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几个问题

李炳炎

 

摘要：本文就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和文博单位对笔架山窑的研究、发掘历程进行回顾。在他们的努力下，宋代笔架山窑的窑场规模、产品工艺为世人所知，但尚未对本窑的产品原料进行科学测试，加之海外考古发现等局限，很难对本窑进行较为系统、客观的研究。对此，本文从文献资料、科学测试及海外考古成果对笔架山窑的烧造背景、工艺特征、佛像的描绘原料成分、产品海外发现等问题进行探究，抛砖引玉，希望对本窑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宋代 笔架山窑 工艺特征 海外发现

 

笔架山窑是北宋潮州窑的代表性窑场，也是潮州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该窑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命名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历史上，广义的“潮州窑”指潮州区域内所有窑场的总称，狭义指宋代潮州笔架山窑。站在潮州陶瓷史的高度上看，对笔架山窑的研究显得极其重要，其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20世纪50～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先进考古仪器的应用，一些原有的学术观点逐渐被修正。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笔架山窑的烧造背景、产品工艺特征及海外发现这几个问题入手进行探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或更早一些，不少国外学者就注意并热衷于中国古窑址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逐年增多，发表的专题论文、专著和图录更是与日俱增。

有关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研究，是因纪年佛像的发现而引起广泛关注的。1922年10月，军队在潮州城西羊鼻冈挖掘战壕时，在距离地表约一米处，挖到一个小石室，室内藏着四尊青白釉佛像及一个莲花瓣炉，每尊佛像的底座都刻有铭文，一尊为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两尊刻有熙宁元年（1068年）及一尊为熙宁二年（1069年）所制，佛像的发现随即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20世纪50～80年代国家、省有关文博专家及潮学知名学者饶宗颐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做了研究。2004年笔者接着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新发现的笔架山窑器物，编著《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著名潮学专家黄挺教授在序言中对笔架山宋窑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学术回顾，书中收录饶宗颐、曾广亿等的研究文章，并收录了省、市博物馆及民间的笔架山窑藏品共230件；2012年首届潮州窑学术研讨会在潮州举行，出版《南国瓷珍——潮州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面收录多名国内知名文博专家对宋代笔架山窑的研究，其中栗建安的《东渐西输——潮州窑与周边瓷业关系及其产品外销的若干问题》及郭学雷的《宋代潮州笔架山窑相关问题研究》的论文，对该窑的兴衰、工艺特征及港口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黄挺教授的《宋代笔架山窑产品的输出》论证了今潮安桑浦山一侧的金沙洋为宋瓷外销的港口；2013年曾骐在《岭南文史》发表的《潮州笔架山窑出土的宋代瓷佛造像》，对佛像铭文中提及刘用家谱系及佛像制作缘由做了研究；2015年日本学者田中克子在潮州海丝·陶瓷国际论坛上发表《日本出土的宋代潮州窑产品与相关问题——以福冈市博多遗址群出土的为主》; 2015年笔者在《青白瓷器研究》发表《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佛像工艺》。

至此，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关于笔架山窑的若干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一 烧造背景

早在唐代，潮州南北郊的南关窑及北关窑已建造馒头窑生产青釉瓷。至北宋，北关的凤山一带建有龙窑，南关窑、北关窑由原来生产青釉瓷逐步转为生产青白釉瓷。但由于南北郊距离州治较近，加之不便于大型龙窑的建造，周围缺乏优质瓷土矿，显然不适合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和扩大生产规模。到了北宋中期，窑场逐步以笔架山为重心。

考古发现，从笔架山东南山麓，至西北涸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为窑址，共清理11条龙窑窑址，其中10号窑火膛被毁，残长79.5米，宽3米，出土大量白瓷、青白瓷、酱釉瓷标本，器形有盘、碗、壶、像等十几类，可知当时窑场分布密集，生产规模相当之大。如此规模庞大的窑场兴起，主要得益于北宋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笔架山窑独特的地理优势。

