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农民的地，大学有份
燕山大学为了扩张，2003年征用了几千亩农民的土地。有些村庄农民的地几乎被征光，每亩地只付给农民6万元。征地的时候，土地的用途是教育用地，4年后，这些土地的一部分被以商品住宅用地卖出，每亩地高达130万。
姑且不论这样的土地变更（从教育用地变成商品住宅用地）是否合法。如此贱价征用高价卖出，中间差价居然高达20倍，这样的盘剥，无论如何都显得狠了一点，明摆着是欺负农民嘛。据报道，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生活状况艰辛，当年的征地款，已经差不多花光，度日如年。
当然，像这样的盘剥，全国各地都有。不仅农民的耕地可能被扩张的城市吞噬，连他们的住宅，也可能面临被拆迁的命运。虽然宪法上规定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在现实中，农村的土地，却不能进入市场，必须得由政府征用，征用之后，由政府卖出。燕山大学的事例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大学也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等于是政府和大学合谋，剥夺了大片农民的土地，肥了自己，坑了农民。
燕山大学的理由，是他们要还债。因为大学的扩招，大兴土木，欠下了大笔的贷款，所以必须得靠卖地来偿还。同样的事情，浙江大学已经做过了，由此类推，应该还有其他的大学，估计也这样做了。这样做，大学的债是还上了，但实际上用的却是农民的钱，用他们和政府合谋从农民手里抢来的土地换来的钱，替大学还扩招的冤枉账。
大学扩招，原本就是一种弊政。凭什么要规模只有1万人的燕山大学，在几年之内扩招到5万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办大学，是这样疯狂注水的呢？这样做了之后，不仅造成大学的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耽误了大批求学的农家子弟，而且居然造成大批农民失地，把原来属于农民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拿过来，然后再高价卖出去。里里外外，所有的单，都让农民为他们买。走遍天涯，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理何在？人心何在？
从前，我批评高校“大跃进”，还只知道这个跃进，坑害了学生，坑害了学术，也坑害了大学，现在才知道，在这疯狂扩招背后，还有成村的失地农民的血和泪。被坑得最惨的，原来是农民。大学从来都是人类的良心所在，是人类的良知所在，承载着人类美好的价值。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盘剥和掠夺农民的帮凶！这样的大学，即使建上几百所，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大学的大楼事业
梅贻琦关于大师和大楼的名言，现今已经被人们说滥了。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说大学关键要有大师，而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这话人家不仅说了，而且用实践证实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大师们，就是在草屋平房里，培养出迄今为止依然令国人感到骄傲的大师，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活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今中国学界，并不见得只有学人和媒体推崇梅贻琦先生，大学校长私心向往者，也不是一个两个，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学，却难觅大师的踪影，几个原先据说很有大师相的苗子，不知怎么就是长不起来。一说大师，人们只好拿几个老一辈的长寿者（在旧中国受的教育者）打哈哈，不厌其烦地让老人家发挥余热。从南到北，无论哪个大学，都一个模样，只有大楼没有大师，这些年，大学可以骄人的业绩，正像陈平原说的那样，也就是盖大楼了。
盖大楼当然也是事业，有的大学并不讳言这一点，甚至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大师大楼事业。应该说，在多少年教学设施短缺、教学和科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校长们能筹来款项，把大楼盖起来，让教学和科研条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件不小的好事，虽然有些大学楼盖得奢华了一点，建了太多的校园五星级酒店，过于豪华的体育馆，以及大而无当、却又很费钱的大校门。但总的说来，中国大学的教学条件，比起十年前，的确改善了很多，这的确是个成就。
但是，大学毕竟是大学，现在中国的大学，虽然有房子有地，有大机关和大后勤，要管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甚至生老病死，但是，大学不是一个城市，更不是一个建筑公司，从本质上讲，大学，是不能把盖大楼当成自己的事业的。换句话说，大学者，只能是有大师的事业，只要有大师，有没有大楼，都是大学。
