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创新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就业

除了蓝领体力劳动者的饭碗不断被打碎，曾经的白领铁饭碗也正在消失。程序化的白领工作开始变得岌岌可危，甚至有些中、高端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都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威胁。人工智能在文档分类和分析方面能够做得像人类一样好，甚至比人类还要好。人工劳动力会感到无聊、枯燥、困倦，但是人工智能不会。这必将导致涉及程序化工作的蓝领和白领工作都将逐步消失，许多重复性的业务功能和劳动岗位都将快速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

以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全新的信息技术如疾风骤雨般提高了生产率，却不再与高就业率有关。《纽约时报》曾经有一篇报道中提到：1960年，美国最大的企业通用汽车拥有近60万名员工；2012年，市值更高的苹果公司在全球只有6万人——相较50年前，只需1/10的员工就能运转一家更大规模的企业；而Facebook只有3000人，Twitter只有300人，维基百科只有57人——它们都在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却再也用不了太多人了。虽然数百万的工人仍然处于失业状态，但企业部门的不断创新和快速成功不但没有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越来越多创新性的成功企业正在拥有越来越少的员工数量。Instagram这个起初只有15人的团队打造了一款拥有超过1.3亿用户、图片分享量达到160亿的简单应用，并在2012年以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Facebook。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消失的工作岗位都到哪里去了？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在根本上增加了就业还是减少了就业？

以创新来解释经济发展，熊彼特是第一人，他被誉为“创新理论”的鼻祖。在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理论”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见图1-5）中，“创新”被提及53次；“技术”被提及60次（其中包括熊彼特所称的财务技术和金融技术等非自然科学中的技术）; “新组合”被提及74次；“制度”被提及79次；“企业家”被提及379次。仅从数量上看，“创新”被强调的次数并不多，远不及“企业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核心是企业家，而不是创新本身，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则是次要的。更进一步地，熊彼特甚至认为技术的先进性与创新和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熊彼特作为经济大师被社会大众所认识主要由于其破坏式创新的理念，他把创新视为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获取潜在的利润。创新就是让过去的固定资产设备和资本投资过时、无效，或者贬值，通过创新产生大量新的资本（利润）来弥补这些贬值和无效。

但是，熊彼特在将目光投向了他认为的创新主体——企业家群体之后，在其创新理论中却有些忽略了经济体系中的另一个比企业家群体数量庞大成千上万倍的就业者群体。事实上，每一次技术革新、进步都会使单位产品中人类必要劳动的成分变得更少，每一次技术革新、进步都会使更多的人的教育、技能变得过时。苹果一家公司的成功，不仅仅意味着它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运转一家更大规模的企业，同时也意味着，其他众多竞争者的败落，惠普、诺基亚、摩托罗拉、黑莓也将为此裁掉大量的工作岗位。当然，除了几万名员工之外，苹果所创造的全新的生态系统也提供了大量全新的工作类型和就业岗位。事实上，要想算清楚由创新所造成的岗位减少和岗位增加之间的数量关系非常困难。

五年之前，麦肯锡曾经给出了一份比较乐观的研究报告，它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每损失一个岗位，互联网就会创造出2.6个岗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一现象创造的价值已经占到了GDP增长的21%。无独有偶，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也提出，比起导致失业，机器人事实上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人类工作岗位的总数量，在其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该组织明确指出，每部署一个机器人，将创造出3.6个工作岗位。

但反对者仍然认为上述报告的数据并不具备百分之百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事实上，两种观点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息过，而这种对就业增加还是减少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在探讨技术创新和进步在本质上是取代了人力还是转移了人力。是取代还是转移，这很重要，因为这影响到了政府对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创业的政策导向。

两种观点都承认技术创新会接手人工劳动的一些任务。其中，比较激烈的观点认为技术创新不仅接管了人工劳动，还彻底消灭一些工作岗位，机器正在代替工人，工作越来越少，对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如此。按照这种观点，工作岗位将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大量失业工人竞争少量职位，薪水将会下降。另一种较为温和的观点则认为，技术创新并不取代工人，只会把工人转移到需要一些不同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去。根据这种观点，除了一些极其成熟的行业之外，技术创新并不会造成工作岗位短缺，而是将劳动力从现有工作岗位转移到了更多新的岗位上去。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很多工人难以习得新技能，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又没有给具备新技能的工人足够的回报，这就会造成暂时性的失业。斯坦福大学的罗德尼•布鲁克斯高声呼吁，技术创新的终极目标不是消灭岗位，相反，通过降低成本，它能为创造更多拥有更高技能岗位的新企业做出贡献，尽管这些企业的员工数量可能更少，但是这类创新创业型的企业数量本身将会更多。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都已经汹涌澎湃。

事实上，无论在2045年奇点到来之后会是什么状况，但在近一二十年内，专家们预测，技术创新带来的对具备一定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在短期内会增长，而且会持续至少10年以上。也就是说，即便机器真的将会取代人工劳动，但最起码这种取代的速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快。

在技术创新能够多大程度上取代人类劳动这一问题上，历史学家的态度或许比那些名噪一时的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表现得更为淡定一些。他们在看待技术创新介入产业经济的时候，不仅仅看到了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经济的重新适应及增长，而且还会看到经济理论通常不太关注的结构性变化问题。阿瑟认为，当一个新的技术体系进入经济领域，它会召唤新的安排——新的工作方式、新的组织模式和新的文化制度。新安排反过来会引起新的问题（或者通过现存技术的修正来适应目的），新的问题又引起新的技术需求。所有的变动都以“问题与解决—挑战与回应”这样的序列进行，而这正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变化，经济以这种方式在暴风骤雨般的变化中构成或重构自身，包括创新和适应这种创新带来的新的制度安排。

技术性失业恰恰就是技术创新和经济进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工厂或者工作方式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技术，它作为一种手段，反过来需要另一种手段来实现，那就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源。每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创新都会伴随着一套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或制度安排，即便是这一次的创新看上去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或许真的不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了。被人工智能替换出来的大量蓝领和白领劳动力面临的长期技术性失业就成为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需要用新的技术安排、制度安排和文化安排来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所有这些新的安排又各自需要从其他方面建构出来，从而又产生了它们各自的需求。结构性变化是不规则的碎片，它会在次一级的层次上进行进一步的分化。

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劳动力和工作的概念并不是伴随人类与生俱来的，其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和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制度安排。新技术不仅引发了工作模式的变换，它还引发了人们看待工作的观念和文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