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张平 袁富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立足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最新计算的结果表明“结构性减速”挑战依然严峻：①资本和劳动要素供给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到个位数；②产业结构非效率变动；③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从经济高峰期增长贡献3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了现在贡献17%的水平；④分配系数出现了转变，劳动产出弹性变大，资本产出弹性变小；⑤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中的食品消费比重不断下降，物质消费和一般性服务支出比重不断下降，而居民文化水平、素质和生活质量等服务业，如科教文卫、体育、金融等部门比重上升很快。打破现有的核算和现实的制度障碍，才能真正突破减速下滑转到以内生增长的道路，明显要做的是：①提高人力资本的同时带动“广义人力资本”消费；②提高TFP，提高创新水平和调整资源的错配；③大幅度提高第三产业的生产率，从而提升整体消费水平；④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水平，全面实现小康。这些提高都依赖体制改革：①科教文卫的事业单位体制等第三产业体制改革，提升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和效率；②垄断、行政化或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的政府行政体制和国企改革，纠正错配提高效率；③改善分配提高消费的改革，促进中国经济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

近年来，全球重新开始讨论“均值回归”、“经济减速”、发达国家“长期停滞”等国际经验比较与分析命题。国内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命题：①减速点的判断，如高速增长到减速增长前后七年最小减速2个百分点，则称为减速点；②前沿差距与收敛时间，即后发国家与发达前沿经济体的差距决定了经济增长回归均值的“时间”; ③大国赶超与回归均值的互动性原则，因为大国的赶超会引起全球再平衡，因此不能用效果崛起的数据直接比较，而要有互动性原则；④阶段性停滞假说，经济增长达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引起阶段性停滞，一些国家突破，一些国家徘徊其间，这包括了“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发达国家“长期停滞”的“高收入陷阱”理论。这些实证比较由于样本点的选择不同，结论差距比较大，用在中国的分析上更是预测结论的不确定。

事实上按增长核算框架计算也是如此，任何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都是边际收益递减，逐步收敛在一个均衡的轨道中，因此发展到任何阶段你都会遇到所谓“停滞”的问题，但唯有技术进步被假设为外生的，即突破当前的均衡状态只有技术革命和创新，否则每个发展阶段都会遇到发展减速的威胁，不断创新才是突破陷阱的根本。不论要素核算中的“结构性减速”、国际比较的“均值回归”的实证探索，还是TFP（全要素生产率）与制度分析研究本质上都是在寻求突破各个时期发展阶段徘徊不前新路径，都指出只有创新发展才能克服“陷阱”的束缚。

然而TFP又是一个“黑箱”，如何真实构造新的突破阶段性徘徊的新增长事实、统计、理论和可能性的政策，成为当前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增长研究领域。当前形成了很多的探索方向：①新事实的构建，如“新卡尔多事实”的提出，已经在探索所谓“新要素”，即那些能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要素，如知识、教育、信息、创意、制度、范围等都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这些要素能否抵御传统要素规模收益递减的问题，是突破增长的关键；②技术创新路径，大多围绕着人力资本和熊彼特技术创新过程的内生经济增长框架探索，提出了人力资本—知识生产部门，并通过技术生产链条传递到中间部门，进行横向和纵向技术创新；③资源错配与制度性改进，希望引进资源错配的制度因素，提出了制度改进提高技术进步贡献；④统计方面的进展，与知识生产相关联的新的统计体系也开始跟进，2008年世界银行推出了新一版的GDP核算的SNA体系，引入了最为重要的“法定所有产权”与“经济所有者”概念；引入了知识产权产品列入GDP中，明确了五类，包括研发、矿产勘探评估、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文学和艺术品原件、其他，大量人们精神生活中享受的产品从消费项目列入了供给项目，这些明确了知识消费与生产的一体化过程，也突破了新的转型考核；引入了“雇员股票期权”，将期权账号与劳动报酬体系一致化，也体现了新经济中人的因素，把原来的资产收益转变成了人力资本收入等；当然整个体系改革是复杂的，但核心是将知识生产重新定义了。

从当前的进展看，对中国而言现实与理论都需要在三方面进行突破性分析：①理论分析中要积极引入新要素供给；②现实中要充分理解和拓展“知识生产”，它将驱动中国从传统的“通用技术生产”转型“创新驱动”国家，因此知识生产的本质和增长特性需要我们认真分析；③体制改革与资源错配，由于赶超后配置效率下降，而传统赶超体制又极大地压抑了创新活动，导致资源错配严重，进行顺应新增长的要素提供、新的知识生产创造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阶段”性发展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