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嘉祐至元祐的尊杜学杜热潮

嘉祐至元祐近四十年间，是宋人尊杜学杜的第一个高峰。《蔡宽夫诗话》云：“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

嘉祐四年 (1059)，王琪在王洙整理的《杜工部集》基础上参考其他版本，重新编定，镂板刊行，共1万部，很快销售一空。王琪刊刻王洙所编定的《杜工部集》成为后来一切杜诗版本的祖本。王琪在《杜工部集后记》中讲到当时杜诗热之情形：“近世学者，争言杜诗，爱之深者，至剽掠句语，迨所用险字而模画之，沛然自以为绝洪流而穷深源矣。又人人购其亡逸，多或百余篇，小数十句，藏去矜大，复自以为有得。”范成大《吴郡志》卷六记载：“嘉祐中，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使公库镂板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王琪刊行本杜集如此畅销，是当时尊杜学杜热潮的反映，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文学热潮。杜甫此时受到的不是个别人或某个诗派的推尊，而是得到了时代的整体性崇尚与热爱。熙宁、元丰时期，新党与旧党的政治斗争虽然很激烈，但在推尊杜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一时期对杜甫的尊尚不是笼统的、泛泛的，而是深入阐释了杜诗所体现的诗学精神和艺术成就，其重点是凸显和倡导杜诗忧国忧民、反映现实、批评现实的济世精神。这一时期正是北宋诗文盛世，也是宋人尊杜与学杜的高潮时期，宋人对杜诗阐释的基本内容、学杜基本方向也在此时确定下来。

嘉祐五年 (1060) 宋祁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成，其《杜甫传》是嘉祐尊杜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传写出了杜甫一生事迹的轮廓，虽然其中也有舛误，又谓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但与《旧唐书》相比，新书《杜甫传》可以谓之重塑了杜甫的形象。

第一，充分肯定老杜的思想人格。《旧唐书》本传对杜甫的人格颇有非议，说杜甫“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唐书》重点记述杜甫献三大礼赋、安史之乱中羸服间关奔赴行在、任左拾遗时上书救房管等事迹，称许老杜“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第二，强调杜甫“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肯定老杜忠君爱国、伤时忧世的情怀，虽然过于简略，但在杜诗史上，这是最早肯定杜甫人格操守、思想情怀的文字。随着尊杜学杜的思想与诗学潮流的发展与深入，宋人对老杜人格精神与思想情怀的解读逐渐深入细致。第三，对杜甫诗学成就做了新的概括，指出了杜诗在诗歌发展史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言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旺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少所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第四，承袭孟棨的说法，郑重地称许杜诗为“诗史”，指出其“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特点。“诗史说”是对杜诗的特色与价值的一种新概括，对宋代杜诗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元、明、清杜诗学所继承。

从嘉祐到元祐这四十余年里，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先后活跃在文坛上。这是与欧、梅、苏不同的又一代文人。他们以激情、抱负、热忱、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在中国诗歌史上创造了与“盛唐”相辉映的业绩，被文学史家称为“隆宋”“盛宋”。这一时期，尊杜的代表人物也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陈善《扪虱新话》云：“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唐人风气。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歌极于高古。”(《扪虱新话》下集卷三) 以王、苏、黄为代表的诗歌，确立和体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与唐诗不同的另一诗歌审美样态。清人田同之《西圃诗说》云：“子瞻、鲁直、介甫三家古今体，无不从老杜来。”此说虽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尊杜学杜的确是王、苏、黄诗歌创作最重要的审美宗尚，杜诗作为他们心慕手追的诗学典范，其思想艺术上的许多重要特点，被融入宋诗而成为其重要的审美质素。

(一)

王安石是宋代尊杜的第一大家。

王安石令鄞时，发现杜诗200余篇，于皇祐四年 (1052) 编为《杜工部后集》并作序。他在序中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辞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世所传已多，计尚有遗落，思得其完而观之。然每出一篇，自然知非人所能为而为之者，惟其甫也，辄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四) 认为杜诗是“非人所能为而为之者”“其辞所从出，一莫知穷极”，王安石对杜诗的推尊，可以说是空前的。在《杜甫画像》一诗中，王安石对杜甫的人格情怀和杜诗的思想艺术做了高度的评价：

