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在号称“八闽”的福建，“八闽”之一的莆田有点特别。唐五代之前，现在的福建只有“七闽”，北宋建立兴化军，始有“八闽”之说。宋称兴化军，元改兴化路，明清一直叫莆田府，与其他各府平起平坐，其辖区，基本上就是莆田、仙游两县，大约就是现在莆田市的范围。1911年至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莆田、仙游两县的行政归属，变化多端，鼎盛时称莆田地区，治所在莆田县，把闽清、永泰、福清、长乐、平潭诸县都划过来；最可怜的时候，“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专区被撤销，莆田、仙游两县归到泉州地区去了。转来转去，过了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莆田、仙游又回到宋元明清的基本建置，即在两县的基础上建立莆田市。今天的莆田市虽然下属的“县级”单位多了，但仍然不出莆、仙两旧县的区域。
行政区的划分，固然有自然地理的因素，如以山、河为界，但是文化地理的因素也很重要。宋代莆、仙有三绝：子鱼、西施舌、十八娘。子鱼，产于江口，又称“通应子鱼”或“通印子鱼”，其肉细嫩；西施舌，产于近海的一种蚌类，其肉细滑；十八娘，荔枝品种之一。宋代文人对此三绝津津乐道，诗文别集和笔记都有载述，莆人也引以为豪。明朝诗坛领袖之一的王世贞赠莆田诗人畲翔诗云：“十八娘红产荔枝，蛎房舌嫩比西施。更教何物称三绝，为有畲郎七字诗。”王世贞把畲翔诗与十八娘、西施舌并称为“三绝”，是对畲翔七绝的赞赏。王世贞以畲翔易子鱼，似乎子鱼已不再闻名了吧？其实不然，王世贞为了运用莆田“三绝”之典以赞畲翔，只好三者弃去一。晚清，莆田诗人宋廷尊《通印港》诗云：“且赏故乡风味好，荻花秋雨子鱼肥。”“子鱼”并没有消失。子鱼、西施舌、十八娘，是该地物产，连绵千年，依旧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则成了地域文化的特征。
中国方言区，闽居其二：闽方言和客家方言。但是闽方言又是五花八门，细分为闽南、闽东、闽北、闽中，莆仙话东南北中都不属，就叫莆仙话。莆仙话，闽南人听不懂、福州（闽东）人也听不懂。明代莆田作家姚旅写了一本《露书》，其《风篇》说，莆语异于中原，但又保留部分古音古字，又说莆语某些土语如“打敌都”（谓刁嚣之难制者）等，“不知所解，亦不知所本”，我曾摘录数条与莆生消遣，连他们自己都忍俊不禁。依我推测，1911年以来数十年间，莆仙的行政单位、归属变化无绪，最后还是回到宋元明清的基本建制，一方面是行政区有它的历史稳定性，另一方面，莆、仙二县的特殊方言可能也起了重要的维系作用，把莆仙归到泉州，别扭；莆田专区（市），把讲闽东（福州）方言的闽清、永泰、福清、长乐、平潭纳进来，也别扭。
莆仙科举兴盛，这么小的地盘，不多的人口，兴化一府只辖二县，历代却出了两千多名进士，往北，堪同福州府比肩；往南，也不比泉州逊色，而超越汀、漳、建等州。唐代“九牧林”之说，流传已久；不经意间，“九牧”成了著名商标，可能还遗存着科第官宦的密码。我曾为台湾兰台出版社审过《明清科考墨卷集》的书稿，莆田观察里第旧主人（九牧后人）搜集明代至晚清数千份科考试卷，以供子孙研习之用，用心之良苦，令人叹为观止！科举制度已经消失一百多年，时至今日，一说起莆仙，大家马上想到莆仙人勤学苦读。前十年，我们一位莆仙学生报考复旦王水照先生的博士，面试时一口气背了好多篇刘克庄的诗，过后王先生对我说，他喜欢福建（莆仙）的学生，他们爱读书，会读书。
古代社会，除了颠沛流离或居无常所的极少数人，他们从出生到成长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地域的文化在他们的一生无疑会打下不可磨灭印记。如果这个人不游宦他乡，不外出经商行贾，甚至没有出过远门，老死于乡里，也就是说，终其一生，他只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之中生活，只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活，他的地域文化印记也就只有一个。有些人有科举功名，或其他原因，成人之后不断地变换居所，他所经历的，可能是多个地域，生活在两个以上的地域文化环境氛围之中，但是，他的原乡（出生和生长地）的文化可能长久地留存在他的记忆和生命之中，所谓老大还乡，“鬓毛衰”而“乡音无改”就是这个道理。
未鹏就是属于王先生说的爱读书会读书的莆田人。他的《宋词与地域文化》二十万言即将出版，嘱我作序。初读书稿，很兴奋。此书讨论的是宋词和地域文化关联的问题，因此我首先想到莆仙的地域文化。莆仙文化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之外，还有莆仙戏、妈祖信仰，莆人性格耿直等。我们讲地域文化，应当抓住地域最主要的特征，而不是泛泛地谈勤劳勇敢、海边邹鲁之类。研究宋词与地域和文化间的关联也是如此。到底宋词的地域文化的最主要特点在何处？杨海明先生曾经很精辟地论述过词是江南都市文学的形式。未鹏顺着这一思路，认为宋词的地域文化特质，一是南方文学，二是都市文学，都谈到点子上了。
