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作家的选择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继续贯彻执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人们铺设了多条生存之路，同时，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制度不完善，市场发育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倾斜，文学创作失去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失去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引以为豪的轰动效应，作家难以再作为时代的代言人出现。文学已经不可能用权威性语言去维护自己的统一规范：一方面，现实的关于人的想象已经解体，而新的想象尚未确立，因此，文学已无法讲述大家的共同理想，表达超越性、理想化的价值形态；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冲击，使得人们不再去空谈理想，而是转向务实和求实，人生价值观由此出现了混乱和失落，许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士投身商海，在商品大潮中搏击，并取得了成功。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家头上的炫目光环逐渐失去，他们必须以一个经济人的面貌走向社会，必须以自己的产品去换取报酬。因此，原先以写作—拿工资—得稿费为生存方式，被国家“养”起来的作家们出现了生存困境，一些省市作家协会开始实行聘任制，一部分作家由被“养”变成被“聘”，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作家不再是社会上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不失去作家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也为了走出困境，作家们开始寻找新的方式适应市场经济要求。20世纪90年代活跃在文坛的作家，除了一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其他的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取得了文学成就的作家。由于作家们自身的特质、创作手段、生活方式等不同，现阶段走向市场的作家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状态：有的刚刚摸索着走向市场，有的已经娴熟地运用作品这种特殊商品大胆而成功地走向市场了。

一 主动走向市场：作品成为商品

一部分作家顺应商品经济大潮的洗礼，幡然醒悟。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其他东西无法替代的而人们又必需的商品。作家如何让人们喜欢和接受这种商品呢？一些作家开始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加强包装意识和广告攻势，他们或者在装潢设计上，在出版样式上，在书名诱惑上大做文章；或者未雨绸缪，大造声势，炒得声名鹊起。同时，在作品创作上，他们把严肃性和可读性结合起来，把人们已经接受和喜爱的新潮方法运用到新作中去，并且吸收一些通俗文学的创作方法，使作品成为具有深厚民族基础又有大众性的特殊商品，使之符合更多读者的口味，以赢得更多读者的喜欢。因此，便有一些作家以作品内在质量和商战技巧为手段，成功地走向了市场。

以作品成功走向市场的典型例子是贾平凹。贾平凹，这位20世纪80年代蜗居于商州，以优美纯情的文字歌颂商州山民的纯朴和美好的陕西作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很快走向市场，并获得了成功。在20世纪90年代大款热、明星热的风潮中，他通过文学作品的市场效应，成为20世纪90年代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同时也成为作家中的大腕和大款。

1992年，他创作的《废都》，完全不同于他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一反过去的专写商州山民的纯情和美好，而写了都市生活。此书还未出版发行，就已炒得沸沸扬扬，开始是有记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该书稿酬达300万元，虽然后来又证实没有这么多，但已在读者心里激起了很大的波澜。后来，有人撰文称此书是“奇书”，是“当代金瓶梅”，更加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贾平凹则自己撰文说，该书“近乎是我生命中的另一种形式”，是“生命苦难中唯一能安妥我灵魂”的一本书，又激起了品位较高文化人的兴趣，想亲睹一番，去探讨其中的意蕴和奥妙。因此，此书一面世，销路极旺。1993年，《废都》在《十月》杂志上全文刊登，已发行了10万册，正式出书时印数为48万册，如加上盗版，合起来逾百万册。

不管评论家和其他作家对《废都》进行了怎样正正反反、长长短短的评说，单就文学作品走向市场来说，《废都》已经为文学作品走向市场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开端。

这种轰动的市场效应，在贾平凹身上还在继续。1994年，几位作者冒充贾平凹之名，出版了长篇小说《霓裳》。因盗用贾平凹之名，贾平凹与冒名者对簿公堂，并打赢官司，获得了24万元的赔款。贾平凹再接再厉，很快又于1995年写出了第二部直接走向市场的长篇小说《白夜》。《白夜》一完成，就有大批出版社和书商准备靠此大发利市。贾平凹几易出版社，最后华夏出版社以开印底数40万册达到贾平凹的条件而成为《白夜》的出版商。第一版40万册在短短两天内就被批销一空，华夏出版社也由此大大地赚了一笔。《白夜》走向市场又取得了成功。

值得强调的是，贾平凹这类作品绝非粗制滥造，《白夜》《废都》都具有严肃性、审美性和存在价值，在当今文坛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把作品推向市场并取得成功的，并不仅仅是贾平凹一人，在1993年的长篇小说热潮中，一些优秀的严肃文学作家在走向市场中同样取得了成功：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行量50万册，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两次印刷，印数高达30多万册，历史小说《曾国藩》多次印刷，行销40万册，程海《热爱命运》印数30多万册……这些作品的市场效应，给20世纪80年代末沉寂的严肃文学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从而促进了严肃文学的发展。

