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安全理论

第一章 分析折中主义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创新视角，分析折中主义是由希尔（Rudra Sil）和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于2001年共同提出的。正式系统地向学界介绍“分析折中主义”，是在两位学者于2010年出版的《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一书。书中完整系统地展现了分析折中主义的理论渊源、内涵和基本架构及其应用领域。虽然国内外早已有学者认识到，“孤立运用一种理论范式，不仅不能给人以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往往使研究者陷入方法选择上的误区，而忽视对问题本身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但学界全面介绍和运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的成果并不多见，“对分析折中主义的使用程度还是很低的”，这为折中主义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将为国际关系研究开辟一片新天地。

第一节 超越范式的分析折中主义

分析折中主义方法既可发扬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简约优势，又可摆脱长期困扰的范式困境，通过对不同范式内的理论元素进行分离、转化，并有选择地整合来实现对不同理论范式的有机融通，为国际关系研究摆脱“范式困境”找到了一条出路。

一 分析折中主义的方法

范式间的整合。分析折中主义的方法就是在分析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对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吸收各派的优势，即研究范式的折中。因为基于单一理论的视角会产生持久的盲点，即单一范式研究所忽略的方面，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忽视的观念层面和社会性因素，建构主义所忽视的物质层面和权力因素等。尽管分析折中主义也有其局限性，但在分析和处理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它能够整合各理论范式并兼顾各个理论范式的优势，能在具体问题上为政治学者和社会行为者提供建设性建议。

折中方法，即分离、转化并有选择地整合理论中的分析元素——理论或描述的概念、逻辑、原理和解释，这些元素虽然是在独立的范式中得到发展，但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同时具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现实问题的相关方面。范式型研究通常关注那些利用特定的概念和方法、遵循特定的元理论假设问题；分析折中主义则关注政治行为者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不会为了满足由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所建立的学术规则而将问题简单化。范式型研究强调，一类特定的现象、原理和过程，也就是确定本体论层面的因果首要地位，而忽视或排斥其他变量。分析折中主义则强调如何利用各种理论范式所提出的原理优势进行互动分析，如何将各种理论范式进行整合以研究学者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对“不可通约性”的超越。分析折中主义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不可通约性”并非是无法超越的。其一，“不可通约性”的观点认为，在评价不同理论时需要统一标准，然而“不可通约性”并不怎么限制这些理论中的各个因素间的整合。不可通约理论确实对评价源自不同范式的理论的客观标准提出严重质疑。但是，当涉及整合来自不同理论的元素时，这一挑战就不是那么严峻了。其二，在社会科学背景下，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最终都依赖于将抽象的概念、变量和因果机制进行与实证相关的具体化操作。因为要将这些概念运用于现实，就要重新定义和部分整合来自不同理论范式的因果机制。只要这些元素涉及相似或相关的具体现象，暂时地将基本元理论假设与具体的实际观点或解释相分离也就变成了可能，这便开启了将来自不同范式的因果机制中的分析元素进行直接比较和整合的大门。

二 分析折中主义的三大特质

分析折中主义的三大特质包括开放式的问题设定、中层因果分析模式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开放式的问题设定，即反映复杂实际现象的开放式问题设定（Open-ended problem formulation），而不是有意推进或填补范式研究的缺口；中层因果分析模式（Middle-range causal account），即整合来源于不同范式内部原理和逻辑互动的分析模式；实用主义的态度，即务实地融合学术争鸣和政策决策者或实践者的实践困境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下文将分别加以介绍。

开放式的问题设定。分析折中主义认为，问题的提出应该是反映而不是简化学者和实践者共同关注的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分析折中主义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试图为在特定研究传统认识下的问题寻求更佳的答案，而是这种方式扩大了问题的范围，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以提供更加开放式的分析视角，这一分析方法综合了不同范式理论的观点，并将它们与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所关心的内容相联系。因此，分析折中主义并不存在与研究传统的直接竞争与冲突。“折中研究要求打破范式研究的界限”, “折中方法寻求认识和理解面对社会和政治行为者具体挑战的毫无保留的问题，这与学者的兴趣有关。因为这实际上归纳或整合了存在于那些竞争性范式所界定的分析范围内的相关问题”。因此，这样的问题比传统研究问题涉及的范围更广，且更具复杂性。现实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以范式理论的研究方式分析往往会“简化”问题的复杂性而有意漏掉某些情节，这会造成对决策者分析决断力的限制，出现决策失误。分析折中主义务实地从现实问题出发，吸纳不同范式理论的观点，避免割裂地、片面地分析真实复杂的世界。