如果把1889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大学的起点的话，一百多年的大学史，曲曲折折，到了西南联大的时代，已经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一刀切地改成苏式教育体制，二十几年下来，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的积累，被挥霍殆尽。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有共识，从苏式专才教育改成美式的通识教育，本身蕴含着大学的回归。只是，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的回归，本身要求的是力度非常大的改革，贴近教育本质的改革，简单地说，只有改革，针对教育体系的改革，才会有我们今天念兹在兹的“大师事业”。
显然，追寻大师事业，大学有两个大关必须得过：第一关，大学要从单位体制里走出来。所谓单位体制中的单位，就是一个在都市里半封闭的村庄（还有围墙），村里的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得管，有车队、食堂、医院、中小学，甚至派出所，校长俨然小国之君。这一关，目前只过了一半，而且是一小半，大学依然有摆脱不了的后勤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是自己的包袱、学生的怨府，而且在学校有着非常大的发言权，实际上影响和左右着学校的政治。第二关，实现从官僚机构中的出走，逐步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大学就像一个政府机关，所有的党政妇群工机关一应俱全，运转按机关规则和潜规则来，校长就是一个行政官员，不仅机关干部，连教授都是他的下属，乃至他的士兵。这一关，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过去，而且大有向后转的趋势，大学的官僚化行政化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起，由“211”和“985”工程兴起的高校大跃进，本质上，就是一场强化大学的官僚体制、靠官僚挟带大量投资运作的大学扩张运动，里面唯一的所谓现代因素，是引入了公司管理的量化考评制度，把现代公司制度的某些因素，畸形地嫁接到大学这个衙门上，这种制度嫁接，使得我们的大学，显得更加荒谬和不伦不类。
现在的大学校长和书记，尽管百分之百都实现了高知化，不是教授也是研究员，但是，他们职务实际的外在价值，却是跟所谓的校长完全不相干的三个东西：一是都市里的村庄的村长，属于旧体制下什么都管的村长，或者叫大队书记；一是官僚行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负责上传下达；一是国有垄断公司的老总，独占国家资源，却干不出多少效益。这三种角色，离一个大学应有的目标，都很远，很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的大学负责人没有办法摆脱这三种角色，那么，他们能做的，大概也就只能是盖几栋大楼，甚至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事来说，他们最有效、最不浪费、最不遭人恨的事业，就是盖大楼了。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北大近来很神气，据说在《泰晤士报》的大学排行上，名次很是靠前，已经超过了东京大学。不过，北大的学生却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因为他们美丽的校园里，不时地传出叫卖声，而且未名湖畔，每到休息日，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北大的情侣们，如果不赶早的话，已经无法在湖边找到谈情说爱的所在。用北大学生的话来说就是，三角地成了菜市场，未名湖成了中关村人民公园。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北大校园是有围墙而且有保安的，有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出入，还会遭到盘查，那么，那些卖红薯的和那些不卖的轿车，是怎么进来的呢？
红薯进校园是要有点关系，只要跟校卫队或者后勤部门认识个把人就行，而轿车就更方便，只要车足够好，大抵可以长驱直入，如果肯给面子在大门口站一站，多半是问路：“光华怎么走？”或者“网球场在哪儿？”凡是在这种时候，门卫一般都受宠若惊地跑前跑后，详加指点。如果正好赶上旁边有位没带学生证而被拦在门外的学生，大抵是要怒火万丈的，不过时间长了，学生们说他们早就不生气了，碰上这种事，他们一般是笑。
北大的神气，其实比不过清华，都说是“大清帝国北大荒”，北大荒不荒，事态并不明朗，但“大清帝国”却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发展壮大。作为教书匠，如果有幸到清华同行们的办公室转转，多半是要受刺激的，相比之下，我们活脱脱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其实这不过是清华的小菜，到了清华的东门一带，才知道“大清帝国”的确是大，那里大半的地皮，是最近几年清华吃进来的，包括一条马路。这里，一座座顶级豪华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巨大的钛金属结构和有色玻璃耀花了路人的眼睛，一问，都是商用写字楼。看来，同样是铜臭熏天，北大只能将校园对商人开放，而且杂芜其类，连小商小贩都混将进来，清华却粗手大笔，一上来就是招商引资的大动作，豪华的写字楼，再配上清华的金字招牌（有这个招牌就会让人以为是高科技，凡在清华园开的买卖，都会让人有此联想），非巨商大贾不能问津。
