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进化

关于经济，主流经济学给出的定义通常都是将其视为产品或服务的一个生产、分配和消费系统。但是，复杂性科学奠基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技术思想家布莱恩•阿瑟却认为，经济是某种类似盛放技术的大集装箱，是一架带有许多模块和零部件的巨型机器，这些模块或零部件都是技术或生产方式。阿瑟在其最新著作《技术的本质》中写道，“当一个新技术（如铁路交通、电力、人工智能等）到来时，它为某个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块，一种新的升级。它所替换的旧模块会被去掉，新的升级模块不知不觉地安插进来，机器的其他部分会自动重新进行平衡。经济从技术中泛现，并不断从它的技术中创造自己，决定哪种新的技术将会进入其中。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这些技术的进化而进化。”沿着阿瑟的路径走下去，我们就不再将经济看做技术的载体，而认为经济是建构在技术之上的、由技术作为中介而完成的一系列关于商品和劳务的活动、行为或流动。也就是说，技术构成了经济的框架，在技术的驱动下，人类劳动的方法、过程和组织形式构成了经济的神经和血液。

如图1-1所示，根据普华永道2016年公布的全球CEO年度调研，对于问题“未来五年里，什么因素最有可能塑造行业利益相关者的业务期望”, CEO们明确表态，指出科技进步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科技进步造成这样广泛的影响主要基于以下五条原因：

（1）获取技术成本更低。计算、存储和连通这三项基础技术的价格相较于几十年前已经大幅降低，性能也大为提高。互联网、移动技术和云计算飞速发展，源代码开放，融资渠道不断增加，为创业和非传统竞争者降低了门槛，帮助他们快速做大，在一个接一个的行业中颠覆竞争。

（2）技术全球化。这是史上首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相似的技术平台上创造、合作、沟通和消费，这激发了全球性创新。在《华尔街日报》追踪报道的146个“科技独角兽”企业中，27%来自亚太地区，比例较五年前的20%有所上升。这些估值高、发展迅速的新公司志在全球，正在研发多领域（如金融、O2O服务和共享经济）创新性平台运用。

（3）技术依赖度上升。随着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愈发频繁地使用互联网、笔记本电脑、移动设备、协作工具和其他技术，社会也愈发适应与技术相关的事物。现在，商业用户期待他们在工作场合使用的技术能像使用自己私人设备一样方便，这体现了消费者技术强大的影响力。

（4）技术的竞争优势。普华永道的数字IQ调查发现，行业内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企业，实现收入和利润快速增长的概率是落后企业的两倍。起初，技术竞争优势被视为拥有能够提高效率的工具——以更高质量和更低成本完成相同任务。但现在，技术革新是开辟新收入来源和实现传统行业转型的最快途径。

（5）技术的乘数效应。个体技术建立在彼此的基础上并相互扩大影响，为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在普华永道近期举办了技术研讨活动中，参与者们注意到，人工智能这项新兴技术是机器人技术（另一种正不断发展的技术）的原动力。这项技术的运用正从工厂延伸至宾馆和办公室。

经济因技术而形成了一种生态，因此，经济形成于技术。这意味着经济浮现或萌发于它的技术当中，它不仅随着技术的变化而重新适应，还随着技术的变化而继续构成和重构，它的形式、形态、结构和特征特也将随着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种经济随着技术不断进化的现象，在英国的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的研究中被称为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佩蕾丝在其成名之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提出，建立在技术之上的包括硬件的、软件的和文化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工具”共同改变了所有人的最佳惯行方式的边界，这套工具的易扩散的主要载体就是“技术-经济范式”。从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新产品、新行业、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并逐渐产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一范式在这一套技术的扩散期间，对资本家、创新者、劳动力和消费者在个人决策及他们的相互影响方面加以引导。这也就意味着，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技术经济-范式都将会对经济体系中的工作形态及工作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按照佩蕾丝关于技术-经济范式的划分标准，从18世纪末开始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经济增长已经先后经历了五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并且伴随着五次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又会先后经历不同的四个阶段，如图1-2所示。大众的想象力已经捕捉到了它们，并且以人们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技术为有关时期进行了命名，例如蒸汽时代、电力时代、信息时代等。沿着佩蕾丝的思路，很多专家认为，当前我们已经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后期阶段，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整个世界将会迎来以智能技术和清洁技术为重要驱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

不同于佩蕾丝的划分方式，杰米里•里夫金则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观点。他认为，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和运输机制。每个要素都与其余要素互动，三者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通信，就无法管理经济活动；没有能源，就不能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没有物流和运输，就不能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经济活动。总之，这三个操作系统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通用技术平台。19世纪，蒸汽、印刷和电报被发明，随着全国铁路系统中的机车被联网到无缝通用技术平台，又依靠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第一次工业革命得以发生。20世纪，集中供电、电话、广播和电视、廉价石油、国家道路系统中的内燃机车相互融合，这些共同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天，无处不在的通信网络正在与初期的可再生能源互联网、处于萌芽状态的自动化物流和交通运输网络相连接，从而构建起了一个分布式的神经网络——超级物联网，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如图1-3所示，无论是六次技术革命的说法，还是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有一点是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普遍认可的，那就是——重大技术和组织创新集群在经济与社会系统中的扩散，必然造成结构、职业、技能结构和管理系统的深刻变革。不仅如此，确切地说，因为每一个创新集群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每一次技术革命中的影响也截然不同。虽然周期性影响是结构性变革的一种普遍模式，但是，每一次技术创新中，不同产业与职业受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同样明显的是，伴随每一次创新的新兴产业截然不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失业现象可能是伴随着每一次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就业条件也将发生诸多变化。技能结构不匹配可能成为造成变革时期失业现象的主要原因，而这种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失业现象，在凯恩斯1930年发表的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被界定为“技术性失业”，他这样阐述了自己对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的看法：“我们正在被一种新型疾病所折磨，一种某些读者甚至没有听说过名字的疾病，也是他们将在未来不断听到的疾病，那就是技术性失业。”是的，凯恩斯以后，大家听到这个词的次数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