首先，北宋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为笔架山窑产品提供了市场需求。11世纪宋朝的陆地近邻主要是辽（金）、西夏、吐蕃以及大理等少数民族，他们控制着对西域的陆上交通，阻断了西北丝绸之路。北宋中期即宋仁宗天圣元年至神宗元丰八年（1023—1085年）由于北方辽的入侵和骚扰，迫使北宋对外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军事的和平；对内则通过发展农业和商业，鼓励局势相对稳定的南方进行航海贸易发展经济，开通南海对外贸易航线，促进海外贸易，陶瓷也因此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据《广东通志》卷22载：“宋元丰间商税三万贯以下广（广州）十四务，潮（潮州）十务，万贯以下康（州）十务，南雄州六至八务。”在广南东路中，潮州商税稍次广州，而远在其他各州之上，可见当时潮州商业贸易的繁荣，其中应与陶瓷外销有着密切联系。

其次，笔架山窑优越的地理位置。笔架山窑址南北长约三四公里，范围广，为大型龙窑的建造提供了空间，且能随时扩大生产规模；其后山的水缸山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以及茂密的树林，为窑场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采运方便；尤为重要的是笔架山窑场地处韩江下游，与潮州城隔水相望，交通便利，产品可通过韩江远销南海诸国、中东地区、日本、朝鲜等国。

随着海外市场对陶瓷的需求，以及北方制瓷技艺的传入，笔架山窑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外来生产技艺发展起来，加速了其生产和发展。北宋中期，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笔架山窑逐渐发展为主窑场。

二 工艺特征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釉色以青白釉、白釉、酱褐釉为多，青釉及黄釉较少。青白釉在本窑中所占比例最大，聚釉处呈湖蓝色或青绿色，釉质润泽，与同时期湖田窑青白釉相比，本窑色偏淡，欠透亮；本窑白釉呈色近月白，与同时期定窑白釉相比，欠缺乳白感；酱褐釉釉色呈褐色及黑色，也有黑中带褐色，局部出现窑变，酱褐釉胎薄质白，釉色黑亮，口沿釉薄处呈现一圈金黄色；青釉发现较少，其釉层较厚，质浊，呈青黄色，施釉均匀，胎釉结合紧密，近似同时期越窑青瓷；黄釉釉层薄，有透亮感。

笔架山窑产品釉料主要为灰釉，即石灰釉，利用草木灰、贝壳灰煅烧出钙和二氧化硅，是传统的釉料制法。本窑的青白釉即属灰釉，部分产品呈青色，是因为没有现代化的陶瓷设备用于分离飞天燕瓷土中的铁元素，铁元素在还原焰中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二价铁，呈青色调，尤其是钙元素存在的情况下，呈青色。由于釉料采自原矿，在淘洗工艺局限的情况下，铁、杂未能得到有效处理，导致产品釉色多样化。

在施釉工艺上，本窑多数的碗施釉不及足，但其中一类外壁划菊瓣纹的直腹平底碗，碗形较大，圈足高约1厘米，采用釉裹足工艺，圈足内露胎以泥块垫烧。大多数执壶及罐采用浸釉方法，圈足外壁留下手指纹。

在成型工艺上，本窑大部分器物的底足都是使用慢轮挖底，底足内壁留下明显的细小旋纹。瓶罐的器身是轮制手拉坯，其内壁留下较粗的旋纹。雕塑产品多为模印成型，工艺较为独特，如佛像、菩萨像、胡（吴）姬像、童子像等造型古拙典雅，生动传神；凤首、鱼形、兽首、狮球等造型创意独特，栩栩如生；器形较小的像类则为手工捏塑成型，小洋狗、小马等玩具小巧玲珑，惟妙惟肖。

