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先吴文化与先越文化

第一章 良渚文化不是吴文化与越文化的源头

距今5300—4200年，在今天太湖周围的苏南浙北地区分布着一支以拥有数量众多、制作精湛的玉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良渚文化（附表一）。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图1—1）大致与春秋时代吴、越两国的地盘相当（图1—2），因此有人认为良渚文化及其之前的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都是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前身，将其称为“先吴文化”和“先越文化”。然而他们只看到含有吴文化和越文化遗存的地层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而没有对良渚文化和吴文化、越文化的遗物进行类型学分析，既没有看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文化上的联系，更没有意识到由于人群迁徙而带来的文化变迁。

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殷墟后冈发现了有名的殷商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三叠层，这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地层上下叠压的考古文化都必然是前后连贯的。继梁思永先生之后，考古学家在发掘中不仅发现了更多的三叠层，而且也发现了普遍存在着地层上下叠压而文化前后不相衔接的断层现象。

第一节 良渚文化的消失及其与马桥文化之间的断层

一 距今4000年前的文化断层现象

山东龙山文化不仅社会发展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而且技术发展水平也略胜中原龙山文化一筹。它的黑陶、白陶和蛋壳陶表明其制陶技术在同时代各地先民中是最高超的；玉器的制作也极其精美，日照两城镇曾经发现过成坑的半成品玉材；东海峪和三里河发现的房屋采用了挖槽起基的先进技术，尧王城发现了用土坯砌墙的房屋，龙山文化城垣普遍采用了堆筑与版筑相结合的建筑技术，提高了筑城的效率和城垣的质量；两城镇类型的三里河、呈子、尧王城等多处遗址发现过青铜锥和炼铜渣，说明青铜制造技术已经发生；从分布在长山列岛和辽东半岛上的郭家村类型文化中所包含的诸多龙山文化因素来看，龙山文化先民也已经掌握了近距离航海的能力。然而，继龙山文化之后出现在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在生产技术方面却出现了明显的退步。龙山文化常见的穿孔石铲不见了，而代之以无孔的石铲和粗笨厚重的方孔石镢、方孔石锄；龙山文化常见的石镰不见了，而代之以半月形双孔石刀；龙山文化的石器打磨得都很光滑，而岳石文化除了石铲和石刀磨光以外，石镢和石锄都只琢不磨；龙山文化石器上的穿孔都用管钻或棒钻的方法钻成，圆而光滑，而岳石文化石器上的方孔和圆孔都是琢制而成的，技术水平明显地落后。陶器的变化也极其巨大。龙山文化常见的黑陶不见了，而代之以泥质与夹砂褐陶为主；龙山文化常见的蛋壳陶也不见了，而代之以器壁厚重的陶器；龙山文化的陶器都是轮制的，器形规整，而岳石文化的陶器大多是手制的，制作草率；龙山文化常见的鸟首足盆形鼎、侧三角形足鼎、袋足长流鬶、高柄杯、浅盘高圈足豆、三足盘，横把手大口瓮等器形都不见了，而代之以锥足鼎、甗、浅盘豆、子母口罐、尊形器等新器形。

现已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已有18座之多，除了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上面叠压有岳石文化城址以外，其他城堡到了岳石文化时期似乎都被废弃了，即使在有些地方仍被继续沿用，但是极少发现有新筑的岳石文化城堡。如果说出现城堡是社会发展程度达到某种水平的标志的话，那么晚于龙山文化出现的岳石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显然是后退了。

岳石文化和龙山文化不仅具有着共同的分布面，而且地层上下叠压、时代前后衔接，然而两者的文化面貌却并不连贯，说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一个断层。

这种地层上下叠压但是所包含的遗物内涵不相衔接的文化断层现象在距今4000年前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是普遍存在的。

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不见了。当时先周文化还非常弱小，隐而不显，并且它也肯定不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而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刘家文化（先羌文化）却显得非常强大，并且其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之间倒有较多的联系。

江汉地区紧靠中原，仰韶时代中原文化就已开始向南方渗透，到龙山时代来自中原的势力更是大大增强。在强大的中原文化压迫下，江汉平原上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到石家河文化阶段便戛然中止。江汉地区后来成为楚人生活的区域，但是楚人的祖先并不是石家河文化先民，而是从中原迁来的。

