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原理的初次阐明

如果说人类解放是人的全部生命力的解放，不仅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且消除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那么实现这一解放的实际前提和动力是什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集中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文章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标志着马克思已完全转到共产主义立场上。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向德国制度开火、“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这种彻底的革命，除了需要彻底的理论外，还需要“物质基础”。因为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在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国的实际历史进程，而在抽象思维活动中、在国家哲学、法哲学中伴随现代各国发展的德国，具备了产生彻底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吗？马克思从对德国的现状分析及与英法等国的对比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

马克思指出，近代德国由于政治经济落后，没有同英法等国一起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样，它不仅没有分享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成果，相反却分享到封建制度敌视革命、防备革命的复辟，没有分享这一革命所带来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却分担到这一革命消极方面所带来的痛苦。例如，德国各邦政府，把现代国家的文明缺陷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结合起来，其结果还远远超出文明缺陷本身。德国的君主想扮演一切国王的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正像罗马百神庙中可以看到一切民族的神一样，在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也集中“一切国家形式的罪孽”。这种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交织在一起的状况，决定了德国“形成一种特殊世界的政治现状的缺陷”，要消灭这种缺陷不可能再重复英法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革命），而是需要彻底的革命，因为“不摧毁政治现状的一般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的特殊障碍”。

马克思接着从德国阶级关系、阶级力量的变化中，进一步说明进行彻底革命的必然性。他指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是由德国特殊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决定的。所谓部分的纯政治革命，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进行部分政治革命的根据在于，市民社会的一个阶级能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因而这一阶级也被看成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与此同时，作为革命所要推翻的另一阶级，社会的一切缺点都必须集中于这个阶级身上，这个阶级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共通的障碍的体现”，这一阶级的作用领域也“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例如，在法国革命中，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资产阶级和普遍消极意义的法国贵族和僧侣，便具有上述特征。但是，这种进行政治革命的阶级关系基础，如果说在法国具有典型形式的话，那么在德国却不具备。因为德国这样一个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但又保持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任何一个特殊阶级，不仅缺乏那些把自己标志为社会消极代表的彻底、尖锐、勇敢、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缺乏和人民心胸相同……的开阔的胸怀……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在分散的、利己主义的故步自封中，形成了德国特有的阶级关系态势：每个阶级不是当它处于受压迫地位的时候，而是当产生了另一阶级，并且它自己则处于压迫者地位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结果是“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当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进行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资产阶级“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设置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了自己的狭隘本质”。

马克思由上述分析得出，在德国，部分的纯政治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法国，部分解放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那么在德国，普遍解放则成为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在法国，由于阶级关系明显，人民中每个阶级都并不感到自己的特殊阶级，解放者的角色随着革命进程由法国人民的各个阶级顺次担任，直到最后的阶级实现社会自由。在德国，“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马克思回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接着分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形成，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伴随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中间等级分化和破产，不断地“充实无产阶级的队伍”，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这样，马克思对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和动力的探讨，最后成为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阐述和论证。无产阶级由于其客观地位，是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前提和基础相对立的阶级，它是历史上唯一不谋求建立自己对社会的统治而斗争，而是要取消任何统治与任何奴役的阶级。同时，如果不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革命和自身解放同社会的、人类的普遍解放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要有革命理论、哲学的指导，否则它的历史使命也不可能实现。这里，马克思阐明了一个理论巨大能动作用的著名原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务的根本。”

依据这一观点，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他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光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马克思以简明而铿锵有力的语言阐明了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也是他以前关于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观点进一步的深化、具体化。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虽然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基本方面却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两个转变。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而“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