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框架

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学术界并未对文化旅游达成共识，这既源于各国或地区在实践中对文化旅游的划分存在显著差别，也和实践中的称谓比较混乱有关。在本书中，为了明确研究对象，有必要在内涵和外延上，对“文化生态”“文化旅游”“提升发展”及本书的研究范畴做出界定。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1．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而产生的概念。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倡导成立专门的学科，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文化生态”是科技、经济、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下产生的观念，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思，它需要借助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并将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超越了生态学对于自然和科技的研究范围，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是一种系统全面地观察自然、社会与人类文化的整体方法。

生态学（Ecology）是一门生物学学科，它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而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是基于文化的发展和生物一样离不开其所处环境，人们借用“生态”的概念来类比文化适应与生物适应有较多相似之处，文化适应正是文化生态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即文化的生存、传承的各种状态，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架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文化生态最显著的特征是其不可再生性，历史文化遗产一旦被毁损，传统风格一旦发生变异，人居环境一旦被破坏，将是不可逆转的人类文明的损失，因此，在文化生态上不能搞“先毁损、后重建”。

2．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是以引导游客通过旅游实现感知、了解、体察人类文明具体内容之目的的行为过程，泛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的旅游。文化旅游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商业模式，是对传统旅游业的提升。步入21世纪后，文化享受已成为很多旅游者追求的一种风尚，文化旅游正以10%～15%的年均增速在快速成长，其所创造的产值已占旅游市场的1/5。

3．提升发展

文化遗产依其存在形态可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两种类型，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以各种非物质文化形态存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形态，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形态不同，前者是非物质的、无形的。

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传承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需要；基于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其目的是通过开发，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与经济的互动。

而实践中，旅游业的发展给文化生态保护带来了较多负面影响，比较突出的负面影响包括：民族文化被商业化而损害了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开发的只是表层文化，许多文化商品的开发在滥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出现了“伪民俗”“庸俗化”等现象。因此，相关部门在旅游业的开发中，应重视研究旅游业对文化生态的各种影响，调查分析现有的保护与传承的途径与困境，构建产业发展与文化保护的机制，以真正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提升发展”是指：政府要以可持续理念指导和规范旅游业的开发建设，探索并构建政府引导下的产业与文化保护协同发展的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充分依托当地的优势，秉承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理念，引导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减少和避免对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和环境造成破坏，使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概言之，“提升发展”即如何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在保护好旅游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使产业发展与文化保护、传承及开发之间的关系得以平衡，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得以保护和改善，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得以可持续发展。

二 研究范畴的界定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的差异，其中，属于民族聚居区的人口“约有1700万，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5%”。基于文化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特性及产业的空间关联性，同时，考虑到对西部地区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将西部12个省区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这虽然有利于揭示西部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状况，便于比较东西部之间旅游业发展的差距，但两大区域的整体观测尚不足以深入审视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态势；再者，从国家角度看，民族地区直接涉及中国的整体发展，并进一步决定中国的发展格局。民族地区多数位于中国的西部，虽然地处边疆，但绝不是边缘地区。新疆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西藏直接对接南亚，云南和广西直接与东盟一体，内蒙古是欧亚草原的腹地，历史上就不断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安全和统一，现在已成为重要的资源地区和新兴能源通道。计划经济时代对民族省区采取的封闭性管理体制，结果适得其反。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创业和就业机会，提高边疆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才是根本方略。鉴于上述三点考虑，本书结合“沿边”的省区特征、“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特质及“国家角度”，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空间范围界定为地处边疆且民族众多的云南、广西、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视之为西部民族地区的一种典型类别，基于此，行文中出现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西部民族地区”和“西部民族五省区”系同一所指。

另外，考虑到西部民族五省区地域辽阔，为了使研究对象范围适中，结合本课题的研究目的，选取云南省作为实证研究对象。选取云南作为实证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云南已成为我国西部地区主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在西部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以其为实证对象，所得出的经验及启示对其他西部民族省区同样具有较强的示范及借鉴意义。

三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1．研究内容

本书借鉴产业组织等理论的研究成果，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提升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选取云南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拟开展如下四方面的研究。

（1）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态势审视。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及政策支持进行考量，接着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基础、发展战略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以期较全面地把握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及其文化旅游发展的态势。

（2）基于Ko的理论，结合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与能力的分析，探索并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可持续性评估模型。

（3）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提升发展的实证研究。选取旅游业发展较好的云南省，运用可持续性评估模型对其文化旅游进行定量研究，并结合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定性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其发展中的成就与不足。

（4）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提升发展的对策探讨。基于政府、协会或社区、企业作用等多维视角，有针对性地探索适合区域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提升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2．研究思路

本书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验证问题→思路性对策探讨”的逻辑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提升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基本研究思路设计如下。

（1）审视西部民族五省区旅游业发展的态势。

（2）基于Ko的理论，结合民族地区资源与能力的分析，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可持续性评估模型（包括BTS、ATSI等）。

（3）运用BTS（旅游可持续性晴雨表图）及ATSI（旅游可持续性指标阿米巴虫图）模型，对选定的文化旅游地的可持续性整体水平及各指标的可持续性进行研判，并基于层次分析法甄别影响其文化旅游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

（4）基于政府、协会或社区、企业作用等多维视角，针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探索“提升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综上，本书在研究思路上遵循“现状→问题→思路→对策”的逻辑结构，从而使各部分在保持良好独立性的同时，相互之间又有着较为严密的逻辑关系。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

（1）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充分借鉴产业经济学、旅游人类学中的相关研究成果开展研究。

（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本书既采用资料搜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等定性分析方法，又采用文化旅游可持续性评估模型（基于感知研究方法，指标的数据需通过问卷调查和对不同利益主体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得）等定量分析方法。

（3）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BTS及ATSI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既适合于特定目的地随时间推移的纵向比较，又适合于采用同样量测指标的同类型文化旅游地的横向比较。

四 研究结构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提升发展在进行战略考量时，应同时兼顾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整合业务范围、有助于构建竞争优势，基于上述考虑，本书的研究结构如图1－1所示。

五 研究意义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以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西部民族省区具有旅游业发展优势的地区，依托旅游业推进城镇化已经具有较好的示范效应和经验基础，但依然存在传统文化受旅游业冲击、城镇内涵失去原真性、旅游收益分配的不公平及区域发展失衡等共性问题，因此，转变在文化旅游发展中的传统观念，利用、融合人类学理论来处理旅游产业发展问题，协调产业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等，就成为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中亟待关注的重点。

理论意义：本研究以产业经济学、旅游人类学理论为指导，从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可持续性来开展研究，为旅游业与民族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拓展文化旅游可持续性影响机理的研究深度，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现实意义：对于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发展旅游而言，保护与开发是它们所涉及的两个并行层面的活动，但有主次之分。如何更好地协调好产业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等关系，更好地发挥研究成果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评价功能、规划功能和导向功能，就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必要性，而且也具备指导实践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