在燕辽地区，继新石器时代的小河沿文化以后也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夏商时期生活在那里的是一批从事农业生产的先民，他们留下的遗存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但是叠压在它之上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却是另一批从事游牧的先民所留下的，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

这种文化断层现象在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 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文化断层

继良渚文化以后出现在太湖地区的是马桥文化，但是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的文化面貌完全不同：前者有大量玉器而无铜器，后者有小件铜器而几乎没有玉器；前者的石器磨得很光滑，后者的石器却很粗糙；前者多灰黑陶，后者多红陶和几何形印纹陶；前者陶器盛行圈足和贯耳，后者则盛行圜底和凹底，不见贯耳；前者的炊器是鼎，后者既有鼎又有甗；前者的鼎为盆形或釜形，鼎足多为扁形或丁字形，后者多罐形鼎，鼎足多为凹弧形或圆锥形；前者的器物形制上承崧泽文化，后者却明显地含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因素。良渚文化最晚的14C年代数据为4200 ± 145年，而马桥文化最早的14C年代数据为3730 ± 150年，中间相差约500年。尽管马桥文化层直接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但是在许多遗址的这两个文化层之间夹有一层淤土甚至泥炭（表1—1）。

江、浙、沪三地的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已经发现了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和钱山漾文化，但是现在已发现的遗址数量极少，遗存内涵也非常单薄（附表三），这说明即使当时仍然有人在此地生活，也是人烟极其稀少。因此目前我们还无法把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断层，中断的时间有几百年。

考古文化是古代的人类共同体留下的物质遗存，它的变化反映出了古代人们的活动和社会的变迁。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龙山时代末期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渐变，我们可以从地下的遗存中通过类型学分析找到它一步一步前进的足迹，这就是环环相扣的考古文化系统。可是在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末期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文化断层，这说明社会出现了激烈的动荡，这种动荡是一种突变，一个文化消失了，另一个文化在该地区突然出现，两个前后相继的文化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我们找不到它演变的轨迹，于是就仿佛出现了一个断层。

出现文化断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很难想象生活在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一大群人会像恐龙一样因为一场突发事件而全部灭绝。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迁徙，因为某种变故——自然灾害、瘟疫流行、或部族战争——长期生活在某地的一群人不得不离开故土，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那里如果无人居住，那么该地区就会出现一个空白；如果以后再迁入该地的是外族的居民，那么由于两者的生活习俗与文化面貌都不相同，因此就会在同一地区留下内涵不相衔接而地层上下叠压的两种遗存。这样，经过几千年后当我们把它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文化断层。

三 良渚文化先民的迁徙

各地的文化断层现象大致都出现在距今4000年前这一段时间里。是什么力量迫使各地的先民都在大致相近的时间里离开故土迁往异乡客地的呢？

研究自然史的学者已经证明，在距今4000年前有过一次自然灾害集中爆发的异常期——在短时期内持续严寒、特大地震、百年不遇的水灾旱灾频繁发生，因为这次自然灾害异常期发生在大禹的时代，所以被称为“夏禹宇宙期”。这种现象是全球性的，并不只局限于我国。之所以称之为“宇宙期”，是因为造成这种自然灾害异常现象的原因不在地球上而是在太阳系甚至可能在银河系。宇宙期是千年一遇的罕见的自然现象，近5000年来只发生过4次，除了夏禹宇宙期外，分别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公元5世纪和17世纪。

1万年前第四纪冰川期结束以后地球上的气温开始回升，距今6000—5000年是冰后期气候最温暖的时期，新石器文化正是在这一适宜的自然环境下繁荣兴盛起来的。任何时代都会有自然灾害，但是像夏禹宇宙期那样集中爆发的严重灾难却是龙山时代的先民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虽然他们还没有文字可以用来记录当时所发生的变故，但是在口耳相传的上古神话传说中却不乏这样的记载：

女娲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火监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

舜禹之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霄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

尽管后人的这些追述笼罩着神秘的气氛，然而拨开这些传说中的神话迷雾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古人在追忆夏禹宇宙期可怖的自然灾害时那种惶恐不安的心情。