 

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四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临川先生文集》卷九)

 

王安石赞美和推许的是杜甫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是杜诗关注现实的思想内容。老杜在干戈扰攘、万方多难的时代，在个人与家室堕入漂泊乱离的苦难遭际之时，依然心系天下苍生，“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这种己饥己溺、负载天下苦难的博大的仁者胸怀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正是杜甫所以卓绝千古的伟大之处，也是杜甫诗学精神的基本核心。在杜诗学史上，王安石第一次准确地概括和揭橥了这个核心，这个极重要的认识与论断，为宋代以及后世的杜诗研究者所继承与发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李、杜画像，古今诗人题咏多矣。若杜子美，其诗高妙，故不待言；要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一) 刘克庄亦云：“余谓善评杜诗，无出半山。‘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之篇，万世不易之论。”(《后村诗话》)仇兆鳌《杜诗详注》云：“荆公深知杜，酷爱杜，而又善言杜，此篇于少陵人品心术，学问才情，独能中其会，后世颂杜者，无以复加矣。”

王安石推崇杜诗巨大的艺术力量，强调杜诗情感的充沛与力度，谓之可与天地之元气相侔，其“壮颜毅色不可求”，也是从杜诗的根本精神着眼的。这种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以“元气”生成世界那样的力量，排天斡地，把“浩荡八极”之中“丑妍巨细千万殊”的生物表现于诗篇中，丝毫不见刻意雕锼之痕迹，具有“参造化之妙”。宋人楼钥《答杜仲高旃书》云：“王荆公以为与元气侔，盖极言诗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像，再拜涕泗流’，正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用意之大。……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备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攻媿集》卷六十六) 荆公之论杜，在宋人中为最有识见，于杜诗之思想艺术的论述最为精辟。

王安石是宋代最早、最明确表示学习和继承杜甫诗学传统的人，“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王安石在宋代诗学建设方面所做的一件大事，是编选了《四家诗选》，为宋人树立了学诗的典范。这典范包括杜甫、李白、韩愈、欧阳修，但首先是杜甫，王安石编选四家诗，置老杜于第一。《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遁斋闲览》云：

 

陈正敏：“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一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以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

 

欧阳修在诗文革新中标举韩愈、李白作为诗歌典范，体现的是天圣、庆历时期北宋诗坛的主流风气。王安石编《四家诗选》，则一变欧阳修论诗尊崇韩、李之风，将杜甫置于首位，把学杜作为学诗首要的典范。这是宋代诗学宗尚的一个巨大变化，标志着北宋诗坛由尊韩学韩向尊杜学杜的重大转换。梁启超云：“千年来言诗者，无不知尊少陵，然少陵之在当时及其没世，尊之者固不众矣。昌黎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何用多谤伤。’中晚唐人之所以目少陵者，可想见矣。其特提少陵而尊之，实自荆公始。”(《王荆公》)《四家诗选》是宋代影响甚大的诗歌选本，《王直方诗话》说：“荆公编集四家诗，其先后之序，或以为存深意，或以为初无意。盖以子美为第一，此无可议者。”李纲《读四家诗选四首并序》说：

 

介甫选四家之诗，第其质文以为先后之序。余谓：子美诗闳深典丽，集诸家之大成；永叔诗温润藻艳，有廊庙富贵之器；退之诗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诗豪迈清逸，飘然有凌云之志，皆诗杰也。其先后固自有次第，诵其诗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乃知心声之发，言志咏情，得于自然，不可以勉强到也。

 

其《书四家诗选后》又云：

 

子美之诗，非无文也，而质胜文。永叔之诗，非无质也，而文胜质。退之之诗，质而无文，太白之诗，文而无质。介甫选四家诗而次第之其序如此。

 

吴沆《环溪诗话》云：

 

若论诗之妙，则好者故多；若论诗之正，则古今唯有三人，所谓一祖二宗：杜甫、李白、韩愈也。……荆公置杜甫于第一、韩愈第二、永叔第三、太白第四，盖谓永叔能兼韩李之体而近于正，故选焉尔。又谓李白无篇不说酒色，故置格于永叔之下，则此公用意，亦已深矣。

(二)

