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思想实验：彻底翻译

为了理解蒯因“彻底翻译”的思想实验，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思想实验。思想实验是指：

当真正的实验在实践中甚至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时候，试图通过提供想象一个情境来检验一个假设。它设想对世界做出某种干预会产生什么结果，但并不真正实施这种干预。这一工具被哲学家和理论科学家广泛使用。它发挥想象来表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思想实验既可以是摧毁性的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尼古拉斯·布宁等，2001: 1000-1001）

思想实验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推理形式，由于它是在研究者头脑中假想的、纯粹的和理想化的实验，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单继刚，2007: 180）。思想实验需要的是想象力，而不是感官。爱因斯坦曾说：“理论的真理在你的心智中，不在你的眼睛里。”思想实验最初多被用于物理实验中，著名的例子有：爱因斯坦有关相对运动的思想实验，伽利略关于两个大小不同的铁球同时落地的思想实验（历史研究已经证明他并没有从比萨斜塔上同时扔两个铁球来证明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目前，思想实验的方法已经广泛地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蒯因将这种方法用于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他假想了一种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也有人将其翻译为：新大陆翻译、真空翻译、原始翻译、原初翻译或极端翻译）的思想实验。

一 彻底翻译思想实验的目的和基本概念

蒯因认为，我们现在的翻译活动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翻译活动，与语言互相依存的文化背景以及其他非翻译因素，如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的亲属关系（像英语和法语）等，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翻译过程，帮助译者在不需要完全依赖翻译手册的条件下进行翻译。而要讨论翻译的本质问题就需要把这些间接影响翻译的因素排除在外（Quine,1960:28）。为了解释翻译的不确定性，为了阐明在多大程度上两种语言间的翻译可以不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蒯因构想出一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记录的、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原始部落的语言，并对它进行翻译。他假想了以下的场景：一个做田野工作的语言学家来到某个首次被现代文明世界发现的原始部落，试图对那里的土著语言进行翻译，这就是他的“彻底翻译”的思想实验。

在蒯因假设的“彻底翻译”思想实验中，这位田野语言学家没有任何翻译手册或口译员的帮助，他用作依据的所有客观资料只能是他本人所见到的、影响土著人生活的各种力量和可观察到的土著人行为，如发音或其他（Quine,1960:28）。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家没有任何现成的参考，常规翻译中使用的各种技巧如语音分析、词汇对应、句型转换等，也全都派不上用场。他唯一能做的是：将观察到的外部刺激与由这种刺激所引起的语句相联系，并通过询问土著人以获得认同的方式，进而逐一建立起土著语言与我们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最终目的是编撰一部完整的翻译手册以供后来者使用。我们可以假想，有两个母语均为英语的语言学家，互不认识，也从未交流过。他们先后独自来到这个部落，做了独立的翻译工作，最终都各自编纂了一本翻译手册。但蒯因认为：

这两本翻译手册对于英语和土著语之间的翻译来说都是真的，但在不打破整体秩序的前提下，两本翻译手册在句子层面却不能一一对应。也就是说，两本相互竞争的翻译手册中，描述相同丛林语句的英语句子之间却不能相互替换（Quine,1992:48）。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互不相容的翻译手册呢？蒯因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学家学习土著语过程中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来解释。这几个重要概念是：刺激意义（stimulus meaning）、场合句（occasion sentence）与恒定句（standing sentence）、观察句（observation sentence）与非观察句（non-observation sentence）以及分析假设（analytical hypothesis）。

对一个主体来说，“一个句子的刺激意义就是他在当前刺激条件下对这个句子做出肯定或否定反应的行为倾向的总和。刺激是启动而非注入这种行为倾向的活动，尽管一种刺激偶尔也可能造成某种其他行为倾向的注入”（Quine, 1960:34）。蒯因“把‘刺激意义’看作一个语句在某一特定时刻对于某一特定说话者的意义”。“他认为意义是一种行为特性，包含在人们的行为倾向之中，而超出人们的公开行为倾向，就无法理解语言的意义”（涂纪亮，2003: 324）。