最近，上海成立了一家作家事务所，专为作家出书进行宣传、包装、代理版权事宜、联系出版等。王朔率先把他的作品版权委托给中华版权代理公司，陈建功又在1993年将小说《前科》的影视改编权委托给北京艾迪儿广告咨询公司。1993年是中国文稿炒卖年。继北京文稿拍卖后不久，九月深圳文稿拍卖又爆出一系列新闻：刘晓庆的自传《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和因自杀而震惊文坛的顾城的绝笔之作《英儿》，都炒卖出很高的价钱。

可见，作家让文学作品走向市场，让作品在市场角逐与读者选择中确立价值，是一项明智的选择，也是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条可行之路。

二 被迫走向市场：以副养文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家，并不是人人都如贾平凹一样，在作品推销战中取得成功。另外一些作家则采取和贾平凹们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和走向市场。有的在不放弃严肃文学创作的同时，写作一些稿酬较高的亚文学（小品文、大特写、通俗小说、影视剧本、纪实文学、广告文学）作品来贴补纯文学所带来的生存困境；有的则投入商海，从另一角度来“养”文学，以这种特殊方式来发展文学事业。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中一些措施不完善，以及市场发育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倾斜，原先于经济链条中处于高层的作家们出现了生存困境。当物价飞涨时，作家们的工资水准较以前没有多大提高，大部分作家都认为工资只占自己收入的一小部分，作家中有一定成就有一定知名度的，大都靠稿费养活自己，而不是靠工资。而纯文学作品的稿费很低。有资料统计表明，作家的严肃文学作品1000字稿费只有20—30元，一部长篇小说耗时两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扣除所得税后，稿费一般只剩六七千元或者更少。而那些文化消费类报刊却以1000字超过100元的价格吸引着作家的投稿。这种被称为“亚文学”的稿件的大量需要，使得一部分作家在写作严肃文学作品的同时，大量写作这类作品。如陈村为万国证券公司撰写《万国之路》，俞天白把笔触伸向改革开放的金融界，写了《揭开变化莫测的面纱——上海金融改革纪实》，徐珪民的《白领生涯》、陆棣的《与百万富翁同行》，则以人们极为关注、极感兴趣的改革开放现实为题材。李晓在写作先锋派小说的同时，也写武打影视剧本……这类稿件稿费较高，可以改善和提高作家的生活水平。

这些作家一方面撰写这类高稿费的亚文学稿子，另一方面继续创作一些高质量、高品位的严肃文学作品。如俞天白的《大上海漂流》、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陆星儿的《精神病医生》、王小鹰的《我们曾经相爱》，等等。这些作品在1993年长篇小说创作热潮中，依然称得上是重头作品。可见，他们这种用亚文学“养”纯文学之举还是比较成功的，或者说是在改革大潮中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走向市场的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作家的另一种选择是下海。作家中离开文学写作而进行商业活动的不乏其人。如胡万春从经营文化开始走向国际市场；沙叶新、宗福先两位剧作家也先后与恒通公司联姻，办起了实业；陆文夫办起了老苏州酒楼，以开酒楼的收入对他创办的具有高雅风格的《苏州杂谈》进行贴补。这些作家下海原因很多，有的是为生活所迫；有的觉得自己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想寻找另一方面的价值；有的是用商业补贴文学；有的则认为作家应有除写作以外的职业。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所有下海的作家都表现出对文学的留恋，都声称自己下海是为了文学。有人说胡万春在作家圈里，绝不谈生意，只谈自己近来写了什么，文学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要高过商业；沙叶新也承认“一切头衔都是暂时的，只有作家才是永远”。他们下海确实对陷入困境中的文艺单位起着拯救作用，也为文学走向市场起着桥梁作用。

虽然现在这些作家精力稍稍多一些用在商业或非文学创作方面，但是这种深入商海的经验，这种文人下海的特殊经历必将给这些有着文学才华和文学成就、热爱文学的人提供深厚的生活基础。当他们静下心来可以不受其他因素干扰而安心写作的时候，他们必将为这个文学走向市场、文人下海时代写下厚重的作品。对这种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的变化，真正的作家绝对不会无动于衷，必将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有一个具有真正文学意义的交代。

三 固守文学阵地，追求文学的崇高

在一部分作家纷纷下海追求市场效应的时候，另一部分作家依然固守着纯文学阵地，继续维护着文学的纯净，追求文学的崇高。

这类作家代表有张承志、张炜、梁晓声、迟子建、王安忆、竹林、乔典运等，他们都坚持纯文学创作，比较冷静地看待现在文坛的多种现象。一方面，他们认为，文学创作不仅是自己心灵的需要，也是人类心灵的需要，只要有需要就会有文学，市场经济影响、干扰文学正常发展的状况不会长久，因此没必要放弃严肃文学的创作，也没必要所有人下海而让文学搁浅，更没必要制作一些粗鄙庸俗的作品去迎合一些暂时的时尚。文学肯定不会消亡，真正的文学精华在市场经济中是不会被淘汰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竞争力，写出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抵制住外界的诱惑，拒绝金钱和名声的诱惑，经得住清苦和寂寞。另一方面，他们也比较正确地认识现在的文坛状况。他们认为，文学不引起轰动才是正常的。20世纪80年代把本来不是文学该承受的东西让文学承受了，现在文学回到文学本来应有的位置，应该说是社会的进步。文学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景观更接近文学发展的本来面目。