世界上许多大学都花商人的银子，有的大学甚至就是商人兴办的，但是，出了钱的商人，除了在自己捐赠的大楼上留下名字之外，好像没有听说有谁能在大学里横冲直撞，更不消说出头露面了。即使这些人出现在自己花了大钱的学校里，人们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除非他们本人是歌星或者影星。
如果中国的大学是座金字塔的话，北大和清华，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两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后，任何时代，两校的声望都是别的学校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中，更是获得了政府的大量的资助，从此把其他学校彻底打入二流的境地，彻底消除了它们希冀取而代之的妄想。然而，我们在这两个明珠校园里所看到的，却不是对学问的尊敬，而是对阿堵物的礼拜，在经过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热潮之后，中国大学的重商时代终于到来了。外面的人比较刻薄，他们称我们的学校为“学店”。
不过，我们的学店都是官商，做的都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清华把公共马路收进了校园，大概不会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同意与否，学校的地皮用来盖写字楼，是否符合这块地皮原本的用途，大概老百姓也不会知道。得来这些寸土寸金的地皮，付费了没有，所付是否所值，谁也不知道。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了高额学费在两校读书的学子们，当然更没有权力过问这些地皮的用途，就跟他们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把最好的设备和教授都用来办各种名目的大款班一样，尽管这样做，肯定会挤占本该由这些学生享用的教学资源。
在今天的社会，教授的地位似乎比从前高了一点，但真正受尊敬的只是那些有钱的同僚，那些显学的教授最吃香，一动口，一出手，就财源滚滚，其他人自然也不甘落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高校里，教师有兼职的有多少？自己办公司的有多少？数也数不清。最冷清的文史哲专业，除了拼命跟旅游、跟宗教挂钩之外，现在也开始办大款班，大概是要教给大款们怎样用国学捞钱。
眼下，教授们的操守越来越遭到质疑，做文抄公的人日见其多，名头日见其大，教授生活上不检点的事情曝光的也不少。有些人很是愤愤，说是败坏了教师的形象，有辱斯文，其实，如果大家把学校当学店，把教授视同商人，那么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我们的商人，早就这么做过了，而且做的比教授更加出色，否则，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怎么会这么严重。
形势比人强，面对向钱看、重效益、善做秀的教育大跃进，我们无可奈何。唯一的希望是，给那些还有心读书的学生和老师，留一张平静的书桌，行吗？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新疆地方政府，用政府财政偿还新疆几所大学还不起的贷款，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哗然，人们质疑，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替学校还债？为什么没有人为此负责任？大学负债居高不下，早就不是新闻了，事实上没有负债的大学很少。大学的负债，估计多半要像新疆那样，最终由政府出头解决，就像大学贷款时想的那样，反正政府不能让大学破产，早晚得出手还贷。
大学负债，据教育部门自己讲，是因为国家教育投入不足，而大学又要扩展，于是只好靠自己贷款解决。就目前来看，大学的贷款，多半跟前一阶段大学的迅速扩招有关，8年之内，大学在校生容量，扩张了将近十倍，一些地方学校，原来招3千人的，现在则能招到3万人。这样的扩招，当然得大规模建设，于是扩招、贷款、盖大楼，成了当下大学的三部曲。我们的大学事业，这些年最可称道的功业，就是盖大楼，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新建成的大楼，还有很多学校，正在建设中，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有地方教育界人士告诉我，现在岂止大学在搞建设，中学小学也在建设，校长就像包工头，学校最大的事，就是盖大楼，修操场。似乎一夜之间，中国的教育界，变成了建筑业，教育的事业，就是各种名目的建筑事业。
学校的大楼事业，源于扩招，当初不该搞“大跃进”，一下子招那么多人。但是，现在人已经招进来了，只能将错就错，徐图补救，盖大楼似乎也算是补救的一种方式，毕竟，没有校舍，怎么把这些学生装进来呢？如此说来，大学贷款，贷了款还不上，也是无奈之举。但问题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无奈，而是一种建设的热情。