以蒯因的例子予以说明：当一只兔子跑过，语言学家听到土著人喊“Gavagai”。当又一只兔子跑过时，语言学家马上尝试着询问土著人“Gavagai? ”，以便通过对方的肯定或否定来验证“gavagai”和英语词“rabbit”（兔子）是不是具有同样的意义。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蒯因所设想的语言学家学习土著语时，最早可能碰到的情形。蒯因强调，“促使一个土著人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的，是他受到的视觉刺激而不是兔子本身”。尽管兔子保持不变，“但由于角度不同，光线以及颜色的陪衬不一样，土著人所受到的刺激对于他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的能力也会有所影响”（单继刚，2007: 10）。刺激意义有肯定和否定之分。促使一个人同意一个句子的所有那些刺激的集合，被称为肯定的刺激意义（affirmative stimulus meaning）；反之，则被称为否定的刺激意义（negative stimulus meaning）（Quine, 1960: 32）。对于两个表达式来说（如“bachelor”和“unmarried man”），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受相同刺激激发，都会对它们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就是刺激同义性（stimulus synonymy）或称刺激意义的同一性（sameness of stimulus meaning）（Quine, 1960: 46）。在这里，“rabbit”对语言学家的刺激意义与“gavagai”对土著人的刺激意义相等，因此，二者是刺激同义的。刺激意义具有当下性、情境性、私人性等特点，主要是针对场合句而言的。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下一对概念：场合句与恒定句。

蒯因将场合句定义为“只有在当下刺激的激发下才能被肯定或否定的句子”，即场合句的意义与当下场合或语境有关。而恒定句则与之相反，是指“一个说话者在未受当下刺激的情况下，当人们后来重新问起时，会重复原来的肯定或否定的句子”（Quine, 1960:36）。如“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重庆是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3 + 2 = 5”等，就属于恒定句。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蒯因真正感兴趣的是以下这一类的场合句：“天放晴了”“这是一朵花”“过来了一个单身汉/大学老师/局长……”它们的刺激意义是依赖于当下情境的，情境改变，对它们肯定或否定的刺激意义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场合句又分为观察句和非观察句。这里所给出的前两个场合句就是观察句，它们与当下的刺激联系比第三句更紧密，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对它们做出肯定或否定的一致判断。然而，对第三个句子的判断，则除了当下的刺激以外，还需要借助背景知识或附随信息，因此它属于非观察句。蒯因特别关注观察句，因为观察句是语言学家学习土著语最先碰到的句子，用蒯因的话来说，儿童及田野语言学家“最初掌握的陈述句必然是观察句，并且常常是独词句”（Quine,1992:39）。

在日常语言交流中，观察句以及场合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存在着大量的恒定句和理论语句。因此，一个语言学家要建造他的翻译手册，就必须试着去理解和翻译这些理论语句。于是，“他把听到的句子分割成一些简短方便且反复出现的组成成分，并由此编纂一个土著语‘词汇表’。他用英语中的不同的词或词组来试着翻译它们。这就是他的分析假设”（Quine,1960:68）。

所谓分析假设，指的是将句子的意义分配给组成这个句子的词语，然后再将它们翻译为母语的合理假设。由于语词的刺激意义是私有的，语言学家需要采用一种心理猜测的策略，这便是移情（empathy）。蒯因认为，移情无论是对于田野语言学家，还是儿童的语言学习来说，都是适用的。在儿童那里，是父母的移情，而在语言学家那里，则是他自己的移情。田野语言学家通过将自己投射到对方的情形中来理解他们的话语。对观察句来说，移情是可感知的（perceptual）；对其他句子来说，则是推论性的或语法性的（inferential or grammatical）。移情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翻译者和被翻译者共享一个共同的行为核心（a common behavioral core）。蒯因说，“尽管我们对别人的知觉的生理或视觉机制可能一无所知，但是我们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技巧，可以把别人的感知情境移入进来。这一技巧与我们认出一些面孔却无法勾勒或描述它们的能力几乎不相上下”（Quine,1992:42-43）。由于这种移情或心理的猜测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这就对应了上述的互不相容的翻译手册，为蒯因的不确定性理论埋下了伏笔。

