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性经济人假设”综述

前面提到，正是由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使得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无法实现，所以，为了能够让主流经济学适应当前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很多人着手对“理性经济人”概念进行改造，这里首先来讨论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基石——“理性经济人假设”。

一 “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和兴起

1．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首次创建了经济人假设的范畴。他认为在经济社会中，人天生具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人通过市场活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会增进社会利益，这是斯密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和精髓。他从“经济人”和“利己心”出发，把“经济人”和“利己心”看作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源。斯密认为交换起源于“人类自利的本性”。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各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样，一个以自利为动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又可以增进社会利益的人——“经济人”便浮出水面。

亚当·斯密首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清晰地纳入经济学，对经济人的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增长的机制作了经济学的证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总会存在冲突，斯密把解决冲突的方法冀望于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这只无形的手把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引导到促进社会利益的轨道上去。斯密主张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认为实现经济自由是满足“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阐述，成为近代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基础。但是该理论假设还略显粗糙，表述也有模糊不清之处，缺乏量化的标准和严密的逻辑说明。这些都亟待新的价值理念和分析工具的出现，从而把经济学科导入科学的领域之中。在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自利性被视为不言自明的，是人性的必然表现。

2．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

斯密之后，约翰·斯图加特·穆勒在对前人假设的基础上，细致地分析并提炼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含义和特性。他把“理性经济人”看作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的抽象。即抽象掉除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假定。假定人好像是获取和消费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并且只研究在这种单纯的动机之下的行为后果。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爆发了一场“边际革命”。以边际方法为分析工具，沿着利润最大化思想，整个经济学开始了数学化处理，由此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时期，“经济人假设”也发展到一个新的历程。以边际革命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承接了斯密对“经济人”的人性理解，运用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把“理性经济人”定义为效用极大化原则。从此，这一经济学理论的最基本假设，成为支撑经济学理论的唯一支柱。新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是：要使“经济人”成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石，就必须抽去“经济人”所包含的功利主义和伦理因素。但是抽去这些内容后，用什么来巩固和加强这一基石呢？经济学家找到了“偏好”这一范畴，又通过数学上的“偏序”概念，运用偏序的公理化体系来表述个体的“偏好”特性，从而切断了“自利”与“自私”在理论上的任何联系，抛弃了主观因素，转向了理性选择，完成了对“古典经济人”缺陷的完善，真正形成了“理性经济人”范畴的完美构建，这也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理性经济人”概念。

新古典经济学家抛弃了经济人概念的主观心理因素，转向了理性选择：一是用偏好概念代替了对目的本身的解释，从而切断了自利与自私在理论上的联系；二是理性经济人有“偏好次序”，能够对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各种物品按一定次序做出安排；三是经济人的行为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保证所期望的目的得以实现。因此，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本身就意味着最大化行为。这里隐含着经济人的本质含义：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是有名的关于经济人的“二分法”。

法国经济学家亨利·勒帕日曾这样评价道：“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全部著作构成了对‘经济人’范例进行经验验证的宏伟建筑，‘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用卡尔·布鲁纳的话来说，即‘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于一身的这种经济理性的行为人被称为“完全理性经济人”。他们对世界无所不知，掌握着完全信息，具有正确的理性预期能力。每个人都能够按照成本收益原则对其所面临的所有选择方案进行最优选择。

二 “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发展

自“经济人假设”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公理以来，它的“一根筋”式的思维方式（即把“利己”和“理性”绝对化），一直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质疑——西蒙的“有限理性”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挑战虽然并没有颠覆“经济人假设”的内核，但却极大地修正了“经济人假设”的外部保护带，使得该假设从此不再那么横行无忌。于是，为了坚守“经济人假设”的神圣地位，在这之后，各种辩护性理论便纷纷出场。

1．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经济人假说”

进入20世纪，凯恩斯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有效地摆脱了20世纪初经济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学，这样就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20世纪70年代，以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设”。按卢卡斯的分析，现实经济行为主体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理性的经济人，即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驱使，具有了解完备信息的内在动力，而且有能力去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为此，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前提就应当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从整体和长期来看，人们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即预期值与未来的实际值是一致的。卢卡斯由于对“理性预期假说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获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理性预期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批判。

2．新古典厂商理论对“经济人假说”的修正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管理学发展迅猛，一大批基于实践的管理学理论层出不穷，这些管理学理论不断触动了经济学理论，其中，对经济学的基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0年代，一场以厂商的实际行为并不符合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为起点的反对经济人抽象的批评开始了。其中以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和莱本斯坦的“X低效率理论”最具影响。西蒙认为：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不是完全的。在现实的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信息是不完全的。搜集、加工、整理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同时人类自身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人的决策是为了寻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继西蒙之后，莱本斯坦运用了“微观分析方法”，深入企业内部，把个人作为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指出传统经济学所假设的企业利润最大化将由于“X低效率”的存在而难以实现。

