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奥斯丁的侄儿一次丢失了一份小说稿。奥斯丁开玩笑说：反正她没有偷；她工笔细描的象牙片只二寸宽，她侄儿大笔一挥的文字在小象牙片上不合用。有些评论家常爱称引这句话，说奥斯丁的人物刻画入微，但画面只二寸宽。其实奥斯丁写的人物和平常人一般大小，并不是小象牙片上的微型人物。《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并不比奥斯丁笔下的乡镇大，我们却从不因为大观园面积不大而嫌背景狭窄。奥斯丁那句话不过强调自己的工笔细描罢了，评论家很不必死在句下，把她的乡镇缩成二寸宽。

奥斯丁写人物确是精雕细琢，面面玲珑。创造人物大概是她最感兴趣而最拿手的本领。她全部作品（包括未完成的片段）写的都是平常人，而个个特殊，没一个重复；极不重要的人也别致得独一无二，显然都是她的创造而不是临摹真人；据说她小说里的地名无一不真，而人物却都是虚构的。一个人的经历究竟有限，真人真事只供一次临摹，二次就重复了。可是如果把真人真事充当素材，用某甲的头皮、某乙的脚跟皮来拼凑人物，就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好比万花筒里的几颗玻璃屑，可以幻出无穷的新图案。小说读者喜欢把书中人物和作者混同。作者创造人物，当然会把自己的精神面貌赋予精神儿女。可是任何一个儿女都不能代表父母。《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和作者有相似的地方，有相同的见解；吉英也和作者有相似的地方和相同的见解。作者其他几部小说里的角色，也代表她的其他方面。

她对自己创造的人物个个设身处地，亲切了解，比那些人物自己知道得还深、还透。例如《傲慢与偏见》第五十九章，吉英问伊丽莎白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达西。伊丽莎白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是细心的读者却看得很明白，因为作者把她的情绪怎样逐渐改变，一步步都写出来了。伊丽莎白嫌达西目中无人。她听信韦翰一面之辞，认为达西亏待了他父亲嘱他照顾的韦翰。她又断定达西破坏了她姐姐的婚姻。达西情不自禁向她求婚，一场求婚竟成了一场吵架。这是转折点。达西写信自白，伊丽莎白反复细读了那封信，误解消释，也看到自己家确也有叫人瞧不起的地方。这使她愧怍。想到达西情不自禁的求婚，对他又有点儿知己之感。这件不愉快的事她不愿再多想。后来她到达西家庄园观光，听到佣仆对达西的称赞，不免自愧没有知人之明，也抱歉错怪了达西。她痴看达西的画像，心上已有爱慕的意思。达西不计旧嫌，还对她殷勤接待，她由感激而惭愧而后悔。莉蒂亚私奔后，她觉得无望再得到达西的眷顾而暗暗伤心，这就证实了自己对达西的爱情。

奥斯丁经常为她想象的人物添补细节。例如吉英穿什么衣裳，爱什么颜色，她的三妹四妹嫁了什么人等等，小说里虽然没有写，奥斯丁却和家里人讲过，就是说，她都仔细想过。研究小说的人常说，奥斯丁的人物是圆的立体，不是扁的平面；即使初次只出现一个平面，以后也会发展为立体。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人物在作者的头脑里已经是面面俱全的立体人物，读者虽然只见到一面，再有机缘相见，就会看到其他方面。这些立体的人物能表现很复杂的内心。有的评论家说，奥斯丁写道德比较深入，写心理只浮光掠影；有的却说她写心理非常细腻，可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先驱。这两个说法应该合起来看。奥斯丁写人物只写浮面，但浮面表达内心——很复杂的内心，而表达得非常细腻。她写出来的人，不是一般人，而是“那一个”。

按照西洋传统理论，喜剧不写个人；因为喜剧讽刺一般人所共有的弱点、缺点，不打击个别的人。英国十七世纪喜剧里的人物都是概念化的，如多疑的丈夫，吃醋的老婆，一钱如命的吝啬鬼，吹牛撒谎的懦夫等。十七世纪法国大戏剧家莫里哀剧本里的人物，如达尔杜弗（Tartuffe）和阿尔赛斯特（Alceste），都还带些概念化。

戏剧里可以有概念化的角色，因为演员是有血有肉的人，概念依凭演员而得到了人身。小说里却不行。公式概念不能变成具体的人。人所共有的弱点如懦怯、懒惰、愚昧、自私等等，只是抽象的名词，表现在具体人物身上就各有不同，在穷人身上是一个样儿，在富人身上又是一个样儿；同是在穷人身上，表现也各不同。所以抽象的概念不能代表任何人，而概念却从具体人物身上概括出来。人物愈具体，愈特殊，愈有典型性，愈可以从他身上概括出他和别人共有的根性。上文说起一个非洲小伙子读了《傲慢与偏见》觉得书里的人物和他毫不相干。可是他接着就发现他住的小镇上，有个女人和书里的凯塞林夫人一模一样。我们中国也有那种女人，也有小说里描写的各种男女老少。奥斯丁不是临摹真人，而是创造典型性的平常人物。她取笑的不是个别的真人，而是很多人共有的弱点、缺点。她刻画世态人情，从一般人身上发掘他们共有的根性；虽然故事的背景放在小小的乡镇上，它所包含的天地却很广阔。