在纹饰方面上，本窑的器物纹饰以画花和轮制弦线为主，其次是雕刻、贴花、镂空和彩绘。刻画花纹饰主要出现于中小盘内底，以叶纹对称图案及一花一叶的牡丹纹饰为主，构图流畅自然，有少数中型碗外壁划刻一周斜纹，内壁画花卉纹；大量碗、盘的内底以轮制弦线纹装饰；雕刻主要见于炉上装饰的莲花瓣，刀法生动，刻出的棱角刚劲有力；镂空仅见于一些炉的底座或器盖，有镂圆形孔或弧线三角形孔；戳印梅花纹也在本窑的菩萨像中出现，人物、动物多采用点彩装饰，如佛像、童子像及狮枕、凤首壶等在主要部位描绘褐色，少数人物像在眉、睛等部位出现露胎现象。

从窑址出土的窑具看，本窑在装烧方式上有圈足下垫放一个渣饼、垫环及三足垫环，有匣钵逐个层叠成柱状，匣钵一般都是装烧平底较高的器物，如灯、炉、瓶、壶和罐，底部用渣饼承垫。

笔架山窑产品在胎釉、成型工艺、纹饰、装烧方式等方面，既有与其他窑口存在共性的地方，又蕴含着独特的地方特色和明显的时代特征。

三 笔架山窑的佛像工艺

潮州佛教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敕建开元寺为潮州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佛教一经传入潮州，随即信奉者众，思想深入人心。宋太祖继位后，他对“浮屠之教，有助政治……深明于心”，经常到佛寺烧香礼佛，并动用各种手段支持佛教的发展。乾德五年（967年），为保护铜、铁等资源，宋太宗下诏，禁止再行毁铜铸造佛像，同时还下令各地佛寺不得毁坏铁器农具，用于铸造佛像。佛教既兴，又不得以金属铸像，于是以瓷塑佛像代替金属铸像应运而生，大量佛菩萨瓷像得以生产。笔架山潮州窑匠人周明制作的释迦牟尼佛像，庄严静穆，堪称经典。在窑址出土的瓷器残片中，也发现一些其他题材的佛像残座。说明除了释迦牟尼佛等佛像之外，笔架山窑还生产其他题材的佛教造像，该窑制作的菩萨、罗汉像品种丰富，造型逼真，形象生动传神。

（一）佛像彩绘原料并非青料

羊鼻冈出土的笔架山窑佛像使用青花料描点的说法，先是罗原觉在《谈瓷别录》中提出，饶宗颐《潮瓷说略》、陈万里《从几件瓷造像谈到广东潮州窑》都沿用这种说法，如陈万里文中说佛像的“冠发、眉睛、须鬓均描青料作黑褐色”，认为佛像以青料（即氧化钴、花料）描绘。2004年，笔者编著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中对佛像的彩料也认同以上观点。之后，笔者通过比对窑址标本，逐渐质疑这一观点，并于2007年8月15日将标本带到北京，请教中国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在其重视支持下，故宫博物院测试中心对佛像（见图1）进行了科学检测，结果见表1。

以上结论为：（1）经分析测试，该佛像首部的眉、瞳、胡须、发鬓部位使用了氧化铁着色，未检测到氧化钴的成分；（2）佛像首部的眉、瞳、胡须部位为釉下褐彩；（3）发鬓局部有比较明显的结晶物质。

通过科学测试，佛像着色剂成分一一呈现出来，推翻了笔架山窑佛像使用青花料描点的说法，本窑佛像描绘料应为褐黑色铁料。在此笔者也改正以前的观点。

（二）以佛像为主的瓷塑产品

本窑的雕塑品种共分为佛菩萨像、人物像、动物像及植物造型。主要有佛像（见图2）、菩萨像、罗汉像、神像、女抱壶像、凤首壶（见图3）、鱼形壶（见图4）、狮枕（见图5）、狮炉（见图6）、小狗、小马、狮子、胡人、兽首流、莲花瓣炉（见图7）、灯、三联盒等。初步统计有10多种不同造型。