中层因果分析模式。分析折中主义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它关注因果机制的多样性、多元化和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产生与学者或实践者相关现象的过程。范式理论侧重于现实的某一特殊领域或是强调在这些领域中哪些因素的影响最大或最明显，而分析折中主义更加关注于揭示各个因素之间隐藏的联系和复杂的互动。

在实际运用中，这就要求横跨不同的分析层面并超越假定存在于可观察的实在因素和不可观察的认知因素或观念因素之间的鸿沟（见图1）。对于分析折中主义试图揭示的实在问题，即有关社会现实领域中“行为体与结构”或“物质与观念”的本体论假设，将不会被视为因果机制中的首要因素，不会再纠结于是行为体还是结构，是物质还是观念，换句话说，分析折中主义不会以本体论的争论为首要任务。分析折中主义研究考虑的是，世界政治中的个人和集体行为者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如何形成并追求其物质和观念的偏好，以及如何改变其偏好的。

分析折中主义研究既不产生一般性理论，也不是单独的历史叙事，而是从某种程度上更接近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所提出的“中层理论”，即“可接受经验验证的假设”，介于日常研究的具体层次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宏大理论之间的理论。由此可见，中层理论并不追求提供一个能够适用于解释任何现象的统一模式或普遍理论。同时，“中层”分析也与历史叙事不同，因为它寻求的是跨越可比较的背景而生成的因果联系，因此，从原则上讲，在拥有与所研究的现象和问题相关或相似的特定条件或特殊背景下，这种因果机制会一定程度地重复发生。

实用主义的态度。分析折中主义主张要将世界政治领域中已产生的普遍观点，“务实地运用”到现实的社会状况中去。因此，从原则上来讲，分析折中主义研究或明显或含蓄地主张实用的观点和视角，以此来丰富超出学术的政策争论。分析折中主义会推动国际问题研究从抽象的“理论导向”走向实用主义的“问题导向”。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创新而建构一个新的观点或主张，也不仅仅是为了否定现有范式而开辟出新的分析方法。分析折中主义旨在研究，在一个充满复杂性、偶然性和纷繁无章的环境下，行为者在面对和解决问题时，如何能运用范式所产生的观点对其进行合理的因果解释。即便它不能提供明确的政策建议，分析折中主义对某些政策争论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这些政策恰恰困扰着在特定政治情景下的领导者、学者和其他行为者。

总而言之，分析折中主义旨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运用于问题驱动式研究中，以此为研究起点；将来源于各个独立范式中的原理进行中层理论式的因果解释，以此为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试图对现实世界有更加“真实”的本体论考察和理解。

第二节 分析折中主义的解释模型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被描述为“范式”或“研究纲领”, 三大理论流派间的相互排斥现象使得学者们陷入自我视角中心的“范式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分析折中主义正是利用了综合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以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范式为基点的两重视角解释模型和综合性的三角解释模型。

一 两重视角解释模型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表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就是一部范式争论史。始终不存在一个所有学者广泛接受的研究范式。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李少军先生认为，国际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多面体，它具有不同的属性，或者说具有多元性。任何单一理论范式都无法说明国际体系的全部特征，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不可能垄断国际问题的解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所提出的基本假定都从一个方面有意义地解释了国际体系的属性，但都不能同时解释国际体系的全部属性”。

因此，学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在解释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需要超越不同的理论范式。一些学者认为，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应进行范式整合。他们指出，“国际关系理论各种流派之间的某些争论多么狭隘”，国际关系学者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将它们融合成为一种全面而一致的观点”。这一迹象都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正在呈现一种融合趋势。这种融合目的是要形成某种综合解释方法，是为了解决各种理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而产生的。

如图2所示，点A、B、C分别代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及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交集和趋同。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相同的假设前提：无政府状态，他们关于国家本性的认识也基本一致：理性行为体。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物质利益的假设，与自由主义利益驱动的理性行为者这一前提并不冲突。这样，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形成汇合（点A），可以称之为“自由现实主义”。

以上的这种结合并非仅出现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中，因为在不同的背景下，其他理论范式的融合同样出现了。其中之一（点B）被巴尔金（Samuel Barkin）称为“现实建构主义”。现实建构主义运用社会学视角，“以社会人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元理论假设”，强调主体间互动特性，将权力与认同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中轴，其实质是现实主义政治世界观的建构主义形态。现实建构主义认为，两个范式之间的差距因为辩论而被过分夸大，其实在现实特定的背景下，各范式是趋同的。规范指导下的行为来源于物质利益的驱动，而社会建构观念又可以引导理性行为。