对于错误的扩招（目前教育部门依然不认账），真正的补救，应该是紧急刹车，然后强化教学各个环节的改进，至少保障大学教育质量不要迅速滑坡，校舍当然要建，实用就行，在建校舍的同时，重点应该放在教学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大学纷纷在大兴土木，搞宏大建筑，高、大、洋，一个校门，居然要花几百上千万，甚至有些学校趁机修建一些规格很高的写字楼，对外出租。反过来，学校的教学，倒得不到起码的重视，文科自不必说，很多学校把功夫都花在了专业设置上，什么专业花哨、听起来热门，就设置什么专业，不管自己学校有没有这个能力胜任。连工科学校，也一直在滑坡，一些工科大学的同仁告诉我，现在的工科，已经变成了“文科”，是纸上的工科，大部分的实习环节，根本解决不了，只好像文科一样，放羊，让学生自己找门路实习，结果大多数学生找不到，就作弊，找关系填一个实习证明交差，学校心照不宣。文科学生按道理，也应该有实习环节，没有扎实的实习，也缺了培养环节，但相比较而言，实习对工科至关重要的，从来大学的工科专业，动手能力是非常关键的能力，没有大量的实习，动手能力根本谈不上，甚至学生对机器工业起码的感性知识都没有，这样的工科学生，无论其成绩如何，有什么用呢？都说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样的毕业生，有谁敢用呢？
不管大兴土木的背后有无腐败的因素，是不是盖大楼才有大好处，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的校长们，已经变成了大楼事业的体现者，跟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一样，他们的政绩和事业，都体现在很扎眼的建筑上，而且只要地面建筑，不要地下建筑，越辉煌，他们事业就越耀眼。正因为如此，大学的负债，才会愈演愈烈，越背越重，辉煌记在自己的账上，债务，由纳税人来背。
戴着旧式乌纱帽的教育产业
大学盲目贷款的问题，前一段媒体嚷过一阵，因为目前中国大学巨无霸之一的吉林大学，跳出来说自己还不上贷款了。然而媒体嚷归嚷，在教育部吱唔了一通之后，也就悄无声息了。然而，这次国家发改委又出来说，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高校贷款余额达2001亿。也就是说，作为理论上没有创造产值和还贷能力的大学，目前欠债2001亿。
显然，发改委的表态，表明问题很严重，因为另据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05年底，央属的76所高校贷款总额已高达336亿元，校均贷款额4.4亿元，平均年度增幅达到76%，而这76所高校的总收入是656.66亿，校均收入达到8.64亿元，也就是说现有的贷款规模已经相当于这部分高校收入的51.1%。同时，全国政协也在7月初发布报告称全国高校负债总额达2500亿，且有扩大趋势。
我们知道，尽管架子拉得很大，楼盖得很豪华，但其实目前高校的经费都很紧张，能做到收支平衡，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收入的半数需要用于还贷，无论如何是是无法应付的，连日常开支都不能保证，换言之，我们的大学，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陷入债务危机，而且达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此前银行热衷于向大学放贷，其实是看中了大学两大“优点”，一是扩招的学生和高额的学费，二是大学毕竟是政府的，政府不可能看着它还不起钱不管，也就是说，对大学放贷，有很大保险系数。而大学对贷款欣然笑纳，其实也是基于这两点，不过，银行看重的是前一点，而大学更多的是倚仗后一点，即指望最后政府为它们买单。
教育部曾经为大学贷款辩护，说那是因为大学需要扩张，而政府又没有提供扩张的足额经费，因此不得已而为之。但是问题是，大学凭什么这样大规模扩张？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凭什么向美国看齐，在几年之内，让大学从精英教育变成平民教育，几乎像气吹一样，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在校学生？就算贷来的经费可以解决学校扩张的硬件问题，但是学校的软件能因为经费的增加而骤然改善吗？
鲁迅先生说过，他那时代的教育当局，其实不是在办教育，而是在办当局。毕竟时代变了，我们现在的教育部门，不仅在办当局，而且利用当局在办产业。可惜的是，它们办的产业，不是市场化的产业，而是官帽子产业。一方面资源垄断，非官帽子别想进来，就是硬挤进来，也让你长不大；一方面官僚化操作，大学体制一点不动，而且官僚化程度还有所加强，连学术和教学，都渗入了官僚化衙门化的因素，官大学问大，官大教书好，不仅官本位盛行，而且一切行政化操作。
虽然说，教育部和所有的大学，对教育产业化一口否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在把学校当产业来经营，一个时间内学费的疯长，拼命地扩招，动辄扩大规模数倍乃至十倍，为的就是多收点银子。只是，这种产业化，是畸形的，是戴着旧式乌纱帽的官办产业，它们比国有垄断企业还要过分，因为即使是国有垄断企业，也多少要考虑一点市场的问题，而我们的教育产业，却根本不管市场，一门心思就想怎么把学生弄进来，多多益善，学生就业困难，就玩猫腻，用毕业证逼学生制造假接受单位，伪造就业率骗上面。当然，大学的上面，也比较好骗。
大学的债务危机，背后是大学的危机，大学体制的危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目前大学的体制，是世界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差的体制。