本窑的炉、灯上装饰的莲花瓣雕塑纹最具特色，有浅刻纹、浅浮雕、高浮雕及贴塑等表现技法，作品体现出佛教法物的圣洁和庄重。莲花瓣有单层和多层，高浮雕制作工艺独到，其成型在胎体上直接剔花，构图匀称，花瓣轮廓清晰凌厉，立体感强（图8）。这类产品从简至繁，从平面到立体，变化多样。通过与同时期耀州窑、景德镇窑、建窑的同一造型工艺比较，笔架山潮州窑的莲花瓣纹捏塑工艺显得简洁有力，技艺堪称一流。

（三）佛像的供奉款

本窑已发现有纪年款式的佛像铭文共有六种，生产时间分别为治平三年，治平四年，熙宁元年（两件），熙宁二年（两件）。记载了“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请工匠周明制作，用于布施供养。其中一尊的铭文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为父刘用母李二十娘阖家男女乞保平安，治平四年丁未岁九月卅日题，匠人周明”。残件标本的划刻款有：菩萨踏莲坐像残座内壁刻画“周□”的画押款（见图9），这件菩萨像是否为周明所作，待考；佛像座残件正面铭文为“子□□同妻陈氏十五娘同男女发心塑造释迦牟尼佛”。由此可知，北宋周明所作佛像应该是小批量产品，属于定制品。从佛像造型看，其样式不同于其他窑口的佛像，具有独特风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潮州民众信奉佛教风气之盛，带动了本土瓷质佛像的制作，使其造型样式更符合地方民众的审美意识。

这几件落款佛像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特别是其完整的铭文为研究北宋潮州佛教盛行和男女称谓习俗等提供了实物依据，奠定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在中国古陶瓷史上的地位，也成为研究北宋古陶瓷的标准器。

四 产品海外发现

潮州濒临南海，位于南北航线的中点。航海贸易按季风北可至日本、朝鲜半岛、琉球，南可达今之东南亚、西亚，这种季风也叫贸易风。自唐宋以来，潮州便成为南北贸易的交通点，大量的远洋船只需在这里补给，潮州港成为南北航线的中段港，舶商利用这一机会上岸进行货物交易。宋代设立市舶司，鼓励和规范海外贸易，主张“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北宋元丰年间，朝廷于广州颁发市舶法，嘉靖《广东通志》卷21“民物志二”所载：“（北宋）神宗熙宁，天下诸州商税三万贯以下广（州）十四务，潮（州）十四务；万贯以下桂阳二务，康（州）十六务，南雄六务，英八务。”北宋熙宁年间，也即周明制作释迦牟尼佛像的同一时期，潮州商税与广州并列广东商税前茅，潮州商贸活跃，税收增长的背后，应与陶瓷业的发展和陶瓷的外销有着直接联系。

从目前海外考古看，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和西亚。日本博多古港和朝鲜开城及砂拉越州博物馆均有发现北宋笔架山窑的产品，对此，学者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

（一）日本

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市的博多，自古为贸易港口。该地区的考古发掘至今已经有30年，发掘地点多达200处，成果丰硕。其中发现“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前半期出土的中国瓷器几乎都是来自广东、福建的窑口。广东陶瓷是以碗、碟为主，还有执壶、人像、盒等，器类比较丰富。虽然这些产品几乎都是广东东部的潮州窑，但也出土了广州西村窑的产品。……此外，南安窑、漳平窑、漳浦窑等闽南的产品也有。尤其是漳浦县接近广东省，可能是与潮州窑的陶瓷产品一起装上船的。这些广东、福建白瓷进口的年代，根据出土情况，虽然广东陶瓷比福建陶瓷早一点，但是止于12世纪前半叶。”由以上研究成果可知，北宋晚期之前，潮州窑的生产规模及产品品种要比福建各瓷产区发达。日本的文博界对广东的潮州窑及西村窑都统称为华南窑，目前基本上已分清了潮州窑及西村窑的不同工艺特征，两大窑口的出土文物也得到了区分，研究表明日本福冈市博多遗址出土的宋代广东白瓷绝大部分为潮州窑产品。这些器物最早发现于1984年博多遗址群的地下铁路线内调查、1988年及1989年博多遗址群的筑港线调查。自1984年至2010年对博多遗址群共进行几十次考古调查，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发表了《福冈市埋藏文化财调查报告书》，报告中对出土器物已确认为宋代潮州窑的器物共41件，现保管于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主要有青白釉斜腹碗、内壁划刻花卉纹茶盏、刻画花瓣纹图案型盘、广口溜肩斜腹罐、盘口瓜棱小瓶、胡姬劝酒像残件等。另外，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喇叭口执壶、撇口瓜棱盖壶、白瓷莲瓣纹折沿口炉，均属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

