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五年，邦斯的不获美人青睐，意外地得到补偿，他像俗语所说的有了一根老年的拐杖。这个一生下来就老的人，居然从友谊中获得人生的依傍；社会既不容许他结婚，他便跟一个男人结合——也是个老头儿，也是个音乐家。倘使拉·封丹不曾写下那篇奇妙的寓言，我这本小传大可题作两位朋友[21]。但亵渎名著的行为，不是一切真正的作家都应当避免的吗？咱们的寓言家既然把心中的秘密和梦境写成了一篇杰作，那题目就应该永远归他。因为这首诗简直是一所神圣的产业，一所庙堂，前面像榜额似的标着两位朋友几个大字，将来每一代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是恭恭敬敬进去瞻礼一番，只要有印刷术存在。
邦斯的朋友是钢琴教授。两人的生活、人品，都非常调和，使邦斯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因为他们直到一八三四年，方才在某个私塾的颁奖典礼上认识。在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发源于伊甸园的茫茫人海中[22]，两颗这样心心相印的灵魂恐怕是从来未有的。没有多少时候，两位音乐家变得你少不了我，我少不了你。彼此的信任，使他们在八天之内就跟亲兄弟一般。许模克简直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一个邦斯，邦斯也不信世界上会有一个许模克。这几句已经把两个好人形容得够了。可是大众的头脑不一定喜欢简单的综合手法。为一般不肯轻易相信的人，必须再轻描淡写地说明一番。
这钢琴家，像所有的钢琴家一样是个德国人，像伟大的李兹、伟大的孟德尔仲般的德国人，像史丹贝脱般的德国人，像莫扎尔德与杜撒克般的德国人，像多尔赫般的德国人，像太尔堡、特莱旭克、希勒、曼尔、克兰茂、齐茂曼、卡克勃兰纳、埃士、胡兹、卡尔、伏尔夫、比克齐斯、克拉拉·维克般的德国人[23]，尤其是像所有的德国人。虽是大作曲家，许模克只能做一个演奏家，因为他天生地缺少胆气，而天才要在音乐上有所表现，就靠有胆气。好多德国人的天真并不能维持到老；倘使在相当的年龄上还有天真，那是像我们从河中引水灌田一般，特意从青春的泉源上汲取得来，使他们能够在科学、艺术或金钱方面有所成就的；因为天真可以祛除人家的疑心。为了这个目的，法国有些刁滑的家伙，用巴黎小商人的鄙俗来代替德国人的天真。可是许模克无意之中把童年的天真全部保存着，正如邦斯保存着帝政时代的遗迹。这高尚而地道的德国人，是演员而兼观众；他玩音乐玩给自己听。他住在巴黎好比一只夜莺住在森林里，孤独无偶地唱了二十年，直到遇见邦斯，才有了个跟自己的化身一样的伴侣。（参看《夏娃的女儿》[24][25]）
邦斯和许模克两人的性格与感情，都有德国人那种婆婆妈妈的孩子气：例如爱花成癖，爱一切天然景致，在园子里砌些玻璃瓶底，把眼前大块文章的风景，缩成了小规模来欣赏[26]；又如探求真理的脾气，使一个日耳曼学者穿着长筒靴，走上几百里地去寻访一点儿事实，而那事实就在院子的素馨花下，蹲在井栏旁边瞅着他笑；再如他们对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需要找出一个形而上的意义，从而产生了李赫忒那种不可解的作品，霍夫曼那种荒诞不经的故事，和德国印行的那些救世济人的巨著，把芝麻绿豆的问题看作幽深玄妙，当作深渊一般地发掘，而掘到末了，一切都是德国人的捕风捉影。