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人”

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现代经济及社会制度的经济学即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几个支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一方面，环境是复杂不确定的；另一方面，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该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新古典学派的“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人的学习不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另一位代表人物奥利弗·威廉姆森把经济人概念的内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其使用的手段也并不都是正当的，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这就是人的所谓“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假设是对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的有益补充，使“经济人”更加逼近了“真实世界的人”。新制度经济学还否定了理性经济人是客观决断的人，亦即否定了人所做出的决策是理性决策的论断，有思想偏见的人所做出的自以为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其实并不一定如此。

4．公共选择学派的“政治经济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共选择学派可以看作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流派，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领进了“政治市场”，提出了政治人物也是“经济人”，对“政治经济人”如何根据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利用制度的缺陷谋取自身利益进行了分析。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本性作为政治行为和过程分析的基础，把政治过程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体系。如同在经济领域，政治过程中的三类“个人”——政治家、投票人、官僚——的行为都像经济人一样，按照理性原则和利己主义行事，都以个人收益——成本——的计算做出选择决策。

5．信息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说”的修正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信息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真正将信息这一重要概念引入了经济学中。信息经济学针对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条件下如何实现激励和市场均衡进行了研究。它继承了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将“理性经济人”的命题改造为“有限理性”的假定，并进一步揭示了现实世界中的信息具有不充分和不对称的特征，直接摒弃了理性经济人拥有完全信息的假定，描述了经济行为主体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情况下如何进行经济活动的真实情景。

6．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说”的修正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也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加里·贝克尔把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影响方面而获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修正了“经济人”是利己的这一假定，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有利他的动机。实验经济学是运用实验方法和技术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实验经济学家则通过实验发现，大多数投资者，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比如有的人宁愿开几十里路的车去买便宜货，也不愿意就近购买稍微贵一点的商品。经济生活中的人在很多时候表现出的是非理性的行为。

三 从“经济人”到“社会人”

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内部就“经济人假设”不断充实完善的同时，社会学家则从经济学的外部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和改造。从社会学的角度观之，经济学中常出现过分夸大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以为个别行动者可以孤立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他人的决定与行为，以及过去的关系历史之外。这种“社会性孤立”（atomized）的经济行动在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中已发展多时。从社会学角度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批判，主要体现在卡尔·波兰尼和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

波兰尼（Karl Polanyi）对当代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最早提出“嵌入”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他认为，经济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人不仅作为其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的卫士，而且作为其社会角色、社会需求及社会资产的卫士。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交换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必须充分考虑诸多社会因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人、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把握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应当构成研究的起点。在波兰尼看来，经济是一个制度化进程，把握经济嵌入社会关系及其演化的规律极为重要。

波兰尼认为，前工业化社会长期存在三种模式：互惠模式（Reciprocity）、再分配模式（Redistribution）和家计模式（Household）。这三种模式都是深深植根并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演化的结果。波兰尼创新性地揭示出，只有到了近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换模式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交换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成为主宰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机器。也就是说，不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把近代才从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的“市场”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超历史性的自然机制，把具有经济行为的人当作可以脱离社会关系的原子化的独立个体，而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承袭了波兰尼的研究，进一步对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嵌入性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和评述。在格兰诺维特看来，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行为的一般观点是有偏颇的，它们一般认为，现代经济是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系统，经济行为主要表现为行动者为追逐个体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理性选择，而不受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认为，行动者既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采取行动、做出决策，也不可能是规则的奴隶，变成社会的编码，相反，行动者在具体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制度中追求目标的实现。低度社会化过分强调人的喜爱偏好，使其凌驾于群体规范以及社会结构之上，其思路主要体现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学派的研究逻辑。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学界在这样的一种思想框架下形成的“经济人假设的概念”，是一种“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观念，他把这种“经济人”称为“低度社会化人”。与此相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否定了人的喜爱偏好以及主观能动性，人的行为完全被社会环境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决定，而不关注人的主观意愿和心理态度，这一思路主要是指制度学派在解释组织趋同时的研究逻辑。格兰诺维特指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都存在着问题，两者都把人的行为只看作个人的孤立活动，而不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无视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而最终无法把握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无法解释行为选择背后的真实原因。

由此，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一种“社会化不足”的观念，而“嵌入理论”把行为人的选择置于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不仅点到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缺陷，而且击中了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唯心主义”要害，这为一种建立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上的新经济社会学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 理性经济人的实质和实践