点C是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融合，可称为“自由建构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共同关注观念、共有认知、自然法则和多边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如何重塑行为者的身份和偏好的，如何在不减少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的。

不同范式间的趋同和分析方法的“融合”趋势使得范式研究得以修正和补充，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也得以不断提升。这种趋同和“融合”也为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二 综合性的三角解释模型

下面试图将各个理论范式，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一种分析折中主义的融合，如图2所示，这是一个由建构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为边组成的三角形解释模型。分析折中主义研究的区域是至少在两个连接点之间，即两种理论解释结合的分析折中主义，也即前面提到的，“自由现实主义”（A点）、“现实建构主义”（B点）、“自由建构主义”（C点），最好是三边之内的部分，即三种理论解释结合的分析折中主义。

通常，三大范式都有它们各自基于国际关系的属性所建立的不同核心假设，如建构主义的认同和规范、自由主义的利益和制度、现实主义的物质力量分配，而分析折中主义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每个主要范式都包括相对独立的一系列内容，它们拥有不同的本体论、方法论和具体假设等与各自范式相对应的内容（异质性）；二是由于范式内在的异质性，每一个范式都会产生许多具体理论，那么当遇到一些特定的问题和政策时，其中一些观点可能会与在其他范式中生成的观点趋同。必须指出的是，这需要放宽一些通常被用于限定和区分范式的元理论假设，使分析折中主义研究模式在解释具体的国际关系问题时更具可接受性。

可见，分析折中主义共提出两种解释模型，共四种解释方法。两重视角解释模型包括自由现实主义、现实建构主义、自由建构主义，而三角解释模型则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整合。

第三节 分析折中主义的运用：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一直是长期悬于中国与东南亚相关邻国之间的敏感问题，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学界大多是单一理论范式的诠释，而缺乏理论的综合性解读。从理论的解释力来看，单一范式由于其视角的单一而在某些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具有综合性视角观察能力的分析折中主义则可以“纳众家之长”。因此，分析折中主义可以摆脱单一范式和理论抽象的束缚，实现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转向，即从单一范式研究转向多样化范式整合的研究，从抽象的“理论导向”研究转向实用主义的“问题导向”研究，从而出现范式解释和跨范式解释并存的局面。

一 单一范式的解释及局限

目前关于南海问题的解释主要囿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这三大理论范式。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伴随着中国崛起，在南海地区或是更宏观的体系层面，权力分配发生了变化，中国与南海地区国家、与区域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之间会重新进行权力分配。于是在南海问题上利益界定范畴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导致各国利益之间发生较大的冲突，这便是南海冲突问题出现的内在因素。正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引发了区域内外国家改变或强化其南海问题的策略。东南亚各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安全上借助美国，经济上倚重中国，“对各大国采取普遍交好、保持距离、以此制彼的战略，以趋利避害”。美国主要是借助争端，促成“均势状态”，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单纯地将南海问题归为强烈的现实主义因素所致，是无法解释有关各国所采取的所有具体行为的。事实上，有关各国对于处理南海问题的方式并不是完全依靠实力硬碰硬，相关各方有时更倾向选择的方式会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多边制度的打造，将南海问题纳入对话机制和区域间合作的框架中进行规制，这是自由主义的“药方”。

南海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动促使各国的决策者考虑处理南海问题时的战略，而多边机制为这一战略调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各国在多边国际机制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沟通、未来行为预期和互惠互利，以此促进国家间合作来服务国家利益。纵观过往，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改善和不断深化，有关各方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制度化合作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对保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讲，涉及南海问题的多边安全制度的打造固然能够促进矛盾各方彼此间的合作，但是这些年制度化进展缓慢的事实告诉我们，有关规范和制度的效力以及建设程度并不乐观，这些问题是自由主义无法解释的，而建构主义却给我们提供了参考答案。

在解决南海问题观念上的认知差异，以及南海地区有关各方对身份的认知转变是导致制度化进程僵持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这种观念认知差异体现在：中国倡导以多边机制为平台，促进双边谈判，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南海问题；而东南亚有关国家和区域外大国则推动将南海问题多边化、东盟化、国际化，寄希望于通过东盟的整体力量和域外压力来维护其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正是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在建构制度的过程中出现冲突，制度化进程受阻。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公开介入南海问题重返东南亚的意图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借由大国力量强化其既得利益的政策不谋而合，双方很快达成了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和观念，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南海域外国家和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及地区安全方面相互支持、共同针对中国的局面。