苏轼是继王安石之后尊杜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苏轼论杜的言论多达50余条，包括总体评价以及具体篇章、风格、手法、字句的品评，丰富多彩而又显示出文学大家的识见与目光，作为文坛的一代领袖，苏轼尊杜的诗学观念和学杜的创作实践，在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轼关于杜甫和杜诗的阐释和评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了杜诗在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

 

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

 

苏轼称颂杜甫为“巨笔屠龙手”，杜诗为“简牍仪型”(《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凌跨百代”(《书唐氏六家书后》)，又谓“杜子美诗备诸家体，非必牵合成度，偘偘然者也”(《辨杜子美杜鹃诗》,《东坡题跋》卷二)。苏轼具有通观古今的文学史意识，其论杜，即从这种意识出发，将老杜放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予以评断，所以相当深刻中肯。《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已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五说：“东坡论诗，散见其集中，而独得之见为多。予最爱其《书黄子思集后》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已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此语简而尽，曲而当，既云李杜‘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又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有斟酌，有权变，而后世论李、杜者皆弗及也。”苏轼关于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的论断，成为宋人的一种共识。范温云：“或问余：东坡有言：诗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毕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后世安知无过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飞减却春。’若咏落花，则语意皆尽，所以古人既未到，决知后人更无好语。如《画马》:‘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则曹将军能事，与造化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咏人情，模写景物，皆如是也。”(《潜溪诗眼》)

苏轼认为，老杜的诗学成就是“格力天纵”(《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这一看法深刻而独到。这所谓“格力”，主要指老杜熔铸众长而无法企及的艺术创造能力。苏轼没有把杜甫诗学成就完全归结为“苦吟”和“功力”，认为有老杜其人之天赋因素在，这是正确的。这一看法与山谷之强调学力、强调苦吟的看法有所不同。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谓“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然二公亦各极其天然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勤苦锻炼而成也”(《后山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清人赵翼《瓯北诗话》也不赞成认为杜甫的成就“全乎学力”，认为“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

第二，极力推崇杜甫的忠君思想，提出了所谓杜甫“一饭不忘君”：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

 

这段话涉及的是对杜甫其人其诗思想倾向的整体评价。苏轼认为，《小雅》与《国风》是“变风变雅”“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只是“贤于无所止者”；而杜甫诗“发乎情，止于忠孝”，表达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时刻不忘的极度忠诚，所以远远高于《诗经》中的“变风变雅”，体现了诗之最正统的原则和精神。把杜甫的政治关怀归结为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强调老杜之忠君达到了深入内心的、沦肌浃髓的极度虔诚，夸大了忠君思想在杜甫思想中的分量和位置，忽略了老杜对人民苦难终生不渝的深切忧念和诚挚关怀，并把这种思想情感说成是老杜成为古今诗人之首的根本原因，苏轼对杜甫之忠君观念的这一概括与称许，不符合老杜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实际，是对杜甫思想情怀和杜诗思想内容的一种曲解。尽管苏轼这一观点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与个人原因，与苏轼关于君臣关系的一贯思想存在矛盾和差别，但是，作为关于杜甫思想情怀的一种概括，在宋代杜诗学史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参看本书中编“宋人对杜甫人格和思想的崇仰”一章)。

第三，对杜诗审美特质的认识。苏轼对老杜诗的评论颇多，《东坡集》中所收苏轼关于杜诗的“书后”“题跋”等文就有30多篇，从杜诗的用字、用韵、句语以及诗中风物的笺释等细微之处，到作意的推究、本事的考辨、诗艺的鉴赏、风格的比较，乃至对杜甫人格品位和文学史地位的论断，所涉及的问题颇多，视野开阔而独具只眼，可以看出他对杜诗理解的深入与鉴赏的精到。苏轼对杜诗审美特质的看法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谓杜甫“似司马迁”：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云：茘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东坡志林》卷十一)

 