（二）朝鲜半岛

1908—1912年间，朝鲜“李王家博物馆”购入大量开城等地古坟中被盗掘并在市场上流通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包含了耀州窑、定窑、越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窑口的产品。随着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考古发掘成果的披露，日本、韩国等文博专家相继发现韩国开城墓葬出土的大量中国瓷器，有不少是宋代笔架山窑的产品，其中一件精美的青白瓷人形注子，与笔架山窑出土的胡姬劝酒壶非常相近，已被韩国学者确认为笔架山窑产品。另有一件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青白瓷刻花花卉纹四系罐，据传也是高丽古坟出土，可与笔架山窑出土的同类标本完全对应，被日本学者确认为潮州窑制品。根据郭学雷的研究，开城古墓出土的瓷器中，还有不少精美的潮州笔架山窑青白瓷，但多被韩国学者误认为景德镇窑的产品，使得开城出土的一批高质量笔架山窑青白瓷的真实情况，很少被学界所了解。

（三）东南亚及西亚

宋代笔架山窑产品在东南亚及西亚也有不少发现。如马来西亚砂拉越博物馆藏青白釉盘口瓜棱瓶；印尼出土的青白釉瓜棱腹盘口瓶、青白釉刻花碟、青釉十瓣口碗、青白釉刻花碗、青白釉水盂、青白瓜棱罐和青白釉莲蓬三联盒等；巴基斯坦巴博出土的浮雕莲花瓣炉；菲律宾出土的青白釉瓜棱盒、青白釉圆筒划花盒、青白釉圈足喇叭口瓜棱腹长流执壶；阿曼索哈出土的青白釉盘口瓶。

以上研究成果是宋代笔架山窑产品在海外的发现，以日本及朝鲜发现的数量和品种较为具体。从这些出土文物看，笔架山窑产品种类繁多、器形丰富、风格独特，多为日用器皿，外销量大，可以肯定笔架山窑是以外销为主的窑场，根据市场需求生产适销的产品。

五 结论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是在北宋中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背景下创烧、发展起来的。其产品以外销为主，种类繁多，风格独特。从该窑的工艺水平看，产品造型丰富、胎釉结合紧密、纹饰多样、款式独特，虽多为日用器皿，但其中不乏精品，以纪年款佛像为代表。根据科学测试证明，本窑佛像描绘料应为褐黑色铁料。

饶宗颐认为：“潮人学术，唐时先得禅学之薪传，继起乃为儒学，在韩公未谪潮之前，已卓然大有成就，是即潮人文化-传统之源头，儒佛交辉，尤为不争之事实。”晚唐出现灭佛，佛教信仰受到冲击。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佛教法物的出土，可知北宋之后，潮州佛教再度兴起，成为民间重要的信仰。故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佛教法物的研究，对潮州文化的追根溯源具有重大意义，应成为潮州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此外，从元丰年间人口的激增及税收的规模，北宋熙宁年间潮州税收及本窑产品的海外发现可知，本窑产品的外销是农耕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为潮州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加速当时潮州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蔡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