讨论宋词的地域文化，两宋之际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切入点。宋代和唐代不大一样，唐代没有“北”“南”之分，也就是说，南宋的疆域已经比北宋大大缩小，淮河以北已经为金所有，不少士人千方百计南奔。南奔的词人有两类，一类是北方人来到南方，另一类是原本在北方仕宦又回到南方。北方人来到早先不太熟悉的南方，所居地的变迁，文化环境与北方的差异，到了南方的北方人一方面有新鲜感，另一方面则眷恋故土和家园。那些长期仕宦在北方的南方人，对他们来说是“南还”，但是这种南还却充满了苦涩，因为这时国家只剩下半壁江山了，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有许多北方的记忆。所以，不论北方人南来，还是南方人南归，都存在一个地域转换的问题，存在着地域文化环境变化的问题。从北宋演化为南宋，由北方转变成南方，时间和空间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无疑影响到词的创作。
作为南方都市文学的词，杨海明先生认为宋词有它独特的意象，例如“水”，又例如“柳”，在宋词作品中大量出现。未鹏研究宋词，从地名入手：江南、杭州及西湖、苏州、金陵、扬州及平山堂。江南一词，隐藏着十分丰富的地域文化密码：杏花桂树，莺鸣燕飞，春雨草长，烟柳画桥，湖光山色，晓风明月，亭台楼榭，檀板红袖，诸多的密码经过词人的取舍组合，就产生了柔媚的、软款的、多情的甚至是香艳的宋词。江南文化密码，造就了要眇宜修的宋词；要眇宜修的宋词，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江南的地域文化。“金陵”一词的文化密码也很丰富。金陵作为六朝古都，号称佳丽地、帝王州，其地有秦淮河、桃叶渡、蒋山青溪，华林旧园，宋词的描绘都没有缺席，而未鹏却选取了“怀古”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元素作金陵地域文化的研究点。不错，金陵曾经是六朝古都，繁华一时，但是繁华的背后却隐藏着痛苦，歌舞的背后却有眼泪，东晋至宋齐梁陈先后对峙的是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东晋丢失北方山河之后，南方政权仍然不断受到北方侵扰。这是金陵的历史记忆，也是金陵的文化记忆，从北宋开始，词人的作品就不断浮现这一段记忆。南宋与金的对峙，词人更是以金陵怀古文化来浇他们心中的块垒。未鹏的论述，使人信服。三年的苏州求学生活，让未鹏对苏州这座江南古城产生了感情。我一向认为，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者必须亲践其地，感受领悟其地的风土语境。《宋词对地域文化的选择性表述》一节，未鹏以苏州为例，选择垂虹桥和姑苏台两处加以论述，前者论隐逸题材，后者论渗入了隐逸内容的怀古主题，进而讨论宋代苏州的繁华与“繁华主题”在宋代苏州词中缺失的原因。作者认为“宋词对地域文化的反映也是有所选择的”，宋代词人于杭州选择其繁华的都市文化，于金陵选择其历史的怀古文化，于苏州则选择隐逸主题。
研究宋词流派，较多地从词的风格入手。未鹏论述流派，则“引入地域文化的视角，考察地域文化对宋词流派的发生、发展和特征的影响”，这一尝试是有益的。首先，本书论述流派并非面面俱到，而只选择了江西一地进行论述。我们可以体会到未鹏的良苦用心，因为宋代江西词人的人数仅次于浙江，在全国排第二位，欧阳修、姜夔都是江西籍的大词人；其次，江西是南唐旧地，词的创作有其传统；再次，宋诗中有江西派，从文体上说诗与词是两种不同文体，但诗、词也有相通之处；又次，作为辛派词人的辛弃疾曾为官江西、隐居江西；最后，江西是宋遗民词人最多的省份之一。作为地域文学，江西词人群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未鹏本科读的是地理系，硕士博士读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我认为这种学科交叉的求学经历也不错。未鹏师从词学专家杨海明先生治宋词，在选题时发挥了他地理学科的优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宋词与地域文化》即将出版，祝贺他！相信此书能引起词学界的重视。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提倡学科交叉，但是有的单位在录用人才的时候，却强调本、硕、博三个阶段都必须同一专业，认为这样基础才会好，知识才会牢靠，这些单位政策的设计者，假如你能读懂未鹏这部书的话，结论又将是如何呢？
莆田地域文化很独特，我不是莆田人，上文所说莆田某些文化特征，隔靴搔痒，可能未触到痛快处。未鹏是莆田人，我期待未鹏能做出一个莆田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莆田文学的课题，例如刘克庄，不知吾家未鹏以为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