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学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变化

1835年10月，马克思按照父亲的意愿，离开特利尔去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这时的马克思，中等身材，肩宽背厚，一头浓密发亮的黑发，衬托着一张方正黝黑的脸庞。全家人到汽船码头送别这个第一次离家的年轻人，目送他远去。马克思乘船沿摩塞尔河而下，经莱茵河，第三天到达素有“大学城”之称的波恩。

这时的波恩大学是德国莱茵省的精神文化中心，有700多名大学生，洋溢着自由和浪漫的气息。马克思求知欲极强，想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猎取早已渴望得到的更多的知识。他不仅要学习与法学有关的课程，而且还想学习文学艺术，甚至还想学习物理和化学。第一个学期他就准备选修九门课，并把这个计划写信告诉了父亲。他父亲在回信中不无担心地说：“九门课程，在我看来多了一点。我不希望你学的东西超过你的身体和精力所能支持的限度。不过，要是这对你没有什么困难，那就这样学下去吧。知识的领域是无限的，可时间却是短暂的。”考虑到父亲的意见，马克思最后选了六门课：法学全书，法学纲要，罗马法史，希腊罗马神话，荷马研究诸问题和现代艺术史。第二学期选了四门课：德意志法学史，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欧洲国际法和自然法。马克思如饥似渴地涉猎有关领域的知识，刻苦攻读，认真写笔记，并且关注新闻和社会动态，用科学知识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波恩大学对马克思学习的评价是：“极为勤勉和用心。”刻苦学习使马克思在1836年初累病了，为了恢复健康，他去荷兰尼姆韦根姨夫家休养了一段时间。

在大学学习的初期阶段，马克思在生活上有些放纵，很少给家里写信，花钱也有些随意，并且超过了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时，他参加了由30多位同乡组成的“特利尔同乡会”，并且很快成为理事，成为领导人之一。他们击剑、骑马，喝酒畅饮，以至因为“喝酒的吵闹声扰乱了夜间的平静”而被学校关了一天的禁闭。关禁闭也不是很严格，在禁闭室里，他的同乡同学陪他打牌、喝酒以消磨时间。马克思性格刚烈，有时参与与其他同乡会的学生争斗，甚至在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马克思并非一个完人，他也是从一个普通的青年人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的。

马克思从小就爱好文学诗歌，在波恩大学他用不少时间创作诗歌，还参加了一个青年诗人小组，实际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在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压制下，这个俱乐部表面上以从事文学活动为宗旨，实际上带有某种进步政治倾向。其创始人之一约翰·米夏埃尔·比尔曼，曾经是特利尔中学的学生，因创作革命歌曲被反动当局起诉过。俱乐部的成员中有后来成为抒情诗人的艾曼努诺尔·盖贝尔和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卡尔·格律恩。他们通过诗作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歌颂光明、正义和自由。马克思的活动得到父亲的赞许，亨利希·马克思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参加小型聚会比起参加酒宴来，你可以相信，要使我满意得多。在这样的聚会中寻求快乐的青年人，当然是一些有教养的人，他们认识自己作为国家未来的优秀公民的价值也比那些以放荡不羁为其特长的人认识得更清楚。”但是，他也不愿儿子把全部精力放在诗歌上，他提醒说：“你的天分着实使我感到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因此，你能做到的充其量就是让你的亲人们感到高兴。”实际上，马克思也不是把写作诗歌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这“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只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感而已。

由于波恩的自由散漫气氛和马克思的一些行为，使亨利希·马克思深感担忧，他害怕这种环境会把儿子影响坏，于是决定让马克思转校到柏林大学，也就是柏林洪堡大学。亨利希·马克思在卡尔·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函件中写道：“我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进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在波恩选修的法律和官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这一决定，对马克思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36年10月，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前往柏林，在柏林大学法律系继续攻读法学。这时的柏林有30万人口，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是普鲁士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的地方。作为德国首都的柏林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波恩，是了解德国社会的好地方，也是学习和研究学问的理想之地。柏林也不同于伦敦和巴黎，那里已是新生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相当尖锐，而在柏林资产阶级刚刚诞生，它口头上的勇敢，但行动上是十分软弱的，还处于王公贵族的统治之下。但这里有德国最大的大学，有比较良好的学习环境。费尔巴哈曾经在柏林大学学习和执教过，他还是学生时曾写信给父亲说：“在这里根本用不着考虑饮宴、决斗、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在任何其他大学里都不像在这里这样普遍用功，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事件之上的事物感到兴趣，这样向往学问，这样安静。和这里的环境比较起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酒馆。”柏林大学是德国的高等学府，也是思想斗争的中心。这里集中了全国许多著名学者，特别是黑格尔在这里执教，讲授哲学课，更加提升了这里的学术氛围。马克思来到这里时，黑格尔已逝世多年，但许多讲座还由他的门生主持。德国最著名的法学家，黑格尔的信徒爱德华·甘斯还在这里讲课。很显然，这里的学生勤奋好学，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对马克思的成长大有裨益。