龙山时代的先民能把陶器做得像蛋壳一样薄，能够制作锋利的石器，还会琢磨雕刻精美的玉器，甚至已经开始在炼铜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力量抵御大自然的肆虐。各地经过几千年发展成长起来的新石器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摧残。为了寻找更加适宜生存的地方，先民们不得不踏上充满危险的迁徙之路。

我们现在已经大体了解了龙山时代末期新石器文化的分布，而各地存在的文化断层现象表明龙山时代末期出现过一场大规模的迁徙，其趋势如图1—3所示。

通过考古学的地层学与类型学分析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是直接从豫西的王湾类型和晋南的陶寺文化发展而来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是从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直接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同时又发现：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除了继承本地新石器文化的文化因素以外，还继承了许多各地新石器文化先民所创造的文化因素，也就是说，作为华夏文明主流的夏商文化并不是简单地由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在封闭状态下自我演变成的，而是由中原龙山文化和迁徙到中原的各支新石器文化汇聚融合而成的。正因为龙山时代末期的大迁徙，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多多少少出现了中断，甚至由于更边远地区居民的迁入而倒退了，但是中原地区却汇集了来自各地的新石器文化先民所创造的文化成就，所以中原华夏的文明程度与技术水平就远远地高出了周边地区残剩的先民和从更远的地方迁来的先民。

在距今4000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迁徙运动中，良渚文化先民们去向何方了呢？从目前所知道的良渚文化遗存分布的轨迹来看（图1—4），他们中有一支南下到达粤北并融入了石峡文化之中，因此在广东石峡文化遗址中可以见到有良渚文化玉器与石峡文化陶器同出的现象，而其主体则渡江北上进入了中原。

四 良渚文化北迁与蚩尤的传说

董楚平先生也注意到了良渚文化从太湖地区消失和在中原地区出现良渚文化因素的事实，他也认为这是良渚文化北迁的结果，并进一步认为这些北迁的良渚文化先民即文献中所说的“驩头（兜）”。然而我认为，若把良渚文化北迁的事实与关于蚩尤的传说相对照，则可以发现它们是能够一一对应、互相印证的。

第一，对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这一结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了。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发展而来的，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是由河南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发展而来的，因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各个文化类型就成为追溯夏朝之前的五帝时代历史的主要线索，而良渚文化先民北迁的年代正处在龙山时代晚期，与传说中蚩尤活动的时代是一致的。

第二，据《逸周书·尝麦篇》记载：“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这里所说的“命蚩尤于宇少昊”是指让蚩尤居住在少昊的故地。据《左传》记载，太昊之墟在陈，少昊之墟在鲁，唯独蚩尤之墟不知所在，其他古籍也都无记载，这当与蚩尤不是土著而是移民有关。既然让蚩尤寄居于少昊之地，那么其活动范围当在今之鲁西南。《汉书·地理志》曰：“蚩尤祠在西北涑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今山东汶上县南旺镇）城中。”汉晋各种文献所记载的蚩尤遗迹都在鲁西南一带，而鲁南苏北正是良渚文化遗存分布的北界，因此良渚文化北迁的地望与传说也相符合。

第三，今天的山东地区是上古时代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中东夷的居住地，太昊和少昊都属于东夷集团。既然蚩尤寄居地在鲁西南，那么蚩尤和他们的关系一定很密切。《盐铁论·结和》曰：“黄帝战逐鹿，杀两昊、蚩尤而为帝。”两昊即太昊和少昊，他们都与黄帝为敌，显然是和蚩尤站在一个阵营的。

从考古资料看太湖地区与齐鲁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交往很早，也很密切，尤其是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不仅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而且常常可以发现一方的器物出现在另一方的墓葬之中，如青浦福泉山的一座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大汶口文化彩陶背壶，新沂花厅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则出土了大批和青浦福泉山、余杭反山、瑶山一样的良渚文化玉器。这些事实都证明传说中关于蚩尤和少昊的关系并非虚构。

第四，《世本》称：“蚩尤作兵”、“蚩尤作五兵”，把蚩尤说成是兵器的发明者。“兵”是武器的总称，其实“兵”即“斤”, “兵”、“斤”一音之转，甲骨文中“兵”字写作，就像双手持斤之形。斤即锛，锛与斧都是砍劈用的工具。斧的形状也与斤相似，“斧”字从斤父声，故“斧”与“斤”也相通。石钺又是从石斧中派生出来的专用武器，钺与斧同源、同形、同用途，历来两者混淆不分，连《说文解字》也以斧、钺互训，把两者混为一谈。傅宪国先生已经证明，有段石锛和扁平穿孔石钺都是太湖地区先民发明的，而且良渚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有孔石钺在当时都是水平最高的。由此可见，“蚩尤作兵”的传说也是有所本的。

