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红利的理论逻辑

人口红利消失对潜在增长率带来的影响已经得到经验证实。例如，虽然并没有特别强调人口因素的作用，高路易（Kuijs, 2010）预测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从1978—1994年的平均9.9%降低到1995—2009年的平均9.6%，以及2010—2015年的8.4%。充分考虑到变化了的人口结构，Cai和Lu（2013）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从之前的10%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3%。如果加入人力资本因素并考虑到人口扶养比对资本形成率的影响，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影响，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水平为7.75%（陆旸、蔡昉，2014）。然而，这个估计结果是建立在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的事实，以及TFP增长率保持不变的假设基础上。或者说，是在假定阻碍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障碍尚未打破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因素的变化对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影响。而通过改革提高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素质等方式也可以从供给要素上提高潜在增长率。此外，消除抑制充分竞争的制度障碍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么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改革问题的讨论中，很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率之间会是一个“权衡”（trade-off）的关系，即要想推动改革则需要适当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理论指出，通常只有在一项制度变化的收益大于成本，即净收益大于零时，这种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当然，这个理论判断指的是决策者所考虑的实施改革的政治成本和收益，即改革带来的政治支持（收益）是否大于因此而招致的政治反对（成本）。但是，一般来说，在经济意义上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具有了说服政策决策者推行特定改革的充分理由。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改革效果，可以说与此十分类似，即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收入分配，以及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改革，既是为了实现更加公平的社会目标，也可以获得直接和间接的改革红利。具体而言，如果我们知道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也就可以预期哪些改革领域可以带来直接的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以及其他间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

正确认识改革能够带来的收益或改革红利，不仅对形成和凝聚改革共识十分必要，还能够增加改革方式和策略的选项，强化改革的动力。改革尽管能够获得净收益，但是，成本和收益却是不对称地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摊的。为了最大限度地使改革具有激励相容的性质，通常可以有两种方式供选择，一是所谓“帕累托改进”，即这种改革可以在不伤害任何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予以推进；二是所谓“卡尔多改进”，即虽然有利益群体会因改革而受损，但是，由于改革带来较大的净收益，其中可以拿出一部分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当前面临的改革任务，已经很少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并且把握住改革的收益，就可以适当地运用“卡尔多改进”的方式，以减小改革阻力。本章的模拟结果将显示，改革总体上可以带来收益，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率之间是“促进”而非“替代”的关系。这也正是李克强总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的经济学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