二 彻底翻译思想实验的过程假设

根据蒯因（Quine, 1960: 29-30）的设想，一个语言学家来到土著部落后，着手观察并记录当地人的语言表达。某一天，当他看见一只兔子跑过，在场的土著人大喊一声“Gavagai”，他推测这个发音指的是“rabbit”（兔子），或“Lo, a rabbit”（瞧，一只兔子）。因为当下的刺激对于语言学家本人和对于在场的土著人是相同的，于是这个语言学家就按照英语的发音规则暂时记录下“gavagai”。等到合适的场合，即又有兔子跑过时，语言学家再对这一记录进行检验，并模仿土著人的发音，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当然，土著人同意或反对的表达，也是通过类似的过程而获得的。当兔子或其他东西出现时，语言学家尝试着询问“Gavagai? ”，土著人的回答有两种“Evet”，或“Yok”。当回答“Evet”时，每次对应的均为兔子的出现，而“Yok”总是对应其他东西的出现时，语言学家便猜测“Evet”指的“是”，而“Yok”表示“否”。如此反复试验，语言学家最后就可以确定土著人表示同意和反对的词语。当土著人对某一表达式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时，语言学家便可以生成他自己的翻译手册，其中的“gavagai”对应于“rabbit”。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并没有涉及分析假设，但观察句成分的翻译不确定性恰恰就发生在这个环节。在蒯因（1992: 51）看来，“作为观察句的‘Gavagai’可以肯定地被翻译为‘（Lo, a）rabbit'，但是这个翻译并不足以把‘gavagai’的所指作为一个词固定下来”，因为“gavagai”的指称对象可能有：一个兔子、兔子身体的某个部位、某个年龄段的兔子、兔类、兔性，等等。借用蒯因的有趣类比，这是由于“场合句和刺激意义是通用货币，而词项和指称则是我们概念框架中的地方粮票”（Quine, 1960: 53）。也就是说，句子层次的刺激同义并不意味着作为词项指示了相同的事物。因此，词项与指称层面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从检测句子开始，去追寻清晰和实在的意义概念”。“一种语言中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它与它在另一语言中的译句所共享的”（Quine, 1992: 37）。这也是在彻底翻译的思想实验中，蒯因从句子翻译着手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为了翻译理论句和建立翻译手册，语言学家要通过分析假设，“利用我们本国语言的动力来把我们抛入土著语言中，把奇异的新枝嫁接到常见的老树上去，直到这奇异的新枝也成为我们习见的东西”（Quine, 1960: 70）。语言学家在形成他的分析假设时，会将母语的概念框架投射到土著语中去，并直接受到母语语言习惯的影响，因此，分析假设具有以不同母语为背景的不确定性。进一步说，由于投射移情的心理猜测策略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分析假设的不确定性，也同时体现在具有相同母语的不同语言学家主体之间。

既然语句是意义的最小单位，而语词的意义是被分配的，因此，在句子这一微观的整体环境下，在意义总体一致的前提下，作为句子成分的单个语词的意义就是不确定的。换言之，分析假设只能在以句子为意义单位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语境或句子结构来对应不同的语词，这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无论如何，在追求句子或更大单位的语言层次上的整体确定性趋势下，部分或局部意义的不确定性并不构成障碍，而是被包容和允许的。

尽管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但蒯因通过彻底翻译这一特殊的和理想的思想实验提示了一个普遍的翻译理论的哲学问题，并为探索现实的语言理解、翻译和交流实践提供了启发性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