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尚书孔传》虚词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本书从现代语言学角度，利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尚书孔传》（以下简称《孔传》）的虚词及其特点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

（一）《孔传》虚词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与价值

1．《孔传》的虚词研究对汉语语法历史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在汉语史研究中，汉语史如何分期一直是存在争议。王力先生指出：“如果不能解决汉语史的科学的分期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们对汉语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始终停留在浮面上，我们实际上没有看清楚汉语是怎样发展的，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历史关键了。”目前，学术界关于汉语史分期有多种不同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吕叔湘先生为代表的“两分法”，王力、潘允中、贝罗贝等为代表的“四分法”，高本汉、太田辰夫等为代表的“五分法”，等等。综观各家对汉语史的分期，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划分的依据主要是从语言的各个要素进行综合考虑。关于《孔传》出现的时间，历经数代学者的考证、研究，约在魏晋之间。但是，魏晋时期的汉语发展，带有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发展过渡的特征，其语言本身包含着新质要素的产生，也包含旧质要素的消亡。因此，对《孔传》虚词系统进行研究，并与共时、历时的语言材料相比勘，可以为探究汉语语法发展历史规律以及汉语历史发展分期提供重要的材料和线索。

2．《孔传》虚词的研究拓展了汉语研究的范围

在古代汉语研究中，我们经常使用的语料主要是典籍本身，并以此透视汉语演变规律，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注释语料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语法学在语言学界仍有争议，但杨树达先生指出：“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这说明，在古代汉语中训诂学与语法学是紧密相关联的。古代汉语的训释语言中包含某些语法现象的产生以及发展。但是，就注释语本身来说，就是用其当时的语言解释过去的语言。也就是说，注释家所使用的语言必须是当时“活的语言”，而这种“活的语言”既有约定俗成、相对稳定的一面，又必然体现汉语发展的、阶段性的演变过程。对此，刘师培先生曾经指出：“言语的变化可以随时代、方俗有所不同，需要用通俗之文去解释书籍所用之文。”因此，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根据某一时代中的注释语言材料，经过比对分析，对于研究汉语演变之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孔传》虚词研究的文献学意义与价值

从语料性质上看，《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其内容比同时代的金文、甲骨文等文献更为丰富多样。《孔传》是为《尚书》所做的注释，就其本身的文献资料价值来看，如业师钱宗武教授所指出的：“《孔传》伪在作者，但作为魏晋《尚书》的训诂却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孔传》行世以后，《孔传》以前的诸家说多数相继失传。《尚书正义》（即《孔疏》）又以《孔传》为研究基础，《尚书正义》是唐代《尚书》训诂的代表性著作。否定《孔传》，汴宋以前就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尚书》训诂材料了。”因此，《孔传》作为研究《尚书》的注疏材料，对其虚词进行系统研究，具有文献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

《孔传》虚词研究在文献辨伪方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籍浩繁，难以计数。其中，伪书以及文献辨伪学源于何时，并无定论。例如，俞兆鹏的《中国伪书大观》认为：“从时代上看，上起先秦，下迄晚清，代有伪书。”顾颉刚的《中国辨伪史略》认为：“辨伪工作，萌芽于战国、秦汉，而勃发于唐宋元明，到了清代濒近于成熟阶段。”因此，对古书的辨伪，是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就古书辨伪的方法来说，在前人的基础上，杜泽逊《文献学概要》提出二十种辨伪方法。其中，从语言角度则是强调“特殊词语、声韵系统和时代的矛盾”考辨。司马朝军《文献辨伪学研究》总结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方法八类三十二条；其中，从语言角度则是强调“音韵、词源、方言、文辞”考辨。从总体来看，前人在文献的辨伪方法上主要侧重于文学文献角度，其间虽然也注意到了词语、语音等语言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构成语言的系统性，这就给辨伪学的发展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正如杨伯峻先生认为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任何一部伪造的古籍，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他的语言上找出他的破绽来。我们根据这些破绽，便可以判明它是伪书，甚至鉴定它的写作年代。”对于古文《尚书》以及《孔传》，虽经宋、元、明三朝辨疑，至清代阎若璩等人为之“定案”；又，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根据出土文献战国竹简再次“定案”，但辨疑之波迄今未止。但是，把《孔传》放入辨伪学的范畴内，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考察《孔传》虚词系统，为其文本的时代性以及作者真伪性的判断提供语言学依据，这在学术史上对于辨伪学研究方法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