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风险信息扩散理论

除了上一节所提到的社会文化背景等社会因素会导致风险放大之外，一些学者也发现信息传播的介质——媒体，在风险形成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Bakir V.（2010）认为媒体主要通过四个途径影响风险，分别是对公众提供风险知识、调节公众对不同风险的接受度、风险行动和提供公众风险想象图式。Chung认为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风险信息可以即时传播到更多群众，加快风险传播的速度。另外，风险的社会体验除了根据媒体报道的风险信息产生的虚拟风险体验外，还会来源于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间的交流，Binder（2011）将人们之间的口头讨论作为风险“放大站”并分析了讨论的频率和深度对风险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国外学者David L．和Bob J.（2001）基于危机信息传播分析了危机的传播路径与作用机制，在危机传播扩散过程中，危机主体涉及社会整体环境和公众利益等。并对15种不同媒体在灾害事件中的报道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政府官员是危机信息传播的主要来源，政府官员的信息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危机信息的传播状态。国内学者刘晓岚等（2010）分析了我国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整合传播的概念，尤其是汶川大地震中灾害信息传播的整合传播尝试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国内对危机信息的传播主要是基于BASS模型和信息扩散理论，其中，BASS模型主要应用于市场营销、品牌竞争、产品库存等领域，或对其参数估计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扩展型。近年来，程鑫等（2012）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信息扩散模型，如危机信息扩散模型、地震信息扩散模型等。

综上所述，风险事件之所以形成社会风险主要是因为风险事件在社会因素的推动下不断放大，两个放大途径分别是风险信息传播机制和社会群体响应机制（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强调的是风险信息和公众行为对社会风险放大的作用。因此，研究重大自然灾害发生风险信息的扩散演化机理是非常必要的，能为政府应对社会舆情风险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