根据这段话，最先谓杜甫似司马迁者当为毕仲游，但苏轼谓其“与曩言会”，所以宋人大都将其作为苏轼的看法予以重视和进一步阐述，其主要观点有：一是老杜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一如司马迁在史学文章领域之成就，登峰造极。吴可《藏海诗话》云：“山谷诗云：‘有以杜工部问东坡似何人’，坡云：‘似司马迁。’盖诗中未有如杜者，而史中未有如马者。”《唐子西文录》卷十四云：“六经之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二是强调杜诗之以叙为议，寄寓褒贬的“诗史”性质，谓其与《史记》相似。许顗《彦周诗话》:“齐梁间乐府词云‘护惜加穷袴，防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邱陇，当时近前面发红’，老杜作《丽人行》云‘赐名大国虢与秦’，其卒曰‘慎莫近前丞相嗔’，虢国、秦国何预国忠事，而近前即嗔耶？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王十朋《州宅杂咏》之《诗史堂》云：“谁镌堂上石，光艳少陵章。莫作诗人看，斯文似子长。”(《梅溪先生后集》卷十三) 三是认为杜诗与史记虽文体不同，但在语言和表现技巧方面有相通与相似之处。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云：“晁伯宇少与其弟冲之叔用俱从陈无己学。无己建中靖国间到京师，见叔用诗，曰：‘子诗造此地，必须得一悟门。’叔用初不言，无己再三诘之，叔用云：‘别无所得，顷因看韩退之杂文，自有入处。’无己首允之，曰：‘东坡言杜甫似司马迁，世人多不解，子可与论此矣。'”近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杜陵五七古叙事，节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中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四是还有一种理解是杜诗和《史记》风格相似。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东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呒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呒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呒然也。”认为苏轼说杜诗似太史公书，是“以味不以形也”(《诚斋集》卷七十九)。

苏轼对杜诗审美特质的另一重要看法是杜诗“才力富健”。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称老杜是“巨笔屠龙手”，赞许其诗笔的巨大艺术力量。《书司空图诗》云：“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荫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才力富健”而不同于司空图的“寒俭有僧态”，这是苏轼对于杜诗审美特质的一种深刻的认识与把握。所谓“才力富健”，乃谓老杜在景物描写或者意象营造中体现了卓越的笔力和丰盈的美感，具有体察和表现客观景物与现世生活的超凡能力，而不像司空图诗虽然做到了“工”而不免“寒俭”，缺少内在的生气。苏轼赞美杜诗雄阔高浑的壮美风格，对自己仿效老杜七律酣畅饱满、实大声宏之作，颇为自赏。《东坡题跋》卷三云：“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而后寂寞无闻焉。直至欧阳永叔‘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鹤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番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驱争先矣。轼亦云：‘令严钟皷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焉耳。”

苏轼的诗学理想和审美趣味极为通达，《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云：“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他不仅赞佩老杜雄阔高浑、实大声宏一类诗的苍凉沉郁，对于杜甫那种表现闲适潇洒生活心情、具有萧散自然之美的诗篇，也十分激赏。东坡曾手书老杜《屏居二首》，跋云“此东坡居士诗也”。之所以如是说，苏轼的回答是：“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廪，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东坡题跋》卷二) 东坡特别欣赏老杜“四更山吐月，残月水明楼”，佩服老杜寻常写景的体贴入微，若不经意而十分圆足，称其为“古今绝唱”，并“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残夜水明楼’为韵”(《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九引《百斛明珠》)。

苏轼对杜诗不是一味迷信，对杜诗的缺点也予以指出。《记子美陋句》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帆忽遇眠，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宜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仇池笔记》卷下)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新的文坛领袖，当时许多著名文人都出于苏门。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由于苏轼推赏而知名于世，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与苏氏兄弟并称为“二苏三孔”。苏轼的小同乡、人称“眉山先生”的唐庚，以及李廌、李之仪、陈师道，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的文学影响。苏轼尊杜，也影响到这些人。张耒赞赏老杜，谓老杜《玉华宫》诗为“风雅鼓吹”，其五古《离黄州》即“极力摹写”老杜《玉华宫》(《容斋随笔》卷十五)。七律《遣兴次韵和晁应之》八首“尤苦学少陵”。如“清涵星汉光垂地，冷觉鱼龙气近人”“暗峡风云秋惨淡，高城河汉夜分明”“双阙晓云连太室，九门晴影对天津”“山川老去三年泪，关塞秋来万里愁。”其“刻画景物，以为伟丽”，格调“弘畅”，颇似老杜七律的风调。

