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前文分析，抵消过快减速风险，TFP和人力资本要素为增长可持续所必需。然而问题在于，传统赶超的“纵向”干预体制，导致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通道受阻，要素驱动型或外延增长模式本身蕴含的减速趋势不能得到效率补偿，由此引出减速治理的迫切性：制度变革是减速治理的核心，减速治理的关键又在于清洁机制，在于“破坏性创造”。要通过体制改革逐步消除抑制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障碍，同时矫正微观主体的行为，形成基于“横向”市场竞争与激励的减速治理机制，通过加快存量调整，释放经济活力，缓冲经济减速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大潮中提高中国生产率和创新水平，平稳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阶段。

（一）从“纵向”政府干预体制转向“横向”市场竞争机制

纵向分割的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体制，既是工业化赶超的产物，也是困扰中国经济改革的顽疾。转变的关键在于，一是政府要改革自身，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彻底政企分开。二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促进我国统一市场的尽快形成。重点解决更高层次的开放即要素市场的开放问题，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条块分割”的现状既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也保护了落后，使得区域间贸易量减少或者萎缩。而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既可以使得社会流通更有效率，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双受益，也可以在当前经济增速减缓、调结构转方式加快步伐的背景下，激发内需潜力。三是强化法治，完善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要守法。

从根本上说，市场化的重中之重和实质更在于政府改革，在于打破条条块块行政分割体制，简政放权，还利于民。其衡量指标有两个：一是财政供应人员占GDP比重；二是宏观赋税。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应人口数，约为10人，相当于日本的10倍，是美国和德国的5倍多。简政放权不仅要削减审批事项，更要削减背后的人。不减人，肯定会重走因人设事的老路。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机构越改越大，官员越改越多，权力越改越大。即使精减简政府机构，但裁减的公务员最终落脚事业单位，党团工青妇之外的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越来越膨胀，最后财政供应总人数并没有减少。从中国的宏观赋税看，目前已经达到了35%—40%，似乎仍看不到减税的迹象，这说明政府对市场放权是不足的。在中国经济放缓阶段，通过存量改革来重新理顺各类关系，由“纵向”政府干预体制转向“横向”市场竞争机制已经非常迫切了。只有权力后退了，市场才能真正跟进。

（二）借鉴国际经验，推进存量改革

存量改革在国际上有大量经验可以借鉴，如韩国。韩国最初采用经济赶超战略并发展出配套的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以充分利用当时的人口红利。随着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完成，经济开始面临丧失增长动力的危险，被迫进行增长方式转变。究其原因，一方面，外国公司越来越不愿向韩国转让核心技术，致使其技术引进成本飙升；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韩国在廉价技能劳动力方面也丧失了比较优势，亟须发展自身的技术能力。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提供了契机。在危机的压力下，韩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全面实现资本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成为一个近乎完全的开放经济体，从而保证企业面临更加稳定和透明的商业环境，重塑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创新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激励包括新建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规模企业参与技术进步，从而为创新外溢效应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Taegi Kim和Keun - Yeob Oh（2012）运用韩国1985—2007年216家企业1985—2007年微观数据，证实在此期间，由研发支出水平和专利数量提高衡量的知识增长已经对韩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效应。经过危机后的市场化改革，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一定成效，并平稳地过渡为一个发达经济体。

中国改革的深化，必须对中国已有的利益结构作调整，对存量进行改革。当前工作的一方面是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要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改变对公共品提供的优先次序，构建开放竞争的公平秩序和环境，提高供给能力和服务效率，激活市场需求和消费潜力。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资产。当前中国存量资产并不少，但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已经导致了巨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没资产，特别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出现放缓以来，为了保增长，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一直在加杠杆，这是当前经济增长低效率、金融低效率，而财政金融高风险的重要原因。只有“盘活存量”，加快去杠杆，清理债务和不良存量资产，把流向虚拟经济领域以及沉淀于不良资产及产能过剩领域的存量资产盘活起来，中国经济才能轻装前行。

（三）消除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障碍

从物质资本来看，中国过多的资本进入政府主导的原料和重工业部门、房地产及物质基础设施部门，造成突出的资本无效配置现象。在全社会人均资本存量仍远低于韩国20世纪80年代水平的同时，在许多行业已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在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系中，融资渠道限制和资本管制使得国有部门吸入大量资本，而私人生产部门面临严峻的融资约束，从而造成资本市场低回报率和私人部门高融资成本并存的现象（Song, et al., 2011）。因此，必须通过消除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障碍，实现资本在各生产部门间的自由流动，才能有助于资本对工业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为中国未来结构变迁提供必要的资本积累。在这一转变过程的关键是从以银行主导的间接市场转向资本市场。银行主导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以企业抵押为主的，这非常有利于赶超中的规模经济，但到了创新时代，很多轻资产的创新企业无法得到融资，需要以能力贴现的权益市场来完成，中国正在积极转变，但这一转型需要一系列的改革，但其根基是依法治国，没有强大的法制保证，就无法保证以未来预期贴现的股权市场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

（四）人力资本的再配置和有效使用

人力资本的错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有效使用。大学以上学历劳动者大量进入并沉积在服务业部门，主要分布在科教文卫等非市场化的事业单位和高度管制的电信、金融、交通业及公共服务部门，而事业单位体制和管制制约了人力资本生产效率的发挥，出现了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和部分行业教育过度并存的现象。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配置相对较低，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同时人力资本在非市场化部门的沉积，压低了人力资本的报酬水平，从而降低了居民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不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变迁的推进。因此，必须通过事业单位改革、电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规制改革和公共服务部门管制改革，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优化人力资本的配置，提高人力资本定价的市场化程度，才能优化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

（五）通过体制变革打开“科教文卫”构造知识生产与消费新空间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比重中的物质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2014年后中国服务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2015年仍在加速。经济服务化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趋势，但服务业需求与供给不匹配，服务业高增长与低效率并存，与广义人力资本相关知识生产受到传统体制的限制，缺乏知识创新的市场动力。表现为：①低效率，即一般性生产服务业，如仓储物流，低层次的生活服务业如餐馆均是市场部门，竞争相当过度，利润不断下滑，已经不是服务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但现阶段由于人力资源只能向这个方向配置，并诱导出“辍学”进城打工的过度市场需求的现象，不利于中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收入分享，更不利于创新和持续的效率改进。②新的服务业增长空间又是作为传统赶超体制下财政补贴或全额拨款部门的事业单位所统治，“科教文卫”等现代服务业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③“科教文卫”这些关乎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知识生产部门没有市场的激励，创新动力不足，而且将大量的人才沉淀其中，影响了人才的社会效应。因此，城市化和知识经济共同需要的最为宝贵的因素在中国是缺失的，创新与效率改进都迫切地需要进行体制变革打破，打开制度压抑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改革科教文卫的管理体制时不我待，促使得中国经济走向创新，在国际赛局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