第五，各种古籍都把蚩尤的形象描写成是“最好暴”、“威振天下”的凶神恶煞，但他却又是主管战争的神灵。郑玄注《周礼·春官·肆师》曰：“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倍增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史记·封禅书》曰：“三曰兵主，祠蚩尤。”良渚文化的石器中几乎不见石矛石戈之类长柄武器，而石钺却制作精良、数量众多。石钺是一种短兵相接、近身格斗用的武器，石钺发达说明其民风一定非常强悍，这和作为战神兵主的蚩尤强暴形象也是一致的。

第六，传说黄帝与蚩尤在逐鹿决战时打得十分艰苦，“九战九不胜”,“蚩尤作兵伐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从《山海经》的这段描写中可以知道这场战争延续的时间很长，而且当时气候反常，既有大洪水，又是风雨交加，接着长期干旱。传说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是根据气象史学家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确实出现过一个自然灾害异常频繁的时期，联系到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层之上普遍存在的一层淤泥，可知传说并不是胡编乱造的。

第七，商代礼器上最常见的主题纹饰是形象凶恶的饕餮纹。《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还害其身。”《路史后纪·蚩尤传》说：“三代彝器多着蚩尤之象，为贪虐者之戒。其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翘。”王献唐先生也认为，商周钟鼎彝器上的饕餮纹就是蚩尤的形象，他认为这是黄帝族的后裔为纪念黄帝战胜蚩尤的勋绩而作的。把兽形的饕餮说成是蚩尤之象当然是神话，但是学术界公认商代铜器上的饕餮纹来自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这是没有问题的。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应该是良渚文化先民崇拜的对象，或者是良渚部落的族徽标识，它能够出现在中原并在后世获得发展，说明良渚文化因素介入中原之深入，如果没有良渚文化先民的北迁那是不可能的。

第八，《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鱼龙河图》曰：“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路史》曰：“后世圣人多着其（指蚩尤）象于尊彝以为贪戒。”王献唐先生也认为：“后世钟鼎彝器时范饕餮花纹谓以诫贪。”

关于铜器上铸饕餮纹是为了诫贪的说法是有疑问的，因为在商代饕餮纹主要铸在贵族用于祭祀的礼器和象征权力的铜钺上，使用这些东西的人并不是要告诫的对象，而被告诫的人又不使用这些东西。“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使用礼器与铜钺的那些场合，饕餮纹所起的作用不仅是为了美观，而且是为了渲染烘托出一种气氛，这种气氛绝不是对使用者的威慑，而是表达了对信仰对象的崇敬和显示出使用者的威严。良渚文化刻在玉琮和玉钺上的兽面纹也同样表达了使用这些玉器的权贵们的崇敬心情和威严气势。

器物上的纹饰是制作和使用这些器物的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反映。由于不同群体的人们审美观与价值观不同，因此他们使用的纹饰也总有区别，但是商代的饕餮纹与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却不仅造型一致、表现手法一致，而且使用场合及其功能都如此一致，这说明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绝不是敌对关系而应该是继承关系。当然商人并不是良渚文化先民的后裔，商文化也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商人的先祖可能起源于辽西，但是在夏代初年他们就已经向南迁徙，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辗转活动在冀南、豫北、鲁西一带，势力最强的时候曾经扩张到海边，即《诗经》所谓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以后才向西发展灭了夏朝。所以商人和齐鲁地区的东夷族有过长期的接触，他们广泛地吸收融合了东夷的文化——包括北迁到那里的良渚文化的遗产。