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各行为体之间互动进程中的观念因素，但是在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物质权力因素始终影响着这一互动过程，所以抛开权力因素，仅仅关注于身份互动和观念认知也是片面的。只有分析折中主义才不至于像单一范式的解释那样顾此失彼。

三大理论范式的解释让我们清楚了解决南海问题中权力、制度和观念等变量的重要性，但由于这三大范式的严格划界，再考虑到南海问题现状的复杂性，我们发现无法用某个单一范式来清楚诠释事情发展的因果逻辑。两重理论范式解释模型会让南海问题发展逻辑的解释更进一步。

二 两重理论模型的解释

两重理论解释模型包括自由现实主义、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自由现实主义能够较为全面地衡量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相交织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解读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就南海问题本身而言，中国与相关东盟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着领土争端，这涉及双方国家利益中的核心内容，因此冲突在所难免。在东亚地区内部，中国与东盟同为区域内的两大力量，东盟为了维持地区均势，保障其在区域内的利益，最不愿看到的便是中国强大后导致地区力量对比失衡，均势格局被打破，因此东盟谋求借助南海问题这一重要棋子来牵制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然而，在中国与东盟的现实关系中，常常被称道的不乏其乐融融的合作面，这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因素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东盟国家无不尝到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甜头，进一步认识到地区的安全与繁荣离不开一个强大的中国。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在制度框架下的合作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同样也涵盖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大为增加，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逐渐学会利用各种对话和机制来提升合作。权力与制度将是未来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角逐的两个极点，如何实现权力与制度间的平衡则是中国与东盟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可见，现实主义因素与自由主义因素的交织，共同演绎出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共同利益的并存。因此，自由现实主义能更好地诠释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冲突与合作共生的现状。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无法以自身力量做到。

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相结合的现实建构主义会让我们找到另一答案。现实主义揭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客观事实，而建构主义则关注中国与东盟国家追求其国家利益的互动进程，尤其是彼此对国家利益和权力的认知和对追求利益方式的偏好及其动态性调整。针对南海问题，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东盟国家都有着切实的物质利益和巨大的战略价值，所以我们往往能感受到各方剑拔弩张式的利益冲突或权力较量。然而面对这一地区安全的困境，双方并不是通过赤裸裸的争斗方式进行的，而是试图在地区安全框架内进行沟通和协商，在相互探底的过程中建立共识，逐渐形成解决南海问题的共同规范和共有观念。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一直致力于通过“社会化”进程将中国整合在区域安排之中，以便减少其“威胁因素”，增强其积极作用。有学者形象地称其为“在争权夺利中建构规则”。而中国对东盟的社会化措施并不反感，甚至和东盟一起共同推进。现实建构主义不仅揭示了中国—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争权夺利”的既定事实（也可以称之为互动的起点），同时还强调了双方在社会化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学习改变观念，不断调整其利益偏好。因此，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与建构主义的共有观念共同影响着中国—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进程。

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综合视角——自由建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通过国际制度解决南海问题的理论依据。从短期来看，推动“制度化”建设，寻求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框架，能够保证相互之间信息的透明，行为者各方会对彼此的行为有预期，这样通过预防性手段能减少安全冲突的发生；从长远来讲，通过各式各样的合作方式、对话等机制，各个国家行为体在制度框架下进行良性互动，相互之间增强互信，形成共有规范。通过在制度中规范各自行为、改变各自利益偏好来达到社会化的目的。制度为互动和社会化提供了平台，而在社会化互动中又进一步加强了制度化建设。因此，中国与东盟长期以来致力于打造的多边机制平台，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各方融入制度化框架中，通过良性互动交往，“以促进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改变双方原有认知，形成新的共有观念和规范。近年来，东盟通过“复合接触”（complex en-gagement）战略将中国纳入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和双边互动进程中，中国在这一地区机制进程中日益社会化，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因此不断深化，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从区域合作的视角来看，“功能性合作的成效终将外溢到规范性领域。南海地区规范性构建的进展既是各国之间互动经验的体现，反过来也指导了地区合作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并为根本解决南海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向”。

