些研究成果还是不能够很细致地揭示出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不同面相。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站在中国的角度居多，立足于华侨自身的视角偏少。目前学术界关于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产生、发展与转变各个阶段的情况基本上理得比较清晰。然而由于大多数研究站在中国而非华侨的视角，所以对华侨民族主义认同背后的实质情况并没有揭示清楚。此外，中国大陆大部分学者认为华侨民族主义认同是中国影响的结果，而忽视了华人居住国的社会变迁对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影响。如李盈慧利用档案等一手材料论证了民国时期中国侨务政策的变化对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美国学者杨金发（C. F. Young）与卖肯拿（R. B. Mckenna）认为英属马来亚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国民党在该地区运动的结果。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把华侨民族主义认同从（东南亚）整体隔离出来的结果。

第三，在研究史料上，中文与英文材料使用得较多，荷文、日文与法文资料没有得到系统开发和利用。（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研究中文史料是比较直接的材料，但是东南亚地区也有英国、荷兰、日本及法国等殖民帝国存在。所以系统开发并贯通对照这些材料才能更全面和彻底地认识（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实质。台湾学者古鸿廷、张震东就曾指出使用单一材料的弊端：“以英国殖民部档案为主要资料的研究，却很容易感染到大英帝国当年的‘阴谋论’，将许多华人的政治表现归因于国民党‘左派’的煽动。”许多中国大陆学者认为华侨民族主义认同是中国影响的结果，大概跟他们使用单一的中文材料有关系。

三 未来的研究展望

在华侨民族主义认同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既有成绩的同时，还需要从视角转换及材料拓展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成果。

第一，加强微观个案研究。华侨民族主义认同并非均质的，各个地区及同一地区不同群体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道路。要纵深把握华侨民族主义认同问题，必须对更多的地区或不同的群体作个案式的微观考察。比如上述提到的学者对新马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探讨及王庚武对东南亚华侨不同华人集团的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分析都属于此类。然后采用历史比较研究法把这些个案式的探讨进行比对，从而深化既有的宏观研究。此外，还可以通过特定的历史事件入手微观分析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情况。比如上述颜清湟通过“济南事件”入手分析华侨民族主义认同就是一例。此外，美国学者明石阳至就微观剖析了1908年中国官员扣押日本船只辰丸号引起中日冲突、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1928年“济南事变”等不同事变所激起的华侨的不同民族主义认同及同一地区不同华侨群体的民族主义认同情况。这种研究能够弥补宏观研究的不足，展现华侨民族主义认同多元复杂的一面。

第二，转换研究视角。华侨民族主义认同受多方面的影响，既有中国的影响，也有帝国主义的刺激，还有居留地社会环境变迁的促成。目前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研究占据上风的是中国影响论，这样的研究对于加强中国的爱国主义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却容易激起其他国家“中国威胁论”的情怀。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影响论拔高了外力的因素，割裂了（东南亚）华侨地区整体的历史，忽视了当地社会环境变迁的内力作用。其实，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本质，“华侨民族主义既是移民对他们祖国的热爱的表现，也是他们用以抗衡居留地政府的敌意政策的武器”。也就是说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实质是华侨为了适应当地社会变迁的生存和发展策略。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古鸿廷、张震东对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批判了站在中国的视角得出东南亚民族主义认同是中国反帝斗争直接影响结果的结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站在华侨的视角对华侨民族主义认同进行探讨。威廉斯（Lea E. Williams）利用一手荷文资料对印度尼西亚华侨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印度尼西亚华侨利用民族主义认同来应对荷兰殖民政府歧视的政策。廖建裕参照华文和西文资料对爪哇土生华人的民族主义认同进行研究，他指出当地社会环境的变迁推动了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美国学者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并结合英文和荷文资料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的社会地位进行研究，他认为华侨在当地享受待遇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华侨的民族主义认同。王庚武是较早提出站在华侨的角度研究华侨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特别强调民族主义认同是研究华侨历史的重要切入点，他曾指出归化与同化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认同演变的基本旋律。此外，他对1912～1937年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研究指出华侨存在三个不同的认同集团：第一集团十分关心中国的事务，第二集团关心华侨内部利益，第三集团致力于争取自己在居住国的政治地位。他进一步探究出现三个不同认同集团的根本原因是谋求在当地发展的策略不同。郑立仁（Zheng Liren）的研究指出，1894～1941年英属马来亚的华侨民族主义认同与其说是中国宣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马来亚华人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而建构起来的“想象共同体”。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尝试从华侨居留地社会环境的变迁来探讨这一问题。庄国土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探讨就集中探讨了华侨民族主义认同问题，他认为华侨民族主义认同不单是中国影响的结果，还受华侨乡土认同的宗亲观念、新移民及当地经济利益变化等关系的影响。张坚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华侨民族主义认同放在东南亚整体历史中加以考察，他认为1912～1928年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兴衰与华侨在当地的生存环境变迁有密切关系。这时候华侨民族主义认同是华侨在当地谋求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他的研究摒弃了传统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不足，努力站在华侨的立场上对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的实质进行客观探讨。

这些站在华侨视角研究的成果揭示了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研究的多元性，并为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由中国视角转换成华侨视角提供了借鉴。

第三，贯通多方研究史料。华侨民族主义认同研究的史料是比较丰富的，既有中文、英文，也有日文、荷文及法文等。从目前学术界的既有成果看，还未有学者能够贯通利用这些多方史料。这主要是因为存在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有些档案尚未公开、研究经费不足及个人无法同时精通这么多国的语言等。不过，只要学术界做出努力还是会慢慢改变这种状态。如1957年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办的《南洋资料译丛》到现在已经翻译了不少不同语种的研究资料和论著。再如近年来由崔丕与姚玉民翻译的《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上中下）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为研究者使用多方史料提供了不少便利。不同方面的史料，代表了不同的立场，假如对这些史料进行比对解读并贯通使用将能够摒弃诸多的偏见。

责任编辑：吴孟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