蚩尤在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黄帝的敌人，是个“惟始作乱”、“不用帝命”的叛逆，最终被黄帝所杀；他又被后人说成是“庶人之贪者”，被描绘成“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 “八肱八趾疏首”, “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的怪物。尽管汉代的应劭承认蚩尤也是一位“古天子”，但是他却不能忝位于儒家整理出来的圣帝明王之列。然而蚩尤在受到后人诟病的同时却又受到后人的崇敬与祭典。春秋战国时代蚩尤和黄帝同被列为战神，是军队出征前举行师祭的对象。秦朝时祭祀的东方八神，其中第三位就是“兵主，祠蚩尤”1；《史记·封禅书》还记载刘邦起兵时“祠蚩尤、沐鼓旗”，高祖四年又“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以后历代军队出师祭旗也都要祭黄帝，或者祭蚩尤，民间则每年都要祭祀蚩尤。他还被提升到天空成为一种星宿，叫“蚩尤旗”，即某种形状的彗星。

黄帝是华夏族的人文始祖，他受到后人崇拜祭祀是当然的，但奇怪的是黄帝的敌人蚩尤一面遭到黄帝子孙的唾骂，另一面却又受到他们的祭奠与尊重。这种矛盾的现象表明在自称是炎黄子孙的人们中间除了黄帝与炎帝的后裔以外一定还包括有蚩尤的后代，否则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华夏族是由多个部族融合而成的，其中不仅包含了黄帝和炎帝的后裔，也应该包含了蚩尤的后裔。和炎黄相对应的是中原的土著文化先民，而和蚩尤相对应的则应该是北迁的良诸文化先民。

第九，传说中国的许多文物器用和实用技术都是黄帝时代发明的：“黄帝穿井”、“嫘祖始蚕”、“牛耕始自神农”、“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舜“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等等，其实打井、缫丝、犁耕、琢玉、木作、髹漆等项技术或是太湖地区先民最早发明的，或是以良渚文化先民的水平为当时最高。当这些技术在中原出现之日正是良渚文化北迁之时，也许因为这些北迁的良渚文化先民被中原先民战败并融合了，所以他们带去的这些技艺也就都被记在胜利者黄帝的功劳簿上并被当作是黄帝的发明了。

第十，商周时代淮河流域有一个方国叫作虎方，金文中经常见到虎形的族徽铭文。虎、徐一音之转，虎方即徐夷，其活动中心在今天的徐州附近。良渚文化玉器上频繁出现的兽面纹正是呲牙环眼的虎形，虎可能就是他们部落的标识。徐州临近鲁西南，正是传说中蚩尤寄居之地，其间的关系恐怕也非巧合。

综上所述，良渚文化的北迁是可以得到考古学证实的一段信史，而关于蚩尤的传说正是以北迁的良渚文化先民为蓝本创造出来的。

第二节 良渚文化因素的传播

一 中原华夏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

良渚文化先民是一个强悍的部族，但是在中原部族的联合抵抗下他们被打败了，因此他们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块立足之地以重建本族的文化；然而良渚文化的因素却被胜利者吸收、同化、融合了，不仅他们的礼器、武器、工具和装饰品被胜利者缴获和采用，而且他们掌握的各种先进技术如犁耕、缫丝、凿井、髹漆、治玉等也被胜利者接受和利用，并成为后来夏商时代中原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因素择其要者罗列如下。

1．陶器

新石器时代各地先民制造陶器的技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都以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先民和龙山文化先民的制陶技术水平为最高。各地的先民由于生活习俗不同，他们使用的陶器种类、式样、纹饰、组合也都不一样，因此对出土的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是区分考古文化、了解发展序列、探究相互关系最重要的途径。

良渚文化先民的制陶技术在当时并不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常用的、很有特色的陶器，如扁足鼎、贯耳壶、簋、阔把壶、觯形杯等，都不见于同时代其他的考古文化，也未被当地后续的马桥文化所继承，然而却成为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并且成为商代某些青铜器如扁足鼎、壶、簋、兕觥、觯的祖型（表1—2）。

2．石器

新石器时代各地先民制造石器的技术水平也不一致，一般来说，琢玉水平高超的先民制石水平也高，因为这两者在技术上是相通的。中原地区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所制造的石器都比较粗糙简陋，磨得也不很精细，而良渚文化的石器不仅制作得很规整，而且磨得很精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有段石锛和有内石钺。