马克思到柏林后，在大学附近的米特尔大街61号租了一处房子，生活安顿下来，便发愤读书，他减少了不必要的交往，“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在校九个学期，他总共只选修了十三门主要与法学专业有关的课程。他最感兴趣的是听法学家爱德华·甘斯的课，选修了他讲授的“刑法”和“普鲁士法”。甘斯也很赞赏马克思的才华和刻苦学习精神，以后他们都成为柏林“博士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他除听甘斯的课程外，还修完以下的课程：冯·萨维尼的《罗马法全书》、斯特芬斯的《人类学》、赫弗特尔的《教会法》《刑事诉讼》《德国普通民事诉讼》和《普鲁士民事诉讼》、鲁多夫的《遗产法》以及神学博士布·鲍威尔开设的《以赛亚书》，还学习了《逻辑学》《普通地理学》等课程。这些授课教师对马克思的评语是：“勤勉”或“极其勤勉”。

马克思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在书林学海中探索。他除研读了大量与法学有关的书籍外，还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获得了课堂上难以得到的广博知识。他研读的与法学有关的书，有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关于占有权的著作，格罗尔曼和克莱因的刑法，韦宁—英根海姆关于罗马法全书体系的著作，米伦布鲁赫的《关于罗马法全书的学说》以及劳特巴赫的著作。此外，他还阅读和研究了克拉麦尔的《论词义》、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培根的《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赖马斯的《关于动物的复杂本能》，等等。同时，还翻译了《罗马法全书》的头两卷、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一部分。从这时起，马克思就对读过的书籍认真地做笔记，作书籍摘要，写读书心得。这种读书的精神和读书方法，贯穿于马克思的一生。

在学习期间，马克思对所阅读的东西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难以想象的、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矛盾和见解的差异，在他思想中引起激烈的碰撞、斗争，有时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并为之而暴跳如雷。从这些思想碰撞以及引发的思想跳跃，可以看出这时马克思思想变化的大致脉络：开始研读法律，接着研究法哲学和构建法学体系，进而转向研究哲学，这期间，他又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转向黑格尔哲学。这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但他思想斗争却是极为激烈的，这直接影响着马克思日后的思想发展。

马克思在研究法学和构建法哲学体系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是法的表达形式和实体内容之间的矛盾，也即概念和对象、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要弄清楚这些关系问题，解决他思想的矛盾，就必须诉诸哲学。这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两门科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他“首先渴望专攻哲学”。他强烈地感到，“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并且试图把哲学贯穿于整个法学研究的全过程。

马克思开始不喜欢黑格尔哲学，“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实际上是不喜欢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所以，他开始潜心地学习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知识。

如前所述，康德和费希特都是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解决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问题，不可能给这两者关系以正确的说明，但他强调了主体和主体的能动性，反对了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机械论，驳斥了宗教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时代，康德和费希特重视主体的作用，弘扬主观能动性，是时代声音在哲学上的回应。它对当时倾向革命的青年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自然会影响到思想剧烈变化的马克思。所以，马克思最早接受他们的哲学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也赞同康德、费希特接受启蒙学派的基本的法学思想，即关于人的自然法学说、关于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的学说。但他很快发现，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割裂理想和现实、应有和现有的关系，不能帮助他解决所遇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无论罗马法还是其他任何实际的法，都不是先验原则的体现，这些原则本身实际是一定时代的具体关系的抽象的复制品。他已经认识到，自己以前赞同的康德和费希特的观点是站不住的，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的对立，是康德、费希特先验唯心主义本质上所固有的，是科学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于是，他只能抛开“费希特的那一套”，而求助于黑格尔，用他在客观唯心主义形式下阐明的辩证法思想，解决自己面临的难题。马克思深深认识到，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寻求思想”。这表明，马克思开始转向黑格尔的辩证法，到黑格尔哲学中去求真知。“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马克思从康德、费希特转向黑格尔，经历了一番内在的“冲洗灵魂，冲淡茶水”思想斗争过程，也是对自己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彻底反思的结果。他既批判康德、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也批判自己过去信仰的原则，转向自己曾经厌恶的学说。对马克思来说，这一转变非常重要，没有这个转变，就不可能有以后的发展。马克思自己就把这种转变看成是，指示生活新方向的界碑。

从下面事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年马克思当时思想变化的情景。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不停地进行创造性探索，阅读了大量书籍，还写了将近24印张的对话：“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他极力试图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学。他不得不抛开原先信仰的哲学观点而转向他开始并不喜欢的学说。“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认识上的混沌和激烈的思想冲击，使马克思异常烦恼，他像狂人一样在肮脏的施普雷河旁的花园里乱跑，跟随房东外出去打猎。紧张的研读和思想上的烦闷，使马克思又一次生病了。在医生的劝说下，1837年春天，他来到柏林郊区的施特拉劳的小渔村休养。安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使马克思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在养病期间，马克思从头到尾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阅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作品。更为有意义的是，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其中有些是柏林大学的讲师，特别是与马克思关系密切的鲁登堡博士，又通过他们接触到柏林“博士俱乐部”。这更加推动了马克思转向黑格尔，研究哲学，关注现实思想争论和理论问题。

马克思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转向黑格尔哲学。下面诗一般的语言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我们已陷进黑格尔的学说，无法摆脱他的美学观点。”从以后的思想发展来看，马克思并非无保留地接受黑格尔的哲学，而是批判地汲取黑格尔的思想精髓。

这一切因素促使马克思研究哲学的兴趣，超过了他对法学的兴趣，进而走向一条与他父亲设想的完全不同的道路。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和参加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是马克思思想变化和开始关注现实政治的最大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