与单一理论范式比较，两重视角解释模型的分析折中主义解释显得更为合理，但与三重视角解释模型比较起来，又显得简单而不够全面。

三 三角模型的解释

三角解释模型的分析折中主义可以调和权力、制度和认同三种要素相互间的复杂关系，这样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之间可以相互补充，而不是理论之间相互排斥。正如考克斯所言，“一个结构中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力量范畴：物质力量、制度和观念”。“没有必要假定三者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决定关系；其关系可以假定为互动关系。”具体到南海问题上，权力结构、多边制度和观念认同三种强而有力并相互依存的变量之间的整合导致了南海问题的现状。

第一，南海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动，尤其是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带来的权力地位的相对上升，导致由权力定义的各方利益发生了变化，这是影响南海问题相关国家政策的根本因素。中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战略地位的上升，使得南海问题相关国家感到“战略失衡”，从而引发其“不安全感”或“战略焦虑”，他们担心中国崛起会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这是东盟国家谋求利用美国等域外力量平衡中国的战略目的所在，也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找到了借口。那么，如何解决这一权力变动带来的现实困境？自由主义为我们提出了制度方案，而建构主义的认同又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先决的观念条件。

第二，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为各国的政策调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和互动沟通平台，它有利于有关各方交换看法和构建共同利益，各方也会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彼此也不至于缺乏沟通和了解而相互冲突。如“东盟10+1”“东盟10+3”“东盟10+6”等使东亚各国和中日韩等相关国家有了很好的交流机制，既可以预防冲突的发生，也可以帮助解决地区冲突，从而大大降低交往成本。《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维护南海地区的局势稳定和促进各方以和平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奠定了良好的规范基础。然而，影响制度建设的成效既有其物质因素的影响，也有其观念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构建制度和机制的过程中，各国的实力水平决定了其话语权和决策权，而各方身份认同所产生的敌友关系会影响国防实力结构的排列。

第三，制度化建设的程度和效用，体现在有关各国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存在着认知差异。一方面，中国借多边机制的平台打造双边解决南海争端问题的通道和基础；另一方面，南海问题相关的东南亚国家和域外国家坚持将南海问题推向国际化。在这样的争执中，解决南海问题的制度化建设一直难有更多进展，这既是由在南海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和社会化程度不够而导致的，也是各方担心权力的重新分配带来不利的结果。所以，通过南海问题解决机制或可以改变原有认同，进而产生新的认同。南海问题的解决本身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导向，也可以说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平台能够促进各方的良性交往和社会化互动。与此同时，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身份认同和观念认知是在各国机制化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一过程背后充满着各国实力的较量和权力的角逐。

基于以上三种范式的综合考虑，三角解释模型的分析折中主义提出了这样一种因果互动逻辑：“国家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某种机制可以使自己更好地追求利益”，于是各方“通过社会化建构该种机制来实现最大利益”。具体而言，近几年来南海问题愈演愈烈的内在动因是，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中国总体实力的上升导致其在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国家利益被赋予了新的定义，导致新的矛盾冲突，具体体现在无论是从客观现实上还是观念上，东盟相关国家都认定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大化势必然损害它们的国家利益。因此，靠什么来缓和或是解决因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而产生的冲突便成为各国所面对的问题。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原则，有关各方选择通过制度的构建（包括《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等）以防止危机的发生与升级，并且寄希望于在制度框架内解决南海问题。依靠制度、机制的构建来解决利益冲突所带来的问题，其核心在于共同利益。然而各方又热衷于在制度建构起来之前捞取更多好处，这使得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和什么时候建立起制度一直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制度构建的前提是双方对彼此利益和自我利益的认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机制化的交往来奠定的，而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又可以影响双方对权力的认知，进而影响对利益的界定。于是，在分析折中主义的视角下，权力、制度、认同三者之间环环相扣，为相关国家解决南海问题提供了一幅全景图。

分析折中主义的内涵主要是“折中”，也就是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称为“范式和解”。分析折中主义与传统单一范式研究可以形成互补关系。“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一般性理论，在一些重大方面有着互补性。”理性主义在考虑观念层面极其匮乏，建构主义在解释物质层面严重不足。但是要理解国际政治结果，观念和物质都是必要的分析变量。因此，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缺一不可。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辩论表明，“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研究人员自己偏爱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现实。如果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惟一正确的理论。学术就会变成贫瘠的荒原”。分析折中主义为不同理论派别的趋同和融合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并进而推动了理论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学者与政界的互动。国际问题研究也因此将变得更加多元和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