石锛是平整木头用的工具，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有出土。石锛的形制有很多种，其中最先进、最高级的是有段石锛。江浙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开始出现原始的隆背形有段石锛，在距今6000—5500年间出现了弧背形有段石锛，而到良渚文化时期台阶形有段石锛兴盛起来。这一地区有段石锛不仅出现的时间早，并且演变的序列完整，而其他地区则通常缺失隆背形有段石锛或弧背形有段石锛这两个早期的阶段，并且出现台阶形有段石锛的时间也较晚。到距今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在这一地区消失后台阶形有段石锛也随之衰落了，并且没有被后续的马桥文化所继承，但是在河南和南方其他地区恰恰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台阶形有段石锛（图1—5）。

尽管有段石锛只是一种器物，但是它所代表的是良渚文化先民制造石器的技术和加工木器的水平。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它的传播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良渚文化先民迁徙的足迹（又见图1—4）。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石器是石钺。石钺的体形扁平，它常常被叫作穿孔石斧。据研究，在新石器时代各文化系统中也以江浙地区出现石钺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磨制最精。中原地区素来缺乏使用石钺的传统，但是在陶寺文化墓葬中却突然出现了许多磨制得非常精致的石钺，而且出现了只有良渚文化才有的最先进的有内石钺，如果不是文化的移植，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

曲尺形石器也是良渚文化独有的一种很有特色的石器，它的用途可能与农作有关，但是在陶寺文化的大墓里它被放在木俎上作为一种礼器（表1—3）。

3．玉器

由于受到原料产地和加工技术的限制，在新石器时代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有玉器。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在仰韶时代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和长江沿线的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和稍晚一些的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都有玉器，而到了龙山时代燕辽地区的玉器衰落了，而海岱地区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都有数量不多但是制作很精的玉器，并且其形制与同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存在着联系。太湖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不仅有悠久的玉文化传统，并且良渚文化以玉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而居于当时之首，但是到了夏商时代太湖地区的玉器却一下子消失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几乎都不见有玉器，但是到了夏商时代中原地区却突然冒出了许多玉器，它们的形制明显地与新石器时代各地的玉器有渊源关系，而且制作的技术水平也明显地超过了周边各个地区（表1—4），其间所发生的突变与转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4．生产技术

漆器和丝织品由于难以保存很难被发现，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江浙地区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漆器，而到良渚文化时期漆器做得更多更好了，但是在中原地区所见到的年代最早的漆器出于陶寺文化墓地。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和刻有蚕纹的陶壶，根据孢粉分析，在更早的崧泽文化层和马家浜文化层中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桑树的花粉，而中原地区传说的“嫘祖始蚕”之日正是良渚文化从太湖地区消失之时。

凿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发明，它使人类能够摆脱河流的束缚深入到远离河流的内陆生活，从而扩大了人类生存的空间。凿井技术也最早见于江浙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而在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已发现大量土井和木圈井、木构井。仰韶时代中原地区的先民还不会打井，所以仰韶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由于中原地区人口众多，因此仰韶文化的遗址非常密集，在沿河两岸其分布密度竟与现代村落的密度相仿。到了龙山时代中原先民也学会了打井，但是从河北邯郸涧沟、洛阳矬李、容城午方、河南临汝煤山、汤阴白营和山西襄汾陶寺发现的几口龙山文化水井来看，已经有了用木棍垒成的井壁，结构十分先进（图1—6）。如此先进的水井出现在中原地区显得非常突兀，很让人怀疑这是由北迁的良渚文化先民带来的技术。

5．习惯风俗

良渚文化先民显然在满足衣食之需以后还有充足的余暇来制造玉器，而且制造玉器的技术非常高明。从使用大量玉器陪葬的情况来看，他们不仅爱玉成风，而且具有用玉器来敛葬的习俗。这两个因素都是后来华夏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本地后续的马桥文化中却未见得到继承。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都没有使用玉器的传统，但是夏商时代的中原先民却突然变得非常喜爱玉器，而且还一下子学会了制造玉器。他们甚至对玉器充满了迷信和崇拜之情，不仅像良渚文化先民一样用玉器来敛葬，而且用良渚文化先民首创的玉琮玉璧作为祭祀天地的礼器，这种崇玉、爱玉、琢玉的文化因素显然不是来自于本地的土著文化，而是来自于良渚文化。