对于“经济人假设”,“理性”是其核心，事实上，对“经济人”概念的发展，基本上是基于对“理性”概念的发展而展开的。

对于经济人理性，后来的经济学家也给出了解释，但是基本上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最初解释。当前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正统，其中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确定性的情况下，理性行为有两种主要的探讨方式。一是理性行为必须符合这一要求，即来自不同子集的各种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的方式相互对应。二是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断来表示的。汪丁丁曾将经济人理性的定义归结为三点：人的自利性假设；极大化原则；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宋承先、许强曾认为，经济分析中假定个人行为的基本动力是追逐个人利益，行为准则是既定目标的最大化。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就是产生最优化的行为。

这种最优化行为体现为对个体利益的追逐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推动，而这与很多人理解的经济学的理性就是人的自利性是不同的。受功利主义影响的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根本上也不是个人利益。哈耶克就写道：“说亚当·斯密鼓吹私利至上是错误的，他的中心论点并没有谈及个人应当如何利用自己增加的产品。他十分赞成把增加的收入用于善行。他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让人们为社会产品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他认为这需要根据他们提供的服务在需要者眼中的价值向他们付费。”也就是说，基于功利主义的这种哲学思维是将社会整体利益视为个人和社会行为之根本目的，而对个体利益的追逐则成了达致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

如果这种个人在追求个体利益必然导致集体利益增进的逻辑真的存在，那显然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理论。试想，在我们每个人热衷于自己的利益时，社会也在不断发展，那将是一个多么和谐的局面呢？那古往今来众多舍己为人的先哲岂不都是多余的了吗？人类文化中众多关于集体主义的内容也都毫无意义了。这个理论在直觉上显得非常合乎逻辑，但在历史的长河面前，却又显得有些荒谬。不但如此，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在很多方面也提出了反证，如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就指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

由此，很多学者提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否能够真的反映经济生活中真实人的根本特性呢？是否能作为个体在其经济行为中的抽象呢？如果一种假设不能抽象出其在实践中的根本特性，那么，这种假设是否还会有意义呢？

弗里德曼等实证主义者极力主张，理论研究的假设是否真实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根据经济人可以理解、解释乃至预测人类行为，那么我们就不需关心经济人这一假设是否正确吗？问题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分析能够对社会现象提供真正的解释乃至预测吗？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中的核心假设——经济人——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当启蒙运动抛弃了传统的道德规则之后，个人的行为处于无约束的失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通过设计一种新的目的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道德范畴。因此，这种应然人性本质上是那些精英人士“谋划”的结果，而无法从人类行为的“是非”中推导出来。正因为功利主义本身就缺乏经验的基础，那么一旦遇到其他的激励，就会产生出赤裸裸的经济人行为。特别是，随着经济人内涵的泛化，现代主流经济学把一切行为都看成符合“经济人假设”的自利行为。显然，正是经济人的泛化和合理化，造成了目前西方道德生活的无序和错乱状况。

基于泛化的“经济人假设”，现代主流经济学把人类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差异视为仅仅反映了所受的社会制约的不同，而其本质都是在追求一个最大化的效用。问题在于，正是这种社会制约的性质和强度不同，却使得不同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从而体现出了人类不同情感的性质。事实上，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除了在生产力上体现为工具的利用外，更主要是体现在目的实现的迂回方法上；迂回程度的不同，体现了动物和人的本质性区别，也反映了不同人类行为的性质，这就是人类理性。一般而言，人类行为首先源于一种动物性本能自利的反应，如果采用直接的手段，那么就几乎与动物没有区别，这也是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经济人的行为方式；相反，在一个具有社会制约的环境中，经过长期的互动使得人类行为具有更强烈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要求考虑他人的利益，采取迂回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

在经济人假设中，个人的理性是相同的，但个人的偏好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了个体的差异化。而正是这种差异化构成了专业化的分工，从而产生了贸易。个体的同质性和偏好的异质性，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是一种公理化的前提，并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

五 我国对理性经济人概念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待“经济人假设”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意见。其一，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指出了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本质。其二，认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逻辑基础，没有它就无法建立科学的经济学大厦；完全接受“经济人假设”并完全接受他们认为科学的现代经济学。其三，认为“经济人假设”尽管有一定的缺陷和过度简化，但是“它唯一的优点是，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差”；因此现在我们还必须接受并应用这个次优的假设。其四，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不现实的”，主张应当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提出新的经济人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也就是超越“经济人假设”，摆脱其非现实和刻板化的自利和理性的束缚，重建经济学的基础并试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态度代表了经济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研究，众多学者主要集中于自利与利他关系的研究，通过对利他性是否可以由“经济人假设”来解释或者说如何解释，维护或者扩展“经济人理性”概念。

