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是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人类学称之为“文化模式”。“吴文化”和“越文化”，顾名思义就是吴人和越人的生活方式。春秋末吴国被越国灭亡后吴人逃亡到各地，他们成为汉人中吴姓的祖先，但是从此以后吴文化却不复存在了。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灭亡后“越以此散”，但是逃到南方的越人还是建立了东瓯、闽越、南越等几个小国。当这些小国被汉武帝逐一灭亡以后，一部分越人迁徙到江淮融入了汉人之中，另一部分越人留在南方也融入了汉人之中，但是还有一部分越人躲进了深山老林，他们被汉人称为“山越”，直至三国东吴时山越才最终融入汉民族之中，从此越文化也不复存在了。

然而，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都有不少热心人士把“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上限一直伸到原始社会、下限一直延到现在，称之为“大吴文化”或“广义吴越文化”。他们的用心无疑是好的，不仅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而且还隐含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苦衷。可是这样一来，“吴文化”和“越文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时间界限的泛化的概念，而且“吴”和“越”的空间范围也因为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动而被模糊了。于是，又有人提出了“吴地文化”和“越地文化”的概念。“吴”和“越”原来是先秦时代两个江南小国的国名，吴国和越国灭亡后就变成了泛指苏南与浙北的地名。在吴国和越国的故地随着时代的变迁行政区划不断地在变化，最后“吴”成了苏州的简称，“越”成了浙江的别号，作为地名的“吴”与“越”的外延内涵和当初作为国名的外延内涵已经大相径庭，此“吴”已经不是彼“吴”、此“越”也不再是彼“越”了，结果就使得充满爱乡情结的“大吴文化”和“广义越文化”失去了科学性。

文化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存在的，文化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与一个特定的人群相联系的，所以文化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缓慢地演化，也会随着人群的迁徙而传播到别处，而当一个地方的居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生更换替代以后文化更会出现突变与转型。在吴地和越地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人群的迁徙与置换，生活在“吴地”和“越地”的人们并不始终是一个族群的先人与他们的后裔，因此在那里先后出现的文化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后来在吴地和越地出现的文化的内涵与当初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已经完全不同，把这些内涵不同的文化统统冠以“吴地文化”和“越地文化”是不妥当的，而把“吴地文化”和“越地文化”再简化为“吴文化”和“越文化”，那就更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在吴国和越国存在之时，吴人和越人的文化是吴文化和越文化的正声，先吴文化和先越文化是它们的前奏，而替代它们的楚文化与汉文化以及吴人和越人的去向是它们的余音尾声，这一切都是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然而，由于吴人和越人自己并没有发明文字，他们当然也无法记载自己的历史。关于吴国和越国的历史都是当他们与中原华夏发生交往、冲突、战争之后才被华夏的史官们记录下来的，所以只散见于《左传》《国语》等少数典籍之中。后来，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吴太伯和越王勾践写了世家，东汉的赵晔写了《吴越春秋》，袁康、吴平写了《越绝书》，但是这些书籍毕竟都是在吴国和越国已经灭亡好几百年以后才写成的，许多事实已经消散湮灭，许多记忆也已经模糊淡忘，仅仅依靠这些有限的史料要研究吴文化和越文化是不可能的。好在最近几十年江浙沪三地的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的发掘工作，现在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考古发掘资料来供我们探索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来龙去脉了。这也正是本书的立意与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