石钺是一种武器，而不是一种工具。良渚文化先民不仅善于使用钺，而且他们还赋予钺以一种特殊的意义。在良渚文化的大墓中往往可以发现在死者的手边陪葬有一件玉钺，有的钺柲上下还安有玉制的冒（冠饰）和镦（端饰）。钺在这种场合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不再是一般的武器了。联系到商代大墓中出土的铸有狰狞兽面图案的青铜钺和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和“以黄钺斩纣头”, “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的记载，华夏文明中这种尊崇钺和以钺为权杖的文化因素显然也是从良渚文化中来的。

因为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认为人死后和活着一样也要过日子，所以都用实用器殉葬。相同文化的墓葬中殉葬的器物大体相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的葬俗。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殉葬的玉器往往多于陶器，尽管陶器数量不是太多，但还是可以看出存在着由鼎、豆、簋、贯耳壶和阔把壶构成的一套礼器组合，这种葬俗到了商周时代在中原地区被继承下来，形成了以鼎、豆、簋、壶、斝和爵组成的殉葬礼器组合。

良渚文化先民的葬俗被华夏族继承的除了礼器组合和玉敛葬以外，还有大小墓分区埋葬的制度。在发掘了草鞋山、张陵山、寺墩、赵陵山、福泉山、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一系列遗址以后，我们已经知道良渚文化贵族的大墓都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土台上或小山丘顶部，而平民的小墓则埋葬在平地或别的地方。在同时代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墓地里，例如大汶口文化的山东大汶口墓地和新沂花厅墓地、龙山文化的泗水尹家城墓地、陶寺文化的襄汾陶寺墓地，等等，都是大小墓埋葬在同一墓地中的，未见大小墓分区埋葬的做法。在仰韶时代一般还没有大墓和小墓的区别，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分层还不明显；而到了龙山时代各地都出现了差别悬殊的大墓和小墓，说明社会分层变得明显了，但是大小墓仍然不分彼此地葬在同一墓地里，这说明氏族的凝聚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良渚文化的贵族和平民分区埋葬，说明其社会分层比其他地区要严重得多，然而族的共同体仍然没有因为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离心力而瓦解。良渚文化的这一葬俗后来显然也被华夏族继承了，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公墓”和“邦墓”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殷墟的商人墓地和凤翔雍城的秦人墓地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葬俗是不会轻易地改变的，因此它是一种非常稳固的文化因素。华夏族的葬俗在如此深广的程度上继承了良渚文化的葬俗，可见良渚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与介入是何等的深刻。

商代从殷墟早期起盛行用龟甲占卜，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都不出龟甲，也不见龟灵崇拜的现象。这种把龟视为灵物的龟灵崇拜观念必然首先产生于产龟的地区，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在墓葬中随葬龟壳或龟器的现象集中见于鲁南苏北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流域的薛家岗文化，另外在大溪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也有零星发现。这些龟壳一般出于死者腰部，大多数背腹甲同出，内装骨锥或石子，外面很可能有织物或皮革做成的囊，应是死者生前佩戴的灵物。虽然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以龟壳或龟器随葬的时间和商代盛行龟卜的时间相差1500年以上，但是我们相信前者应该是后者的渊源。商代的龟卜巫术是龟灵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源头在东方。

在商代的墓葬和祭祀坑中还大量使用犬作为牺牲，在营造建筑举行奠基、置础、安门、落成仪式时也用犬作牺牲。以犬致祭、用犬随葬的习俗一直延续到西周，在《周礼》中还有专管犬牲的“犬人”。与龟灵现象相似的是以犬为牲的文化现象在中原本土也没有传统，在中原龙山文化中迄今尚未发现确凿的犬牲遗迹。目前所发现的犬牲遗迹也主要集中见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另在大溪文化和良渚文化中有零星的发现，而在黄河上游地区只有以牛、羊致祭的遗迹。犬牲也是东方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却发展演变为中原华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用人作为祭祀与殉葬的牺牲是古代巫术的最高形式。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在中原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普遍发现有杀人献祭和用人奠基的现象，但是用人殉葬的现象却集中发现于甘肃的齐家文化和内蒙古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中，此外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也有零星发现，而在中原地区却缺乏可靠的证据。人祭人牲习俗在二里头文化中就很盛行，到商代发展到了极致。这一文化现象虽然有本地文化的渊源，但是得到了外来文化的补充。