张承志，这位以《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而享誉文坛的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固守着文学这方纯净的天空，他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心灵史》《荒芜英雄路》《绿风土》《清洁的精神》，以一种坚定自信的姿态捍卫着一种神圣的价值观，以一种熔铸诗歌、音乐、绘画、历史和哲学的复杂形态创造着“美文”，以那种具有燃烧性和震撼力的语言和思想，显示出在商品经济大潮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独创性魅力。

《荒芜英雄路》是张承志的一个随笔集，收进了张承志的42篇随笔、散文，内容涉及人、人类和人生道路，在作品里，张承志讴歌那些衣衫褴褛的心灵富翁。在这本集子中，不管涉及什么具体内容，每一篇都可以感受到一个心声，那就是人的真诚。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真诚对于人们的心灵之域，对于渴望真诚的人们，无疑是雪中送炭。张承志正是凭借着信仰和真诚赢得了无数渴望真诚、在虚假中翻滚跌打的读者。《荒芜英雄路》第一版发行1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再版时又印了10000册，销售量又极好。由此看来，张承志固守着文学阵地并没有被市场所抛弃，反而以文学的高品位走向市场赢得了成功，赢得了渴望真诚、欣赏高品位作品的读者。

和张承志有着同样感触和做法的还有梁晓声、张炜、迟子建、竹林、王安忆、乔典运等。他们继续坚持纯文学的创作，并且都拿出了厚重的作品。如张炜的《九月寓言》《柏慧》，迟子建的《晨钟响彻黄昏》，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等等。王安忆撰文批评一些文人急功近利，缺乏理想，失去文学应有的本质。迟子建对出版社极端庸俗化包装她的作品感到愤慨。竹林认为文学肯定要走向市场，重要的在于作品是否具有竞争力。乔典运则质朴地表白：“我也曾想过下海，想下去捞个够，可不会游泳不淹死了？人各有各的路，走这个路已走了大半辈子，也就走下去吧，再说，大家都下海，岸上没人啦，那不也太单一？”林斤澜也这样评价当今的文坛：“这几年，很多人说文学不行。我说不是这样，文学没有以前那样轰动了，并不等于说文学走入了低谷。从作品本身而言，这几年出了很多好小说，比80年代初、中期好多了。……散文是进入90年代才走向繁荣的。”

可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依旧坚守文学阵地，追求文学崇高，也是作家的一条可行之路，严肃文学作品依旧有其读者群和市场效应。

四 走向市场的一个极端——媚俗和粗鄙

20世纪90年代占据书摊主要市场的，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的言情、武侠、纪实文学和推理小说，而是越来越多的长篇小说新作。长篇小说创作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潮。而且，现在这种长篇热还在继续升温。在这个热潮中，除了一部分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外，有一部分作品是重包装，轻内容，封面花里胡哨，标题刺激诱人的粗鄙之作。

这类作品动辄标名为“骚土”“骚腿”“骚宅”。在广告词中公开标榜“比土街还土，比骚土还骚，比苦界还苦，比废都还废”。有的作家热衷于“产房、病房、卧房”三房题材，有的作家喜好帝王后妃畸形的恋情，有的乐道贫困地区毫无人性的性关系……帝王将相粉墨登场，风尘女子频频亮相，毫无美感可言。青年评论家李洁非这样描绘今天的文坛：“我们有整天躲在大漠深处捏造一些赌徒、怪客、马贼的作家，有沉溺于偎红依翠、争风吃醋的大户人家隐私秘事之中的才子，有仿古风格的美文爱好者，用死去的语言描述当代生活的文体异癖者，还有闲适的笔记体作家，油腔滑调的市民趣味贩卖者，对往昔岁月梦魂萦绕的感伤怀旧的文人……”性、暴力和粗鄙成为这类文学中常见的要素。

性、暴力、粗鄙进入文学作品并不奇怪，只要处理得当，也会成为一部作品的一部分。但是上面我们所说的这类作品却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场合、不分情节、不分事件地把性、暴力、粗鄙写入作品，写性一定是三角甚至是多角的，写暴力一定是血淋淋的，标题渲染欲擒故纵，书中内容名不副实，粗制滥造，毫无新意和个性可言。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面对金钱的诱惑，这类作家的作品，把文学创作最珍贵的东西，即充满个性的创作精神丧失殆尽，内容苍白、虚弱，虽然这类作品有一定的市场，但市场效应不是特别突出，相反，一些优秀的严肃文学作品发行量则很大，市场效应很好。可见，人们可能一时接受这类作品，但绝对不会长久地爱好，这类作品也不可能长久占据市场，真正占据市场的依旧是高品位同时又符合大众口味的健康作品。

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正轨，根据真正的文化市场的需要，这些作家必将调整自己的状态，按照文学发展自身规律，写出既符合文化市场的需要，又符合人们渴望真、善、美精神需求的高品位的作品。

综观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从各个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走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许多缺陷，但有一条必须相信，不管怎样选择，作家们都必将面向市场，融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