1．利他是利己的结果，坚持理性经济人的一元假设

杨春学（2001）提出一个利他主义的经济模型，并把利他主义经济行为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亲缘关系群体内部的利他主义行为和非亲缘关系者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在对以上两种利他主义行为分析的基础上，他又分析了选择利他主义的机制和利他主义的效率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利他主义也必须是理性行为，仍然没有摆脱“自利”这个动机。杨春学认为，“经济人假设”已经发生了从“古典经济人”到“新古典经济人”再到“新经济人”的转变。“新经济人”放松了“经济人”的行为假定，超越了“利己”和“利他”之辨的“私人偏好”，说“经济人是自私的”，仅仅就“偏好函数最大化”而言的。“经济人”肯定是一个关于人的局部特征的、“过度简化”的假说，但“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差”。只要是涉及个人利益计较的行为领域，“经济人”模式肯定是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董志勇曾经认为利他行为产生于利他动机，同时他给出一个行为模型，认为利他动机可以来源于利己动机。这与亚当·斯密当初关于“利己心”导致“利他性”的论述也是相一致的。同时，管毅平也认为，理性就是行为人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即在现实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做事结果最优的利己心。这里的效用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可以是利己的，也可以是利他的，总之是全方位的社会中行为人的可能偏好。这样，管毅平将经济人的理性动机、偏好、行为和效用函数结合起来，构造了一个关于理性行为人动机、偏好及其行为假设的一般性命题：利己行为，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满足他自己的利己偏好的最大化行为；利他行为，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满足他自己的利他偏好的最大化行为。因此，无论行为人的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都源自唯一不变的利己动机。

2．利他与利己是人的不同动机，提出经济人的二元假设

学者汪和建为了解决“利己动机”和“利他行为”的矛盾，提出了“双重动机假设”。他认为，一个“社会人”具有原初的利己动机和新生的价值动机。价值动机控制、约束和重塑利己动机，使之具有社会认同的合法性，扩展成为利益动机或内化价值的利己动机。

周诚在2007年提出了一个基于“二元人性”理论的“双重经济秉性人假设”:“人既受到‘利己’趋向的约束，也受到‘利他’趋向的约束。一般人（多数人）既是基本利己的，又是在不同程度上利他的，即以利己为主、以利他为辅；少数人则专门利己、毫不利他；极少数人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总起来看，这种利己与利他兼备的秉性可以称之为‘人的双重经济秉性’。”

而张旭昆则将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都看作行为人的具体动机。他认为，人们从事活动的动机层次结构分为：从事活动的根本动机及其在不同制度下的具体动机。行为人的具体动机则是追求各种需要的满足，包括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可见，他还是将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并列，属双重动机的范畴，并未将经济人的行为动机统一起来。

3．从“经济人”到“社会人”，抛弃“经济人假设”

张建云、毛文龙曾提出人性假设被视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而对人性假设的不同界定带来了经济学的两种基本范式——“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应辩证地看待“经济人”与“社会人”的逻辑关系，寻求“经济人”与“社会人”的最大可能的融合，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找到融合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法。

其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如“理性生态人”假设（苏海燕等，2003）等概念，这些假设从不同的视角提出新的可以替代“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概念，希望能摆脱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局限，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六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规范的矛盾

按照布伦特兰夫人的定义，可持续发展表述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发展”。这个定义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要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代际公平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因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人类的经济行为规范进行调整，从单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转变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的统一，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统一，建立以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为主体的新型经济规范；要求人类的社会活动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对资源的使用和环境的污染不能超过生态环境的自我更新能力和自我净化力。如果人类活动违背了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信息流动的规律，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就等于毁灭了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在市场只追求经济的效率和效益的原则下，各经济人的着眼点在于自身的局部利益和眼前事业的发展，而对于生态系统的保护、资源的长久利用这些与全人类共享、关系全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事情，则完全是一个盲区。具体包括，其一，经济人所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他不考虑各种经济活动对其他微观主体所产生的外部性代价，这一点在博弈论的众多案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二，经济人只注重眼前的效率和效益，而对关系全人类长远利益的事情则漠不关心，事实上，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威廉姆森也认为经济人是机会主义者；其三，各经济人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只从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不可能从整体和全局利益出发，做出周到、全面的规划，以致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管理上的混乱。所以，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质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和局部利益最大化”，这与自然界无限循环和有限承载力以及自然资源稀缺性的自然规律是相冲突的。从这点上讲，可持续发展无论是作为一种发展观或发展战略，还是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基本规范，需要从整体和长期来考量，而这些都是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矛盾的。

所以，构建一种适应可持续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首先就需要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入手，超越“理性经济人假设”，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