(三)

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秦观，他在苏轼等人关于杜甫诗学贡献的论述基础上，明确地提出杜诗“集大成”之说：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韩愈论》,《淮海集》卷二十二)

 

杜诗集大成说是宋代杜诗学的一个根本观点，是对杜诗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杜甫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承前启后的历史贡献的高度概括，为宋人及元明清的诗人和杜诗研究者所认同，成为关于杜诗历史地位的一种共识(参见本书中编“杜诗集大成说”一章)。

在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文坛领袖人物的倡导下，人们对杜甫的推尊和热情空前高涨，文人尊杜的言论纷纷出现，赞美之词多姿多彩：

 

气吞风雅妙绝伦，碌碌当年不见珍。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冢耒江滨。(王令《读老杜诗集》,《广陵集》卷十七)

 

寒灯熠熠霄漏长，颠倒图史形劳伤。取观杜诗尽累纸，坐觉神气来洋洋。高言大义轻比重，往往变化安能长。壮哉起我不暇寐，满座叹息喧中堂。唐之诗人以百数，罗列众制何煌煌。太阳垂光烛万物，星宿安得舒其光。读之踊跃精胆张，径欲追蹑忘愚狂。徘徊揽笔不得下，元气混浩神无方。(韩维《读杜子美诗》,《南阳集》卷一)

 

晋宋以来，诗人气质萎敝，而风雅几绝。至唐之诸公，磨洗光耀，与时争出，凡百余年，而后子美杰然自振于开元、天宝之间。继而中原用兵，更涉患难，身愈困苦而其诗益工，大抵哀元元之穷，愤盗贼之横，褒善贬恶，尊君卑臣，不琢不磨，暗与经会，盖亦骚人之伦而风雅之亚也。(孔武仲《书杜子美哀江头后》,《宗伯集》卷十六)

 

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 (餙) 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争所长。如大羹元酒，则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则骇廊庙；秾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诗史”，信哉！(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诗集序》,《草堂诗笺》)

 

王安石、苏轼对老杜忠君忧国、仁民爱物精神的阐述，奠定了宋人评价杜甫与杜诗的基调，影响到有宋一代和宋以后的杜诗研究和评价。

随着尊杜走向高潮，公开的扬杜抑李的观点出现了。苏辙认为“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诗病五事》,《栾城集》卷八)。晁说之不赞成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提法，认为李白“不得与杜并”“杜之独尊于士大夫学士”才是不易之论。(《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嵩山文集》卷十六)

在尊杜的高潮中，随着老杜“诗学之宗师”地位的确立，对韩愈的尊崇则逐渐降温。王安石编《四家诗选》，以杜甫为第一，标志宋人已由尊韩转向尊杜，韩诗的缺欠也逐渐为宋人所注意。《后山诗话》载苏轼云：“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苏辙云：“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辟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 (伛) 偻。举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雨。挥刀纷纭，争切脍脯。’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诗病五事》,《栾城第三集》卷八)《王直方诗话》载洪龟父云：“山谷于退之诗，少所许可。”《后山诗话》载黄庭坚之语，谓“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张耒《明道杂志》也谓韩诗“不若老杜韵语天成，无牵强之迹，则退之之于诗，尚未臻其极也”。孔平仲《题老杜集》一诗说：“七月鸱鸮乃至此，语言宏大复瑰奇。直侔造物并包体，不作诸家细碎诗。吏部徒能叹光焰，翰林何敢望藩篱。读罢还看有余味，令人心服是吾师。”凡此种种，皆可见诗坛风气之变。

北宋中期，王、苏、黄以其创作实绩确立了宋诗的体制与基本面目，使得宋调这一不同于唐音的诗歌范式和审美传统确立和凸显出来，此中紧紧伴随的是他们努力学杜的诗学实践。在北宋后期到南宋末年，不少诗人和诗学理论家对宋调艺术问题提出批评、质疑和反思，但是，几乎没有人对尊杜、宗杜的诗学路向提出质疑，老杜作为诗学宗师的典范地位已经完全牢固地确立下来。赵翼《瓯北诗话》云：“北宋诸人皆奉杜公为己宗，而老杜之名遂独存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