整个学界，已经抄得昏天黑地。不信下点功夫，把这些年全国的所谓核心期刊的文章统统查一遍，看看有多少抄袭雷同，比例肯定相当惊人。
漫天的抄袭，源于我们学界的体制，没有惩罚抄袭的制度，却有激励抄袭的机制。教育部成立学风道德委员会，成立之后什么事也不做，连装样子都不装一个。
高校不破产，账单谁付？
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是个出新闻的所在，不发言则已，一发言肯定轰动。这回，新闻发言人又说话了，对于舆论担心高校会不会因高达2000多亿的贷款还不上而导致破产的说法，发言人予以了驳斥，表示他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还表示，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人数是世界之最，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贷款促进了高校的发展。言外之意，高校的贷款一是不得已，二是有益的。
当然，发言人的话，还是有几分可信的，我们相信，高校，或者说大多数背负高额贷款的高校，是不可能破产的。答案很简单，公众和当初贷款的高校，都相信，这个账，国家早晚会背，也不得不背。
高校贷款，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暧昧的事情，高校又不是企业，没有赢利（除了极个别有赢利的校办企业之外），凭什么借的尽管借，放的大胆放？有的高校，比如吉林大学，一个学校，就达30亿。难道大家认为高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还贷？难道高校收取的学费，除了支付自己的运行成本，还有盈余？甚至很大的盈余，可供支付巨额的贷款利息？不错，高校贷款，并没有被人带回家去（中间有无腐败还很难说），的确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各个高校，都建起来很多大楼。尽管在高校语境里，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大楼”“大师”名言，大家耳熟能详，但大家却只冲着大楼下功夫。尽管这种大楼事业的发展，里面包含了不少夸张的成分，比如有些学校特别巍峨的校门，特别铺张的办公楼，但我们必须承认，高校毕竟发展了，至少规模得到了超常的扩张，不仅楼多了，楼里的人也多了。据统计，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的确，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
是个人都知道，高校不是企业，教育不是经济，不能靠简单往里砸钱的办法，迅速扩张，扩大产出。世界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说过，如果把耶鲁的学生数量增加一倍，那么学校得花三十年功夫，才能恢复现有的水平。也许，老美无法理解我们的发展速度，更无法理解我们的发展雄心，但是，无论如何，高校的发展，也不能比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还快，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GDP的增长，平均不到10%，怎么高校的在校学生会每年平均增长20%？
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一直认为，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只有一个，教育不像政府和军队，可以下个命令改变一切，也不像企业，多投入，添条生产线，就可以高产出，教育就是慢工细活，百年树人，质量第一。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样的高速度，如此赶英超美，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年来，眼见得许多高校为扩招而贷款盖楼，贷了款，多招学生还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实在还不上，不是像浙江大学那样卖地，就是像吉林大学那样宣布无力还贷，最后，还是得国家背着，纳税人背着。
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的国家和纳税人，如果能够得到合格的大学生，倒也值得，但是，每个毕业生，每个家长，甚至每个用人单位都知道，在这高校“大跃进”的几年里，学生的质量下降到了什么地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为高校背账，还不是国家所要付出的主要部分，大量掏空了家底、读完大学却要失业的学生，其挫折感是没有读大学前的许多倍，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恐怕，谁也难以精确估量。高校，其实有比破产更重要、更严峻的事情，那就是高校的“大跃进”，而高校的贷款，实际上是为这列超速飞驰的列车添了燃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的发言人，没有起码的反躬自省，实在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