两人都是旧教徒，他们一同去望弥撒，奉行宗教仪式，可是跟儿童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向忏悔师说的。他们深信音乐是天国的语言，思想与情感还不能代表音乐，正如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与情感。因此，他们之间拿音乐来代替谈话，一问一答，可以无穷无尽地谈下去，而所谓谈话，无非像情人似的，加强自己胸中的信念。许模克的心不在焉，和邦斯的处处留神，正好是异曲同工。邦斯是收藏家，许模克是幻想家：一个忙着抢救物质的美，一个专心研究精神的美。邦斯瞅着一只小瓷杯想买，许模克却在一旁擤着鼻子，想着洛西尼、裴里尼、贝多芬、莫扎尔德的某一个主题，推敲这乐句的动机是什么一种情操，或者它的下文又该是一种什么情操。许模克的理财原则是漠不关心，邦斯是为了嗜好而挥霍，结果是殊途同归：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两人的荷包里都一文不剩。
要没有这番友谊，邦斯也许早已悲伤得支持不住；但一朝有了一颗心可以倾诉自己的心，他日子又过得下去了。他第一次把痛苦倒在许模克心中的时候，淳朴的德国人便劝他，与其受那么大的委屈去吃人家的，不如和他一样在家里吃点儿面包跟乳酪。可怜邦斯不敢对许模克说出来：他的胃跟心是死冤家，凡是叫心受不了的事，胃都满不在乎，它不惜任何代价要有一顿好饭尝尝，仿佛一个多情男子需要有个情妇给他调戏调戏。日子一久，许模克终于了解了邦斯，因为他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看事情不像法国人那样快；可是这样他反倒更喜爱邦斯了。要交情坚固，最好两个朋友中有一个自命为比另一个高明。许模克一发觉朋友的口腹之欲那么强，不由得在旁搓搓手，这种表情便是天使也不能加以责备。第二天，好心的德国人亲自去买了些精致的饭菜，把他们的饭点缀一下，并且从那天起，他想法每天给朋友换口味；因为从他们同居之后，午饭总是一同在家里吃的。
巴黎人爱讥讽的脾气是对什么都不留情的。倘以为这一对朋友能够幸免，那真是不认识巴黎了。许模克与邦斯，把各人精神的财富与物质的艰苦合在一块儿之后，想出个经济办法，在玛莱区幽静的诺曼底街上一幢幽静的屋子内，合租了一所公寓，虽然房间的分配很不平均，房租是各半负担的。他们常常一同出去，肩并肩地老走着同样几条大街，逛马路的闲人便替他们起了一个诨名，叫作一对榛子钳。有了这个绰号，我不必再描写许模克的面貌了，他之于邦斯，正如梵蒂冈的尼沃贝像之于梅迭西斯的维纳斯像[27]。
一对榛子钳家中的杂务，都以看门的西卜太太为中心。在这一幕使两老的生涯急转直下的悲剧中，西卜太太担任极重要的角色，所以她的面貌且待她登场的时候再描写。
关于两人的心境，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但这正是最不容易叫一八四七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了解的，不了解的原因或许在于铁路的勃兴使金融有了空前的发展。路局不是发行股票，借大家的钱吗？好吧，礼尚往来，让我们向它借用一个形象来做譬喻。列车在铁路上驶过的时候，不是有无数绝细的灰土在轨道上飞扬吗？那些在旅客眼中看不见的沙粒，要是飞进了旅客的肾脏，他们就要有剧烈的痛楚，害那个叫作石淋的可怕的病，而且是致命的。我们的社会正以火车一样的速度在钢轨上飞奔，它对于那些看不见的细沙是毫不介意的，可是灰土随时随地都在飞进那两位朋友的身体，使他们仿佛心脏里面生了结石[28]。他们对旁人的痛苦已经非常敏感，往往为了爱莫能助而在暗中难受，对自己身受的刺激当然更敏感到近于病态的地步。尽管到了老年，尽管连续不断地看到巴黎的悲剧，两颗年轻、天真、纯洁的心，始终没有变硬。他们俩越活下去，内心的痛苦越尖锐。凡是有操守的人，冷静的思想家，生活谨严的真正的诗人，不幸都是如此。
两老同居以后，因为职业相仿，起居行动像巴黎出租马车的牲口一样，自有一种同甘共苦的友爱的气息。不分冬夏，两人都七时起身，吃过早点，分头到各个私塾去教课，必要时也互相替代。到了中午，逢到排戏的日子，邦斯便上戏院去，所有空闲的时间他都在街上溜达。然后，两人到晚上又在戏院里见面，那是邦斯把许模克荐进去的。下面我们就得把推荐的经过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