6．审美观念

商代青铜器上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主题纹饰以前叫作饕餮纹，现在称为兽面纹，它实际上主要是以边棱为对称轴的牛头或羊头，但是它们却丝毫没有给人以温顺的感觉，而是表现出一种“狞厉的美”（李泽厚语）。关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和龙山文化玉锛上的兽面纹、二里头文化铜牌上的兽面纹、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之间的渊源关系，论者已经很多了，可是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却都是龇牙咧嘴的虎头形象，与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只是神似而造型完全不同。而且良渚文化的兽面纹是普遍用在作为礼器的玉琮上和装饰在各种玉佩上的，然而迄今发现的商周玉琮上却没有一个有这种兽面纹的。很显然，玉琮上的兽面纹代表着良渚文化先民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华夏族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当中原先民在接受良渚文化先民的技术与器物的同时把代表他们意识形态的兽面纹过滤掉了。这种现象在西周的青铜器上也能见到。由于周人的青铜冶铸技术水平比商人低，因此周灭商后就全盘继承了商人的青铜冶铸技术，可是因为周人与商人意识形态不同，所以周人铸造的青铜器虽然形制与商代的相仿，主题纹饰的布局格式也和商代相仿，但是却把兽面纹改换成了相向的凤鸟纹（表1—5）。

像良渚文化那样以边棱为对称轴布局的兽面纹在龙山时代其他新石器文化中是没有的，而在夏商文化中却被普遍地采用了。夏商时期的华夏族排斥了良渚文化先民的意识形态，但是却接受了良渚文化先民的审美观念，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在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大型玉琮上刻有神人与兽面复合构成的“神徽”，在神人和兽面上都填有云雷纹（表1—6左），类似的纹饰也见于玉钺、玉璜、冠饰等玉器上。用细线云雷纹构成兽面的做法在商代青铜器上是很常见的（表1—6右），这种装饰手法与良渚文化“神徽”的表现手法也是一致的。

在新石器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要高2℃—3℃，黄河流域温暖湿润、气候宜人，黄土又很肥沃、生态也未遭破坏，自然条件比现在要优越得多。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中原先民制造工具的技术并不是一流的：制陶不如东边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先民，琢玉不如北边的红山文化先民，也不如南边的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先民，冶铜不如西边的齐家文化先民。然而正是由于自然条件极其优越，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得最为迅速，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不仅数量多、面积大，而且遗址里文化层堆积得很厚，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丁非常兴旺。所以在龙山时代末期大迁徙所造成的大冲突中，人口较少的各地先民被淹没在中原先民的汪洋大海里了，而他们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因素也融入中原文化之中，形成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应该说各地新石器文化先民都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些新石器文化都是华夏文明的渊源，而良渚文化为华夏文明所做的贡献尤其不能小看。

二 各地发现的良渚文化器物

据已发表的资料统计，良渚文化遗址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00处（又见附表一），比同地区在其之前的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总数还要多得多，而且遗址的规模大，出土器物的质量高、种类多。这说明在距今四五千年间的良渚文化先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族群，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远远领先于周边地区的其他先民，所以从良渚文化早期开始这些先民就向北、西、南三个方向扩散自己的影响，甚至通过海路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沿海的岛屿上（又见图1—4），所以可以在非常广阔的地域都发现了玉琮、玉锥形器和双鼻壶、贯耳壶、鱼鳍形足鼎、T形足鼎、圈足盘、袋足鬶等独具特色的良渚文化器物（附表二）。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良渚文化先民的文明程度和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层次，绝对不低于同时代中原地区的先民，以至于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太湖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华夏文明的源头。然而在距今4000年前良渚文化却神秘地从它的发祥地销声匿迹了。没有人知道原因，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从太湖地区消失的良渚文化的因素却被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继承了下来，并且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

良渚文化是太湖地区三千年新石器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顶峰，但是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太湖地区的文化发展却停滞了，被我们发现的遗址寥寥无几，显得极其萧条荒凉，一直要到春秋晚期吴人和越人在这里再度崛起并且北上中原争霸，这些生活在太湖地区的先民才为中原居民重新知晓，并在他们撰写的史书中把这些断发文身的人们称为“荆蛮”和“于越”。从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消失到吴越两国崛起期间经过了一千五百多年，尽管它们先后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良渚文化先民都不可能是吴人和越人的祖先，当然良渚文化也不是吴文化和越文化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